〓〓1844年6月末，巴夏礼来到厦门出任领事的翻译官，他的职业生涯由此正式开始。毫无疑问，他曾经是赴香港总督办公室工作的人选，马儒翰、郭实腊、威妥玛都曾在那里工作过，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总部和办公室之间的关系。但是，巴夏礼希望在更具有实际工作内容和工作责任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能力，比如密切参与各种事件，进行领事的日常工作。而且，在首批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工作，这对一个热爱冒险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领事的生活可能就像一首包括了所有音阶的美妙乐曲，可能有单调晦涩的低音，也可能有令人兴奋的高音。在欧洲的港口，他们的日常职责只是管理贸易事务，很少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有棘手的问题出现，部长也会全权负责解决问题。驻欧洲的领事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适应乏味无趣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机会磨炼个人能力，也找不到让别人来评价和欣赏的机遇。当然，他们各自的职责在不同的岗位上可能不尽相同，有的人可能十分尽职，有的人可能像美国领事那样想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娱乐消遣上，他们的工作既不有趣也不激奋人心。但是当领事们入驻东方港口后，他们必须和亚洲官员打交道，和东方的顽固主义交手，他们的生活不再是平静如水的。比如：驻累范特（译者按：地中海东部地区）领事的工作就充满了危险和困难；驻土耳其的领事们对于他们拥有处置各种紧急情况的特权感到满意。领事馆不仅仅是商业监督机构，也是一个外交部门。

驻中国领事馆的工作通常比较独立，需要特殊的语言准备和与当局保持良好的关系。巴夏礼加入这一工作行列中之后，的确得到了很多锻炼的机会。领事馆必须与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和政治观点不同的人打交道。他们并不是与国家的外交部门建立关系，而是和当地的管理机构打交道。地方当局在很多细节问题上的处理都是独立的，不必经过中央政府。因而中国地方官员的个人喜好往往影响对很多问题的决定。对他们来说，领事馆必须面面俱到，管理的职责范围十分广泛。领事馆的功能不仅是商业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司法上的，可以这么说，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它的职责是保护母国国民的利益和治外法权，监督条约的施行并防止任何违反《南京条约》之精神的行为发生。在驻欧洲国家的领事馆，这样的侵害是很少见的，也不会出现什么麻烦问题。但是在中国，地方当局的喜怒无常可能导致各种紧急情况的发生，在事态转坏之前，必须通过外交的方式加以解决。1843年建立的5个领事馆在香港总督和商业总督的办公处都有办公中心，但是上海的领事馆通常要花上6个星期的时间才能等到来自香港的对某项诉求的批示。而且，有争议的问题还会拖上更长的时间，在诽谤和谣言四处传播的状态下等待良方的出现难免让人焦虑不已。领事通常只会忠于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问题还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时，他们都不会轻举妄动，除非他想让自己的国家卷入严酷的战争之中。领事们的行为往往关系到生死，中国的整体方针就是要不顾一切代价地把外国人赶出去，这就更加要求他们小心谨慎、具有决断的能力。对于责任感强烈的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学习的好场所，但也是个受罪的地方。阿礼国爵士这么说：“在中国的领事的地位特别能体现这些官员本身的人格特性。”“在任何特别情况出现之时，他必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的勇气和沉着应对的本领。即使一点点的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都会让大英帝国蒙羞，使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冒犯了中国官员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对领事降级的措施，这是我们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既定方针，因为这样他们会认为整个‘外藩’的级别都被降低了。”Report,Parl,Papers,1858［482］,EvidencebeforeSelectCommitteeonConsularService,10th-14thMay1858,p.125-164.在中国，领事不单单是管理海运事宜的人，母国人民把他看作他们的国家在那个港口的首领，他是他们的全权代表。他的职位是政治性的，作为外交官衔，应当受到尊重。

