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支出规模增长研究政府支出，首先就要回答支出多少的问题，即支出规模。纵观世界各国政府经济发展史，政府支出规模无论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自德国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公共支出不断上升的规律”以来，各个国家财政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命题。但是，对如何更清楚地解释政府支出规模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如何分析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变化的内在因素，理论界及政府部门有不同意见。
政府支出规模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支出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方面来考察。政府支出的绝对量，就是政府支出的实际数量，直接表现为政府支出预算中的绝对金额的增长，它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政府支出的现状和增长趋势。但是，研究政府支出增长不能仅仅局限在研究其绝对值上，而是应该同时分析其相对值，即政府支出数量与国民经济其他经济指标的关系。因为如果脱离了国民经济其他经济指标，单纯的政府支出绝对量，往往不能全面反映政府支出与其紧密联系的经济问题。因而，一国政府支出绝对规模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但要全面反映经济发展各方面的特征，仍需要把各政府支出量与其他经济指标相比较，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政府支出规模存在的问题。
衡量政府支出规模相对增长时，一般来说，主要将政府支出金额与GNP或GDP进行对比，同时也可以把政府支出分成若干项目（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等）与GNP或GDP进行对比。对政府支出的规模，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并明显地呈现出增长趋势（见表71）。表71几个主要代表性的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
（单位：%）
年份
国家1929196019761978198019881990199219982003200420052006美国102822.3321.3322.7823.2623.8624.6128.334.9634.9235.2135.32加拿大————19.5120.2820.421.5623.8125.0742.137.8337.5537.3237.33澳大利亚————27.3226.9525.4627.4925.1628.532.935.3435.233.9733.35日本1918——————16.1515.6221.6936.935.5235.8535.64——芬兰————28.2834.4139.4339.4940.2942.25——50.1550.4649.7748.68法国193536.9928.7430.430.430.7842.6254.353.3652.952.8652.42德国313229.4337.1542.9442.9442.5544.9646.949.1247.1247.0945.63英国243238.4724.4933.1733.1733.8336.0640.242.9142.9543.5843.79瑞典83133.9736.0541.5341.5344.7348.7360.858.13——54.9953.53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年《政府财政统计年鉴》整理。
二、政府支出规模增长成因分析
（一） 政府支出增长的模型关于政府支出规模不断增长的原因，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论述。宏观增长模型主要包括阿道夫·瓦格纳的“政府支出不断上升的规律”、皮考克和怀斯曼关于政府支出增长的理论、R.A.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政府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微观增长模型主要有威廉·鲍莫尔的“政府支出非均衡增长模型”。
第七章政府支出概述1. 瓦格纳法则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瓦格纳是德国财政理论的代表人物，其社会政策财政理论体现在1872年出版的《财政学》中。瓦格纳认为，“不同国家及时代比较，进步国家中央及地方政府活动呈现有规律的扩大的趋势”〔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张淳译，中国财政经出版社1987年版。。后人称他的研究成果为“政府支出不断上升的规律”或“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认为：（1）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国内外法律规章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随同递增，以保障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社会环境条件；同时，在经济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管理集中化、劳动力专业化的条件下，经济结构以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复杂化，而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政府部门活动的加强。（2）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大，诸如交通、银行、教育、卫生保健等项目，促使政府进一步扩大支出。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具有一种天然垄断的属性，且投资数额大，外部效应显著，如果交给私人部门经营，很容易因私人垄断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政府介入这些项目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据此，瓦格纳得出结论：政府活动不断扩张所带来的政府支出的不断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瓦格纳所处的时代，正是德国激剧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其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是经验性的。他对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美国的政府部门增长情况作了考察，他把政府支出对GDP的比重上升的原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政府活动规模的扩大；所谓经济因素，他初步想到并提出了市场失灵与外部效应的概念，还提出了收入弹性的观念。他认为，随着经济实现工业化之后，扩大了的市场与市场作用力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复杂，而这种市场中的相互关系对商业法和契约法产生了需求，而后者又要求建立司法与行政制度；城市化与高居住密度将产生外部效应，拥挤又需要政府部门进行干预与调节，则提供法律服务、警察服务、银行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外，政府的教育、文化卫生和福利等支出的增长是由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决定的。因此，随着人们实际收入的上升（即GDP上升），对于这些项目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将会超过GDP的增长率。
