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比克》的世界中，有一些角色可以看见未来。但是，他们无法操纵未来的事件（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导致自相矛盾）。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我们这里涉及的是预叙（prolepses）的问题，在这里情节的顺序是在叙事的层面安排的。在主流小说中，预叙要么被理解为叙事者的全知全能的能力，要么就表现为准确或不准确的预测。对科幻小说来说，比较典型的就是把这种离题性的结构具体化，或者通过某些特殊能力（如预知能力，等等）使之自然化。

对过去事件的操作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它不能和叙事学上的[HTH]倒叙（analepses，即“闪回”）等量齐观。在叙事学中与其比较接近的是[HTH]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在[HTH]不可靠叙述中，一个事件刚开始是按照某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但后来却发现它其实并非按照那种方式发生（或者至少受到怀疑）。因此这里我们（通常）涉及的不是改变过去，而是再现它。这种后来的再现，似乎更合乎情理，可以让我们忽略它之前的版本。但是，被忽略的事件仍然是阅读体验的一部分，只是它在整个文本中的地位改变了而已。［4］在《乌比克》中，也存在一个“被抹去的世界”，但从小说本体论来看，它不如对过去事件的操作来得有趣。

在《乌比克》中，一个叫帕蒂的年轻女孩可以操纵过去的事件，并因此对现在产生影响。作为读者，最可能的反应是，不会只满足于把帕蒂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视为[HTH]不可靠的叙述。为此，我将在可能世界的模式上对这部小说展开阅读，通过这种模式，《乌比克》的科学幻想世界可以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帕蒂曾说，她那具有精神感应能力的父亲（可以预见未来）看见她下个星期打碎一个贵重的花瓶。一个星期后小帕蒂果然为此事而遭到了惩罚。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帕蒂很难意识到她父亲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她父亲知道某事将要发生却对改变这件事的发生无能为力。对此事牵挂时日既多，帕蒂最终决定集中注意力，想象这个花瓶根本没有打碎。然后，一天早上，她发现花瓶完好无损，除了她没人记得起它曾经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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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现实世界中，状态V1表示花瓶是完整的。由事件T1（=花瓶被打碎）导致了状态V2，而最终又以事件T2结束（=想象花瓶未被打碎）。接着是状态V3，在这里花瓶又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在叙事话语层面发生的。如果我们要重现这个被告知的世界（就像这些事件发生在文本的指涉世界中那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状态V3直接承状态V1而来，无须经过事件T1（或更准确地说，事件T1=花瓶未被打碎）。状态V2、事件T1和事件T2，在文本的现实世界中其实从未发生。从文本的现实世界来看，状态V2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世界（即如果花瓶被打碎后所发生的事），它只存在帕蒂的思想中。

读者的感觉是花瓶开始被打碎了，然后又恢复原样。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在文本的现实世界中[HTH]花瓶从未碎过。这种混淆是由两个叫“帕蒂”的角色造成的。首先，帕蒂1存在于文本的现实世界，她叙述花瓶的故事。其次，帕蒂2存在于可供选择的文本的可能世界。即使这两个角色是“一样”的，她们不得不处于分离的状态，因为她们存在于不同的本体论层面，她们（至少）有一点不同：帕蒂1没有打碎花瓶，而帕蒂2打碎了花瓶。

从叙事学上说我们讨论的是（嵌入的）双重聚焦（dual focalization）。花瓶的故事由帕蒂1叙述，又（部分地）通过帕蒂2聚焦。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相信花瓶既被打碎后来又复原的原因。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存在一个可供选择的可能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通过一个居住在此世界的人（帕蒂2）得以聚焦。然后我们被告知文本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也是通过一个居住在此世界的人（帕蒂1）来叙述和聚焦的。所以这是一个共时性而不是历时性的例子。花瓶不是被打碎然后复原的，而是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中，在文本的现实世界它是未被打碎的，而在可供选择的可能世界它是被打碎了的。（虽然，设想“花瓶几乎被打碎”这种情况发生在文本的现实世界也是有些道理的。）

虽然我们可以认定可供选择的可能世界只存在帕蒂的思想中，但注意一下这些事件在文本中是如何被解释的仍是饶有趣味的事情。帕蒂的能力和她的精神感应的预知力都建立在存在无限多个平行的世界的前提下。在这些平行的世界中，历史中的每一个事件不仅可以相异地发生或者根本不发生，而且每一种可能性通常都已实现。这种情况可以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著名隐喻“分岔的小径”来表达。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分岔，通往不同的路径，这些路径在它们的分岔处又通往新的路径。文本的现实世界只是其中一条小径，它只是它自身历史中的所有事件和所有决定的结果而已。但是，在它之外还有无数其他世界，这些世界都或多或少与它有些不同。［5］