领事馆除了不是政治机构，什么都是。领事像地方警察一样听取发生在雇主和海员之间的纷争，外国人社区内的犯罪行为等。他们还要批准遗嘱生效，充当验尸官，知道在整个港口发生的法律事件。领事们几乎没受过什么法律训练，所以只能按照自己的常识和借助法律书籍来作判断。尽管如此，很少出现领事作出的裁决被上诉到香港法庭的案例。在上海，领事分担了太多的司法责任，不得不任命一个专职的法官。领事不仅要管理法律，更要执行法律。那里没有领事警察，也不要奢望领事馆里有什么主席。如果必须作出逮捕的命令，领事会找到那个人的。阿礼国爵士总是以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法律职责：他“起着从大法官到地方长官的所有作用”。

早期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时候，很少有领事能够说中文。他们是被政府任命的“官员和有身份的人”。他们也许需要在很多方面拥有成为一名领事的资格，但是会不会中文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一位领事配有副领事的话，这个副领事通常有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顺畅地和中国当局沟通，完成各种协商和讨论。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在中国，法语并不是外交语言。1844年的时候，几乎还没有中国官员能够讲自己母语之外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领事馆设立翻译官一职就变得尤为重要。他要负责所有和中国官员的会面，他的表现好坏将成为会谈成功与否的关键。没有他的帮助，领事寸步难行。但是翻译官们所要做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帮助领事表达他们的意思。据说一个国家的利益有300种之多，而行为准则多达3000种。只有翻译官本人才清楚不同的礼节、用词、音调，但是在同中国的衙门进行激烈讨论的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向他的上司解释这些东西。在和当地官员的交往之中，翻译官所起的作用绝不会比领事本身来得小。对于16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真是一份巨大的责任。但是巴夏礼就喜欢挑战这样的工作，没有责任的工作就好像没有加盐的鸡蛋那样无趣。

年轻的翻译官抵达厦门之后，开始了新的日记。日记的开场白表明了巴夏礼对他的新工作的热情。

1844年7月1日〓〓厦门

〓〓我发现这是我第四次重新开始写日记了。我决定这次将持续下去。他坚持了一年。我希望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记叙所做的事，而不是如记流水账一样写下一天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将选择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但是也不想写成供人消遣的风格。我想使它成为工作的参考和备忘。至于写下办公室的工作和与贸易相关的事宜，那是十分官方化的记载，而我想做到的是以小见大。我会避免将日记写得枯燥乏味，对别人来说这也许是无用的东西，但是我仍想好好地做给自己看。

以上部分可以当作前言，下面我将对自己作一个评价。现在我是驻厦门的翻译官，这是我期待已久的岗位。我想我对此工作游刃有余，但这并不让我感到高兴，因为它缺乏特别的机遇。亨利爵士本希望让我去福州，李太郭先生也是这么想的，但德庇时先生译者注：德庇时，香港总督，任职时间从1844年5月8日至1848年3月21日。却持相反意见，他决定不让我去福州。我想福州通商开放之时我是会被送到那里的，事实上我那时候已经离开广州，却在途中被叫回去了。但我始终确信所有事情都在寻找一种最佳的选择，目前的状况是最好的。亨利爵士现在离开了中国，我失去了一位好上司。我也很少能遇见德庇时先生，他住在相对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宽容、友好、坦率。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离开了那些达官贵人，现在是独自一人了。

1844年6月24日，星期一，我上了“皇家斯百特福”号，这是今年一个重要的日子，曾经有两次或三次我以同样的方式上船，但当时既没有被委以重任，也没有人来指导我的行动，而现在我是真正独自行动了，要在需要负责任的岗位上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至少我自己非常喜欢。我觉得有时候人需要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下休息，有时候则需要和风暴作斗争，如果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需要我，我更加愿意去斗争。

