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超文本大会在1987年召开。此后大约每年一次的大会形成了一个超文本群体。除了技术型的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人，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加入进来。这种技术上的浓厚兴趣深刻影响了早期的超文本文学理论。乔治·兰道讨论了“超文本的修辞”，并强调了对链接给予足够的信息关注（信息的发出与到达，等等）的重要性。当兰道广泛地讨论超文本写作和解构主义观点——特别是读者如何变成作者的观点——的密切关系时，他的用心无疑是叫人们写出好的超文本文件。兰道为文学-人文主义者引介超文本所发挥的作用不能高估，但偶尔在超文本和解构主义之间进行简单（甚至是误导的）的比较却给超文本文学理论带来了某种负担，甚至直到今天仍是如此。［21］
如果“作为作者的读者”（the reader as author）这个短语是在罗兰·巴特的“[HTH]作者性文本”（writerly text）的意义上来理解，那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但这样的话，关于超文本也就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了）。［22］如果要具体探究下去，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处理比简单的超文本更复杂的现象——在下文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大问题在于根据文本间性来理解链接。虽然链接确实为说明某些文本间的联系提供了便捷之路，但这种表面的相似性不应让我们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文本间性和超链接其实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手段。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文本间性、引用和直接参考才与超链接相符。确切地说，超链接只是一种参考的手段，而尼尔森所说的“跨越包含”则是引用。当我们涉及文本间性的更普遍形式，如罗兰·巴特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意义上的文本间性，那就更清楚了，链接的数量再多也无法作用于每个文本片段而绘制出文本的所有历史。需注意的是：这最终不是数量的问题，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有太多的文本间联系从而导致了超链接无法绘制文本的所有历史——而毋宁说，文本间性是解释的一部分，因此它从来就不会束缚于一套链接之中。
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是链接可做而文本间的参考却无法做到的。如下列举的8个方面［23］：
1.在静态的印刷文本中，参考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但一个链接的目的地却可经常改变。（但要注意，历史-语境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文本间参考的非故意性改变。）
2.链接不是“开放的”——它只能固定在某处（虽然这个“某处”可能会改变）。
3.参考不是同步的，因此它们只能在特定的时刻获得，或者说，在特定的时段中获得。
4.参考不能像链接那样直接使用其他媒介（比如与一段音频文件或一段实时录像信号等连接）。
5.参考不能指向后续的程序（至少是不能有意地指向）或实时跟踪程序。
6.参考不能像链接那样进行联结。（由作者控制的文本间参考确实可以（潜在的）不断滋生新的参考，但是这些参考不能像链接那样预先确定在一个固定的次序中。）
7.文本间性不能像链接那样留下空白的结构去给读者填充。
8.链接可以双向，参考不能。（但，依附于某些所指的文本间参考，它们相互重叠的方式与双向的链接有非常相似之处。）
杰伊·大卫·波尔特在其《写作空间》（Writing Space, 1991）中讨论了超文本写作的空间性问题。自那时起，超文本就被普遍视为一种“空间写作”。超文本中确实存在很多空间元素——屏幕的空间就被视为一种能指结构：
[XC014.tif][HJ1.5mm]
[HT7.5ZDX]蒂娜·拉森的《样品：九部邪恶的小型超文本》的一个截屏[HJ]
但同时，还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即认为超链接所导致的是非空间性。我们很容易被“去某处”这样的隐喻，或者“把我们引向某处”的链接，以及超文本界面和图形中的文段的空间安排所误导。但是，屏幕上两个并排的文段或位置相反的两个文段其实并无区别；一个链接往往导致两个文段的联结，而不管这两个文段在什么位置。如果我们把链接视为电影中的镜头切换，而不是两个单元间的矢量，那么空间性就不会那么明显地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框架。如果确实有超文本空间，那它会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空间，它不会是一个牛顿式的空间——由链接所联结的任何两个文段之间不会存在距离这样的东西；宣称某个链接比其他链接“更长”或“更短”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能让人想起距离的是从一个文段到另一个文段所需的链接的数量。因此，超文本所置身之处是一种观念的空间，但对此种空间的本性的探讨却几乎还没开始。
超文本小说作家迈克尔·乔伊斯、史都尔·摩斯洛坡和蒂娜·拉森是超文本群体中的常客。乔伊斯在设计故事空间这个超文本写作软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写了经典的“超文本小说”《下午》（以及其他几部超文本），他还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对探索性超文本和建构性超文本（explorative and constructive hypertexts）所作的区分已被广为引用：
[ZK（] [HT10.5F]所谓探索性的使用，我指的是把超文本的使用描述为一种传递或呈现的技术……探索性超文本鼓励并让观众（“用户”或“读者”这两个术语在这里已经不够用了）控制信息的转换以适应其需求和兴趣。［24］
所谓建构性的使用，我指的是把超文本的使用描述为一种创造或分析的工具……就像探索性超文本是为观众设计的那样，建构性超文本是为“书写者”（scriptor）——这个术语是简·道格拉斯（Jane Yellowlees Douglas）从罗兰·巴特那里借来的——所设计的。……较之于探索性超文本，建构性超文本需要一种行动的能力。［25］[ZK)]
他还对字词的结构、超文本的形态和间质小说（interstitial fiction）发表了看法，虽然不少人对这些术语的真实意义感到困扰，但都承认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乔伊斯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写作教师，他寻找各种途径把超文本当做教育的工具。［26］史都尔·摩斯洛坡——《胜利花园》、《漫游网际》和《里根图书馆》（Reagan Library）等作品的作者——在很多评论和谈话中都谈到了读写能力和小说方面显著的变化。虽然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使用了很多技术性的“小花招”，但他想强调的主要是超文本和网络给我们的文化景观带来的暗示。［27］
在超文本的技术特征及其对文学的挪用方面，吉姆·罗森伯格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程序师和诗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交互性图式句型：作为思想媒介的超文本》（1996）一文最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主题。在这篇论文中，他致力于把超文本作为语言的最低层次来看待，超文本“只比词汇这个层次高一些”。这样超文本就可以用来生产原初的（或原生的）超文本思想，而不仅仅只是用来联结那些非超文本的思想。他在“空间诗体学”、“超文本行为的结构”（这种行为的最低层次——例如，跟踪链接的行为——他称之为[HTH]行动素［acteme］）和编程能力等方面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超文本和超文本写作来说具有重要意义。［28］罗森伯格还经常寻找不受主流的节点-链接模式限制的其他超文本写作工具。似乎是在回应尼尔森，他还谈到了对连接型超文本（conjunctive hypertexts）的需求，即可同时选择多个链接的超文本，以代替我们已有的那种或此/或彼的分离型超文本（disjunctive hypertexts）：
[ZK（] [HT10.5F]典型的超文本结构是建立在“或”基础上的，也即分离型的：从文段L和X、Y、Z的链接中，人们可以选择X或Y或Z。句法结构则是建立在“和”基础上的，也即连接型的：一个由X、Y、Z构成的句子是X和Y和Z的组合。……这里并不是反对使用分离型的结构，或者说“古典的”超文本链接。毋宁说，作者同时需要此两者。［29］[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