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文化中——以至于数字技术很快就可能变得像电力一样无处不在。到那时，谈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现象会像现在谈论电力文化一样变得微不足道。不同文化领域的数字化速度和方式各有不同。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其自身的传统、习俗以及演变途径。即使科技在某些时候可能获得快速发展，也总会有冲突——文化习惯很难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文化现象也是多样而混杂的，这种变化可能在不同方面以不同速度进行。目前文学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个时期以来，数字印刷运用于书籍出版已经构成了日常商务的一部分。通过使用文字处理器，绝大多数文献是以数字格式书写和存储的。我们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处理构成了图书出版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最终产品仍然是而且还主要是一本印刷书籍。计算机革命和与之配套的软件开发，孕育了一种全新的数字文本，这是不与图书介质捆绑在一起的新领域。这些文本可以通过电脑屏幕来阅读，或者越来越多地通过阅读装置来阅读，即所谓的[HT10.5H]电子书[HT10.5SS]。数字文本性为文学表现力的扩展打开了一个无限的领域。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之间的差异可简单归结为：印刷文本是静态的，数字文本是动态的。

　　数字文本性可用于文学的许多方面。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方式是视数字文本性为文学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媒介——即使作为数字文本出版，文学也能保持其印刷文本的样式；它也能以印刷形态出版。数字文本格式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数字文件可以迅速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数字文本很容易更新等。但是，将数字文本性运用于文学将更有效。通过把数字的动态性特征整合为文学表意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拓宽了文学的表现范围。通常来说这种文学是根本无法用印刷形态来出版的。

　　所谓数字[HT10.5H]新媒介[HT10.5SS]的兴起，给人们带来了对媒体的强烈恐慌感，这也导致人们对文学的未来的忧虑。最一般的问题有：书籍会消失吗？阅读会死亡吗？文学将不复存在吗？当然，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由于其中几个不同的主题（尽管密切相关）通常是混淆在一起的，使回答这些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对数字文本而言书籍不再具有基础地位，这种情况似乎是非常可能的。然而，这种变化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显著——文学不一定非要以书籍的样态存在。从口述到莎草纸卷轴，到羊皮卷，再到手抄本的演化过程中，文学已经幸存下来了，没有理由相信在机器时代它就会消失。文学必定要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媒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发展只是简单地因循它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媒介为文学设立了限制，但在这些限制当中文学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从印刷文本到数字文本的改变并不会自动导致文学的任何变化。相反，在文学内部似乎有一种无需任何外在压力就能走向数字文本的发展线索。同样，数字文本性也导致了一种反方向的发展，文学更加依赖于印刷书籍的物质性了。因此，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的文学，我们会发现有几件事正同时发生着：传统的印刷文学仍在不断壮大（根据许多指标来看，它变得比以前更壮大了）；出现了并列的出版（同样的文本用印刷和数字格式出版）；出现了因技术原因而采用数字格式出版的文学；出现了不可能用印刷形式出版的那种“生来就是”的数字文学；出现了作为手工制作艺术书籍而出版的文学。

　　数字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几乎强烈触及了文学的全部领域。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就目前具有过渡性质的情况而言，已经可以形成关于文学未来的足以使人惊讶的预言和推测。推测当然是重要的，没有远见就没有未来，但我们也需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思考。首先观察到的情况可能是：现有的原创数字文学是很少的；五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来自印刷文学的旧惯例，制约着我们对数字文学的预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正在变得混淆不清。

　　在这项研究中，我选择了“超文本”作为核心概念。如果我们把超文本界定为“互相关联的语言比特”（我较大幅度地拓展了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的原初定义，但我相信这个界定仍保留了其精髓），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尔森把超文本看成“写作的最一般的形式”了。对数字超文本而言，没有固有的内涵（最初的超文本系统是建立在缩微胶卷基础之上的），但正是电脑化、数字化的系统——允许对文本及其链接进行处理——赋予其最大效力。除了“简单”的超文本之外，就数字文本的整体而言还存在着更复杂、更“聪明”的文本，它们不能被简单归纳为超文本，尽管他们也是基于超文本性的文本。比如MUDs[ZW(]MUDs即Multi-User Domains或Multi-User Dungeons，指多用户城堡游戏，中文亦简称“泥巴”，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多用户游戏。——译者[ZW)）[即多用户游戏——基于虚拟现实的文本）这样的数字文本显然是超文本的——在多用户游戏中，一些由文本所描述的不同环境通常被称作“空间”，用户可以像在任何超文本中那样从一个空间巡游到另一个空间。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可供用户使用，他可以和其他用户交谈，可以写作自己的空间，可以编写对象以执行特殊任务，或解决问题并收集游戏点数。超文本性和超文本理论不能在理解这一类的文本功能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如果有的话）。为此，我们需要[HT10.5H]赛博文本理论[HT10.5SS]。根据艾斯本·亚瑟斯的定义，赛博文本性（Cybertextuality）是[HT10.5H]对所有文本的一种透视[HT10.5SS]，这种透视考虑并凸显了所有文本的功能。[HT10.5H]从这种赛博文本的观点来看，所有文本都是执行某些功能并必须以某种方式使用的机器[HT10.5SS]。同时，读者也可能需要执行某些功能以便于阅读文本，或者，需要他在文本世界里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