但是，瓦格纳关于政府支出增长的涵义是指政府支出在GDP中份额的上升，即指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支出的相对增长，还是指它的绝对增长，至今也不清楚。按照穆斯格雷夫的解释，把瓦格纳法则理解为政府部门政府支出的相对增长，则可以把瓦格纳“政府支出不断上升的规律”理解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也会提高”。
瓦格纳法则虽然描述了政府支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也存在不足，未能充分有效地运用社会抉择理论分析政府支出的增长，难以更全面地解释政府支出增长的原因。
2. 皮考克和怀斯曼关于政府支出增长的理论
皮考克和怀斯曼在瓦格纳提出的“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基础上，分析了英国自1890—1955年之间政府支出的增长状况。他们发现，英国的政府支出的增长是“阶梯式”的、“非连续”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解释：政府一贯喜欢多支出，而公民不愿意多缴税，因此，政府在决定预算支出规模时，应该密切注意公民关于赋税承受能力的反应，必须注意到公民的意愿。他们认为，政府支出的变化要受到公民意愿的影响，即政府支出的变化与社会抉择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将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种，并且认为外在因素是政府支出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
（1）内在因素。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上升，以不变的税率征得的税收也会上升。而追求政治权力最大化的政府是愿意多支出的。除非既有的政府收入水平构成对其扩大支出欲望的约束，不然，政府支出的上升必然会同GDP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收入的增长呈线性关系。
（2）外部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动荡时，如战争、饥荒或其他社会灾难，政府为应对急剧增加的支出，将被迫提高税率或增设新税种，不愿意多缴税的公民也会被迫接受提高了的税率或新税种。而在动荡过后，税率水平并不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有些新税种也会继续保留，政府的政府支出也并不会退回到先前的水平，政府支出能够继续维持在动荡时期的高额支出。一般情况是，一个国家在动荡结束后，总有大量的国债，政府支出会持续很高。
根据他们两人的分析，财政收入和政府支出总是同步增长的，政府支出增长的原因可以分为内在原因（GDP上升、收入上升、税收上升）与外在因素（战争、饥荒或其他社会灾难），外在原因是政府支出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
3.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政府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政府支出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总体投资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为政府部门要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系统、环境卫生系统、法律与秩序、健康与教育以及其他用于人力资本的公共产品投资。他们认为，这些公共投资对于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以至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增长的中期阶段，政府投资还应继续进行，但这时的政府投资只是对私人投资的补充。无论是在发展的早期还是中期，都存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需要加强政府的干预力度，政府支出当然会增加。
马斯格雷夫认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GDP中总投资的比重是上升的，但政府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是下降的。罗斯托认为，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政府支出将从基础设施的支出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在“大量消费”阶段，旨在进行福利再分配的政策性支出的增长会大大超过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长，也会快于GDP的增加速度。
以上三个政府支出增长模型，是从宏观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除了通过政府支出宏观分析能预测并证实其随着GDP增长而增长外，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政府支出的微观分析来加深对政府支出增长问题的理解。人们建立政府支出微观模型的目的，就是为了指出那些引起公共需求变化的因素，并检验其对公共服务供应所产生的影响。除了从分析影响政府支出增长的各种微观因素（如公共物品产出水平、服务环境的改善、人口变化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物品的质量等）外，还可以从由投入品价格上升所引起来分析。其中，较为典型的分析，就是威廉·鲍莫尔的“政府支出非均衡增长模型”。
4. 威廉·鲍莫尔的“政府支出非均衡增长模型”
鲍莫尔在其建立的所谓“政府支出非均衡增长模型”中，将国民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部门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部门（即有技术进步的部门）。前者如服务业和政府部门，后者如制造业。他假定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且工资水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上调。据此，他对两个部门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并得出如下结论：（1）生产率增加缓慢的部门，其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增加，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部门，其产品的单位成本或维持不变，或不断降低。（2）如果社会对生产率增加缓慢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富有弹性，该部门的产品产量将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完全停产。（3）如果要维持生产率增加缓慢部门的产品产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必须使劳动力不断涌入该部门。（4）如果要维持两个部门的均衡增长，政府部门的支出职能增加，同时也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据此，鲍莫尔得出了作为生产率偏低的政府部门的规模必然是越来越大，负担必然越来越重的结论。其实，鲍莫尔模型没有考虑到政府部门的效率下降，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则公共支出还会增长得更快。
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增长似乎是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的一条规律。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般的，政府支出比重在改革以前也呈现出扩张的趋势，改革时期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政府在摆脱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一旦经济体制迈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上述下降趋势理应逆转，改革之初政府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可能会在某一时期中止，转而趋于回升，并达到适度水平则相对停滞。我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1996年已停止下降，1997年开始回升，并呈现增长趋势。
