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的首府福州位于距离闽江30英里的地方，那是一座充满活力和新鲜感的城市，它的风景完全可以和莱茵河上游媲美。入河口被很多岛屿包围，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港口，可以看见两三艘运送鸦片的船不顾领事裁判权的约束停靠在那里。一艘军舰正不紧不慢地穿过来自上海的三桅帆船，来到宁波运茶船的旁边，抛锚靠岸。这里有陡峭的河岸、绿树成荫的村子、耕作精良的田地，四处还分布着瞭望塔。穿过塔岛后，另一条河流出现了，我们顺河蜿蜒绕过福州，便看到村庄了。穿过一排排的松树，我们到达了海拔较低的一座城市。从上岸的地方可以看到被一片绿色包围着的城市和大本营。Thisdescriptionrefersto1846:SeeNoticesbyCaptainR.Collinson,R.N.,andRev.G.Smith(afterwardsBishop)inChineseRepository,xv.185ff.,225ff.;andR.M.Martin’sChina,ii,292ff.我们的船抛锚处旁边是十分著名的花岗岩大桥，连接着小岛和陆地，支撑桥柱的厚平板看上去风格有点像伦敦大桥。附近是李太郭领事曾经居住的地方，那座代表大英帝国的建筑看起来可怜巴巴的。从河岸旁的房子望下去，你可以看到一幅美妙的图景：一大群人常年住在船屋里，屋顶上覆盖着白霜；中国人居住的城镇被大山和树木围绕着，蜿蜒的河流里有很多被涂抹成不同颜色的舢板；绿色的稻田和繁忙的人群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场景。

要去领事馆得先穿过一条3英里长的街道。和所有中国其他地区的街道一样，这里的道路又狭窄又脏乱，两旁到处可见炉子和生火的人，融汇成一幅生活的图景。送信人匆忙地赶着路，他们常常会撞倒街边的椅子，弄翻别人的货物，遭到人们的谩骂和殴打。福州人远还没有习惯和“外国鬼子”共存的生活。马路上开满了商店，在一排排店面之间挂着花哨的招牌和俏丽的灯笼，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酒楼、茶肆和饭店。捧着铜制佛像的官员在街上大摇大摆地散步，带着木枷的犯人一脸痛苦的神情，文人们则混迹在茶客中间高谈阔论。

最终我们抵达城门。街道变宽了，商店的规模也变大了。与上海和厦门相比，福州是座不错的城市。就1845年的时候而言，在某些方面它甚至超越了宁波。房子不是呆板的垂直造型，而是造得有棱有角的，都是两层楼，配上红色的油漆、镀金的牌匾和制作精美的浮雕，看上去颇为华丽。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不把窗户关上，房门是无法打开的。中国人的建筑就像是一座迷宫，无论是庭院、商店、寺庙还是过道，几乎都没有什么舒适的地方，但是它们的外表的确很迷人。

再走了1英里路之后，我们来到一条阴暗的大道上。李太郭所在的领事馆驻地在“乌石山”上，门口有一排阶梯。领事馆的建筑由一些分散的寺庙建筑组成，它们被菩提树和松树笼罩着。其实掌管寺庙的长老并不同意以几百元的价钱将房子卖给大英帝国政府的代表，他认为拒绝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夷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威胁。从山顶俯瞰，景色很不谐调。城市被厚重的城墙包围，四处都是监视塔。绿色的瓷瓦联结成一片海洋，中间点缀着红色的寺庙和满人的房子。人们的生活是那么忙碌，似乎可以听见抱怨的呻吟和喧闹的锣鼓声，仿佛整个街道都在哭泣。每逢满人官员走出城门，他们都要放枪致意。嘈杂的声音从孤寂的寺庙里传出，混合着从头顶飞过的秃鹰的叫声。再望过去是宽广的、起伏的平原，约有20英里的梯田。