精神感应力可以预先看见这些小径，而且最重要的是，精神感应力可以辨别哪些小径在它们的未来世界中可以实现。而帕蒂，还可以影响在过去对小径的选择。

花瓶的故事体现出来的矛盾，以及某事在同一时刻既发生又没有发生的感觉，都和两个世界的居住者以某种方式融合为一个角色有关。作为叙事者的帕蒂似乎融合了帕蒂1和帕蒂2。作为叙事者的帕蒂有一种把可供选择的可能世界体验为现实世界的记忆。根据不可靠叙述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这种体验并不真实。帕蒂想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世界，她的想象如此逼真以至于她错误地相信了这个可供选择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是，根据可能世界的模式来解释，可供选择的世界则是独立存在于帕蒂的思想中的。矛盾的产生只能用这些世界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来解释。而隐藏在这种神秘的联系背后的只能是帕蒂的特殊能力。

在平行世界模式中，我们周围有无数的其他世界，但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感知这些其他世界。帕蒂的特殊性就在于她有能力从一个可能世界移到另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模式中，帕蒂无法操纵过去事件的进程，因为这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这种模式背后隐含的观念就是，每种可能性时时刻刻都在成为现实。相互矛盾的事件在不同的世界中发生——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帕蒂的能力：她可以把不止一个世界作为现实世界来体验（就是说，她可以存在于许多个世界中），而且，她可以让别人也有这种体验。

最后，严格地说，帕蒂的特殊性在于：她可以把一个世界的某些部分带到另一个可供选择的世界中。这些被移动的部分，举例来说，可能是某些个人的体验。在正常情况下，世界V1和世界V2都同时和独立存在着。在这两个世界中存在两个人，帕蒂1和帕蒂2，她们是各自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她们的本质特性是一样的，虽然她们在一些非本质的特性上有所区别。［6］除了可以想象各自的对应面所生活的世界之外，她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关系。但作为对应面的帕蒂，往往只是一个未实现的可能性。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每个世界都只存在一位真实的帕蒂，其他（当然，这个“其他”指无限多的其他帕蒂）通常都是非真实的。但这个特殊的人，帕蒂，可以从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当此事发生时，她就和属于其他世界的帕蒂（她们具有共同的特性）合为一体并同时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因此，作为叙事者的帕蒂同时具有两个人的思想。这两个人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记忆有轻微的不同。但这两个人的思想则不一样，因为只有其中一个拥有（主动的）跳入另一个人的思想的经验。因此，帕蒂1体验到的是一种连续的存在，而帕蒂2体验到的则是扭曲的存在，因为她只是帕蒂1中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得知帕蒂1是如何感受这种思想的融合的，因为对事件的叙述是通过帕蒂2聚焦的。不管这种小说本体论和多重自我有多复杂，都应该注意到它背后毕竟隐含着一个离题性的结构，即把两个不同的聚焦者-角色当做一个来呈现。

叙事学上的概念可以处理这种情况。在此情况中，有两个故事层（diegetic level）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聚焦者。可以根据解释来判断它是（或不是）叙事转喻的例子。如果解释者认为帕蒂的能力只不过是她自己的幻想，而且花瓶的故事只是一个梦，那么就不是[HTH]转喻，而是[HTH]不可靠叙述：叙事的帕蒂（帕蒂1）并没有真正体验过被叙述的帕蒂（帕蒂2）的情感，即使她自己认为她体验了。在此情况下，帕蒂2只是一个存在于帕蒂1的梦幻世界（准故事层）中的人，在此世界中做梦的人失去了她的现实感，从而视梦中人与其为一体。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等级关系（肯定地说，如果是叙事的话，就必定要假定其中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和原初的），这两个帕蒂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这种情况用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术语来解释就有点困难了。因此我们就必须放弃第一种解释：这两个世界是嵌入的叙事层。如果我们相信这两个世界是独立并且同时存在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有等级关系的、嵌入的系统。

这种情况可视为托马斯·佩弗尔（Thomas G. Pavel）所说的双重本体论的一个例子。［8］一个故事层在本体论上可分成无数个层次（这种层次是无限的，但在这个例子中是分成两个）。现在我们可以对热奈特的模式进行调整了。除了故事层之外我们还得考虑文本的本体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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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故事层往往创造了一个可能世界，但作为语义单位的文本却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世界，并且无须创造新的故事层。因为我们这里涉及的是语义内容，所以结构（包括叙事的和本体论的结构）通常是独立于解释之外的。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形式上的联系，但只有在建立某些最初的解释之后才能对这些联系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