（二） 政府支出规模增长原因综合分析
总结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支出变化的现实，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演变，我们可得出影响政府支出规模的若干主要因素。
1. 政治性因素
该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前者皮考克和怀斯曼的分析已经略有所述。实际上，政局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加强国防的力量、增加行政管理支出，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就使政府支出的规模超常规扩大；对于后者，若一国的国家机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
国家机构建立以后，统治阶级用它来保卫领土完整，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政局稳定，而有些国家则利用其对外战争，牟取海外利益。这就要求国家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先进的军事装备，从而用于军事目的的政府支出也逐步上升。战争时期，军事支出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战前；战争结束后，军事支出往往仍然很庞大，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从历史的经验看，在平时，即使个别年度的军事开支较上年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则是不断上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英、法等大国都曾在口头上主张裁军，而实际上都在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穷兵黩武，其他国家也在加紧扩充军备。这些事实便足以证明，政府公共支出继续膨胀是不可遏止的长期趋势。另外，国家自建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要求权力分散，权力机构相互制衡；经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潮流，经济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保障制度也日趋完善，总之，国家职能不断健全，范围不断扩大。与此相应，国家机构也就随之不断扩张，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需要巨额的费用支持，因而政府支出也就不断增长。
2. 经济性因素
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的选择、物价水平、征税能力和政府的经济干预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和效益，决定了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也就决定了政府支出规模的增长速度。另外，穆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具体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关于经济体制的选择也会对政府支出规模发生影响，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化。
在纸币制度下，从物价水平的变化看，各国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都是上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60多年中，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速度更是逐年递增。加上货币持续贬值，政府支出的金额也随之相应增加。因此，各国政府支出之所以不断增加，不仅由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逐步扩增，而且也由于物价上涨的影响，这种情况在战争期间尤为突出。
各国政府强化税收征管，获取更多的收入，也是刺激公共支出继续膨胀的因素。各国政府主要是依靠课税来供应政府支出需要的，政府支出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税款收入的多少。在国家税收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共需要，必须增加税收、不仅从以课征间接税为主扩大到以课征直接税为主，而且在直接税和间接税两方面，又扩大了课税的范围并提高了税率。随着课税制度不断加强，政府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因而就有可能增加政府支出。
政府经济干预的加强，促使政府支出规模的增长。19世纪中叶以前，各国政府支出中经济项目很少，19世纪后期开始，政府的经济支出才逐渐增加。而经济支出在政府支出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则是在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积极采取各种干预措施，直接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由于大力推行经济干预政策，各国政府用于经济方面的政府支出数额大增；二战时期，各国政府因公众要求保证民用必需品的供应，进一步实行经济统治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支出的规模又有所扩大；二战后初期，有些国家推行国有化政策，将重要的银行、铁路、电力、煤矿以及其他大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经济落后地区扩大投资和开发，这些也都是促使经济支出扩增的原因。同时，战后近60年来，各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时常尖锐化，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速度逐年上升，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政府支出也就继续膨胀。
3. 社会性因素
主要指社会福利事业的扩增、人口状况、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支出规模。
在现代社会，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成为各国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逐步实施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完善社会保障机制。随着这类事业的规模逐步扩大，用于社会福利的政府支出也相应增加。而社会福利支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用于举办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交通、住房和治安等项事业的支出，以提高人民的文化与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被看做“人力投资”，因而有增加的趋势；二是用于直接补给居民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支出，这项支出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需要救济的贫困居民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政府不断增加这类支出。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支出得到了普遍推行和强化，在政府支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一些国家已经超出国防支出而居于首位，有的国家如芬兰、意大利、荷兰已达到60%以上。