以上描述的就是1845到1846年间令巴夏礼兴奋不已地从事翻译工作的地方。福州虽然很美，但也有很多缺陷。它绝不是观光客纷至沓来的地方，船只也不喜欢停靠在危险的港湾，对外贸易停滞了。福州人也非常不友好。福州人称外国人为“藩寇”（Fankow），外国人走过街道，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词从中国人嘴里冒出。他们的敌视态度部分归因于种族性，因为福建人是一群暴徒；部分归因于这里有满人的卫戍部队。福州是福建的省会，约有50万人，他们不喜欢闽浙总督，而更倾向于接受满人将军的统治。将军手下带领了2000名好战而凶猛的旗人。他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司令部，甚至连汉人都不敢冒险进入他们的领地，对外国团体来说，那里是一个危险的源头。从清政府的观点来看，福州是否有总督驻扎是极其重要的。对英国领事而言，贸易并不是最重要的，领事的工作重心在外交，而不是商贸。他必须保护大英帝国的国民，使他们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胁、不遭受任何侮辱，同时也为他们创造平等贸易的机会，尽管那里还没有贸易的行为发生。

巴夏礼对新领事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住在寺庙里也许是让人感觉浪漫的事情，但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在巴夏礼抵达福州后给姐姐的信里，他写道：

〓〓25日晚上我离开了厦门，28日在福州靠岸。我们的旅程被耽搁了，因为长时间的浓雾使船无法辨清方向。第三天，雾转成了雨，周围的一切看起来仍然是那么阴郁和无助……

我们发现李太郭先生过分地夸大了他现在的住所的便利和宽敞的程度。房子位于山上，山景虽然秀丽，但建筑物本身又小又简陋。事实上，它们是许多小庙的集合体，面积不算小，只是真正符合英国人品位的房间几乎没有。我住在一个有3间房的小套间里，和第一助手沃尔克先生住在一起。1845年3月31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过了不久，巴夏礼开始渐渐感受到福州的美丽动人之处，他用完全不同的口吻和情感在另一封信中描述道：

〓〓福州本身真的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城市。福建因它的山景而闻名，我亦有同感。我们住所前面广阔的山谷里的稻子长得很快，已经有1英尺高了，这片不断扩大的新绿让人心旷神怡。

巴夏礼对自然的感受力十分强，他不可能用语言完全描述出他的所见所闻，他本人则非常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乐趣。在离开福州之前，他已经疯狂地爱上了这里的景色，并对领事馆的月色津津乐道：

〓〓在乌石山上欣赏到的明朗月光是难以形容的。那简直就是一幅动人的画卷！整座山被笼罩在月色之中，山谷的一边是小村子，银色的河流缓缓穿过，另一边是黑暗中的拥挤的城市。自从来了福州之后，我就一直观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它的每一种变化都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迷人景色。

然而在巴夏礼第一次到达福州的时候，有比月亮更值得他关注的东西。他们必须去觐见清廷官员，领事馆的办事员们也要立刻在新的住所安顿下来。显然，巴夏礼对自己在领事馆的职位颇感自豪：

〓〓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有很多正面的事例可以证明我们的生活并非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成为福州的居民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自我们到达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进行例行的官方访问。我们拜访的高层官员中包括总督和满人将军。前者是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总督，后者是皇帝的亲属，两人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总督阁下50出头，体格健壮，十分健谈，仪态得体，彬彬有礼。而将军先生更年长些，常年忍受病痛的折磨，看上去易怒而缺乏自信。他们十分重视我们的拜访，严守中国式的礼仪。阿礼国先生、沃尔克先生和我都被安排乘坐豪华的轿子，坐椅很大，上面盖着蓝布，装饰着精美的编织物。里料是亮蓝色的丝绸，坐垫是丝绒的。四个苦力抬着我们，他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帽子。最前面和最后面各有两个清兵陪同。我们的仆人虽然穿得很随意，也被安排坐了轿子。阿礼国先生的前方撑了一把大伞，是用三层红色丝绸制作的。李太郭先生是先接触这种礼仪的人，而我也认为坚持和恪守礼仪十分恰当：一方面，这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思想状况；另一方面，你的言行举止也应该符合或者顺应你所在地区人民的要求，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伦敦也要入乡随俗。也许你会推测我们这么做有很大的作秀的成分，这的确让一些当地人吃惊……另外，我们没有资助当地的行商，他们像附属品一样跟着我们是不必要的。中国人也许会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行为，因此我想根据情况作秀是正确的……

