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8月，阿礼国先生被提升为驻上海领事，原先的驻沪翻译官的离开造成了工作的空缺，因此巴夏礼陪同他的长官一起来到上海，担任代理翻译官。工作地点换了一个港口，各方面条件都有所提高。上海对外国商人开放只有3年的时间，但是所有签订条约时的对外承诺均已实现。城市处于中心的地理位置，河道很深，对货物在码头上的卸运工作也很有利。上海在商业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了先前一直占优势的广州。上海的人民也更为温和，比福州和厦门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来得平和。地方当局的管理者对待外国人群体的态度合理而公允，这也许要归因于成功地划分出了英租界。但是上海也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之初就采取了十分正确的论调，因而他自身的地位和他所管辖的社团的地位都得到了地方当局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聚集到这个新兴港口。巴富尔领事的一大贡献就是保障了英国居民在其活动范围之内的安全。在阿礼国先生的努力和巴夏礼的协助下，英国从中国当局手中获得了一块距县城1英里的面积为100英亩的土地。到1847年，约有30栋英国人的房子在黄浦江的旁边建造起来。在外滩，英国人开始迅速地将他们先前的中国式房屋改建成大厦，一座教堂也被修建起来，最终发展成拥有主教和主持牧师的大教堂。这就是“模范租界”的开端，后来成为在中国的欧洲人的骄傲。1893年11月17日，教会举行了自己的50周年纪念活动。
阿礼国领事和他的翻译官带头为租界的扩张和发展工作着。他们指导道路建设、海滩控制，设置了富有活力的工部局来管理社区的事务。在所有具有价值的改造项目中，在海上建立灯塔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因为该项工程是由副领事罗伯逊先生和翻译官巴夏礼先生两人共同完成的。不止一个星期，他们在扬子江上监督并亲自参与修建灯塔的工作。因为有太多船发生事故，使用灯塔领航就变得迫在眉睫。Parl.Papers,1848［188］,ReturnsoftheTradeoftheVariousPortsofChinafortheYears1847and1848,p.47.年轻的翻译官不仅监督了厦门领事馆大楼的建造，还在上海监管了海运工程。工作无论大小，只要是实用的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都会激发他充满活力的天性。
除了租界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利益，在巴夏礼眼中，当时的上海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与在厦门和福州时狭小的社交圈相比，这里有将近100个英国居民，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姐姐凯瑟琳和伊莎贝拉，她们是较早来上海的女士。巴夏礼有两栋房子。传教士麦都思和慕维廉是那些居民中比较著名的。怡和洋行的大房子里则住着很多被富豪们戏称为“商人王子”的人物。1845年半岛公司和东方公司设立了邮政业务，此后，上海与英国本土的联系变得便捷起来。书刊和定期的文学作品会非常准时地发送到上海，种类很丰富，而福州则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巴夏礼在上海的外国人社会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气息，因为社区的规模还比较小，还不至于分裂成各个派别或者出现结党营私的状况。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和熟悉，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的英国领事馆是一座非常时髦的中国式房子，在阿礼国夫人的带领下，领事馆成为极具社交影响力的地方。大家以领事馆为中心，形成了固定的交往圈子，而巴夏礼就住在领事馆附近，他十分享受与各种人员交流的机会。关于他这一时期生活状况的记录很少，因为他经常通信的亲人已经在他身边，不必再通过信函来向他们传递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感受。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气候湿润的上海经常进行身体锻炼，有时也围绕着宽阔的城墙进行短途运动。他喜欢在西面的平原作调查，尤其喜爱那里的果园。离开城市的喧嚣和繁忙，他会在河边的树林里散步，瞥一眼新兴的外国租界地。在社交中，他总是那么乐意帮助他人，又常常忽视自己的需要，受到很多人的爱戴，可以说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伙子。据说他从来不会对他的邻居说一句无礼的话。
在阿礼国领事1848年3月10日写给德庇时爵士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英国的租界发展速度之快：
〓〓外国居民的地位和当地的贸易情况都是令人非常满意的。在过去1年中我们获得了很多便利和优势。英国人租界的面积正在迅速增加，尤其以河岸部分为代表，增长的势头最快。那里现在有24家商行（其中有3家属于美国人），包括房屋和仓库、5家商店、25幢私人住宅、1座教堂、1家宾馆、1家俱乐部等。我们所拥有的地盘已经拓展到河岸前方0.25英里处，而往后延伸的距离则是其两倍，有花园、赛马场和公墓等。预计英国租界土地和建筑物的开支约为632820元。事实证明这里的气候状况也是有利于健康的。过去4年，所有英国居民中只有3人死亡，他们的死因与上海的气候并无直接联系。Parl.Papers,1848［188］,ReturnsoftheTradeoftheVariousPortsofChinafortheYears1847and1848,p.40.
