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中宋》]目 次[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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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SS]重订本自序[XH7][JX-*2][ZZ1D][JY] [JX*2]8

自序（旧序）[XH7][JX-*2][ZZ1D][JY] [JX*2]10

导言[XH7][JX-*2][ZZ1D][JY] [JX*2]12

[HTSS]第一篇 [ZK(]秦代美术概论[XH7][JX-*2][ZZ1D][JY] [JX*2]16

第一章 建筑[JX-*2][ZZ1D][JY] [JX*2]19

第二章 雕塑（金石）[JX-*2][ZZ1D][JY] [JX*2]24

第三章 书学[JX-*2][ZZ1D][JY] [JX*2]30

第四章 绘术[JX-*2][ZZ1D][JY] [JX*2]33[ZK)]

第二篇 [ZK(]汉代美术概论[JX-*2][ZZ1D][JY] [JX*2]36

第一章 建筑[JX-*2][ZZ1D][JY] [JX*2]37

第二章 雕塑（金石）[JX-*2][ZZ1D][JY] [JX*2]55

第三章 陶器与漆器[JX-*2][ZZ1D][JY] [JX*2]91

第四章 书学[JX-*2][ZZ1D][JY] [JX*2]95

第五章 绘术[JX-*2][ZZ1D][JY] [JX*2]107[ZK)]

附 录 [ZK(]文具杂考[JX-*2][ZZ1D][JY] [JX*2]121

一 笔考[JX-*2][ZZ1D][JY] [JX*2]121

二 墨考[JX-*2][ZZ1D][JY] [JX*2]124

三 纸考[JX-*2][ZZ1D][JY] [JX*2]125

四 砚考[JX-*2][ZZ1D][JY] [JX*2]126[ZK)]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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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一 兽纹地四丁镜（秦镜） [WB]图版第二 金银错狩猎文镜（秦镜）

径一尺，兽状线，匙百缘[DW] 径五寸八分，圆钮，匙百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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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三 汉铜制博山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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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四 花文缘蟠虵镜（汉镜）

径六寸五厘，圆钮四叶文座内

行花文缘[DZ）][LM]

[DZ（][XCt5.tif]

图版第五 尚文御竟铭四神镜（汉镜）

径六寸六分，圆钮，四叶文座，

外区流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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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六 马踏匈奴石刻

（长1.9公尺，宽1.68公尺）[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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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七 武梁祠石刻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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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八 武梁石刻双虎[DZ)][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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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九 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 图版第十 汉俑女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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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十一 辉县出土的陶制小狗 图版第十二 辉县出土的陶制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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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十三 汉元始四年金铜扣漆耳杯 图版第十四 洛阳发现墓砖上之人物画[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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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十五 永平十二年漆盘神仙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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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十六 营子城牧城驿汉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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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第十七 汉“居延”笔[DZ）]

秦汉美术史《华文中宋》][BP(][FK(W+12mm。13mm][PSB5.EPS%][HT14.《华文中宋》]一[FK)][BP)][HT18.《华文中宋》]导 言[HT]

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乃以艺术形象反映现实与社会生活之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对自然界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与日常接触之人物事件，能引起其注意者，则必藏之脑海，寄于语言，或模仿图写，反映其对象之特点于吾人眼前，加深吾人之认识，激发吾人之美感。然艺术家反映现实之艺术形式与方法，不仅决定于客观现实及其过程，并且决定于其感觉（包括审美感）之发展程度。盖艺术创作，除借助于思维外，还要借助于感官。人之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随着脑之发展而臻于完善，惟有发达之感官，才能对世界有锐敏之感受力，从而发生丰富之感情，通过一定之思想组织及艺术形式，将心目中之形象表现出来。由语言文字表现，则为诗歌小说戏剧；以音律表现，则为音乐；以色彩表现，则为绘术书法；以身体运动表现，则为舞蹈；以造型技术表现，则为雕刻、建筑之类。艺术创作之形式虽有不同，但无不通过个人来反映并表现作者有意描写之现实及生活中特出之事物。由于艺术借助于一己之感觉及思维来表现，所以艺术作品，除反映现实之外，同时又反映出作者之思想、感情及个性等因素。[ZW(]参看伏·凯明诺夫：《论现实主义艺术法则的客观性质》第三节，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2年第六期。[ZW)]而真美善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激起观众之美感，往往比真实事物更为动人。正如杜甫《画鹘行》所描述：“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巧刮造化窟。写作神骏姿，充君眼中物……”[ZW(]杜甫《画鹘行》：“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功刮造化窟。写作神骏姿，充君眼中物。鸟鹊满樛枝，轩然恐其出。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萧瑟。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吾今意何伤，举步独纡郁。”（《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三）[ZW)]可知意匠惨淡经营之作，除客观写实之外，尚有主观之精神存在，博得“巧夺天工”之誉也。

艺术既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就不能脱离社会生产而独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必须从事社会生产，而彼此之间，亦必然发生一种不以其意志为转移之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经济结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艺术）就以此为基础，而受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也就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与现存之生产关系不相容时，此种生产关系遂成为生产力之桎梏。则生产关系必被打破，发生社会革命，另由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代之而兴。经济基础改变，作为其上层建筑诸意识形态亦必随而改变，以适合新经济基础。但上层建筑出现后，不仅反映基础，而且反为基础服务，帮助基础之形成和巩固[ZW(]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民出版社，1955。[ZW)]。吾人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之定义来认识艺术之基础，以科学态度来理解过去艺术上之发展规律，来认识艺术思想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相互关系，并且根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之作用之原则，来认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之地位及历代各派艺术发展规律与其历史价值。

斯大林同志指出：“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ZW(]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1。[ZW)]凡欲探讨一国之经济及政治之性质及其盛衰，往往可从其艺术作品窥见端倪。昔春秋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ZW(]《左传注疏》卷三九（襄公二十九年）。[ZW)]观此，则知艺术作品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作者之思想感情。无怪季札观乐，聆音察理之余，就可以辨别代表各国民族之艺术作品，并推断各国政治之盛衰，文化之前进与落后。所以吾人欲全面了解某一民族某一时代之历史，不可不研究其时其地之美术；反之，欲明了一时一地美术作品之意义及其价值，亦必须从人民物质生活、从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之间求得解释也。

劳动创造人类，创造艺术。人类因求温饱而劳动生产，而劳动生产也是艺术创作之泉源。例如乐、舞、歌、诗都是起源于原始劳动，人们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往往发出不约而同之声音（如哼哈、哎哟），因语音的重复，声调之一低一昂而自成节奏，一方面可使大家的身体动作和谐一致；同时又能令人忘却辛苦，持久工作。其后劳动者在音节之间加以有意义之字句，遂发展而为诗歌。如舂米的时候，劳动者亦会发出送杵之声，即古所谓“相杵”。“劳者自歌，非求倾听。”故诗歌起源之秘密即在劳动生产之间。[ZW(]参看朱杰勤：《诗学考源》，《东方杂志》三九卷第二号。[ZW)]

至于绘画、雕刻与舞蹈，亦与生产方式密切关联。原始社会中，生产力低下，初民不能免于迷信，因而相信巫术（压胜之术），以为借助巫术就可增加生产。例如石器时代之壁画中，有以牛代表太阳者，其用意无非希望太阳普照，便利工作；野兽匿迹，获得安全；寒气消除，感觉温暖；谷物繁殖，收获有赖。或作野兽受伤，预期行猎结果。或有打猎部落在跳舞中模仿猎获动物之状，以为克制猎物之象征。亦有在求雨之时，跳舞者蹋地呼天来代表雷电之来临。此外，图腾制度（以一种动物或精灵代表一个家族、部落，并以木石雕刻其象征性图形）之流行，亦有生存竞争之作用。图腾象征在初民社会各部落艺术中曾经占有支配的地位。

先秦时代百越地方之人民，濒海而居，其劳动生产以渔猎为主，因而有“断发文身”之习俗。剪发自然便于下水，在身上描绘水怪或龙形，据说可以克制水里害人动物如鳄蛟之类的侵袭。可见断发文身之习俗最初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以后随着社会文化之进步，分工之结果，逐渐发展为美术的装饰。[ZW(]详见朱杰勤：《亚洲各国史》越南部分，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ZW)]

我国之有艺术，历数千年，在原始社会中，劳动人民发挥其智慧及经验，已有所创造，随生产力之发展，艺术亦从低级向较高阶段发展，而日臻成熟。

近日考古之学发展迅速，古代甲骨金石诸器出土日多，这些出土器物均足以证明我国艺术之悠久历史及古代人民之高度创造性。吾人于此，不必费词。读者参考斐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及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各书，自可得其概要。关于殷周古物之书，不啻汗牛充栋，因不入此书范围，故亦存而不论。今世界言美术者类多分为欧洲美术与亚洲美术两大派系。欧洲凡百美术皆导源于希腊、罗马，而在18世纪时，亦曾大受我国之影响。亚洲方面之美术，自以中印二国为卓越。其他各国虽各有其民族艺术之特点，但我国历史之悠久，材料之丰富，作品之伟大，已为世界所公认。

不过，艺术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亦应该由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享受。我国艺术曾经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波斯、阿富汗、尼泊尔、印度、蒙古，以至欧洲各地，使它们的艺苑更为丰富，因而使其更有利于创作自己民族艺术。从古以来，我国艺术家亦善于吸收各国（特别是西域和印度）所长，独运匠心，创造出合于自己民族形式之优秀作品。现在我国与各国正加强经济文化之交流，研究中国美术史实为沟通各国文化之一助。

在中国美术史中，秦汉时代实为一重要之分期。盖秦汉二代，国势强盛，文化昌隆，各种美术形式至此期而大备，上承周代，下启六朝。论者至谓汉代美术有如欧洲希腊化时代与前期罗马帝国之艺术焉 [ZW(]M．Rostovtoutzeff：Inlaid Bronzes of Han Dynasty，p．10（卢斯道夫杜捷耶夫：《汉代铜器》，第10页）。[ZW)]。吾人欲考寻我国古今艺术之迹，不可不注意及之。凡学问之道，不能明其沿革者，鲜能言其实际，此为一定之理。吾因撰述《汉代文化史》之便，荟萃中西之典籍，参以一得之目验，特以暇日，勒为此编。按西洋所称美术，含义甚广，如图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诗歌等，无不包罗。今限于条件，缩小范围，仅以书画、雕刻、建筑等为主，而音乐、舞蹈、诗歌等则暂置之，自知难免趋易畏难，顾彼失此之诮也。惟我于美术史一科，素凡研究，无知妄作，谬误必多，只可自娱，宁敢问世，然或蕲以此引起当代美术史家之注意及讨论，拙著得因之而纠正则幸甚。同时各编巨作，纷至沓来，使秦汉艺术大显于世，则今之喤引，亦非尽属无谓之。

[LM]

[BT1]第一篇 秦代美术概论

今按年代顺序，先论秦代之美术。盖美术一门，至秦已大备，汉代因之，遂成巨观。吾人试作比较研究之后，自易明了一代美术作品，孰为因袭，孰为独创也。秦王政崛起于战国之季（即位于公元前246年），沿用秦孝公（公元前361—338）以来商鞅提出之政策，改革土地制度，保护小农经济，奖励耕战，逐步发展商业资本，彻底废除贵族之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并巩固王权。又利用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之相争，以及各国内部之重重矛盾（表现在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之斗争，贵族与国君之间之内讧），向六国发动进攻，而逐个击破。公元前221年征服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建立空前未有之大帝国。迹其成功，虽由于上述各种原因，但主要仍由于当时人民饱受战祸之余，渴望有一统一局面出现，来适合日益发展之生产力性质。而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及形势上皆远较六国为优越，并且具备统一之条件。[ZW(]关于六国，特别是秦国事迹，请参看《战国策》、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司马光《资治通鉴·秦纪》、董说撰《七国考》、徐复编《秦会要订补》（联群）、杨宽著《秦始皇》。[ZW)]

秦王政征服六国后，便自称为始皇帝，建立中央集权王朝。一切政策（包括文教方面），都以巩固帝权为目的。政治制度、哲学、科学及艺术各项，在专制政体下，亦不能不为统治阶级服务。其政治经济政策，是适应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即帝位后，下令“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治驰道”，“器械一量”，废封建，“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以集中政权。徙六国贵族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以便管理监视，并使首都成为全国最富之区。又没收民间兵器，重新制定严酷之法律。