当得知一位外国女士要来，福州人中间立刻起了轩然大波。市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想一睹阿礼国夫人的芳容。他们一大早就从各个地方赶来，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的轿子连前行都变得十分困难。阿礼国先生照顾他的妻子，而我就负责照顾她的女仆布莱德福特夫人。我们两个忙得不可开交。我一点也不焦虑，反而有些开心。最终是我帮助两位女士下轿，相信这一举动是非常吸引大家视线的。阿礼国夫人和她的女仆似乎对状况还不太清楚，没有人告诉她们场面有多么混乱。阿礼国夫人成了真正的女主角，她是进入福州城的第一位夫人。糟糕的是，一旦进去了就不要想出来。她一出现在城门，集结的人群就出现了，迫使她不得不往后退……城市很大，也很干净，街道整洁，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成群的福州人都会跟随着你，让你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围观的人群不仅破坏了人们散步的闲情逸致，还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回想一下他们在1844年是怎么对待斯达丁先生的，你就能想象可能发生的危险了。毫无缘由的暴怒在民众当中十分普遍，传达着他们对“藩寇”的憎恨，同样的情绪会不断地被激起。有的时候仇恨是由欧洲人的挑衅行为引发的，有的时候又未必完全如此，人们的暴行和狂热甚至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与温和的僧人们相比，民众的情绪让人难以捉摸。僧人愿意让出他们神圣的寺庙作为英国的领事馆，而一些当地人只要看到了外国人的脸就会变得暴怒无比，真有些不可理喻。1845年4月27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福州暴徒具有与生俱来的野蛮品质，对此的一个明证是1845年夏天发生的事件：英国人的居住地突然遭到一群不速之客的袭击。因为事出突然，香港总司令也不得不在6月现身：

〓〓德已立将军一行的到来使我们陷入了狂喜之中。他们到达福州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当天晚上便登陆，来到离河边约3英里的城门。天色很暗，尽管他们之前已经得到相关警告，但当遭到枪击之后，他们还是感到很惊讶。于是，将军不得不跟着一群暴徒一起回去。福州已经成为福建省的大都市，满人将军和满人的卫戍部队驻扎在这里。他们严格遵守自己的驻军规则（这有点像地中海和波斯的法律）。其中有一条是：如果城门在晚上遭到了射击，那么无论是谁来都不能开门，不管那个要进城的人是什么官衔，即使是总督也不能破例。所以，当我们尊贵的将军碰到这样的情况时，显然他只能在吃了闭门羹之后闷闷不乐地离去，而不能进入福州城。更让将军哭笑不得的是，当他们回来时，船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了。本来他们可以坐在领事馆温暖的饭桌前享用一顿美味佳肴的，现在却只能睡在冰冷的床上等待天亮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已经冷静下来，留了一张纸条说会在10点半之后上岸……将军见到了所有的高官。他们停留了3天，等他们离去的时候，最初的怒火已经完全散去了。1845年6月15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令人好奇的是，巴夏礼的整封信都没有提到德已立将军和他的同伴受到了暴徒怎样的对待。和将军一起的马丁是这样描述他们所受到的侮辱性待遇和难以忍受的暴力行为的：一群人对着他们大喊大叫，跳上轿子，还向休伊特上尉扔砖头，甚至跳上他的肩膀扯下他的金色肩章。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Social(1847),ii,296ff.马丁先生抱怨说，那些不速之客应该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因为他们清楚怎样将粗鲁发挥到极致。

在将军和清廷官员会面的过程中，巴夏礼承担了翻译的职责，奇怪的是，在他写给自己姐姐的信中却没有谈及其间任何无礼的行为。有可能是他并不想让姐姐过多地注意他的中国邻居们对外国人的敌意，也有可能是马丁先生的描述过于夸张了。