上海人的性格非常平和，得益于此，英国居民从事贸易活动等都十分顺利，人们的财产也大大增加了。英国人抱着与上海人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的确得到了加强。通过贸易、关税和慈善活动，当地居民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在这一方面，一项卓越的工程是由我国的医疗使团带来的，其代表人物就是巴夏礼的姐夫雒维林先生。中国的医疗社团在1836年就已经建立了，这主要归因于美国人伯驾医生的努力。他在中国开展医疗救助，希望以此来增进同中国人之间的友谊。伯驾医生后来在广州的眼科医院被社团接收。1838年，曾在外科医学院学习的雒维林先生与伦敦的传教士团体取得联系，在厦门又开设了一所医院。但是在第一次英国占领时期，在广州的外国人遇到很多麻烦，医院不得不暂时关闭。尽管如此，雒维林先生仍然坚持在舟山进行类似的工作。除了掌管在厦门的协会，他还参与了在香港建立另一所社团医院的工作。1843年，第二次英国占领时期，雒维林恢复了在舟山的医疗工作。1843年底，他来到上海，11月还亲历了巴富尔领事主持的开港仪式。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获得了一栋房子作为医院所在地，各项治疗活动在1844年走上正轨。译者注：即建立了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中国医院（仁济医院前身）。在雒维林先生的著作《医疗使团》译者注：即《在华之教会医师——二十年经验之叙述》。一书中，他写道：“一旦医院开始对外服务，大家都非常清楚它的作用，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纷至沓来，他们有的受到疾病的折磨，有的已经病入膏肓，大家都请求能快一些救治他们。来看病的不仅仅是上海的居民，还有很多从松江、苏州及周边其他城市赶来的病人。”W.Lockhart,TheMedicalMissionaryinChina,122ff.,240ff.,etc.(1861)
人们十分相信外科技术在治愈病痛方面的作用，正因为人们对它的信心和依赖，不久之后更大的医院就被建造起来了。1846年，由外国社团投资的、设备完善的中国医院和防治所在英国居民的住宅区建立起来了，于是居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求得到医治。雒维林在这里的工作持续到1857年他回英格兰，之后他又为在北京建立相似的医院译者注：1862年，雒维林在北京米市大街创办了双旗杆医院，并附设一个药房，自制了一些简单的西药制剂，这是北京西药制作的开端。而奔波。上海的医院则由其他人代为管理，情况一直很好。毋庸置疑，医疗救助服务对加强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阿礼国先生认为应该用“异乎寻常地友好”来形容：
〓〓我们与上海官方和人民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定的默契程度。当地人民绝对不会与我们发生冲突，对我们顶撞，他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地位十分满意，我们帮助他们治疗疾病和缔造和平的行为完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相比之下，他们非常平和，不像南方沿海的民众那样粗鲁。他们不会用过激行为来宣泄不满和愤怒。外国人团体每年在这里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这些钱在上海的人民手中流通，他们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安于被摆布的一族。只要是在他们认为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他们都愿意与外国人共享自由，而不会喋喋不休地抱怨，除非是被逼到了悲痛和忧伤的边缘。福建人和其他省市的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易怒而且狂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生长在无序和暴力的环境中，总是要面对争吵和抢劫。Parl.Papers,1848［188］,p.40.