在思想战线上，则厉行统治思想工作，防止人民对其措施提出反对意见，削弱其“威信”。特别禁止结成党羽，以古非今。用李斯之议，禁止“私学”，下令“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其所以如此，主要在防止六国之贵族及游学之士之“造谤”，以便于推行专制政策，遂宁犯天下之不韪，务使法令之彻底执行。

清儒朱彝尊亦尝论之：[HTF]

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骂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ZW(]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卷五八《秦始皇论》。[ZW)][HT]

由此可知，秦始皇打击学术思想之发展，实为维持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之一种酷烈手段。然而史官及博士官处仍有藏书，尚能保存文物之一部分。且艺术作品，未必均遭此厄 [ZW(]《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五年，卢生亡。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据此，则文艺之书似乎不禁。[ZW)]。可惜日后项羽攻入咸阳，“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则秦代之文物遭其破坏者何可胜计？使吾人今日考察秦代艺术增加不少困难。不过秦代艺术之特点仍可略述如下。

（1）秦代一切艺术作品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正如马克思及恩格斯所说：“每时代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即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有物质的统治力，同时也就是思想上的统治力。支配物质生产工具之阶级，同时也控制脑力生产工具。”[ZW(]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ZW)]征于秦代文物而益信。例如表现在服御方面，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水德属北方，故上黑。于是“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表现于雕刻者，秦代石刻文字皆群臣对始皇歌功颂德之词。表现于建筑者，如阿房宫之类，无非供其个人之享受。但此种支持统治阶级之意识形态之作用，亦往往遭受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反抗。所以，人民亦以石刻来诽谤他咒骂他，形成两种对立思想之斗争。例如史载：“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 [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举此一例，自可见被压迫之人民利用各种艺术形式而表现反抗者必不乏人，不过或横遭统治者之摧残抹杀，或因年代久远而湮没耳。

（2）秦代美术作品以建筑为最盛。固由于材料之丰富（秦二世欲漆其城，可见漆料之多），技术之提高，而人力之充足又以相副（每一巨大工程往往役使数十万人）。统治阶级之骄傲自大，穷侈极奢，豪商地主，尤而效之。“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富豪置屋宅者，莫不仿之，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ZW(]《世说新语·无为》。[ZW)]由上所述，吾人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及富豪如何剥削人民之劳动力并为自己之逸乐而使人民忍受牺牲。吾人又于富豪之间争奇竞巧，羞不相及之事实中窥见其矛盾。

（3）秦代统治阶级所专有之美术趣味，是充满萎靡而雕琢的气味，与劳动阶级之美术趣味截然不同。秦人固有之乐，“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鸣鸣”。但秦始皇及秦二世反好郑卫靡靡之音，作戏倡优。“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徵，皆用七宝饰之，名曰璠玙之乐”；“有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名曰昭华之琯”。（《西京杂记》）。而民间之乐，仍多鼓缶、击筑，弦鼗、琵琶之属，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供人民娱乐之用，或表不平之鸣。“秦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通典·乐四》）是可证也。

（4）秦代劳动人民艺术创造之才能与劳绩，具体表现于被迫而作之美术作品上，而此种美术品反而独归统治者享用。至于民间美术，由于人民经济破产，生活困难，亦无发展余地。当时兵连祸结，内外不宁，男子疲于穹边，女子困于输役，据严安云：“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ZW(]班固：《前汉书》卷六四下。[ZW)]又据伍被说，秦皇帝使尉佗逾五岭，攻南越。“尉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ZW(]《史记》卷一一八。[ZW)]。由此可见，补衣之女子尚需三万人，则出征之兵必数十倍此数可知矣。秦始皇一时能征召无夫家之女子一万五千人，可知暴乱时代，怨女之多，与强征之惨。人民救死惟恐不赡，尚有何心培养美术兴趣，从事创作？即有富于反抗性之美术作品，恐亦为当代及后世统治阶级所毁灭。吾人只能就秦代遗留之有限的美术作品，窥探先民智慧与精力之表现而已。

[BT2]第一章 建筑

建筑为实用的艺术，与雕塑及绘画有所不同。建筑物划定并维持一定空间以供人类居处之用，且配置其他艺术作品于其中，以为点缀。建筑物有两种作用，一方面，适合私人、公众使用，或宗教崇拜之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又须使人产生美感。

建筑物随社会生产力之提高而发展，因伟大建筑物是由工匠之高度技术及多种多量之材料构成。在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中，能大兴土木者一定是大奴隶主及封建统治者与特权阶级分子，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集中较多之人力物力为其服务。统治者追求个人居处之安适，满足其浮华享乐之欲望，劳民伤财，在所不惜。

巨型建筑至战国末年而大盛。大都以台阁为主要建筑形式，楚灵王筑章华台于华容城，赵武灵王筑丛台于邯郸。至秦灭六国，更专擅其奢丽，无与抗衡。张衡《东京赋》云：[HTF]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于宫邻，卒于金虎。嬴氏博翼，择肉西邑。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殚。[ZW(]《昭明文选》卷三张平子《东京赋》。[ZW)][HT]

其实秦国统治者好宫室之奉，自秦穆公居西秦时已然，而阿房之初建亦开端于惠文王（名驷）时也。[HTF]

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宫观。戎使由余适秦，穆公示以宫观。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苦人矣。”是则穆公时，秦之宫室已壮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灭六国，凭借富强，益为骄侈，殚天下财力以事营缮。[ZW(]《三辅黄图序目》。[ZW)][HT]

秦始皇即帝位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材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更命为极庙，又作甘泉及梁山离宫。按《始皇本纪》云：[HTF]

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

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缴，立石柱咸阳，北至九嵏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ZW(]《三辅黄图》卷一。[ZW)][HT]

上述数宫，规模未甚广大，然其种种方面，已足令人张目咋舌而不能自已。但持较阿房宫犹远不相逮也。[HTF]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HT]

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规，而伟丽堂皇，空前绝后，秦二世继父业复作阿房宫。[HTF]

元年夏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骊山，骊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HT]

阿房宫之著称于世，与唐杜牧《阿房宫赋》之作极有关系。所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迴，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千百年来传诵不已。赋铺张扬厉，想象成分居多。未经目睹，不免离事实太远，颇使后人怀疑，当日之阿房宫未必真如杜牧所描写之华丽伟大。但其富丽奢侈，则汉人已频道之。贾山《至言》云：[HTF]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ZW(]《汉书》卷五一《贾山传》。[ZW)][HT]

贾山以汉人而言秦事，比较接近实际，颇足取信。

秦代所建之宫殿台观留名于后世者，为数盈百。有受宗教迷信之影响，结合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五德始终说）而建筑，目的在祈天永命者，如蕲年宫、信宫、压气台之类是也。有与四周风景有关，建筑物与风景互为辉映，相得益彰者，如长杨宫，因宫园中有垂杨数亩而得名，又如望海台，因海水经台西而得名。亦有以装饰为主，异物奇珍，充斥其中，相映成趣，形式新巧，而无重复堆砌之处，如传说中之云明台是也。[ZW(]王子年《拾遗记》卷四云：“秦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丘碧桂、丽水然沙、贲都朱泥、云岗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穟、龙松、云梓，寒河星柘。西得漏海浮金、狼渊羽璧、涤嶂霞桑。北得冥阜干漆、阴坂文杞、褰流黑魄、晴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腾虚缘木，挥斤斧于空中，子时兴工，至午时工毕。秦人谓之子午台。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疑也。”[ZW)]

秦始皇除建筑宏丽宫殿外，同时又为自己建筑规模宏大之坟墓。坟墓靠近骊山北麓，在今临潼县东十五里。当始皇即位时已开始建筑，及统一中国，又征集全国刑徒七十余万人从事营建。凿土将近及水，熔铜塞地，墓中作宫观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陈列殆满。墓室地上筑成全国地理模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又以奇花异木点缀其间，并有金银凫雁，蚕、雀之类，室顶上作天体状，以明珠为日月。又以“人鱼”（即鲵鱼）为烛（或曰鲸鱼膏为烛），期其久而不灭。为防范周全起见，命工匠装置许多穿上矢之机弩，如有穿墓之人走近，触机而矢辄射出。始皇用于建筑坟墓之人力物力之多，不下于阿房宫者。山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树草木以象山，又有石麒麟为饰。[ZW(]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张澍辑本《三辅旧事》、《太平御览》卷八七○注引《三秦记》。[ZW)]秦始皇坟墓屡次被人发掘，今日已不能发现当时伟丽原形。不过此项建筑物仍不失为劳动人民双手造成的纪念物。吾人对建造者之技术钦佩之余，不应忘记专制帝王因此举而牺牲无限生命也。

秦始皇为加强全国之经济文化联系，巩固国防，并便利个人之出巡各地，于二十七年治驰道，极其伟观。贾山《至言》云：[HTF]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ZW(]《汉书》卷五一《贾山传》。[ZW)][HT]

按驰道之作，求之世界历史上，罗马帝国盛时亦有之。罗马帝国以其国大地远之故，为了控制之便利，乃最讲开通道路之法。凡得一国，必造大道，令各属地皆与京师通。其广长亦足与秦驰道相比。但秦驰道之建筑，除牢固广大，合乎一定之规格外，又合乎艺术要求。其道路两旁，每隔三丈（约合今六点九公尺）种植松树一棵，美荫亭亭，与山色湖光争秀，则又非罗马大道所可及也。

尚有流名奕世、中外皆知之“万里长城”，亦以秦始皇时代所修筑。

始皇二十六年（前220），“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踞阳山，逶蛇而北”[ZW(]《史记》卷八八《蒙恬传》。[ZW)]。其实战国之世，六国均有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备边。楚有长城，又有捍关以据巴。赵肃侯筑长城以备边。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以备楚。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拒敌。魏之长城自惠王筑也。”[ZW(]董说：《七国考》卷三《长城》条。[ZW)]蒙恬将北方匈奴赶到黄河河套以北阴山更北地区，然后筑起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东碣石，延长一万多里。西段有若干地方是利用赵长城与秦昭王旧长城改造的，东段则利用燕国旧长城而加以补充，工程继续进行有十年之久。建筑材料，以土为主。今丰镇县北旧察哈尔界有古城址，相传是秦始皇所筑，土色紫，所以称为紫塞。[ZW(]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筑长城，土紫色，故称紫塞。”又参看《丰镇县志》卷二《古迹门》。[ZW)]不过，现在吾人在居庸关北口所见之长城，并不是秦始皇所筑者，而是历代所筑，主要是北齐旧址，明代重修。[ZW(]详见俞同奎：《谈万里长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ZW)]

万里长城担负起历史上巩固国防，保卫祖国之重任。明人谢肇淛有云：[HTF]

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秦之长城，自榆城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今之长城计之，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原有长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边惟辽东不可城，而政当女真之冲。蓟镇之寨城，则近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固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其有功于边陲如此，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据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ZW(]《文海披沙》卷六（申报聚珍丛书本）。[ZW)][HT]

长城之雄伟，体现人类劳动在建筑史的巨大贡献。长城大部分是建筑在高山峻岭、悬崖陡壁上面，绵亘万里，一望无际。在古代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赤手空拳来进行此项艰巨工作，如果不是具有爱国热情，雄伟气魄，坚忍毅力，并发挥集体的智慧，决不能完成此项伟大任务。

凡出居庸关、登长城而眺望之人，我相信其必为此连山刺天、两峰高耸之巨阙所慑，屏息张目，四顾流连，不禁以此民族奇迹而自豪。俄国著名学者巴维尔雅可夫列维奇曾经对长城发表感想说：“我们走向遮断我们去路的万里长城，我为一种感情所激动。远古底遗迹往往引起我们这种感情。我走近长城，在它底北面站住，置身小山上，以便替这奇迹描一幅画，虽然这奇迹现在似乎是不必要的，但是它的巨大、古老和历史回忆仍然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印象。”[ZW(]皮亚瑟茨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中国游记》第1卷第1页（叶尔玛朔夫著《亚洲曙光》引）。[ZW)]