然而，马丁先生的书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内容，其引用的巴夏礼的分析点到了中国政治困境的要害：

〓〓巴夏礼先生很年轻，但是他的指挥水准远在他这个年龄段的认知之上。他曾经这样说：清廷官吏装出对我们很友好的样子，其实他们很恨我们；他们使用各种口是心非的手段来蛊惑我们，他们所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相信。尤其不能对耆英的话信以为真，他是一个非常讲究说话艺术的人。在上呈给北京的文件中，我们所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永远不会出现在纸上，中国官员似乎对行欺骗之术乐此不疲。

在巴夏礼写给他姐姐的信中，他选择使用更加温和的词语来传递信息，在马丁先生笔下所呈现的侮辱性待遇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因为一些杰出人士的来访，过去的一两天我们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他们是柯林森上尉、贝特上尉和休伊特上尉。后面的两位是顺道来访，他们打算去舟山完成一些港口调查。柯林森上尉是德庇时先生派来的。有传言说他那时候在香港过得很不好，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因此需要转换环境。因为一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制造的麻烦，上尉们的福州之行中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中国当局也展开了调查。而外国人始终是引发好奇的源头，我们需要不断面对一些暴徒的无礼。1845年8月14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不久之后，巴夏礼受了满人的气：

〓〓科西拉第一次来访的时候，带来了你给我的信。那封信是你在听说了阿礼国先生和我被监禁之后写的。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一切是荒谬和毫无根据的。中国人现在不敢动女王陛下派来的人一根手指头，更不要提强行对他们实行拘禁了。他们滥用权力向外国人宣泄怒火的日子已经远去，再发生此类情况的可能性也很小。当然，我们还没有摆脱烦恼。不少侮辱性的事件时有发生，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但中国人都受到了类似的惩罚和高压政治的威吓，这些只有让法庭来调节了。

外国人受侮辱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我通常会早早地起床，在早餐之前围绕城墙散步，走完一段大约八九英里的路程。当我路过满人驻扎的地区时，那里总是很喧闹，显得漫无秩序。因此，最常发生的事是，他们发现我之后，就会扔掷石头来进攻我，其中一些石头的材质和形状还相当具有危险性。他们不顾我的抗议，持续对我展开攻势，尽管离我只有几码远，可还是使用锋利的武器来追赶我，我飞快地跑，最终逃离了这噩梦般的地区。

领事先生严禁我们携带任何子弹或武器。这样是为中国人好，也是为我们好。回想起那次遭遇满人进攻的场景，我的血液都沸腾了，这么多卑鄙的满人进攻一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他们明明知道我是领事馆的官员，还继续围攻我，这就更加让人气愤了。当然，阿礼国先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直接给将军和总督写信，于是那群无赖受到了惩罚，被夹在木枷上示众。只有严厉地惩治他们，才能保障我们将来的安全，这样也能让我感到满足，平息我的愤怒。

因为阿礼国领事的坚持，3名进攻巴夏礼的年轻人受到了狠狠的鞭打，3名较年长的男人则头套木枷示众长达1个月之久。这是自满人利用特权对外国人耀武扬威以来最具惩戒性的一次惩罚。3个套着木枷的满人被惩治的场景也让中国人大为震惊。

随后在广州又发生了相似的进攻欧洲人的事件，因而也连续激发了其他港口地区的仇视外国人的情绪。1845年，广州副总督杰克逊和另外两名英国人被石头打伤，遭到了匕首的威胁，他们甚至被捆绑、被抢劫，一些中国人对他们施以拳脚，还大声喊叫着“杀死他们”。接着福建人攻击了在福州的翻译官。1846年2月，吉法德司令在黄埔遭到攻击，当德庇时先生想要求补偿时，却遭到了目光短浅的外交部长阿伯丁的斥责。因而，兴奋的福建人，他们被称作“中国的爱尔兰人”，也效仿了这种行为。一大批广州人出现在郊区，制造了一系列情节严重的暴乱。他们想把两个英国人赶出他们的住所。“在整个事件中，领事表现出极其谨慎和坚定的态度，并且对地方当局说尽了好话。幸运的是，地方当局似乎开始察觉到自己对外国友人的怠慢引发了不少麻烦，决定要惩罚那些罪魁祸首，并打算补偿英国人的损失。”DAVIS,l.c.ii,132.