人口不断增加，也是政府支出膨胀的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不断增加，直接造成居民对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需要的扩大，而司法、警察、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也必将大大增加。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公众要求改变社会生活质量等，也会对支出提出新的需求，因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规模上也都会相应地膨胀。可见，某些社会性因素也同样影响政府支出的规模。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规模变化实证分析
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规模变化而言，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继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改革，充分调动了生产要素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1978—2010年经济增长率年均9.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总量为401202亿元。人均GDP大幅度增加，从1978年的381元迅速提高到2010年达到29940元，是1978年的70多倍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根据瓦格纳法则，随着经济不断增长和人均收入增加，政府支出比率应不断提高。
（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规模增长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支出绝对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张，政府支出增长率也比较高，但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率曾一度下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逐步回升。
1. 政府支出增长率
鉴于我国政府支出的构成较为复杂，不仅包括财政预算内支出，2011年以前还包括预算外支出，要客观反映我国的政府支出增长状况，需要综合考虑预算支出和预算外支出的整体状况。
（1）预算支出增长率。1979—2010年，我国预算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年均增长率达16.4%(见表72)。这一时期的预算支出增长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预算支出不断增加，从1979年的1281.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874.16亿元，增长了70.11倍；二是预算支出增长率波动性很大，除了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预算支出增长率高达33%之外，2008年的增长率最高，达25.7%，比1980年高出21.5个百分点，比平均值也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三是近年来预算支出增长迅速，1979—2010年预算支出增长率年均16.4%，而名义GDP增长率年均13.9%。
（2）预算外支出增长率。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不断进行调整，特别是预算外资金的范围和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见表72）。我们将改革以来预算外支出的变化分为如下几个阶段：表721979—2010年国家财政预算内外支出增长率
(单位：亿元)
项目
年份预算支
出总额预算支出
增长率预算外支
出总额预算外支
出增长率名义GDP
增长率19791281.814.2452.930.511.419801228.84.2557.423.111.919821229.98.0743.522.28.919841701.020.71114.727.320.819862204.910.01578.414.813.819882491.210.12145.316.524.819903083.69.22707.18.29.719923742.210.53649.918.023.219945792.624.81710.430.135.019967937.616.33838.364.616.1199810798.216.92918.38.75.2199913187.6722.13139.17.64.8200015886.520.53529.012.49.0200118902.5819.03850.09.18.8200222053.1516.73831.0-0.57.7200324649.9511.84156.48.512.9200428486.8915.64351.74.717.7200533930.2819.15242.520.514.6200640422.7319.15867.011.915.7200749781.3523.26112.4214.4200862592.6625.76346.369.6200976299.9321.96228.299.3201089874.1617.814.4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而得1979—1984年：这一时期预算外支出增长率比较高，年均达到25%左右，不仅大于同期预算支出的年均增长率（12%），还高于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同时，如果把1979—1982年的预算外收入增长率视同预算外支出增长率，那么，预算外支出增长率的波动很大。
1985—1992年：这一时期的预算外支出增长率年均15%左右，虽然比同期预算支出增长率（9%）高出近6个百分点，但比同期名义GDP增长率（17%）低近2个百分点。而且，除1990年增长率较低外，其他年份的增长率比较平稳。
1993—2010年：1993年和1997年先后缩小了预算外资金的收支范围，当年预算外资金总额也大大降低了，但随后几年的预算外支出增长速度却非常快，年均高达4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预算支出的增长率和名义GDP的增长率。2011年我国取消了预算外资金制度。
2. 政府支出比率
总体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包括预算内外支出）比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78—1980年的38.4%，一直下降到1996—2000年的186%。1990年前，政府支出比率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1991—1995年下降的比较快，几乎一年一个百分点，直到1996年才停止，1996—2009预算支出比率开始回升（见表73）。表73政府支出比率变化趋势
（单位：亿元；%）
年份预算支
出总额预算外
支出总额政府支
出总额GDP总额政府支
出比率预算支