[BT2]第二章 雕塑（金石）

秦代美术之足称者，金石皆其类也。金石之研究者代有其人。金可证经，石可证史，则以金石器中，多有文字，往往足以考见古代之制度及风俗。许慎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ZW(]许慎：《说文叙》。[ZW)]郑沅曰：“古器之所以可贵者，大抵诸侯世卿有大勋于王室。其子孙复能守其业以祀其先。而为之铭者，又皆出于一时之贤人君子，非才艺优美，不敢与于其选。不若北朝佛刹之碑，造像之记，多属委巷小夫所为，俗体鄙文，不可读也。故非惟考见当时制度。尤以其文字渊奥，可裨经训，为用无穷。”[ZW(]郑沅：《吉金余录》，《庸言月报》第1卷第11号。[ZW)]郑氏为近代金石大家，其所言虽笃重三代之器物，然亦可见研究金石之重要矣。

然古器之贵重初不止此。盖其可以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社会生活及国家之治乱也。“古者之于器，又有二大耑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盖于祭，于养，于享，于约剂，于旌，古者必自造器。于分，于藏，于陈，于好，于献，于赂，则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关器者。其凶吉常变，兴灭存亡之际，未有不关器者，是以君子乐论焉。”[ZW(]《龚定盦全集·说宗彝》。[ZW)]

秦始皇初定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铸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ZW(]《史记·秦始皇本纪》。按《汉书·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三辅旧事》云：“聚天下并且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ZW)]试观聚天下之铜以成此装饰之品，不问其技巧若何，而其工程之浩大，已足令人咋舌。吾以为金人钟铸之具，必刻有文字，足资历史上之考证者，据郦道元称，铜人之胸有铭。[ZW(]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始皇二十六年，长狄见于临洮，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为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丈，足六尺。李斯书也”。《三辅黄图》则谓铭其后，李斯篆，蒙恬书。[ZW)]使其今日尚存，其历史价值可想，乃不幸而遇董卓之贪夫，不知文化为何物，竟椎破铜人及钟鐻以铸小钱。[ZW(]《魏志·董卓传》。《关中记》云：“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请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ZW)]其毁弃名迹，谅非一事。无怪秦代文物之难见于后世也。

秦代器物遗留后世不多，或存其目而失其器。例如虞荔之《鼎录》所载：“李斯为丞相铸一鼎，其文曰‘上丞相鼎’，埋于上蔡东门。”又如陶弘景《刀剑录》所称：“始皇三年，岁次丁巳，采北祗铜，铸二剑，铭曰‘定秦’，小篆书，李斯刻，一埋在阿房宫阙下，一在日观台下，长三尺六寸。”然后世均未得睹其实物也。惟周氏梦坡室所藏有秦示我国周行器。邹适庐曰：“此器形如蟹螯，当时工人所用，与今转螺旋钉相若，疑古以出车钉，故上用诗‘示我周行’句凿文，吾意为秦制。”[ZW(]周庆云辑《梦坡室获古丛编》，上海1927年石印本。[ZW)]此器吾未目睹，未能决定其确为秦器否？

秦代戟戈，金石家亦有著录者。如冯云鹏、冯云鹓合辑之《金石索》（金石索二），载有秦二十四年戈。其他如二十五、二十九年所造之戈，亦散见于各家著录之书。秦始皇又尝令匠作机弩，必灵巧可观，惜不可考。

秦代统一量度制度，颁发权衡（铜铁均有）。其上刻有铭文，文作小篆，不独可窥法度之严密，而且可存一代之书法。《金石索》载有二权铭，其一文曰：“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者，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无疑。——平阳斤。”其二则缺少“平阳斤”一行。权各高二寸，径寸有九分。此器或称秦量，或称秦度，或称秦度量，或称诏权。篆文典重有法，人称李斯真迹。容庚撰集之《秦汉金文录》载秦诏权铭文多种，可以参看。

尚有秦钱，金石学家亦多著录。秦代划分货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流行后世颇多。《汉书·食货志》指出：“秦钱铜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秦钱文作小篆，员径逾一寸三分或四分，背平无文。《金石索》载其二枚样本。1916年广州龟岗发现一南越王冢，中有秦半两钱百余，尚有铜镜数枚。[ZW(]蔡守：《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考古学杂志》创刊号。[ZW)]

秦镜在各器中最擅艺术趣味。清儒龚定盦获得秦天禽四首镜，径三寸许，字细如发，制作精绝，精铭罕逾百字者，此镜乃有百四十四字，定盫为室以藏之，作诗以彰之，所谓“我有秦时镜，窈窕鸾凤痕”者是也。[ZW(]参看朱杰勤著：《龚定盦研究》，第六章《龚定盦之金石学》，商务印书馆，1947。[ZW)]清代论古镜之书甚众，自《西清古鉴》以下，有《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百镜轩镜录》、《藤花亭镜谱》、《簠斋藏镜录》等，近人如罗振玉之《古镜图录》、徐乃昌之《小檀栾室镜影》，均可参考。日本后藤守一之《古镜聚英》上篇，内容更为丰富，制版亦甚精美。秦镜被搜集于此编者，其数殆百，均出土（以淮河流域出土为最富）后流入外国之珍品也。各镜饰纹有雷文、兽文、涡文、饕餮文、蟠虵文、连弧文、透文、着采细文、松皮菱方样。亦有各文交错构成和谐悦目之图案者。一镜有三禽四禽，三兽四兽者，亦有作丁字形，内藏三丁至五丁字形者（图版第一），有作几何图案之形，作TLV状者，亦有作蟠螭人物画像者。其中以金银错狩猎文镜特为意匠经营之精致作品（图版第二）。各镜之大小不一，从径二寸余至一尺。其钮有带状钮、圆钮、虵龙钮、兽钮等。其边缘多作内行花文缘、匙面缘。其铭语尽作吉利语，如“大乐贵富，得长孙，千秋万岁，延年益寿”或“富贵未央，常年益寿”等词。

传说秦代有十二铜铸乐人，极制作之巧。《西京杂记》云：[HTF]

秦咸阳宫中，有铸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芋，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ZW(]纪昀：《四库全书提要》说，《西京杂记》卷六，旧本或题汉刘歆撰，或题晋葛洪撰，实则梁吴均撰云。[ZW)][HT]

盖十二金人亦是由人操纵之一套乐器而已。录之以补乐苑之遗。

秦代石刻亦盛，即如石像一物，有用为装饰之品，如长池之石鲸；有用为压胜之用者，则有蜀郡之太守李冰所刻之石牛。“秦始皇造渭桥，重不能胜，乃刻石为力士孟贲等像祭之，乃可动。今石人存。”[ZW(]见《三辅黄图》卷六渭桥条（毕沅刻本）。《图书集成》所引，则作“始皇造渭桥，铁墩重不能移，乃刻石为力士孟贲像祭之，镦乃可移动。”不知其何据而云然。[ZW)]此不过举一二例以为引证耳。

秦代之碑碣，亦石刻中之有美术价值者，因其与书法攸关也。秦国起于西方，为周之旧壤，饱受周代文化之影响，因此秦代之书法大体上承袭周之传统，只是根据实际需要而略为改变。试观秦统一以前之金石文字便知。秦统一以前之铜器铭文流传于今日者，只有缪公时之秦公[XCz1.tif]及孝公时重泉量两种。此外还有缪公时盄和钟，原器早亡，著录于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上述三器之文字，秦公[XCz1.tif]及盄和钟之字体与西周铜器铭文十分相似，而较为整齐。重泉量则与小篆相近，因秦孝公时距离秦始皇统一之期不远也。[ZW(]参看丁易著：《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第58页，中外出版社，1951。[ZW)]

秦统一以前之刻石，流传于今只有石鼓文一种。此外尚有原石早佚之“诅楚文”，见于《绛帖》。石鼓之名，习用已久，沿名责实，于义未安。近人马衡论之曰：[HTF]

当刻碑未兴以前，只有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凡言颂德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摩厓举立石，皆刻石也。立石又谓之“碣”，《说文》（石部）“碣，特立之石”是也。其存于今者，有“泰山无字石”，“琅琊台刻石”，“禅国山刻石”（惟琅琊台一石，亡于近年，余皆无恙）。此十石之形制，皆与之同。其制上小而下大，顶圆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圆者；刻辞即环刻于四面。此正石刻之制，非石鼓也。

石鼓在隋以前未见著录，出土之时，当在唐初。其名初不甚著，自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以表章之，而后始大显于世。其地为天兴县（今凤翔）南二十里许，郑余庆迁于凤翔府（今凤翔）夫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宋司马池复辇置府学之门庑下，大观中自凤翔迁于东京（今开封）辟雍，后入保和殿。金人破宋，辇归燕京（今北京），今在清故国监。其字体为籀文，其文体为诗，其数凡十。宋司马池移置时亡其一，皇佑四年向傅师求得之。入汴以后，以金填其文示不复拓；入燕以后，又剔去其金。经此数厄，文字之残损者更多，十鼓虽具，而第八鼓已无字矣。[ZW(]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ZW)][HT]

其刻石之时代，后人多异其词，有主宗周者，有主秦者，有主后周者。近人马衡参稽群籍，折中众说，根据文字形体，定为秦物。并谓“文字之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之文而较整齐者，为未同一以前之秦文，亦即《史籀篇》之文，可断言也”。石鼓之为秦物，至此已获得多数之赞同。[HTF]

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狩，刻石著其功，兹将其立碑之经过略说于下。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颂秦德。……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十一月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HT]

秦二世即位力仿先世行为，即如巡狩一事，亦不甘示弱，观其与赵高谋曰：[HTF]

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HT]

石刻之盛，不外出自帝王自尊自大之心，而便嬖之臣复不惜百计以迎合其心理，皇帝示意于上，群臣奉行于下，兹举丞相李斯等之言作为显证：[HTF]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三王五帝，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长久，其身未没，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HT]

石刻除上述用途外，尚有一切实用处，则以为区域分界之标识也。吾人今日犹知树立石碑，上载文字，以为土地所有权的表记，其来旧矣。始皇作阿房宫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ZW(]《史记·秦始皇本纪》。[ZW)]即此是也。

秦代之罘刻石全文一百四十四字，载于《史记》，至宋遗石只存二十一字，见宋欧阳修之《六一题跋》。秦峄山刻石，原石早亡。欧阳修云：[HTF]

今峄山实无此碑，而人家多有传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铉在江南以小篆驰名，郑文宝其门人也，尝受学于铉，亦见称于一时。此本文宝云，是铉所摹。文宝又言，尝亲至峄山访秦碑莫获，遂以铉所摹刻石于长安，世多传之。[ZW(]欧阳修：《六一题跋》卷一《秦峄山刻石》。[ZW)][HT]

峄山碑《史记》不载其文，其字体差大，刻画完好不类泰山存者。徐铉之摹本，今载于《金石索》。据郑文宝说，其师徐铉“酷耽玉著，垂五十年，时无其比。晚节获峄山碑模木，师其笔力，自谓得思于天人之际，因是广求己之旧迹，焚掷略尽”。显见李斯之小篆为历代书学之津梁矣。不过，据叶昌炽言，实远不足于泰山琅琊真秦篆相较也。此外尚有残碑二十字，祀巫咸之湫文，[ZW(]郑樵：《通志·金石略》。[ZW)]亦李斯所作。至于各刻石释文，分别载于杨慎辑之《金石古文》及赵搢编之《金石存》，均可参看。各石刻之存没可参看叶昌炽之《语石》卷一及顾燮光之《梦碧簃石言》卷一。

