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已经产生了许多新型的文本。其中大多数只能勉强称之为文学，但也有例外，例如所谓的超文本小说。存在文学性的超文本不应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数字化超文本之父泰德·尼尔森早已视其系统为文学性的系统，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便叫《文学机器》。［1］

文学性超文本的数量仍然有限，但这方面的理论却异常丰富。乔治·兰道以宣称超文本写作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具有密切关系而著称，他说：“超文本令人尴尬地体现了［德里达的”去中心化“和罗兰·巴特的”作者的文本“的理论］。”［2］应该承认，在把类似解构主义这样的抽象理论具体化方面，超文本功不可没，但把超文本和这些理论进行比较却似乎隐含着某些潜在的简单化的危险。［3］

理论著作的丰富反过来创造了一大批术语和概念——数字文学、超文本文学、超文本小说（hyperfiction，hypernovel）、超文本书籍、交互性文学、地志写作（topographic writing）、非线性文本、多线性文本、二度口语（secondary orality）等等。艾斯本·亚瑟斯最近出版的《赛博文本：遍历文学透视》（1997），是对这些新型文本的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认真讨论。亚瑟斯并不担心他以下言论会和以前的理论产生冲突：印刷/数字文本间的区别是一种误导；除非有进一步的限定，否则“交互性”这个概念毫无用处；赛博文本并非叙事文本；叙事学无所不在的影响只是一个“反面乌托邦”（dystopia）。他自己界定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即遍历文学，这种文学既包括印刷文本也包括数字文本（虽然就遍历文学的使用来说，数字媒介显然可以提供更加灵活的手段）。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赛博文本——这个概念早已广泛使用，但直到亚瑟斯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定义：“赛博文本是对所有文本形式的透视。”（Aarseth 1997, 18）不消说，对赛博文本的研究尤其重视其遍历的特性。在印刷文本中，遍历的特性通常被视为一种反常，也因此，它现在还缺乏理论的总结——而只是被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手法。

接下来我会先对遍历文学的特征作详细的解释，然后我会仔细分析一些常被提到的超文本小说——这些文本被视为原型超文本——并尝试寻找：a）在它们之中何种成分是“遍历性的”；b）新出现的数字文学的知识如何影响这些文本的接受，即，对这些文本来说“赛博文本”是否确实是一种新的视角；c）这些原型超文本如何有助于我们理解并生产数字遍历文本；d）最后，对于重塑旧的文学理论，甚至建构一种崭新的文学理论而言，遍历文本是否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