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解决，中国人也没有作出任何补偿。巴夏礼作了这样的评论：

〓〓不久以前我们所在的世界的这一隅变得喧闹不堪，但是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你所听说的骚乱在很长时间内产生了持续的不良效应，最令人担心的莫过于削弱了港口的商贸活动。如果中国当局充满诚意地执行自己的承诺，我们不会毫无根据地提出报告来诋毁广州或将罪行夸大。现在的确有足够的证据来反驳中国人的滔滔雄辩，他们该说些什么来辩解呢？我相信事情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因为对冒犯者的惩罚也好，对受害人承诺的赔偿也好，最终都可以使商人群体的信心得以恢复，中英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基础也能得到加强。如果中国当局在保障外国居民人身安全方面采取更加迅速和有力的措施，损失就会减少到最低，他们也不会再遭到各方的指责。但是中国当局仍然是光说不练，我们对这样的故伎重演并不感到惊讶。中国人认为，他们夸夸其谈并拍胸脯作出的保证和承诺是十分人道和符合道义的，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解决骚乱的实际能力，民众的骚乱也是中国政府本身感到最恐惧的事情。现在我们所收到的各种报告都表明广州的状态难以令人满意。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地区的斗争上，不管最后结局如何，都将在任何其他港口产生显著的影响。1846年5月1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6月份，德庇时爵士（1845年获得男爵称号）发现，地方当局打算不再以逃避作为手段，而决定履行先前的承诺，对英国受害者作出补偿，因此他指示领事向中国当局要求赔偿。阿礼国先生没有让他的职员们等太久。17天之后，香港传来了消息，中方将支付46000元，对冒犯者们也采取了相当适宜的惩罚。为了汇报这一令人欣慰的安排，领事这样陈述：

〓〓翻译官巴夏礼先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整个协商的过程中，他表现得不知疲倦和充满热情，他对中文的掌握能力和丰富的知识让人十分敬佩。虽然他担起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但是，更多的训练对于培养他的应对能力、拓宽知识面很有帮助，可以使他更快地成长为我们处理对外事务的有力助手。这恰恰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人才。Parl.Papers,1857,CorrespondencerespectingInsultsinChina,p.54.

除了公共事务，关于年轻翻译官在福州的生活的记录似乎很少，很多都是和在厦门时相同的例行公事。他经常和阿礼国先生一起用餐，参加他的家庭宴会。巴夏礼对阿礼国夫妇长期以来的友善和关爱心存感激。在他持续高烧的12天里，他们对他给予了精心照料。也因为这一次生病，巴夏礼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寺庙的居住环境对健康不利：

〓〓在这段时间里，我得到了阿礼国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在神的保佑和阿礼国先生的时刻关怀下，我恢复得很快。在此过程中我并没有接受任何粗野的治疗，因为大家都相信不恰当的治疗方法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可怕。阿礼国夫人对我也特别好，每天她都到我的床榻前为我朗读《圣经》。这对我来说再重要不过了。你知道，在生病的时候，我总是十分渴望聆听《圣经》，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任何其他有趣的书籍都不能转移我的注意力。阿礼国夫妇为我所做的一切对我的康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我再也不会担心自己不能克服疾病的折磨了。10天之前，我瘦得都能数清自己身上有几根骨头，可是现在我胖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结实。我想在明天早餐之前自己出去活动活动，走上半英里路。阿礼国先生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清。要不是他们如此专业，我不可能会好得那么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为他们祈祷，祈求他们获得十倍的幸福，同时我也要感谢上帝的仁慈，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好的朋友。1845年7月27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在巴夏礼被高烧击垮的时候，他想到了离开，而且他也有一年没有享受自己应有的假期了。但是他不喜欢被别人当病人对待，也害怕总督认为如果不让他去换换空气他就会一直生病。在那段时间里，巴夏礼很少写信，即使写了，也都言简意赅。他不想把时间花在写信上，除了写给最亲近的朋友。后来，当巴夏礼终于恢复了写信的习惯时，他用了很多自称为“空洞的词汇”来表达最丰富的歉意。他的工作又回到了正轨上，他研习汉语和藏语，并且刻苦地学习法语，尽管说得并不好。在福州几乎没有什么社团可以参加。因为环境的限制，参加社交集会的机会也不多。领事馆在城里，去郊区和欧洲人共进晚餐要花去整个晚上的时间。那时冬天很冷，整夜外出对他的健康有害。巴夏礼的3间小屋离领事馆有一定的距离，还受到瘴气的困扰。尽管居住的地方无趣，但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在中国人的宗教节日里，他们会在乌石山上举行盛大的表演，巴夏礼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内容：