玺印为金石之一种，后世论印者必宗秦汉，盖至秦然后印有可观也。三代有印，古人言之凿凿，《周礼》：“货贿用玺节。”郑笺：“玺节，如今之印章。”玺印之见于载籍，实始于此。蔡邕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ZW(]蔡邕：《独断》。[ZW)]此言是也。《汉旧仪》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晋卫宏亦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惟其所好。秦始皇时天子独以玉，号称玺，臣下莫敢用玺。”然则玺者乃秦后为王者所用。潘伯寅曰：“自三代至秦皆曰鉥，即古玺字，从金从尔声。玺，有土者之印。”[ZW(]潘伯寅序：《齐鲁古印攟言》。[ZW)]秦始皇灭六国，遂得赵氏蓝田玉，命李斯篆，玉人孙寿刻之。后有向巨源、蔡仲手摹，文虽小异，大概可推，方四寸。汉末记载孙坚讨董卓得传国宝，方圆四寸是也。秦制六玺，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天子行玺”。其后复得蓝田白玉，复制一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命李斯作篆，玉工孙寿刻之者是也。[ZW(]沙孟海：《印学概论》。[ZW)]秦印形式，初无定制，大者数寸，小至累黍，官印多白文而形大，有田字格边栏。私玺多朱文而形小，文字皆古错可观。秦代玉玺之钮，亦甚可玩，盖不如此，则不足以助玺之观瞻也。蔡邕云：“皇帝六玺，玉螭虎钮，皆以武都泥封之。”[ZW(]蔡邕：《独断》。[ZW)]即指此。

印之称亦始于秦，始皇恶玺之音与死同，遂易称曰宝、曰印、曰章。[ZW(]见《集古印格序》。[ZW)]其实皆印类，而名称之殊致如此。后世著录家统名为印，可谓善矣。

秦时小玺，其文曰“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ZW(]此印复制于冯云鹏《金石索》五。[ZW)]。曾载于范氏《芸阁真谱》中，瘦劲如丝发，真有昆吾切玉之致。旧藏朱伯盛家，倪云林诗云“匣藏一钮秦朝印，白玉盘螭小篆文”，即指此也。此印曾入清秘阁，后转入于沈启南、陆取平、顾汝由诸家，今不知所终，秦印轶事推此，故著于编。

[BT2]第三章 书学

书法为我国特有艺术之一。我国文字起源甚早，结绳记事废止之时，即形象文字发明之日。《易·系辞下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以书契。”司马迁曰：“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ZW(]《史记·三皇本纪》。[ZW)]盖初民社会，借助于结绳，以为思想及事物之记号，后感其不便，乃创造文字以易之，此为社会发展应有之现象也。然则发明之者果何人乎？历观古籍，多言仓颉，[ZW(]参看《吕氏春秋》，《韩非子·五蠹篇》，《鹖冠子·近迭篇》，《淮南子·本经训》，卫恒之《四体书势》，《太平御览》注引宋衷《世本》。[ZW)]沮诵，但我以为文字之制作未必尽为彼二人之功，人为万物之灵，富于创造性，凡遇困难之事，则必自出心裁以应付之，往往不谋而合，文字既应需要而生，人情又不甚相远，自可运其灵机，自行创造字法，亦有可能。况文字固非小事，亦非一二人可能收其全功也，我以为创造文字一事，必通力合作而后成，仓颉、沮诵特其代表者耳。

文字之肇始虽古，而文字之变化至秦乃成大观。秦有八体书，皆坏古文而成者。[HTF]

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ZW(]许慎：《说文解字叙》。[ZW)][HT]

秦代有功于书学者则以其统一文字，化繁为简也。且秦始皇提倡文字统一运动，自上而下，故善书者多为达官，秦代虽不永年，而书家亦有数辈，皆有发明，其功匪细，今略举之，其于书学之地位，亦附见焉。

李斯：李斯，楚上蔡人也，从荀卿学成，西入秦，秦始皇并天下，以斯为相。[ZW(]《史记》本传。[ZW)]李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为小篆，著《仓颉篇》七章。[ZW(]班固：《汉书·艺文志》。[ZW)]唐张怀瓘《书断》列李斯小篆为神品：“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令泰山、峄山、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ZW(]张彦远集：《法书要录》第八卷。张怀瓘：《书断》中。[ZW)]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其铭题钟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ZW(]张怀瓘：《书断》上。[ZW)]《书》曰“作模作则”，其斯之谓也。今相承或曰玉筋篆。小篆之后，又别有八，曰鼎小篆，曰薤叶篆，曰垂露篆，曰县针篆，曰缨络篆，曰柳叶篆，曰剪刀篆，曰外国胡书，此皆小篆之异体也。[ZW(]陶宗仪：《书史会要》。[ZW)]

明赵宦光论小篆曰：[HTF]

秦斯为古文宗匠，一点矩度不苟，聿遒聿转，冠冕浑成，藏奸情于朴茂，寄权巧于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向背，俯仰椉承，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大篆敦而圜，小篆柔而方，书法至此，无以加矣。[ZW(]赵宦光：《金石林绪论》。[ZW)][HT]

篆书上承籀文，下启隶草，“或镂纤盘屈，或悬针状貌，鳞羽参差而互进，珪璧错落以争明，其势飞腾，其形端俨。李斯是祖，曹喜、蔡邕为嗣”。李斯篆法固为百世之宗，然有一事，最足称道者，则简化文字，为后世开辟一条识字门径，且篆书既由古文蜕变而出，则三代遗文之面目赖其保存不少。

元吴澄《论篆》云：[HTF]

仓颉字世为之古文，其别出者谓之古文奇字。自黄帝以来，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间，中国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变古法，谓之大篆，李斯又略变籀法，谓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则三，实小异而大同。今世字书，惟许氏说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尔，古文大篆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钟鼎之文为五声韵，虽其所据，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学者因是颇见三代以前之遗文，其功实多。秦丞相斯燔灭圣经，负罪万世，而能损益仓史二家文字为篆书，至今与日月相炳焕，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ZW(]吴澄：《吴文正公集·论篆》。[ZW)][HT]

李斯殁后，工其书以名世者七八百年仅见李阳冰。“李少温以篆名一时，自称于天地山川衣冠人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后，直至小生。然其笔法出于峄山……”[ZW(]康有为：《广艺舟双楫》。[ZW)]则知后人得其一部分之技术便足名家，而李斯在中国美术史上为不朽矣。相传其用笔之法云：

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理当自见矣。[ZW(]陈思纂：《书苑精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条。[ZW)]

此虽寥寥数语，实开后来多少书家之法门。次于斯后，则为程邈。

程邈：程邈，下邽人，字元岑，始为县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ZW(]张怀瓘：《书断》。[ZW)]程邈素精大篆，尝为始皇作篆书，即其所献隶书，亦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而成。[ZW(]班固：《汉书·艺文志》及王僧虔：《能书录》。[ZW)]或疑隶书出周代，杂引《左传》、《水经》为证，以一二形似之字，即谓隶书剧兴于周代，[ZW(]丘光庭：《明书》。[ZW)]此未尝无一部分之理由，以吾观之，秦代未统一之前，各国因民族地域之不同，文字亦有多种式样，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民间之书法，早不受士大夫惯用之史籀大篆体所缚束，而自行创造简单之写法，开隶体之先河。及秦以小篆统一文字，固比古文为简，但小篆体制，仍然严谨，民间仍以为不便于用，于是老百姓又将小篆简化，构成一种新字体，务求快捷适用。此种新体可能由徒刑之人传入狱中，程邈在狱中得到启发，集各俗书之大成，制成三千比较完整之新体字，以后称为隶书。人闪以此并推程邈为隶书之祖，其实隶书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之结果。

胡母敬：胡母敬，本栎阳狱吏，为太史公，博识古今文字，亦与程邈、李斯省改大篆。[ZW(]张怀瓘：《书断》。[ZW)]所作有《史籀篇·博学》七章[ZW(]《汉书·艺文志》。[ZW)]。敬之书今无存者，然或杂于世所传之小篆中，亦未可知。

赵高：赵高，始皇时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二世以为郎中令，后拜为中丞相。[ZW(]参看《史记》卷八七《李斯传》。[ZW)]高善史书，教始皇少子胡亥书及狱令法令，亥私幸之。作《爰历篇》六章，汉兴，综合为《仓颉篇》[ZW(]张怀瓘：《书断》。[ZW)]。高精刻符书，鸟头云脚，用题印玺者也。[ZW(]见《书苑精华》卷三；韦续著《五六十种书》并序。[ZW)]

王次仲：王次仲，上谷人，少有异志，年及弱冠，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繁多，以次仲文简，便于事要，奇而召之，三征而辄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于道上化为大鸟，出于车外，幡然而去，落二翮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翮、小翮之名。[ZW(]郦道元：《水经注》注引《序仙记》。张怀瓘《书断》上亦有引之。[ZW)]郦道元所纪如此，未免以神话附会其平生也。次仲作八分。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其后历代书家及考古家皆有论列，因字形之变迁，遂致持说互异，要之八分之别，因时代不同，故近人康有为区为秦分、西汉分、东汉分、今分诸名目[ZW(]参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分变篇》。[ZW)]，即如次仲一身，亦自难分其时代。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之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因载籍缺略之故，不能辨为何代之人。今姑次之于秦代，以备学者之审定。

秦代书学，成绩虽优，然去今已远，实物罕存，而典籍所纪，又不详尽。今之所述，诚如司马迁所言，乃整齐其故事，非所谓作也。

[BT2]第四章 绘术

书画二事，本出一源，所用工具，亦无异致。而且二者都能表现出时代之特征，作者之性情及艺术修养，均能引起观者之美感。书法一方面代表作者之思想及语音，具有实用之性质。但另一方面，作者不断加工、追求美化，“退笔如山”，“池水尽墨”，则又由实用发展到风格艺术。书法之美者，有如苏东坡诗所云“刚健含婀娜”，不能不令人为之神往。不过，中国书画虽然借助于笔触及线条而表现，但书法仍被文字之构造所限，不容易发挥丰富之想象力。不如绘画取材之博，寄托之遥，写真入妙，阿堵传神，不独模山范水，点染云烟而已。此则绘术一日之长也。

图画之迹，至秦乃有可纪。秦之作品，今不可考，然秦开国之隆，其制度文物，必有可观。画之为物，人尽喜之，怡性情，悦心志，实为各种美术所不及。故逆料当日必有无数美术家供奉于朝，且有无数之美术作品以娱君主一人之目。绘画本可为宫廷之点缀品，当时之大建筑物如阿房宫等，其栋梁楼阁，必不少此一物；一生追求享乐之始皇断不加以漠视也。后世儒者多视美术为不急之务，且徒因其焚书坑儒之故，为传统之思想所锢蔽，遂深恶其人，兼及其一代之文物制度，操笔之士，不为效劳。至于今日吾人欲考当时之美术情况，每苦于材料之不充，即有所参稽，亦半出于野史稗官耳。《三齐略记》云“秦始皇求与海神想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入海三十里与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形”[ZW(]此据《太平御览》所引。但《图书集成·艺术典》所引略有不同：“按《三齐略记》：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为相见。神曰：‘吾形丑，莫图吾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ZW)]。

此事荒诞，无征不信，然传说鲁班曾以脚画忖留[ZW(]《水经》渭水注云：“桥（渭河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桥之北首，叠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旧有忖留神像。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丑，卿善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水。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立水上。”[ZW)]。此亦以脚画，事不必有，而理有可通。秦代能画一人可考见者只此一人，然亦为一无名之美术家，且又出于妄言妄听之传说。不过，似乎当时必多有画鬼神及人物之像者。夫以始皇享用之侈，其左右侍从之人，自不乏艺术之士，特托体卑下，姓名不彰耳。

或谓始皇以武力扩张版图，西南与印度为陆上之贸易。四裔之内，无不与中国通商。西域诸国，闻声归附，其来中土贸易者，亦有其人。其中或有瑰异之士，怀伎来献者。按王子年《拾遗记》所载：

[HTF]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HT]

刻画之形，何得飞走，其记载之夸大，从可想见。然外域良工入中国者恐非绝无其人，吾人亦不能完全否定上述之传说也。不过，此良工手段神秘，必无人能传其技，而其驻华之久暂，又不可知，则对于中国美术界似不能发生影响，亦徒留名于我国美术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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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1]第二篇 汉代美术概论

秦始皇殁后，二世胡亥即位，承始皇之余威，严刑酷法，变本加厉。“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ZW(]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世皇帝）。[ZW)]“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才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齎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ZW(]《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ZW)]秦朝统治者对人民剥削压迫之加深，终于激起公元前209年以陈胜、吴广为首之农民大起义。项羽刘邦等继之，于公元前206年初推翻秦朝之统治。