最后一句话揭示了十分重要的事实，也表明阿礼国先生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出离愤怒了。然而，在上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也确实发生了问题。政府非常不明智地解雇了13000名漕船水手，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为给工人们提供住所之事而烦恼。正因如此，13000名水手就成了不安全因素的来源。几个月以来，无序的状况一直持续着。阿礼国领事已经向英国居民发出公告，警告他们不要进入这些人的活动地区。
然而，传教士不会因为人身安全问题而放弃传教的使命。青浦是在24小时内可以往返的地方。1848年3月8日，麦都思、慕维廉和雒维林像往常一样去那里散发布道小册子。他们挨家挨户地踏访，就在他们完成传道的任务，准备从青浦的东门返回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漕船水手的袭击。水手们向传教士们扔石块。一群乌合之众跟在他们的身后，手中拿着棍子、刀和其他武器。传教士们“非常心平气和地问他们需要什么”，可得到的却是无礼的侮辱和嘲笑。突然，其中两位传教士发现雒维林先生不见了，原来他已经被推倒在地，又重又硬的锄头砸在了他的身上。还好雒维林还能站起来，3个人赶紧向自己的船奔去。可是水手们并不打算放过他们，麦都思先生被狠狠地打倒了，一时失去知觉；慕维廉先生受伤很重；雒维林先生的脑袋被砸出血来。绝望之中，传教士恳求路人和旁观者救他们。水手们说会把他们带上船，要么支付5000元的赎金，否则就会杀了他们。连当地的居民都同情起3名传教士的遭遇来，那些认出了雒维林先生的人和在他的医院里得到过救助的人都感到惭愧。衙役很快将“歹徒”和传教士们分开，把传教士们护送回了上海。译者注：即青浦教案。
对于这样的事件，阿礼国先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立刻要求监督官对外国人所受到的伤害进行全额赔偿。乌合之众应当被惩治，罪犯也不能再逍遥法外了。如果受到的侮辱和伤害不及时得到相应的赔偿，那么一小群生活在大批不友好人群中的欧洲人就得不到任何保护，也谈不上什么安全感了。如果所有的暴力行为都可以因为中国政府的无能和统治力低下而不了了之，那么也就不需要什么条约的存在了。这就是管理者们下大力气积极促成的事情。
中国当局说“传教士的活动范围超过了条约中所规定的范围”，英国的管理者们回应说，中国当地的流氓地痞们完全无视法律的存在。我们必须使中国人感到责任重大，他们的无能再也不能成为社会的无序的理由。
〓〓我们对诸如此类的辩解予以反驳。一方面，我们必须克服千难万险让中国地方当局执行对外国人生命和财产进行保护的措施；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一直在为自己编造不负责任的托词，我们决定加强相应的责任条款并将其列为条约的首要条件，在所有条约中实施。这成了钦差大臣耆英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缓和敌意，他必须马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除了人身伤害，盗窃造成的财产损失也很严重，而中国地方当局一再以能力不够来搪塞，这种借口显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说得通的。事实上，如果不依靠中国官员的帮助，领事想要收回被偷的货物或者查找和捉拿那些惹是生非的家伙是从来不会成功的。对英国人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损失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对于英国人的暴力和暴行，我们也要采取相同的规则以示公允。我们在中国的住宅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枪来保护，这一点对改善商业安全、减少财产损失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上海道台咸龄的论调和他所显示出来的漠不关心态度反而使我更加坚定了向中国当局发难的决心。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城市里，3个手无寸铁的英国人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愤怒之火无法平静。在那些攻击外国人的中国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原始的兽性，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那3个英国人衣服被撕破了，身上沾满了泥土，浑身是血地躺在街道上。不久之后，所有的细节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不断地努力，希望能改变现状，相信我的良好愿望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很快我们就被白费力气的诱劝者包围了。假如这些罪犯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将引起怎样的不良效应呢？假如地方政府拒绝作出任何赔偿，我们又将面对怎样的境遇呢？毫无疑问，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心知肚明，显然这将威胁到我们在这一港口的地位和影响力。我们将被限制在窄而又窄的活动范围内，不断遭到愤怒人群的夹攻，被我们周围的人侮辱和骚扰。即使是在上海，我们也只有少得可怜的特权。总而言之，对我们而言，上海的一切优越条件将不复存在，它将被复制成第二个广州。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冒犯者免于惩罚，地方政府获得胜利，我们将在可怜的政策夹缝下生存。1848年3月17日阿礼国写给德庇时先生的信。
紧要关头，阿礼国领事以令人佩服的勇气无比坚定地担当起责任。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指示，如果要等香港总督的命令，恐怕要等上致命的几个星期。拖延和等待只会让中国人故伎重演，罪犯可能会逃逸，英国人的威望可能会一落千丈。广州附近最近又有6个英国人被杀，这也和上海的暴行一样吗？5天之后，我们只得到了空洞的承诺。此时，领事先生发表了非常英明伟大的声明：他将停止支付所有英国船只的关税，直到整个事件得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时不允许任何一艘运送谷物的船离开河面；倘若48小时后罪犯们还没有现身，他将使用条约所赋予我们的权利采取其他措施。必须说明的是，河面上一共有1400多艘运送谷物的船和50艘战舰，大约有13000个居住在附近的流浪者可以作为他们的后援。想要威慑这一海域和大陆，领事必须依赖一艘军舰。“皇家丘德尔”号很快就回应了我们的请求。船长匹特曼司令马上同意支持领事的行动，并且叫来双桅船“埃斯皮格”号作支援。英国居民中没有一人不举双手赞成阿礼国先生的政策。外国领事机构也正式表示了他们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非常有趣的是，DeQuincey的著作对这一事件有更加精彩的描述。（China,byThomasDeQuincey,Edin.1857）.