出比率1978—19803632.71047.44680.112180.138.429.81981—19857483.14710.112193.232227.037.823.21986—199012865.710774.723640.472550.132.617.71991—199524387.512098.136485.6188127.819.413.01996—200057043.516110.473153.939228.018.614.52001—2005128022.921431.6149454.5708906.421.118.1200638760.25867.044627.2211923.521.018.0200749781.356112.4255893.77265810.321.018.3200862592.666346.3668939.02314045.422.019.3200976299.936228.2982528.22340902.824.222.4201089874.16401202.0注：政府支出为政府预算支出总额和预算外支出总额之和；政府支出比率为政府支出与GDP之比；预算支出比率为预算支出与GDP之比。预算支出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提供数据计算而得。2011年统计年鉴没有2010年的预算外支出总额。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看，1991—2000年，政府支出比率平均为19%，这无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从经济现状看，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而目前能源、交通、通信等设施严重滞后已成为阻碍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而这均属于私人部门不愿进入或不能进入的领域，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看，1978—1998间，我国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8.4%。按照瓦格纳法则，这种高速的人均GDP增长率都应当伴随着政府支出增长率的提高。可是，我国政府支出比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并且是逐年下降，这不能不说是反常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支出比率与世界各国相比都非常低，比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20—30个百分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低5—10个点。
199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均明显提高，政府支出比率过低的现象也明显改善。1999年、2000年我国的政府支出比率分别达到19.9%和21.7%，远远高于前两年的水平；2009年达到22.4%。
（二） 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开始对转轨经济下的财政职能展开讨论，并就此根据政府支出的性质将政府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性支出、社会文教性支出、国防性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等，其中后四类统称为社会管理支出。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如表74所示。表74中国政府支出结构
（单位：%）
项目
年份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支出行政管理其他支出197864.0813.1014.964.713.16198058.2216.2015.776.153.66198556.2620.389.568.535.27199044.3623.928.9113.448.86199142.1825.099.4112.2210.75199243.1025.929.7512.388.50199339.5225.3810.1013.6612.26199441.3225.929.1714.638.61199541.8525.749.5114.608.47续表
项目
年份经济建设社会文教国防支出行政管理其他支出199640.7426.219.3314.939.04199739.5026.749.0714.7210.24199838.7127.148.8014.8210.68199938.3827.598.6615.3210.54200036.1827.608.1617.4211.19200134.2427.587.6018.5811.97200230.2626.877.6318.6016.53200328.0426.247.7419.0318.94200427.8526.297.7219.3818.75200527.4626.397.2919.1919.67200626.5626.837.3718.7320.51注：本表数字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用国外借款收入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从表74中可以看出，20多年来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即经济建设在政府支出的份额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性支出占比从64.08%下降到26.56%，下降了37.52个百分点。经济建设支出的迅速下降，直接导致了整个政府支出规模增长速度的放慢。应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逐步弱化，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增强，财政的经济建设支出下降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还起着主导作用，经济建设支出下降过快会制约财政对重点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三）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支出比率下降趋势的原因
回顾我国政府支出占GDP比例的变化，既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体制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支出比率下降的外部原因，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带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政府重新确定自己的职能，原有包办一切的工作方式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的下降是合理的。政府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以及较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制度等原因，使政府集中性财力下降，必然产生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比率下降的现象。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为全面推动经济体改革，首先从财政改革入手，放权让利，降低财政集中程度，使财政支出占GDP比率降低，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减少了政府收入，使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过低，下降幅度过大，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影响政府履行其职责。这些因素包括税制不合理，征管不严，偷漏税现象盛行；预算外资金膨胀，乱收费屡禁不止，侵蚀税基；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实行大包干，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财政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机制，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等等。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这种状况得到初步遏制，1996后财政支出比率开始回升。因此，可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比率下降的现象，看做一种体制转轨时期的过渡，不完全具有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将这种现象看做一种改革的成本或代价，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