秦亡以后，楚汉纷争，天下汹汹，人无宁岁，兵戈所至，文物荡然，此数年中断不能有伟大之美术家及作品笃生其间，即固有者亦将为之磨折殆尽。故战争实为文化之大敌，然此厄在我国封建时代，则无代无之。他姑勿论，即以项羽一人，已足摧残一代之文化而有余。“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ZW(]《史记》卷七《项羽本纪》。[ZW)]火至三月不灭，未免过甚之词，然宫室残破，至此而极。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野，仗剑破秦，击败楚项羽后，在秦之废墟上建立汉帝国，有国凡420余年[ZW(]自汉高祖元年乙未，迄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即公元前206年至219年。[ZW)]。中间有一段时期，采取“与民休息”之政策，目的在培养人民再生产之力，以发展国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在国民经济暂时相当稳定之际，社会生活有所提高，建设频繁，文物鼎盛，盖承破坏之余，必有建设。故除挟书之律，大开文纲，而艺术界中始勃勃有生气。有谓中国之早期明确之美术史，应始于汉代，盖汉以前之历史，尚不免有一部分之传疑，且又无绝对系统之记载；入汉而关于美术之事实及理论，操笔有人，翔实可征者较多。近日考古之学日精，而汉物之发现亦日多，吾人研究汉代美术史更有凭借。

关于汉代美术之内容具见于下列各章中。

[BT2]第一章 建筑

[BT3]一 汉代宫室

汉高祖以一酒色无赖之徒，[ZW(]《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有云：“高祖为人……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ZW)]一旦得志，其自高自傲之心，岂必减于始皇。观其微时抱负，已可推测一二矣：“高祖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ZW(]《史记·高祖本纪》。[ZW)]枭雄心理，于此可见。及其即帝位之后，其自奉之奢，则不让于前代。似此初非过甚之辞，征之记载，则有然也：[HTF]

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ZW(]班固：《汉书·高祖纪》。[ZW)][HT]

观此则知高祖实为色厉内荏之人，声声以克己节约为前提，实着着以自己之地位而设想，重威示后之一语，彼实藏于心中而不敢说出者，今得萧何为之说出，为之奉行，其愉快为何如耶？以后建筑物之鼎盛，固由于经济条件所提供，但亦由萧何启之也。由于娄敬之提议，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奠都于长安，公元前187年城始建成，城周回六十五里。每面辟三门，共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城下有池周绕，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城中有八街，九陌（市），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市楼皆重屋，宫阙与民居相杂。汉代宫阙之多，难于屈指，兹先略举其目：

长安有长乐宫，未央宫，长门宫，鼓簧宫，承光宫，宜春宫，池阳宫，黄山宫，长平宫，望仙宫，长杨宫，集灵宫，延寿宫，祈年宫，通天宫，馺娑宫，沛宫，林光宫，甘泉宫，龙泉宫，首山宫，交门宫，明光宫，五柞宫，万岁宫，竹宫，寿宫，建章宫，太乙宫，思子宫，[ZW(]散见《汉书》中。[ZW)]夜光宫，棠梨宫，扶荔宫，望远宫，昭台宫，蒲桃宫，萯阳宫，长平宫，[ZW(）[汉）佚名：《三辅黄图》。[ZW)]桂宫，[ZW(）[晋）佚名：《三辅故事》。[ZW)]鼎湖宫，谷口宫，龙渊宫，首山宫，棫阳宫。[ZW(]参看《图书集成》及《太平御览》散见各条。[ZW)][HT]

汉代之宫，上所举者已有四十余所，其实尚不止此数，秦代之三百离宫，汉代往往修之，[ZW(]《汉书》卷六《武帝纪》。[ZW)]既因其固有者而复加增之，可谓超越前代矣。汉代建筑物之华靡伟大者首推未央宫。

[HTF]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磩右平，黄金为璧带，闻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也。[ZW(]《三辅黄图》。[ZW)]

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ZW(]刘歆：《西京杂记》。[ZW)][HT]

未央宫中有温室，“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宾氍毹”[ZW(]刘歆：《西京杂记》。[ZW)]。

其次为城内东南部之长乐宫。“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长乐宫有鸿台，有临华殿，有温室殿，有信宫、长秋、永寿、永宁四殿。”（《三辅黄图》卷二《汉宫》）。“长乐宫中有鱼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或行舟于池中，酒池北起台，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又曰：“武帝作以夸羌胡，饮以铁杯，重不能举，皆抵牛饮。”（《三辅故事》）又次为建章宫。建章宫之建筑实起于术士之一言：[HTF]

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厌胜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左凤关高二十五丈；右神明台，门内北起别风阙，高五十丈，对峙井榦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连阁皆有罘罳，前殿下视未央，其西则广中殿，受万人。[ZW(]《三辅黄图》卷二。又见《前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ZW)]

建章宫有馺娑、骀荡、枍诣、承光四殿。[ZW(]潘岳：《关中记》。[ZW)]

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ZW(]《三辅黄图》卷二《汉宫》注引《汉书》。[ZW)][HT]

上述三宫，不过举其大者，其他稍卑者，虽典籍有载，然未暇于此细述也。位次于宫者曰殿。殿，堂之最大者也。[ZW(]许慎：《说文》。[ZW)]汉殿甚多，兹举其人著人耳目者：[HTF]

未央宫有金华殿，神仙殿，高门殿，增城殿，宣室殿，承明殿，凤皇殿，飞雨殿，昭阳殿，钧弋殿，武台殿，寿成殿，万岁殿，广明殿，清凉殿，永延殿，玉堂殿，寿安殿，平就殿，东明殿，曲台殿，白虎殿，回车殿，长丰殿，晶德殿，麒麟殿，椒房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ZW(]散见《三辅黄图》卷二《汉宫》。[ZW)][HT]

汉代皇家之建筑专务宏大华靡，竟使人不能加。故每一宫，往往占地过百里，容数万人。建章、未央、长乐三宫，皆辇道相属，悬梁飞阁，不由径路。[ZW(]班固：《汉武故事》。[ZW)]又东京“德阳殿容万人，激洛水于殿下”[ZW(]蔡质撰：《汉官典职》。[ZW)]。宫殿之壁，高而且厚。“东京五殿，荫殿也。壁厚五丈，高九十尺。”[ZW(]韦述：《两京记》。[ZW)]

其阶左磩右平，平以文砖相亚次，以便辇之上落，磩者如齿，为阶级也。[ZW(]挚虞：《决疑要注》。[ZW)]阶甚高，间有高于平地四十余丈者。其墀则以丹漆地而成，故曰丹墀，[ZW(]《两京记》。[ZW)]多造以白玉。宫殿之柱，多为铜制而涂金，往往有大数围者。[ZW(]班固：《汉武帝内传》。[ZW)]其梁则朱，其栋则雕作文禽之状。[ZW(]《汉武故事》。[ZW)]宫室多窗。“宫有四面，窗八所。阁内有曲鄣，鄣上雀目窗。” [ZW(]张敞：《东宫旧事》。[ZW)]“窗户扇多是绿琉璃，皆通照毛发，不得藏焉。” [ZW(]《西京杂记》。[ZW)]又有制以云母及珊瑚者。 [ZW(]《汉武故事》。[ZW)]其他宫苑之装饰，亦甚富丽，如武帝所命建之通天台上之承露仙人掌，[ZW(]见《前汉书》卷二五《郊祀志》。张澍辑《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又云：“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ZW)]龙楼门楼上之铜龙，金马门之大宛铜马，[ZW(]《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ZW)]铜驰街之铜驰，飞廉观之铜铸飞廉，[ZW(]引风之神禽。《三辅黄图》卷五云：“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ZW)]昆明池石鲸及牵牛、织女石像，[ZW(]见《西京杂记》卷四。又《三辅故事》：“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又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ZW)]及泰液池之石龟鱼，皆制作精工，堪称为一代杰作也。

汉代建筑物除上述诸项外，则以观为多。当时所谓观者，类多行乐之场，间有用为会议或祈仙之地者，故其建筑术亦颇不劣。汉代之观甚多，略举如下：[HTF]

长安有临仙观，渭桥观，仙人观，霸昌观，兰池观，平乐观，九华观，豫章观，鸿雀观，昆明观，走马观，华光观，封峦观，走狗观，天梯观，瑶台观，流渠观，相思观，长平观，宜春观，华池观，射熊观，迎风观，露寒观，当市观，石关观，白渠观，鼎郊观，白虎观，怀德观，三雀观，林木观，温德观，长平观。[ZW(]《三辅黄图》卷五。[ZW)][HT]

阁又为大建筑物附属品之特色，其多亦不可胜计，“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在当时颇似之。“汉魏殿观多以复道相通，故洛宫之阁七百余间。”班固《西都赋》曰：“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虽为铺张扬厉之词，亦非离于事实也。

大治宫室之事，非独王者一人所有，今皇帝既务广宫室为心，自不能禁臣下之效尤也。故皇亲国戚，功臣宦者亦群起以建筑宫室为务。如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好治宫室，尝作灵光殿，名传于后世。东汉时，西京未央、建章两宫均见毁坏，而灵光岿然独存。后汉王延寿（文考）游鲁作《鲁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王文考素研究天算之学，而文艺造就如此之深，亦我国学术界之奇才。后溺水而死，年仅二十余。兹择录其赋之片段，以见此殿制作之宏丽：

[HTF]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峨嶵嵬，峗巍[XCz2.tif][XCz3.tif）[言其高峻——引者）。……迢峣倜傥，丰丽博敞（言其广大深远）……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于是乎乃历夫泰阶以造其堂，俯仰顾盼，东西周章。彤彩之饰，炜炜煌煌。隐阴夏以中处（原注：阴夏向北之殿），飋萧条而清冷，动滴沥以成响，殷雷应其若惊（言室内构造有回声之作用也）。骈密石与琅玕，齐玉珰与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霭霭而晻暧。旋室[XCz4.tif]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东厢）重深而奥秘……于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三间四表，八维九隅。万楹丛倚，磊砢相扶。浮柱岹嵽以星悬，飞梁偃蹇以虹指……悬栋结阿，天窗绮疏。云节藻棁，龙桷雕镂（原注：云节“节栌也”，画云气为山节也。棁，梁上楹，又画水草之文。龙桷，画椽为龙）。飞禽走兽，因木生姿（案：下文列举梁栋之上，雕刻形容生动之胡人，奔虎，蚪龙，朱鸟，腾蛇，白鹿，蟠螭，狡兔，猨狖，玄熊，神仙，玉女之类。又加以描述富有教诫性之故事绘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异也）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于是乎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ZW(]《昭明文选》卷一一。[ZW)][HT]

鲁灵光殿在王文考之笔下，重现于吾人眼前，吾人研究汉代之宫室建筑艺术者，自可考察其原文，而得其全面也。

此外梁孝王武亦好治宅第苑囿。史载：吴楚反，被击破。“梁孝王，吴楚破，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宫连属于平台四十余里。”[ZW(]《前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ZW)]

汉初法令颇宽，即如宫室建筑，除一二皇室例禁（如青琐丹墀之制，诸侯之墙不得施丹青之彩），他皆无甚界限，故贵族中人靡不隆其居室者。开国之初，破坏之余，继以建设，而功臣之领有封土者无不先注意于居住问题，于是土木工程，极一时之盛，然以海内初定，人民穷乏，仍未能肆志施行。“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阊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ZW(]《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ZW)]

盖经过汉初数十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生产事业不仅恢复，而且大有发展。社会财富亦大量增加，帝国力量亦因而强化。汉武帝统治时代为汉帝国最盛时代，却匈奴，通西域南海，灭卫氏朝鲜，开始与日本发生关系，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国之丝织品及其他生产技术向外输出，另一方面，西域文化，如音乐、雕刻等亦输入中国。此时代一切艺术作品无不反映出当时经济繁荣，规模宏大，如昆明池之开凿及建章宫之筑成，均非有充沛之人力及物力莫办。统治者于享受奢侈生活之余，为巩固自己之政权起见，于是有祈福及求长生之举，此集灵宫、万岁宫、飞廉观所由建也。后人踵事增华，宫室更盛。正如班固所言：“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西都赋》）然而此种奢侈生活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之痛苦上。