〓〓有一次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新闻”，这个词在福州是没有的。我们每天进行同样的漫步，虽然我还不至于生厌。当天气渐渐变冷，一系列的短途旅行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生气。顺便说，过去的一两天里，我们过得并不平静。16日是中秋节，山顶成了上演精彩节目的场所。出于对天地的崇拜，无数的当地人在那一天聚集，庆祝节日的到来，特别是到了晚上，人越聚越多。热闹的程度可以证明节日受重视的程度。他们的供奉是非常诚恳和真切的。阴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受人尊敬的年轻人和老人会再一次聚集在山上，用放纸风筝的简单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1845年9月18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还有两个片断可以用来表明那段时间巴夏礼生活内容的单调。通过阅读他的信件，我们还可以了解年轻人当时的想法。尽管巴夏礼早就在处理公众事务中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但他仍然严于律己，经常谦逊地进行自我批评。

〓〓回顾一下近来的情况，我并没有虚度时光，但是我仍然有许多值得反省和让我感到羞愧的地方。懒惰是我的一大罪状。对所有人来说，与懒惰沾边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这也让我异常痛苦。从早到晚忙于工作时，我什么都感受不到；一旦工作变得不那么繁忙，我就会觉得负担很重。这恰恰验证了一句古谚语：必须要做的事越少，愿意做的事就越少。这个冬天我必须尽力而为。因为我的决定经常过早流产，所以我有些担心……

我应该渐渐分类整理好需要收集的书籍，尽管眼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因为阿礼国先生允许我去他的储藏室，那里真是一个美妙的图书馆。我的纸板箱里装着数量可观的期刊，还有司各特和拜伦的诗作。他们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描写是放肆和放荡的，我不会学习这一部分，我想我需要的只是表达纯粹情感和宣泄心中痛苦的那一部分。我的另一个箱子里放着兰克和其他人的一流书籍。1845年11月5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我相信在福州的生活会出现一些变化的，因为商业往来的范围会慢慢扩大。如果连这一点希望也变得微乎其微的话，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兴趣就会相对减弱。生活的沉闷让人难以忍受，持续的安定对我而言毫无魅力。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的薪酬不会有任何增长，因为翻译官的报酬是与其所在港口的商业活动数量成正比的。在一个全新的、尚未运作的港口建立一套商业体系要面对无数的困难，这并不是光知道如何装卸货物或者弄清楚商品的标签和该报的税款这么简单。也许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

在期待了许久之后，贝肯夫人和贝肯小姐（阿礼国夫人的妹妹）终于在1个月之前抵达福州，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中，这让我无限喜悦。我已经厌恶了整天坐在写字台前抄写文件的日子。她们的到来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亮丽的色彩。1846年5月1日巴夏礼写给雒维林夫人的信。

40年之后，当贝肯小姐得知巴夏礼去世的消息时，她仍然清楚地记得1846年时他的样子：“他在‘达达勒斯’号的甲板上迎接我们的到来，这位年轻人瘦瘦的，非常谦逊有礼，但坚决不要领事馆的钱，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他的拒绝让奎依上尉十分尴尬，但是打心底里十分高兴，非常欣赏男孩的坚韧，他向贝肯夫人承认巴夏礼的做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