我再次发现自己在“皇家斯百特福”号的甲板上陷入了沉思。和我同船的有李太郭先生（去福州赴任领事一职）、威妥玛先生、上海的副领事，还有另外5个人，他们都是助手。我去厦门，5名助手中的两个人去福州，其他人去宁波、上海。所有初来乍到的人都很厌恶中国。如他们所说，在英国时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荒谬。我想，如果他们去北方的话恐怕只会让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更加糟糕或面对更多的失望。离开香港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抵达厦门，我上岸并向女皇陛下的领事纪里布先生英国驻厦门首任领事。报到。

厦门建造在一个岛的西岸，岛的面积大约为35平方英里。巴夏礼以前来的时候曾对南面和西面贫瘠的山峦感到震惊，那些裸露的不毛之地现在被村子之间的草地取代了。树木仍然稀少，只在村子的周边地区才有。所有的水果和大部分肉制品都依赖进口。当地居民唯一的谋生手段是捕鱼，1844年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很穷困。房子和寺庙破烂不堪，没有整洁的居住环境。巴夏礼评论道：“这是我见过的最邋遢的地方，街道狭窄，又脏又乱。”他这样描述当地的居民：

〓〓这里的人们是属于一个最喧闹的种族的。他们对清廷管理者毫不关心，只是在试图反抗他们的统治的时候才揭竿而起。杀死衙役和士兵的事件屡有发生，在公众场合的争吵中，清廷官员从不逃走……福建沿海一带，尤其是厦门北部，都是海盗。整个村子的人聚居在一起，人们总是因为仇恨和争执爆发搏斗，许多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族群之间的争斗也很厉害，在厦门，经常看到当地人在激烈争吵。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互相投掷物品、又打又骂。当外国人的生活也被迫卷入其中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一点也不有趣。在他们打斗的时候，因为无法卸运货物，行商的经营者们只能在码头上等待而不能上岸。译者注：巴夏礼日记，作者未标明具体日期。

领事办公室在厦门的城里，但是领事和英国人的社区（其中有七名传教士）坐落在对面的鼓浪屿上。岛上驻扎着英国的部队。巴夏礼最初住在办事员的房子里，那里通风很好，一共有三间房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庭院，种着花花草草和农作物。巴夏礼很喜欢，决定按照原样保留下来。但是从他的日记来看，他最终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出售了很多猪以及家禽。他每天都要从自己的住处去领事馆上班。

一开始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条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年，英国仍然保持对舟山和鼓浪屿的持有权，没有出现任何违反条约的情况，至少在北部的港口是这样。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坚持遵守条约的规定。1842年12月，广州的暴乱、商馆的纵火、对为英国工作的中国雇员的迫害都是故意安排和制造的，乡村强盗还得到了武装自己的设备。所有这一切企图惹恼外国人的行为都是有预谋的，也表明对条约的执行只是形式化地局限在官僚阶层。而那些书生气十足的文人，那些被科举考试机器研磨出来的粉糠，却好像变成了中国真正的领导阶层。他们所习的科目死板而且狭隘，儒教教义无法与中世纪原始基督教的哲学相提并论。他们甚至相信24个世纪之前的教条能够指导今天的国家行为，而且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拥有这些准确、真实的代码。无论是学者、官员还是大臣，都对西方思想十分排斥。他们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所谓的儒家思想，凡是非儒家的就是不好的。面对如此极端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传教士都束手无策了。英国人无法找到向满人灌输新思想的切入点：严格的规范和准则杜绝了所有的漏洞。他们的体系无法进化。中国国民的脑子里满是儒家的伦理纲常，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代代相传。就这样，妇女的脚被强硬地裹成一样的尺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家如此令人敬畏并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们认为自己的盔甲没有缺陷。即使你能将他们思想的基础连根拔起，并且让他们确信那一套体系已经是完全过时的，你也并不能动摇中国人的自我满足。过去50年来，我们一点也没有使他们动摇，然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情况有所改观。