至公元8年，王莽夺取汉室政权后，为挽救西汉末年经济之凋敝并巩固其政权起见，依托古代传说，施行一系列之改革。这些改革，因为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反而严重缚束生产力之发展，加重人民之痛苦，引起人民之反抗。在王莽统治时代，社会经济文化一落千丈。王莽立意破坏汉朝旧制，因此对于前代宫室及古迹之有名者亦随意破坏以便己。[HTF]

王莽梦大厦殿前五铜人语，莽恶之，斧斫开铜人腹。[ZW(]《三辅旧事》，亦见《太平御览》。[ZW)]

新莽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犬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皆重屋。黄帝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欂栌，饰以金银椆文，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巨万，卒徒死者数万。[ZW(]《三辅黄图》卷五《宗庙》。[ZW)][HT]

由于王莽之倒行逆施，引起各地之武装反抗。有两支反抗王莽之主力军，一为樊崇领导之赤眉军，另一支军队则为刘秀等之军队。王莽失败被杀，长安秩序混乱，未央宫被焚，其余幸存。[ZW(]《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ZW)]后赤眉樊崇等率数十万人入关，与刘秀之军作战，长安宫室市里尽被烧毁。宗庙园陵皆被发掘，惟霸陵、杜陵保存。[ZW(]参看《前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ZW)]东汉一代于长安宫室虽曾不断修葺，而终未能恢复旧观。[ZW(]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十九年修西京宫室。”[ZW)]

刘秀依靠地主阶级和没落贵族之支持，夺取农民起义之胜利果实，于公元２５年即位，是为东汉光武帝，建都洛阳。刘秀一方面要镇压铜马及赤眉起义军，另一方面又与其政敌隗嚣、公孙述在今甘、陕、川一带进行剧烈斗争。各地曾经支持刘秀之豪强地主，在山东、河北等地因不甘受刘秀之制裁而屡次叛乱。光武帝忙于统一工作，未暇大兴土木，经营较大之宫殿。直至明帝（58—75年）统治时代，施行减租或免税办法，并于永平九年（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永平十三年（70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此种措施，虽然仅能消极地限制官僚地主对农民剥削之加深，并无损于地主之利益，但亦略为减轻农民之负担。因而暂时和缓阶级矛盾，同时，在客观上也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封建经济之发展，增加了国库之收入。

正在后汉比较繁荣时代，宫殿之建筑又积极进行。明帝除把原有之崇德殿重修外，并新建德阳殿。崇德在东，德阳在西，相去五十步。德阳殿为最大。汉帝常在此朝百官，赐宴飨，大作乐。“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嵂与天连。”[ZW(]《后汉书》卷五《礼仪志》蔡质《汉仪》注文。[ZW)]《洛阳宫阁传》云：“德阳宫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张平子所作之《东京赋》，对于此殿及其他各殿有壮丽之描写。[ZW(]见《昭明文选》卷三，有薛综注。[ZW)]

在东汉朝廷中，封建内讧，殊为剧烈。外戚、宦官及官僚长期发生冲突。东汉皇帝大半早死，或幼君继位，或乏嗣继承，往往由母后及外戚专政。正如范晔所指：“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ZW(]范晔：《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ZW)]皇帝自幼处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最接近者为宦官，因此当外戚专政，皇帝自觉被威胁之时，则依赖宦官之助，由外戚手中夺回政权，但政权又为宦官所支配。外戚与宦官争权之结果，使东汉陷于纷乱局面，而宦官及外戚当权之时，其生活奢侈，不可殚述。以宫室之富丽而论，除皇帝宫殿外，首推佞幸外戚之宅第矣。例如，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称为阿母。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相煽动，倾摇朝廷。司徒杨震上疏劝阻：“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旺），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ZW(]《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ZW)]

宦官与佞幸勾结用事，骄溢逾法，盛修宅第之情形，于此可见。当权之宦者如樊丰等，亦动用公家经费及建筑人材，竞修宅第。外戚执政，亦有同样情况。

汉桓帝时，大将军梁翼专政，乃大起第舍，其妻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梁冀失败自杀，朝廷收冀财货，以充王府，散其苑囿，以业穷民。[ZW(]《后汉书》卷六四《梁统传》（附玄孙翼传）。[ZW)]

东汉末年，只闻外戚宦官之经营宅第，而公家反无壮丽之建筑物兴起。可见中央政权之下移与国家财政之衰竭。另一方面，外戚佞幸之大兴土木，亦是对人民榨取和奴役之表现，因此使阶级矛盾，更趋尖锐，人民被迫反抗，汉政权因而动摇，终于爆发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军时，宦官蹇硕等统领中央武装之西园军，外戚何进又暗中勾结地方势力为后盾。中平六年（１８９）汉灵帝死，蹇硕虽被杀，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共谋，召陇西董卓率兵入京以尽除宦官。宦官先杀何进，闭宫顽抗，袁绍带兵进攻，杀宦官几尽，武装冲突之际，南宫，嘉经殿，青琐门被焚。及董卓入关后，立献帝（刘协）——东汉最后皇帝。至初平元年（１９０），董卓被迫迁都长安，临行，“悉烧宫庙官府居（人）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ZW(]《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ZW)]自经此役，东汉之宫殿成为废墟矣。因此，关于汉代之建筑惟有于文献中求之，而其实物仅在陵墓中保留一二。

[BT3]二 汉代建筑遗址

汉代建筑之实物遗存至今者，以汉墓为最多。近年来由于全国基本建设关系，各地均有汉墓之发现。1954年所发掘的汉墓，以洛阳及辽阳两地数量最多。洛阳仅防洪工程区便清理过203座，几乎尽是汉墓。辽阳市唐户屯一带所清理之汉墓达213座。再加上三道濠103座，鹅房19座，便达335座。此外，鞍山市继续清理86座，连前一年所清理者共达400余座。广州市清理过74座，其他地方发掘汉墓数座至数十座者极多。全国总计起来，所发掘者必超过1000座，可能接近2000座。[ZW(]详见夏鼐：《一九五四年我国考古工作》，《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ZW)]而1954年前后所发掘者尚未计算在内。

除陵墓外，在洛阳西郊又发掘出一座埋藏于地下的古城。据初步研究结果，认为是汉河南县城，城基位置在涧河东岸中部。轮廓近于正方，南北长约1400米，东西宽约1460米，周围约5720米，方向北偏西约五度。城垣系夯土筑成。土层中有汉砖，城垣内外普遍存在有汉陶片、五铢钱、瓦当及瓦片，又有汉灶、灰坑及废井。此座古城仍继续发掘，因汉代文化层下还有汉以前时代之文化堆积。[ZW(]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ZW)]

1956年上半年，西安北郊及西郊因为新建筑动工，暴露出了许多古代建筑遗址。其中有似为汉代明堂辟雍之遗址。[ZW(]详见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ZW)]吾人于此，可以窥见汉代建筑规模之巨大。

关于墓之构造，汉以前之墓都系露天的土坑，所谓竖穴；汉代普遍以洞室为墓，所谓横穴。洞室墓因其构筑材料之不同，主要分为下列各种：（一）单纯土洞墓。承袭战国晚期，历西汉、东汉乃至以后各代一直存在。（二）空心砖墓，亦承袭战国末期，盛行于西汉一代，至东汉已逐渐衰微，以至于消灭。东汉时以小型砖代替大型空心砖来堆砌墓室。（三）砖室墓。开始发生于西汉晚期，东汉更为盛行，形制是承袭土洞及木椁墓制而加以改进。其墓室大都分为主室（置棺及一部分之随葬品）及耳室（全放随葬品）两部分。

至于墓砖砌法，西汉前期空心砖墓之墓砖多全系横立，西汉后期之空心砖墓墓室前端之砖竖立，作门之形状。西汉末及东汉初之砖室墓多系船篷式圆券顶，东汉中叶以后则盛行方锥状顶。土洞墓之墓室，如在洛阳所发掘者，亦有平顶、圆拱顶及方锥状顶之演变。洞室墓之墓道亦因时而异式。如中原一带西汉前期之墓道多是宽大竖井；西汉后期及东汉前期之墓道多是狭小竖井；东汉中叶以后之墓道多是狭长的阶梯或斜坡。[ZW(]参看王中殊：《墓葬略说》，《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ZW)]

石室墓流行于东汉中叶以后，系由石块堆砌而成，石上时有各种雕刻画像，故又称为画像石墓。因为墓室是由石料建造，故历一两千年尚能保存，如山东孝堂山之郭巨祠，嘉祥县之武梁祠及阙，是其例也。“石室通常立于坟丘之前。室平而作长方形，后面及两山俱有墙，正面开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为两间。屋顶厦两头造。即清式所称悬山式，上施脊，瓦陇瓦当均由石块上刻石。”[ZW(]梁思成编：《中国建筑史》，第27页，1955年油印本。[ZW)]

石阙。古代宫殿、寺庙、坟墓前都有之。成双者居多，形状为分立的两个阁楼形建筑物，阙前多有碑及巨大石兽。阙有用木构，亦有用石砌者。木阙今已无存，惟石阙颇多，均为后汉之物。阙身形制略如碑而较厚，上复以檐；其附有子阙者，则有较低较小之阙，另具檐瓦，倚于主阙之侧，檐下有刻作斗枋额，模仿木构形状者，有不作斗栱，仅用上大下小之石块承担者。[ZW(]梁思成编：《中国建筑史》，第29页，1955年油印本。[ZW)]据最近调查，四川保存之阙占全国百分之八十。最著者为四川绵阳平阳府君阙、夹江干江铺杨宗阙、新都王稚子阙、梓橦无名阙、渠县冯焕阙等。

崖墓。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境内，盛行在崖壁上穿凿墓穴，即所谓崖墓。四川人往往称为“蛮子洞”。乃就山崖凿出的水平深洞，作为埋葬死人之用，有各种大小不同之形状，最小者仅容一棺，最大者除放棺之洞，从数公尺至三十余公尺深外，洞外还凿出一个数十公尺宽之大堂，并雕刻有人物走兽图案风景之类。崖墓内地均内高外低，旁凿水沟，以便泄水。

尚有汉代明器中之建筑模型亦为研究当时建筑之重要材料。明器是殉葬之物，其中包括死者生前所用或企图供给死者身后所用之各种用具及佣人（殷周习用生人殉葬，春秋战国始用木俑及陶俑代替）。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明器中之陶屋，实当代居民住屋之缩影，吾人于此，不独可以考察当代之建筑，亦可以窥见当代人民生活情况之一斑。

明器住宅多作单层，简单者仅屋一座，平面长方形前面辟门，或居中，或偏于左右，门侧或门上或山墙上辟窗，或方或圆或横列，或饰以菱形窗棂。屋顶多厦两头造。亦有平面作曲尺形而将其余二面绕以围墙者。[ZW(]梁思成编：《中国建筑史》，第29页。[ZW)]

但亦有二三层楼阁者。例如重庆江北相国寺之东汉砖墓中，发现有陶屋两件，夹沙灰陶，中有一为三层楼房，最上一层楼中支一斗栱，为一斗三升，三面有楼栏，中层有两斗栱，皆一斗三升，下层屋基上有漏斗形的长三点五公分，宽三公分的东西，以便水流入地中。[ZW(]沈中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ZW)]望都汉墓亦发现三层陶楼。

陶屋常有各种台阁院落以及宫殿城府之属。其中亦有人物鸟兽及生人住宅应有之物。例如1931年2月广州东山猫儿冈发掘汉冢，获小陶宫一座：“小陶宫，外宫墙，纵一尺有四寸，衡相埒，连楼高一尺又三寸二分，四角有楼，前后门上亦有楼。内，前殿纵六寸又八分，衡九寸又六分，高八寸。殿中峨冠二人，抚几并坐榻上，榻前一人对立，鞠躬如奏事，左一人拜伏，檐下一卫士矗立。后楼纵五寸有四分，衡九寸有六分，高九寸，楼广一寸。楼下妇女一人，高髻长裙，楼上妇女二人，楼上一人伏拜。”[ZW(]参看《发扬东山猫儿冈汉冢报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1931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出版。[ZW)]又如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有“陶城府一件，全高三五公分，成方形，四壁微向外斜，上长宽四三公分，下长宽三八公尺。前后有高门，每门各二扇。上面各立望楼一座，四隅之上，有像角楼模样的小亭。城前壁的右边划有‘大吉’二字，内部分格成左右两列小房。左列三间，右列二间，均有瓦盖，共五个，瓦盖为两坡式，因发现时被搞乱，其中一个无法复原。俑现存十三个（根据印迹计算原有俑应为十六个）；大部分站于小房之前，成两排，另有四俑跪于小房内。多数的俑都是半揖弓腰的，两手执圭形状物一件，表现着恭肃的神态”[ZW(]详见《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ZW)]。