　　这样，赛博文本性并不只是关于数字文本的，但就文本的功能而言，由于数字形式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与印刷文本相比，数字文本的领域更需要赛博文本理论。［1］因此，在记住赛博文本性是关于所有文本的透视的同时，我们可以在更有限的意义上使用赛博文本一词，即用赛博文本指功能性的数字文本——这意味着所有的数字文本并不必然是赛博文本（如古腾堡计划［The Project Gutenberg］档案馆中的纯文本文件或PDF格式的电子文本并不比普通的印刷文本具有更多的功能）。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确定这项研究的范围了。理论框架是赛博文本理论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的结合。重点是超文本小说，其他几种文本类型——数字的和非数字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小说和诗歌——也要进行讨论。为了更好地理解超文本小说及其阅读方式，人们非常关注印刷小说的演变历程，因为这一历程似乎对超文本小说的生成背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方面解释了副标题的前半部分，即“从文本到超文本”，强调的是我们亲历的文学过渡期。另一方面，这个方法是向我们所讨论的超文本的潜在特点开放的，这些潜在特点涉及更广泛的赛博文本的特质——因此，副标题的后半部分是“及其超越”。在主标题“数字文学”中，文学用的是狭义的（“文学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是通过对个别的、具体的案例的归纳，以达到对该领域的更普遍的理解。这项研究，并不企图把所有的数字文本类型都包含其中，我要达到的目的更多的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

　　这部作品应被看做由独立的论文集合而成的论文集——其中一些以前发表过，另一些仍在等待适当的机会发表。其中大多数已初具研讨会论文的形式。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以前出版过的论文作了一些订正和修改（主要是删除冗赘，或添加、削减材料）——因此，这项研究的章节与已发表的论文版本不完全相同。

　　这项研究以电子文本的网页形式完整展现——不过，如果你阅读的是它的印刷版本，也不会错过任何重要内容。该网站的文本包括额外的链接，这会使人更容易跟随作品中的某些“次要情节”——即在不同语境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此外，在网络版本中，我们所讨论的许多作品都直接与文本相链接，因此只需点击即可连接到作品。

　　在本研究的第一章，我会描述数字文学背后的各种传统，数字文学的典型特征和赛博文本理论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各种超文本研究属于更广泛的赛博文本理论的一部分。

　　第二章《超文本史与赛博理论——从麦麦克斯存储器到遍历文学》，是关于赛博文本理论的一个概述，围绕亚瑟斯的赛博文本和遍历文学理论展开。也讨论了其他各种方法，并将之整合为一个理论框架。为了解赛博文本理论，历史性地考察超文本系统的发展（以及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必要的。超文本理论与赛博理论的融合一直在进行中——希望本章有助于这种融合。

　　第三章《代替与置换：印刷小说的极限》，是从赛博文本的角度审视几部小说和故事。本章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从印刷小说中所预见的各种超文本实践。

　　第四章《本体互渗——从违规到核心策略》，聚焦于我称之为[HT10.5H]本体互渗[HT10.5SS]的叙述策略。本体互渗涉及的是（在小说宇宙内部）互相分离的本体论层面之间的“渗透”。转喻，即嵌入式叙事的层次穿越，是本体互渗其中一种类型，当然这也是目前为止研究得最充分的一种类型。我们将花很大的篇幅来讨论小说本体论以及它和叙事层的关系，因为它们是我们理解所有形式的本体互渗现象的重要主题。我将以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一部科幻小说《乌比克》（Ubik）为例来进行分析，因为它的多层本体论的特点能很好地说明本体互渗的多样化性质。本体互渗一直被视为是违反小说的某些惯例的——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讨论在超文本小说中本体互渗如何成为核心的叙事策略。

　　在第五章《超文本小说叙事的视觉结构》中，我将分析迈克尔·乔伊斯的《下午》、史都尔·摩斯洛坡的《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和谢莉·杰克逊（Shelley Jackson）的《拼缀女郎》（Patchwork Girl）三部超文本小说，强调它们对导航界面和“空间意义”的使用。叙事本体问题也被置于突出的地位。

　　第六和第七章，《阅读〈胜利花园〉——竞争解释与材料碎片》和《寻找〈加利菲亚〉》是姊妹篇。此处对史都尔·摩斯洛坡的《胜利花园》和M. D. 卡弗利（M. D. Coverley）的《加利菲亚》（Califia）进行了长篇分析或阐释。在《寻找〈加利菲亚〉》一章的结尾处，讨论了解释超文本的问题。对于超文本而言，解释学和诗学这两种解释实践似乎都能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

　　接下来一章《当语词不再静止会怎样？——协商新的阅读惯例》聚焦于阅读问题。在这一章我将讨论传统的阅读习惯一方面是如何影响了超文本的阅读，另一方面超文本自身又如何教会了我们新的阅读习惯，以及如何协商新的阅读惯例。

　　最后一章，《处于模糊地带的超文本小说》是一个概述。本章认为建立在“纯粹”的超文本基础上的小说可能会走向终结，与此同时，赛博文本已经让这片新领域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一领域，电脑游戏、虚拟现实和其他众多编程形式已呈凸显之势，但它们也为一种新文学样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HJ2mm]

[HT10.5《汉仪中宋简》]注释：[HT8.5XH]

［1］ 这不是说在印刷文本领域赛博文本理论没有用——首先，有大量实验性或先锋性的印刷文本充分利用了印刷书籍提供的潜在功能；其次，在理解文学如何[HT8.5H]作为一种技术[HT8.5XH]而运作（即使在最传统的形式上）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参见苏克尼克［Sukenick］的《新传统》，出自《形式：虚构行为的离题性》，卡本代尔和爱德华兹维尔：南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赛博文本理论应证明在该领域可以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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