中国人很快就发现，允许“红毛”进入满人的体系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当然拼命反对条约的达成。不过，只要英国军队在，情况就不会按照满人的意志发展。德庇时爵士这样说：“（中国人）总是企图逃避和用狡猾的描述来羞辱领事，妨碍贸易。结果适得其反，只能让他们自己陷入愤怒。对付他们，只可采取强硬手段。”在新开放的港口，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在每个方面保证外国人的权利，也为以后树立一个榜样。因为中国人都顽固地遵守先人的规定和繁文缛节，先例的意义很重要。英国人租借房屋的真正权利要各个港口通过外交的斗争争取，在城市建立的领事馆好比是在普遍充满对立情绪的沙漠中的一座绿岛。在广州，这一问题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5年才解决的。即使是在很细小的事情上，领事们都必须非常坚定和谨慎。因为他们知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继任者们的工作。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误解。在处理出访和接待来访等事务上，他们都必须考虑周到，还要十分注意自己在文件中的措辞，对满人官员头衔的称呼不能有一点差错。也许对欧洲人来说，这些只是细枝末节，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外交的要素。小节方面的成败将成为判断外国领事和他所代表的外国人群体的真诚度的标尺，反过来也决定了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厦门，要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主要包括道台、海关和海防官员。翻译官的日常行事主要表现在很具体的层面，例如接受银锭，租借房屋给外国人。有一次，年轻的翻译官巴夏礼在海防官员递交上来的官方文本中发现了“夷”这个字，他立刻将信函退回，要求他们作出修改。还有一次，他调解了海关和违法者之间的冲突。海关的人非常生气，对那些违法者推推搡搡，并且决定要严惩他们。违法者惊恐万分，他们爬到竹子上，不愿意下来。巴夏礼把他们劝了下来，他们跪下磕头致谢。我（译者按：本书作者）很高兴看到海关采取了如此迅速的行动，但是对他们不顾全大局的行为持保留意见。如果大家都像巴夏礼那样考虑周到，对中国人民采取和善的态度就好了。那些傲慢和腐化的官员往往导致战争的发生。

与船运相关的领事工作在那些时候还比较清闲。每天约有300艘中国帆船停靠在厦门的港口，但几乎没有什么船只是和英国进行贸易的。因此，翻译官也获得了更多学习中文的时间。他给自己每天的作息制订了这样的计划：6点左右起床，散步1小时，8点之前整理房间，学习中文一直到10点；吃过早饭后去办公室；下午4点左右回来，吃晚饭，做练习；晚上读一些中文和英文的书。那个时候巴夏礼还没有觅到中文老师，但是口语方面却突飞猛进。他与中国官员的成功交涉证明他的语言能力已经很好了。

8月份，巴夏礼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断了。他的日记显示，鼓浪屿出现了疫情。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

〓〓大半的驻军都无法正常工作。病情表现为一种发热的症状，与在香港爆发的病情很像，但它本身并不是致命的。星期三（7月23日）我搬进了领事的家里，他的妻子去了南方，我们继续工作。我有一间通风很好的房间，比以前的更舒适。我们位于山谷的底部，那里有很多水，是一片沼泽地。不时刮来的清风让我们觉得喜悦，但是恐怕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好处吧。领事先生有点不安，于是他决定到大使馆里去住。

领事经常去厦门附近的岛屿避难。他通常会搭一个帐篷，睡在新鲜的空气里，希望这样能避免感染上疟疾。卫戍部队里已经有不少人得了这个病，而他的一些职员也没能躲过这一劫。巴夏礼并没有采取相似的预防措施，而是在疫情盛行的时候担当了工作。

〓〓到8月10日为止，办公室里的工作还是同往常一样，疫情在外国社区继续蔓延，也在本地人当中造成相当的恐慌。不过想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怜的和不良的，发生病患的几率如此之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想到我的居所可能处在更加严峻的形势中，我搬回去了，于是我成了这一可怕疾病的患者。其实，我被传染上疟疾可能与我经常在太阳下暴晒有关，大多数的厦门领事官员也都有相同的经历。我们总是在10点钟就出门，下午4点才回来，再加上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佳，就更容易感染上疟疾了。