此外，尚有陶仓、陶囷、畜舍之类。陶仓、陶囷多作筒形，大小不一，有平底者，有三脚者。广东发现之陶仓、陶囷多有柱子垫隔，以防潮湿。畜舍则犬舍多作长方形。猪圈四周绕以墙，置厕于一隅，较高起。羊屋比人屋低而大。亦有二层之屋，上层住人，下层养畜者。又有作为居室附属品之陶井及陶灶等。

画像石墓中画像石上有所表现之建筑式样，亦可供研究建筑之参考。例如沂南古画像石墓中有日字形廊院，曲尺形房屋，五脊重层仓房，带栏杆之小阁以及大门双阙等式样。使人一见了然于汉代建筑之一斑，其明确为其他画像及明器所不及。[ZW(]参看曾昭燏等著：《沂南考古画像古墓发掘报告》。[ZW)]

[BT3]三 汉代建筑之特征

汉代建筑一般都是木构，即用木板作壁，用夯土筑墙。亦有用砖砌墙壁者，但并不多见。比较大之建筑物必有阶基，班孟坚《西都赋》所谓“左磩右平，重轩三阶”是也。许多石阙亦有阶基承托。

汉代之柱础，以河卵石为之，柱本身有四角与八角者，有直柱，也有侧角。通常础作石卵状，向上凸起，柱之下部插入其中。此种形式虽然在结构上柱与础密切接合，而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此种形式日后渐归淘汰。[ZW(]关于柱础沿革可参看陈从周：《柱础述要》，《考古通讯》１９５６年第2期；梁思成编：《中国建筑史》，第３０页。[ZW)]

至于柱础之制度可于汉武梁祠石刻及汉孝堂山郭巨祠见之。至汉末柱础已作复盆状。山东沂南古墓室中之八角擎天柱，“柱身高一点一〇公尺，柱下端径二五点五公分，上端径二三点五公分，上下仅二公分之差，但看起来似乎收分很大。柱础分上下两部，上圆下方；上圆的作复盆状，并有盆唇，盆高一二公分；下作正方形，每面均长四八公分，高一二公分。础的高宽之比为1∶2，形体结构十分肥硕而有力。柱上有栌斗，与柱为整块石材雕成。栌斗上有栱及二散斗，两散斗之间有一蜀柱，散斗和蜀柱的上面紧接着过梁，这一部分亦为整块石材雕成”[ZW(]参看曾昭燏等著：《沂南考古画像古墓发掘报告》，第一章，第５页。[ZW)]。其柱、础、散斗、栱栌斗都雕刻人物鸟兽及龙纹，相当工细。

斗栱在中国建筑木构架的构造中占非常重要地位，是构成中国建筑艺术特征之主要部分。其位置正当立材（柱子）与横梁（梁枋、檩子等）交接之处，主要是在房檐之下。其作用，在梁下可以增加梁身承载屋顶之力。在屋檐之下，并可使出檐加远，以防风雨之侵蚀墙面，建筑物愈大，檐之伸出亦愈远，而方斗及曲栱，层层叠叠，交错屈伸，加以彩色图案，自然美观，颜料可以保护木料，且切实用。

汉代斗栱在石阙，崖墓及画像石及明器中都可以看到。欲明其形式之复杂及沿革，可参看罗哲文撰《斗栱》一文（《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七期）。斗栱之制，至东汉然后大备。斗栱形式在当时以“一斗二升”为最普遍，有些斗栱，在“二升”中间加一小方块，为日后流行“一斗三升”之滥觞。

屋顶与瓦饰。至东汉时，屋顶已具备后代所有几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悬山式”，只有一道屋脊；一种是“四角攒尖式”，有四道屋脊；一种是“四阿式”，有五道屋脊；一种是“歇山式”，有九道屋脊。但九脊顶较为少见。[ZW(]参看王中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ZW)]

大约在汉初，因屋檐太长，妨碍室内光线，遂发明“反宇”之结构，在四注式房屋，因屋檐向上反翘，四角自然成为反翘之状。因而产生薨宇翬飞之屋顶式样。其作用正如班固《西都赋》所云：“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是也。[HTF]

檐端结构，石阙所示，由角梁及椽承托，椽之排列有与瓦陇平行者，有翼角展开者。椽之前端已有卷杀，如后世所常见。

屋顶两坡相交之缝，均用脊覆盖，脊多平直，但亦有两端翘起者。脊端以瓦或瓦当相叠为饰，或翘起，或伸出，正式鸱尾则未见也。[ZW(]梁思成编：《中国建筑史》，第32页。[ZW)][HT]

瓦在汉代已普遍使用，有筒瓦、板瓦两种，多二者并用。汉瓦无釉，而有涂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当圆形者多，间亦有半圆者。[HTF]

瓦当者，宋李好文《长安图志》谓之瓦头。盖屋瓦皆仰，当两仰瓦之际，为半规之瓦以复之，俗谓之筒瓦。古筒瓦长二尺余，两端皆有笋距，至覆檐际之瓦，一端下向为正圆形，径五六寸，有至七八寸者。其面篆书吉祥语意或宫殿门观主名，有十二字、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一二字不等。篆文皆随势诎曲为之，间有方整者，以当藻饰。谓之瓦当者，以瓦文中有“兰池宫当”（按：此为秦瓦，较他瓦为大，连瓦上载重十余斤。应作“兰沱宫当”。张芑堂引《说文》云：沱，江别流也。臣铉等曰：沱沼之沱通用，今别作池非是。见《金石索》六）“洎，八风寿存当”等，是秦汉时本名。《说文解字》云：“当，田相值也。”《韩非子·外储》说：“玉卮无当。”注家谓当底也。瓦复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瓦相值，故有当名。[ZW(]引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卷一，第2页。[ZW)][HT]

汉瓦当以文字为饰者最多，有作颂扬语者，如“汉并天下”；有作吉祥语者，如“长生无极”、“延年益寿”、“千秋万岁，”等；有作训诫语者，如“仁义自成”、“长毋相忘”等；有表示官职者，如“都司空瓦”、“宗正官当”、“右将”、“右空”等；有表示某建筑物所专用者，如“甘泉上林”、“骀汤万年”等。瓦当饰纹，除文字外尚有几何纹，如锯齿纹、波纹、钱纹、绳纹、菱纹等。文字以大小篆为多，但亦有作鸟虫书及隶书者。此外有少数瓦当绝无文字，但有动物形象者，如飞廉观瓦，瓦文鹿头有角，龙身长毛，豹文蛇尾，四傍皆绘云气。又如朱鸟之瓦，上刻朱鸟，状甚勇捷，疑为朱鸟殿之瓦。其他如玄武阙瓦及凤阙瓦均是。[ZW(]引程敦：《秦汉瓦当文字》卷一，第13页—17页。[ZW)]其比较罕见者，有飞鸿形，文曰延年；有三雀形；有龟蛇交形；有饕餮形；有二马形，文曰甲天下；有鱼形。[ZW(]参看龚定盦著：《定盦文集补编》，卷二《瓦序录》。[ZW)]

瓦当不仅足供吾人研究一代建筑艺术之用，并足为研究雕刻、陶器、书法及绘画之用。使吾人进一步由此窥见文化之嬗变。正如龚定盦所云：[HTF]

汉氏宫殿之名不可得而薄录也。其瓦黝以温，其文字多哀丽伤心者，观其体皆深习八体六技者之为也。夫后汉祠墓之刻碑皆石工书，而前汉瓦文乃兼大小篆。嘻！可以识炎运之西隆，窥刘祚之东替也矣。[ZW(]参看龚定盦著：《定盦文集补编》，卷二《瓦序录》。[ZW)][HT]

以《秦汉瓦当文字》一书著名之程敦，更谓瓦当文字非其他金石文字可比。并谓“盖秦汉篆文留于今者绝少。许氏《说文解字》序所列秦书八体，自小篆摹印隶佐而外，其他不可得闻。今兹所存，虽不知为何人所作，要是署书之遗，亦颇有鸟虫之属，得瞻八体大略。又《说文》所录，但取正文，斯则一字之变，多至数十，是为宫阙所施，不同向壁伪造，已参错若此，殊非古书同文之旨。此马文渊所以上书，许叔重所以论定也。然存于今足以观一代风尚所趋，而于说文解经不无裨助。至玄武、朱鸟等瓦，可以明古行阵旌旗所绘，而朱鸟之象，说者未有明文，观此始知为鸷猛之鸟，若鹰隼之类。夫自昔传注之学，得于意度者，恒不若目击其物为明确”[ZW(]程敦：《秦汉瓦当文字》第５页附《致孙编修渊如书》。[ZW)]。

有谓汉瓦多出工匠之手，不尽合于六书者，则汉瓦当文字，随势为之，不拘一体，于此更可见文字变化之奇。[ZW(]参看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第１７５页，《汉延年寿瓦跋》。[ZW)]例如八风寿存当，八字与风字合为一。骤视之以为创举，其实先秦已开此例。正如宋杨南仲所云：“古语二字相属者多为一字书之，若秦钟铭有小（小子），方（四方）之字是也。”[ZW(]详见武亿：《授堂文钞》，卷二《秦汉瓦当文字记跋尾》。[ZW)]吾人对瓦当文字，不能拘泥许氏说文之规定也。

考古学家对于汉瓦当文字之研究，至宋代方开始留意，欧阳修之《集古录》仍无瓦当文字之著录。洪适《隶续》收汉永平、建初等砖文而不及瓦，瓦无年月也。[HTF]

逮元祐六年宝鸡县民权氏浚池得古瓦铭曰羽阳千岁，乃秦武公羽阳宫瓦。其事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瓦当文字之见于记载始于纪籍始此。后李好文著《长安图志》所见有长乐、未央等七瓦，号为至多。又黄伯思《东观余论》称有益延寿三字瓦。自是而后，阒无闻焉。[ZW(]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上，第３页。[ZW)][HT]

至清代康熙年间侯官林同人游甘泉宫址（在今陕西淳化县内），见瓦碟如冈阜，多刓缺，因憩树下，见有小物坟起者，剔之，或一汉瓦，文曰长生未央（文见《金石索》六），一时知名之士竞为诗文以表彰之。后几及百年，武林朱排山（枫）以其子宦关中，获瓦当三十，异文者多至十六七，因作《秦汉瓦图记》。瓦当文字自此始有专书。[HTF]

乾隆甲辰乙巳间，青浦王兰泉昶司臬陕西。仁和赵洛生魏游其幕。于市中潜收数品，土人不知重也。同幕多通材，渐物色之，关中人以可得重值，搜求益力。……洛生贫不能悬重金，苦心损衣节食，积之，比归得四十余种。[ZW(]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第１７２页，《秦汉瓦当文字》。[ZW)]

既而嘉定钱别驾坫亦出重值购瓦三十余以与赵君相抗。厥后两君皆去，全椒俞太学肇修耽好尤甚，故获瓦四十余为独多。三人各为拓本，皆有识别，不相紊也。[ZW(]程敦：《秦汉瓦当文字》上，第４页。[ZW)][HT]

至乾隆末年，歙人程敦（彝斋）集合上述三人及其他考古家所搜得之瓦当文字，集为一卷，每文之下，著所从获，但拓本有真有放，真本已不可得，则取放本足成之，亦著明焉。更为复检群籍，知秦汉宫殿门观所施用，以遗世之嗜古者，题为《秦汉瓦当文字》，而目不著秦汉者，盖疑以传疑，不敢以臆见断也。亦可见其著书之审慎矣。当时金石学家武亿亦谓：“歙程君彝斋著《秦汉瓦当文字记》一卷，由当时数君子所搜缉，恐其众之易于亡佚，乃各录所从，并附以旧闻，其说多可依。”[ZW(]引武亿《授堂文钞》卷二《秦汉瓦当文字记跋尾》。[ZW)]研究汉瓦之专书以此为最。毕沅（秋帆）虽利用其巡抚陕西之便，获得若干瓦当文字，辑为《秦汉瓦当图》，但多出自其门下客之手，且考据不若程书之精审。