一开始，上海地方当局试图威胁领事取消决定，他们向阿礼国先生表示，英国采取这种暴力的措施是十分危险和不理智的，对于容易兴奋和纪律散漫的人来说，英国的这一行为只会起到反面的刺激作用，领事和他的家人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领事和翻译官显然没有被中国人的恫吓吓住，他们每天照样穿过拥挤的街道，从领事馆去城墙边上。领事馆的女士们也像往常一样，继续她们的约会和社团的活动。中国地方当局的威胁没有奏效，而且他们也发现他们所说的一切不能让领事先生感到一丁点儿的恐惧。道台又用老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他说他没有权力限制附近流浪者的行动，也不能立刻从人群中找到攻击者。上海道台曾经在广州工作过，当地强烈的排外情绪和传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迄今为止广州已经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希望看到上海能同样成功地将“夷人”置于股掌之间。为了探查阿礼国先生究竟对实践自己的声明有多坚定，他命令成百的谷物运送船开到海面，但是阿礼国先生很快就通知“皇家丘德尔”号去阻挡它们。当然谷物运送船都非常明智地选择听从领事的命令而不是地方当局的指令。几天以来，中国官方仍然采取拖延、借口和逮捕替罪羊等战术，企图蒙混过关，这使得领事先生不得不打出王牌。他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将所有信件发给了道台的主管——两江总督李星沅，并提出要求，他希望立刻看到正义的裁决。3月20日，“埃斯皮格”号开往南京，船上有副领事罗伯逊先生和翻译官巴夏礼先生，还有一大盒会让道台非常不愉快的材料。
上海地方当局至今未放弃旧有的把戏。他们找人假扮成罪犯，在谷物上盖上稻草和砖头，以求蒙蔽我们的检查而把政府的谷物运出去。当我们揭穿了他们的行为并且命令货物退回时，他们驶回空的舢板船，并想在封锁区的下面卸货。所有的伎俩都是徒劳。匹特曼司令会登上每一艘船进行仔细检查，没有一粒谷物可以逃过他的眼睛。在被我们阻拦的大量稻谷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运往北京的，大部分是运往南京的。当中国人最后确切得知一艘英国战舰正在扬子江上航行时，地方当局终于开始向总督呼吁，改变他们僵硬的方针。两江总督李星沅、江苏巡抚陆建瀛会派江苏臬司倪良耀即刻从苏州赶往青浦，捉拿在逃的犯人。3月29日，省法官带着10名犯人来到上海，其中一部分被确定为的确是伤害3名英国公民的罪犯。然后他们被戴上木枷，在外滩前方新造的海关大楼前示众1个月，作为对公众的警示。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起作用了，15天之后港口的禁运被解除，“皇家丘德尔”号允许1400艘不相干的船平安离开。
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它帮助我们恢复了在条约港口的尊严和地位。在近期不断爆发的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中，我们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胜利是阿礼国领事冒险的一搏。如果他选择等待来自香港总督的最终指示，那么他原本强硬的措施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了。文翰先生刚刚继德庇时爵士出任英国全权大使。不管他的个人观点是怎样的，他将会带着以本国政府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思考方式来开始他的公职。约翰·罗素勋爵的内阁显然对德庇时爵士在处理1847年4月广州沿岸事件的高压政策心有余悸。在切斯尼探险译者注：1835—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结束之后，他们担心再次错误地使用武力可能会引发另一场战争。殖民书记官格雷伯爵不会再勉强地倒退到巴麦尊勋爵的政策，因此（1847年11月24日）“不容分说地禁止采取任何进一步对中国人制裁的措施”。在他接手德庇时爵士的工作后的第二天，他就把这一指示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当然，格雷伯爵非常清楚适可而止的意义，然而面对在领事的努力下本国取得的优势地位，他也不会采取彻底撤退的姿势。幸运的是，那个时候用以快速沟通外交情况的电报还没有被引入，阿礼国令人非常满意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当一切结束时，文翰先生对他的勇气和能力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然而本国政府也感到非常焦虑，这一先例会对人才的选拔形成更大的压力，我们总是希望找到最优秀的人来出任要职。”