8月11日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感到被烘烤般的炙热，口干舌燥，完全不能排汗，简直就快昏厥过去。我也感染上了疟疾。接下来的两天我都病得很重，有1个多星期的时间我都处在危险期中，对于这些我都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看来我的精神状态的确很好。一位牧师认为我就要不行了，并且不明智地将他的推断告诉了我，虽然他是出于好意，却让我很不高兴。我清楚地知道我可还没有准备去死。虽然在后来的36小时中，我持续高烧，症状也越来越严重，我陷入了濒危状态，但是熬过那个关键时期之后，我就相对安全了。然后我退烧了，感谢上帝，几天后我开始好转了。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连抬头都不行。温彻斯特医生告诉我，我的体重减了10多磅，说实话，我觉得自己饱满的骨架变成了一具骷髅。纪里布上尉对我很好。当我浑身无力，十分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温彻斯特医生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

这次侥幸逃生对巴夏礼影响很大。他总是热诚而充满奉献精神，但是这次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让他认识到为即将到来的生活作准备的必要性。他想了很多，决定以后要避免大意。几个月之后他从疾病中康复了。很难想象全中国有多少人成了这一病痛的受害者。北进的巡洋舰又将他带上了新的征途，福州将成为他工作的场所。这是兑现先前达成的协议，新的领事阿礼国赴任后，巴夏礼就要转去那里工作。去那里也可转换心情。9月19日他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蒸汽船出发，第二天抵达闽江口。在这个新开放的港口，对中国人而言，接待外国人是一件令人焦虑的事情。从巴夏礼记录的1844年在福州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有趣的片段。

〓〓河的入口非常漂亮。高山围绕，满是绿色，梯田土地肥沃。有些地方种着松树。残留的堡垒分散坐落在两边，如果将他们修复的话，海峡将会变得不可逾越。我们继续前进，眼前的景色越发美丽，有些景点透着浪漫的情调。在行进了一两英里后，我们搁浅了，试了几次都无法继续上路，所以我们只有等待潮水再次来临。因为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我和斯达丁（修理船的人）准备上岸去走走，我们带了枪。我们看到了人，他们看到我们并不惊讶。人群中，有些人还跟在我们后面，他们吓跑了我们本来想射的一只鸟。那里的女人很强壮，一点也不害羞。即使最穷的妇女也佩戴着花朵，没有人化妆，脸色都很红润。没有什么可以玩耍的，只有鸽子和麻雀。3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船上，身上满是泥土。天渐渐变黑了，我们看到村子里的灯亮了起来，于是有点着急，想快点在当天晚上赶到福州。正这样想着的时候，一座桥出现在我们眼前……

领事的职员们非常可怜地住在中式房屋的上层，这座房子可以俯瞰河流。李太郭先生还没有升起英国的国旗，他在考虑这样的行为是否会是对中国人的冒犯，他希望把一切都处理得稳稳当当。他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能得出答案。因为所有的表演都和中国人有关。李太郭(李泰国的父亲)最终还是挂了英国国旗。他仍然为中国人的礼节和习惯而苦恼着。下面的例子值得一引：他最后还是决定在福州升起英国的国旗。不过他将旗子升至桅杆的一半那么高，因为这似乎是中国的一种挂法。后来Hewitt上校看到后指出，这样的挂法好像表示领事馆里有人去世了。他立刻找来李太郭,非常关切地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吃惊的是，李太郭十分平静地告诉他“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这样挂是因为中国人希望我这样做”。他也认为中国人会因此而敬重他。（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先生的信，1845年3月1日）

江上出现蒸汽船对没有见过的人来说是一种惊喜，他们成群结队地来看，一连好几天都围着船，以求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码头和登陆的地方也挤满了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上船去坐一坐。为了见识这一新事物，他们还得花上一点钱。这里的物资供应并不充足，货品的价格也很高，而且当地的人并不知道外国货币的价值。好几次我们只能走很长一段路去邻村，那里的村民对我们很好，对我们充满了好奇，我们交谈得也很愉快。虽然他们好斗而又急躁，但是只要你处理得当，就不会激怒他们。1844年9月20日巴夏礼日记，福州。

他们并非总是很坦诚，后来的日记记录了外国人在中国暴露自己时遭遇暴力的例子。

〓〓10月1日，斯达丁和事务长璞鼎查以及随我们的船而来的沃克，和往常一样上岸去散步，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被残暴地攻击了。很显然，这帮人的意图是打劫而不是取人性命。这群乌合之众一共有几百人，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拿了锄头当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斯达丁他们也加入了战斗，而且英勇地反击。等靠近河岸后，他们跑了1英里，翻过稻田，越过山丘，后面还有人在追赶。流氓们将他们逼入水中，拳打脚踢，他们几乎不能保护自己。斯达丁因为比较高大，涉水逃出了流氓的包围。而璞鼎查则相反，他老是摔倒，被锄头打得鼻青脸肿。他们抓着他的头发在泥地里拖来拖去。幸运的是，我们在船上看到了他的遭遇，立刻向他驶去。这些疯狂残忍的流氓看到我们向他们靠近，便一哄而散了。璞鼎查被带回船上时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强调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如果欧洲人经常性地遭遇这样的行为，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就谈不上什么和平。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出现，而且是我们英国人中的一些人的遭遇。我们应该将这次的事件作为一个严肃的例子，以杜绝将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想，德庇时先生也会和我一样，将它作为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事情来看待的。巴夏礼日记，福州。

10月10日，新任全权大使德庇时先生抵达闽江口，第二天上岸。

〓〓他看到我时很惊讶，但还算愉快，他本以为我去了澳门。他的态度向来是相当冷漠的，并且喜欢别人顺从他；尽管如此，当天他还是让自己表现得很惬意。我告诉他我们在岸上受到袭击，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并对他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表示抱歉，似乎还认为李太郭对此事的追查不够严厉。1844年10月11日巴夏礼日记。

1844年10月12日

〓〓德庇时先生去了领事馆。他似乎对李太郭的领事馆的状况非常不满，那看起来和一个下等中国人的房子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让他歇脚，加上蚊子不停地叮他，他更加难以忍受这种糟糕的环境了。看样子这里不会举行活动了，风又刮得厉害，于是我回到了船上。大约3点钟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说德庇时先生提出要立刻上船，我们都很惊讶。他叫司库和知府来见他，但是会面不能在李太郭的领事馆里举行，那里太让人丢脸了。于是会面被安排在蒸汽船上。官员们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更换正装。慌乱中，莫瑟穿着自己的服装，却戴了别人的三角帽。刘司库和他的广州同僚黄一样举止得体，既和蔼可亲又谦逊有礼。事实上，黄比刘的职位还高一些。参观了整艘船之后，他们被带去享用白兰地和饼干，边吃边讨论国家大事。我仍然留在甲板上和他们的随从聊天。他们逗留了约两个小时，而且我发现，如果有官员来访，他们通常都会待这么久。真有点气人，我一直在外面等着，饿得连饭都没有吃，而那些中国官员却得到了如此好的待遇。

德庇时总督有理由对这次会面不满意。闽浙总督刘韵珂住在福州，他对欧洲人持有偏见，这一点已经是臭名昭著了。“要见他的话总是要等上两到三天。”全权大使可不想等着他有空。中国人带来的礼物里有肉，已经“完全腐烂”了，很快就被丢去喂了鱼。这些官员的意图似乎和他们的人民是一样的，对我们充满了敌意。巴夏礼的日记这样写道：