巴夏礼在阿礼国先生卓有成效的举措中只是担当了下属的工作，但这绝不是说他所做的一点儿也不重要。领事和副领事都不会说中文，因此他要担当起所有和地方当局的会面工作，负责写告示和官方信函，并在很多情况下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精明的人都可以想象他的工作绝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他还去青浦调查那里的舢板有什么长处，以便在将来采取必要的措施。3月20日，他陪同副领事搭乘“埃斯皮格”号去南京。他所担当的工作是翻译，负责与两江总督李星沅的会谈协商。这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据他们当时的判断，英国团体的安全与荣耀能否得到保障都取决于此次会谈成功与否。当“埃斯皮格”号在扬子江上航行时，许多清廷官员都中途上船来问候和提问，话语中充满了溢美之词。他们同时也提了不少问题，巴夏礼不得不一个人应付这些人，逐一回答他们的提问。这甚至使得副领事认为巴夏礼有担任未来总督的潜能。来拜访的清廷官员中，有不少都带着盖有官印的指示，信函中描述了他们此次前来的任务。但是大多数信函都用了“夷人”一词，也许他们自身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词的存在对英国人来说是多大的不敬。送信的人被请下船。不久之后，那些谦逊的官员最终放弃了探听“埃斯皮格”号此次航行的目的和企图，船于29日晚上在南京靠岸。
清廷官员登上了“埃斯皮格”号的甲板，没有人反对女王的官员希望会见他们的长官的提议。他们建议在城外的一座寺庙进行会面，那里是璞鼎查爵士曾经在1842年会见钦差的地方。罗伯逊先生提出异议，要求会面在衙门或者总督府进行。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我方的意见被采纳了，会面将在第二天（31日）正午举行。官方说明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巴夏礼写的，因为只有他可以转述官方报告，当然也是经过副领事罗伯逊先生签署的。Parl.Papers,1857［2175］,InsultsinChina,p.153-158.来访者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他们坐在4个人抬的轿子里，并且由军队开路，在去衙门的路上，还有奔跑的衙役护驾。总督在第三扇门那里迎接，把他们带到大厅。船长和3位其他官员也被安排入座，大家绕着一个半圆形桌子就座。总督站着接过领事的信函，并且鞠躬致意，他说这是一封非常合理的信函，但是指出最可能采取的步骤是派臬司去上海，而实际上这一条已经得到了实施。罗伯逊先生提出直接从南京派来官员，并且指定要派藩司。然后他觉得这一次会面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提出离开的请求，并且要求次日再次会谈。他们很快达成共识，作为回敬，下一次会面将在船上进行。和总督先生及其官员共同进餐之后，副领事和巴夏礼就回到了“埃斯皮格”号上。
第二天，4月1日，总督来到岸边为回访作准备，可是河面上的风很大，他根本无法登上甲板。巴夏礼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是为了工作，即使河面上刮的是子弹他也不会退缩。他来到岸上见他的东道主，并且安排会面推迟一天进行。4月2日，总督先生按计划登上甲板，他也受到应有的礼遇。总督视察了桅船，享用了午宴。副领事和巴夏礼陪同他回到岸上。
〓〓最后，在关于遣用藩司的问题上经过一番艰难的讨论后，总督终于同意按照我们的要求立刻派遣藩司作为代表到上海去与臬司一起帮助处理上海的事务，以达到我们满意的结果。
对任命藩司问题的讨论曾一度陷入了有趣的境地，变成总督先生和巴夏礼之间的热烈讨论，他们议论的中心是派遣这一官员的可能性。巴夏礼引用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总督也被他说服，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这一次会面，总督显示了十分谦逊有礼的风格，他非常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评论发生在上海的事件时也毫不隐讳地使用批评的词汇，他也表示对这样的情况倍感遗憾……