〓〓这些官员根本不值得我们尊重，他们傲慢、易怒，虽然有时候恐惧可以使他们的行为谨慎，但是他们还是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表现他们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性格。他们应该被埋在泥土中。李太郭先生温和的作风是无法对付他们的，唯一可行的是强硬的手段。

德庇时可不是那种轻易妥协的人。他对中国人的想法有很强的洞察力，这一点他在船上接待中国官员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他不会甘受羞辱或者甘愿住在条件极差的房子里。对于李太郭委曲求全的举动他十分反对。在知府面前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领事馆所在的环境简直太糟糕了，如果他们不作任何改善，他不会允许李太郭继续留在福州。因为他们给李太郭的待遇明显违反了《南京条约》的约定。他应该住在有围墙的房子里，至少在河的同一边，桥的下面。与其留在这里和总督进行无谓的讨论，还不如直接去见耆英大人，把整件事告诉他，让他来作决定。耆大人一定会对领事的遭遇倍感吃惊。SirJ.F.Davis,ChinaduringtheWarandsincethePeace,第二册，第75页，1852年。讨论的结果是，李太郭总算得到了一个较为体面的地方作为领事馆所在地。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巴夏礼在那里定居。总督对这一新港口的总体印象不太好，巴夏礼在日记里说：“德庇时先生的福州之行不甚愉快，他没有喜欢上这里，他并不认为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开展贸易的地点。”

巴夏礼非常喜欢闽江的景色，10月15日回到厦门的时候，他精神很好，充满了活力。新的外交工作正在等待他，他将担当“他的阁下”的翻译官。这项任务可不轻松，德庇时先生本人对中文的通晓程度就很高。

〓〓第二天下午，“喀斯特”号抵达了目的地。德庇时先生坐进游艇，开始往岸边靠。我加快速度，以免一个人落在了后面。他到岸上的时候我也到了。一个卫兵在上岸处等着，所有的官员都来见他。满人官员也都来了，我变得有些紧张，希望自己不要出丑，毕竟在一位精通中文的长官面前做翻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用最高的礼遇接待海军上将及其副官、海防、道台等人。上将已经是年纪一大把，满脸的皱纹。我对他非常失望。纪里布上尉热情地接待他们，呈上很多美味的点心、新鲜的水果和上好的红酒。海防是一个山东人，他非常喜欢黄油，还说他的国人每年要消耗数量巨大的黄油。我们没有谈什么公事。事实上这些人没什么实权，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得向上级和总部汇报。德庇时先生对我的中文功底赞赏有加。1小时的闲聊之后，我们摆脱了这帮中国人，并答应第二天去回访。回到领事馆之后，德庇时先生表示对所有的安排都很满意。1844年10月15日巴夏礼日记，厦门。

我们中的6个人将去海关。和满人官员见面总是一样的。相互问候和鞠躬之后我们被带去喝茶，大家用了甜点。本来我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可是中国人上了很多用小碗装着的汤，各种各样的，每个人一种，没完没了地上，最后还上了一大碗。1844年10月16日巴夏礼日记，厦门。

巴夏礼被迫尝了每一种汤，他都快撑坏了，最后上了猪肉、羊肉和其他的肉。然后是一大碗米饭，吃完这些之后，他才能够离开，这对他来说真是一种解放。因为吃了这么多东西，他的胃都被填满了，一连好几天没有食欲，再次恢复正常进食是在很多天之后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再也不会对餐后甜点狼吞虎咽了。我们在两小时之后离开。1844年10月16日巴夏礼日记，厦门。

完成对几个新港口的官方视察后，同一天，总督出发去香港。他用几句话来概括他的行程：“上海和厦门都具有商业成功的要素，尤其是前者。我相信我们可以在那里开展繁荣的商业运作，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自由和平等的机会，可以将它们变为商业中心。宁波需要继续提高，但是它离上海太近，也许不能发挥太大的潜力。而福州的海域状况危险，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很难成为发展欧洲贸易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