我很高兴在这段旅程中巴夏礼先生提供的良好服务。他的敬业、热情和机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益于他的帮助，一切问题都得以圆满解决。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再遇到需要和中国当局打交道的时候，我希望巴夏礼先生能够继续给予我宝贵的帮助。用通常的方式来夸奖一名官员工作努力是十分容易的，但是要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明他们在工作中的机智老练和极强的判断能力并非易事。因此我请求你们采纳我简单的声明：如果说我们和两江总督的沟通结果使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得到提升，这里面虽然有我的努力，但主要的功劳应该属于巴夏礼先生。驻沪副领事罗宾逊的报告。
巴夏礼的上司对他的工作赞赏有加，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的认可。文翰在报告中说，年轻的翻译官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卓越的角色，巴麦尊也认为巴夏礼的表现是有能力和有智慧的。巴夏礼抓住了重要的机遇来表现自己。他的成就不仅让领事馆和香港总督颇为赞赏，也得到了外交部的认可。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够见证他的稳步成长。巴麦尊勋爵是极有观察力的人，他开始注意到巴夏礼。与两面派的中国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培养将来的领事来说是必经的一个步骤。巴夏礼已经拥有了阿礼国那种无畏的精神，并且认识到在解决一件事情时勇气和决心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一直以来，他都提倡用坚定的手法来应对满人的怒火，现在这一方针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实行，并且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自此以后，巴夏礼在应付中国官僚的时候不会再有犹豫和疑问。他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性情，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以牙还牙。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获取尊敬的唯一方式是下命令。
12月，对中国当局的制裁证明事情最后得到了平静的解决，阿礼国领事和他的全家在巴夏礼的陪伴下，在离上海不远的小山里十分安全地度过了一两个星期。而传教士们也十分顺利地继续传播福音。事实上，罗马天主教还被允许在离城市5英里的地方建立永久的教堂。正确的榜样已经被建立起来，不再有任何骚乱。
1848年4月，巴夏礼得到了去上海出任翻译官（不仅仅是代理翻译官）的任命，但是，1849年7月他又受命前往厦门任职。在接任新职务之前，他不得不先回家一次。回英格兰看一看是他期盼已久的事情，在长达7年全身心投入工作之后，他也应该享受一下短暂的假期。巴夏礼回到中国时，他将不再在阿礼国的手下工作。阿礼国先生在过去的5年中一直扮演着良师益友的角色，虽然工作的安排使他们分开，但是在多年以后他们又会再次相聚，那时也不是上司和下属的老关系。在前文的叙述中，大家已经可以读到巴夏礼能在这样一位明智的领导手下工作有多好，而且领事先生自己也非常享受这样的关系。在结束上海领事的职务时，阿礼国在写给驻港全权大使文翰的信中高度赞扬了巴夏礼：
〓〓在过去的5年中，我有太多的机会来体会您的良苦用心。事实证明，您任命巴夏礼为翻译官是十分正确的。在这里，很有必要向您总结性地汇报他在解决与中国当局的争议中的出色表现。
也许外交部已经都知道，在所有巴夏礼曾经任职的地方，无论是上海、南京，还是厦门、福州，每当有棘手的状况和新问题出现时，他善于使用各种策略，并凭借流利的语言和优秀的能力与中国最高当局展开周旋，解决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得以在厦门促使当局按照我们的特殊规格建立领事馆，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面对在福州发生的暴乱，巴夏礼和福建总督、臬司等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协商，最终获得56000元，作为中国对三四名当事人的赔偿。
他在南京的表现也已经获得了您的完全认可。我想指出的是，在上述所举各例中，尽管翻译官在交涉中是奉上级的指令行事，但是在具体交涉过程中，巴夏礼作为翻译官，他本人的信念、个性和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也是决定事情走向的根本要素。如果翻译官欠缺其中任何一种品格，无论领事给出怎样好的指示，都会是无效的。所以，我衷心地感谢巴夏礼先生对我的帮助，从我踏入中国开始履行职务之时起，他就和我在一起，并且在各个方面给予最热诚的支持。1849年7月14日阿礼国致文翰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