由于当时汉瓦受人重视，陕西人亦有伪造以图利者。但亦有辨别办法。“老砚工方某言：古人作瓦，不为砚计，凡细如澄泥者伪也。然瓦必坚致，始入土千岁不朽烂，凡松脆粗疏，多沙眼者伪也。”[ZW(]引《纪晓岚诗文集》卷四《书汉瓦当拓本后》。[ZW)]

砖作。关于汉代用砖之法均见于墓中，根据梁思成先生之分析：“墓中壁砌法，或以卧立层相间，或立砖一层，卧砖二三层；而各层之间，丁砖与顺砖又相间砌，以保持联络。”“墓室顶部穹隆之结构，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亦有直正发券者。”“砖之种类，有普通砖，通常砌墙之用，发券砖，上大而下小，地砖大抵均方形，空心砖则制成柱梁等各种形状，并长方条，长方块，三角块等。”[ZW(]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第32页。[ZW)]

汉砖多刻有文字或图画，字多作隶书（篆书间或有之）。且多有年月，如“竟宁元年”、“永宁元年”、“永建”之类。有作吉祥语者，如“万岁富贵”、“既寿考”，“传世富贵”之类。有表示建筑物主人之姓名者，如“汉汝南黄安伯砖”、“潘氏砖”之类（均见《金石索》六）

画砖有作兽首之形者（如《金石索》六所载之汉竟宁砖），有作西王母或羽人像者，[ZW(]详见《四川新繁清白乡东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ZW)]亦有作种种之几何图案花纹者。

汉砖为考古家重视大约有下列原因：第一，因汉代器款比较少见，而瓦砖不如金石之坚牢，物罕为奇，是以可贵。第二，瓦无年月，而砖有年月，足资考据。汉砖之图画饰纹比较汉瓦为丰富多彩。吾人于此可窥汉画之遗迹。其文字亦可有裨于书学之研究。例如，“夀”作“寿”，今为简体字，其实汉代已有此种写法。台州发现之“永寿元年八月”可证。[ZW(]参看《台州砖录》卷一，第3页。[ZW)]

汉砖之搜求盛于清代。阮元宦游两浙，得五凤黄龙等砖，大喜过望。龚定盦诗所谓“人间汉砖有五凤，广陵尚书色为动。十笏黄金网致回，欧阳欲语喑犹梦”者是也。阮元遂以“八砖”名其吟馆。同时谢苏潭亦有八砖书舫以敌之。张廷济亦于所得汉晋砖中，择其尤者，筑精舍储之，名曰八砖精舍。终有清一代，汉砖遂为考古家、艺术家之研究对象。今则汉砖之出土日多，区区八砖，渺乎其小矣。

藻井。沈括《梦溪笔谈》曰：“屋上复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复海。今坟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项顶。惟宫室祠观谓之藻井。”[ZW(]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ZW)]汉魏文献中不乏藻井一词。张平子《西京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房紫菂，窟咤垂珠。”左思《魏都赋》：“绮井列疏以悬蔕，华莲重葩以倒披。”（注曰：疏布也，以板为井形，饰以丹青如绮也。）何平叔《景福殿赋》：“缭以藻井，编以粹疏。”曹植《七启》：“绮井含葩，金璧玉箱。”颜延之《七绎》：“木写云气，土秘椒房，既挺天而倒井，又斲圆而镂方。”薛综谓：“藻井当栋中，交方木为之，如井干也。”故藻井亦称方井。《水经注》称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据昔人解释，刻荷菱水藻均水物，所以压火。不过我认为此特艺术装饰而已。印度阿旃陀岩中壁画亦有作荷花之形，取其美观，不为五行相克之用。后世之天花板即藻井之类，亦有图案花卉饰纹。关于藻井之形式，读者可参看《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8—9页。

门窗。墓门门框多方头，其上及两侧起线两层。石门扇均极厚而短，门扉两扇居多。

窗形见于陶屋者，以长方形为多，间亦有三角、圆形及其他形状者。窗棂以斜方格为最普通，亦有作垂直密列之形。窗狭小而长，但为室内明朗起见，于是特设许多小窗，四面均有，因其一线排列，故几个小长窗可以构成一个大窗，不过有窗柱分隔而已。

门扉上有饰物作动物衔环状，谓之铺首，即门扇鐶饰也。汉代孝元庙殿有铜龟蛇铺首。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注曰：金铺以金为铺首也。）扬雄《甘泉赋》：“排玉户而飏金铺兮，发兰蕙与芎藭。”李尤《平乐观赋》曰：“过洞房之铺闼，历金环之华铺。”此种门环之饰，多作兽首衔环之状，以金为之，则曰金铺；以银为之，则曰银铺；以铜为之，则曰铜铺；以青画琐文镂中，则曰青琐，此其以质色而定者也。志其形制，有作蠡状者，有作兽吻者，有作蟾状者，盖取其善守闭也。又有作龟蛇者及虎形者，殆用以镇凶辟邪者也。[ZW(]参看曾傅轺：《铺首》，《考古学杂志》创刊号，1931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出版。[ZW)]

汉代宫室之铺首虽罕见，但吾人仍可由汉代之石刻画像及明器中窥见其体制。山东武氏石室画像及江苏宝应县射阳聚石门画像都有兽首衔环。汉处士金恭阙画像，伏尉公墓石画像及柳敏碑阴画像都有此物。一九五四年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墓门上刻有兽形铺首，陶屋半掩之门扉上亦印有怪兽面形之铺首。总之，近年出土之汉墓多有类此之物，可知铺首实为汉代建筑上之门饰，而兽首衔环，则于商周彝器上早已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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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3]四 汉代建筑家

汉代建筑物，虽无复存，而建筑界之宗工巨匠，犹可于文献中考见一二。然有一事所应知者，即此种营造家，除一两名外，非专以建筑为业。大都贵人巨宦，躬事其役者也。

胡宽：胡宽，汉高祖时匠人。高祖既定都长安，太上皇住居长安深宫，常思念故乡，悽怆不乐。于是高祖诏胡宽建筑城市以象丰，故号新丰。移诸丰民以实之。男女老幼，各知其居，放犬羊鸡豕于道途，亦识其家。移者皆悦其知而德之。故竞加赏赠，致累百金。

公玉带：公玉带，汉济南人。武帝欲治明堂于奉高（今山东泰安）旁，未晓其制度。带乃进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作明堂于汶上如带图。

丁缓、李菊：丁缓、李菊皆汉武帝时匠人。

仇延：仇延，王莽时都匠及杜林等数十人将作，坏彻上林苑中建章等十馆，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一）黄帝太初庙；（二）虞帝始祖昭庙；（三）陈胡王统祖穆庙；（四）齐敬王世祖昭庙；（五）济北愍王王祖穆庙；（六）济南伯王尊禰昭庙；（七）元城孺王尊禰穆庙；（八）阳平顷王戚禰昭庙；（九）新都显王戚禰穆庙。殿皆重屋。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欂栌（欂栌柱上枅，即今所谓木沓也）。饰以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递高增下。

刘武：刘武，汉孝文帝次子也，以孝文十二年立为梁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百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具。”（《三辅黄图》卷三）诚贵族宫室之惟一代表作。犹有撼者，则其营造，未知果出自何手耳。

袁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犛牛、青兕，奇兽珍禽，委居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三辅黄图》卷四页二）此则工于点缀山林，为后世叠石为山之典型也。

章文：章文，汉豫章（今江西北境）人，高帝五年，灌婴讨定南方。文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筑豫章城，婴因从之。遂命文董营建之役，鸠工庀材，规划咸宜。

阳城延：公元前3世纪初为汉高祖董建长安城及未央宫。初为军中军匠，后为高祖之将作少府。

李翕：李翕字伯都，东汉汉阳阿阳（甘肃静宁）县南人。尝令渑池，修崤岭之道。桓帝时为武都（甘肃南境）太守。郡之西狭阁道通梁、益二州，缘壁立之山，临不测之溪，危难险峻，数有颠覆陨坠之虞。翕乃钻烧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广阨，遂成夷道。民可夜涉，咸歌德惠，乃为磨崖刊颂，于天升山鱼窍峡（甘肃成县境）中。灵帝建宁间，析里两岸夹峙，百仞屹立，江水从中流出，则上下不通，民皆病涉。翕乃凿石架木，建郙阁以济行人，而去沉溺之患。亦于桥旁磨崖为颂，以纪其功焉。磨崖之石，至今尚存拓本，玩索其文，犹想见之。

上述诸家，未为充足，典册无多，见闻有限，拾遗补佚，俟诸方来。

[BT2]第二章 雕塑（金石）

汉代美术品以金石为大宗。吉金乐石被人珍视者，以其具有古朴之美，可供欣赏，并可以由此窥见古代社会发展情况与人民精神物质之生活，实为至贵重之史料。清代金石家洪颐煊曰：“国家易代修史，或采自传闻，或成于众手，残舛伪阙，势不能免，尤不若金石之出于当时为可据。他如六书之通转，文体之宗尚，皆可于是窥其厓略，此其学所以日积而日昌也。”[ZW(]引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自序》。[ZW)]即谓金石品可以作为研究历史及艺术沿革之助。

金石品包括许多古器物，均属于雕塑范围，研究古金石自属于考古学之一支。此种学问起源于两汉。李少君识柏寝之器，张敞释善阳之鼎，载诸马班二书。厥后南单于得漠北古鼎以遗窦宪，案其铭文，知为仲山甫作。许慎《说文解字·叙》，谓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此均吉金文字之学肇于两汉之征。[ZW(]参看罗振玉：《辽居乙稿》，《贞松堂集古遗文序》。 [ZW)]至宋代欧阳修有《集古录》之辑。“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自序》）但所收汉代铜器只三事而已，其余尽碑版也。又宋代赵明诚德父，尝仿欧阳修《集古录》，著《金石录》30卷。根据前代金石实物，考书传诸家异同，订其得失，并补《集古录》之不足，为治金石之学者不可不读之参考书。至清代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八卷，为两汉金石第一专著。其次则龚定盦之《汉器文录》，著录汉之铜器29件，泉，印，镜除外。铜器上之刻辞，多篆文，且比碑刻文字为工。

请先言汉代铜器。汉代统治阶级亦好铸鼎。有以盛酒食之用者：“汉孝景帝铸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铜金银杂为之，形若瓦甑，无足。中元六年造，其文曰：‘五熟是滋，君王膳之。’小篆书。”“昭帝元平元年于蓝田复车山铸一鼎，高三尺，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调滋味，去腥伤。’小篆书，三足。”“废帝贺以天凤六年登位，废为海昏侯，铸一小鼎貯酒，其形若瓮，受二斗，其文曰‘长满’，上小篆书。”“哀帝元寿元年铸一鼎貯酒，高四尺，三足。其文曰：‘群臣元日用醴鼎’，小篆书。”有以纪功者：“成帝绥和元年匈奴平，铸一鼎，其文曰：‘寇盗平，黄河清。’八分书，三足，高五尺六寸。”“后汉光武帝建元元年铸一鼎，其文曰：‘定天下，万物伏。’小篆书，三足，高九尺。”有以祈天永命或克制之用者：“武帝登泰山，铸一鼎，高四尺，铜银为之，其形如瓮，有三足，太始四年造。其文曰：‘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大篆书。”他如章帝元和二年之“镇地鼎”，安帝延光四年之“承露鼎”均是。[ZW(]虞荔：《鼎录》，第2页—第6页。[ZW)]

以上所举各鼎，后世未见原物。惟清代吴云之两罍轩藏有永始二年鼎之拓本。器通高今尺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阔一寸二分，深三寸四分，口径六寸，腹围二尺三分，径六寸六分。有盖，盖上有铭与器上同。各四十九字，文曰：“乘车十湅铜鼎容一斗并重十斤四两永始二年考工工林造护臣博守佐臣褎啬夫臣康掾臣开主守右丞臣闳守令臣立省第一。”[ZW(]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卷九，第4页。[ZW)]《金石索》一载有汉鼎数品，乃从《博古图》缩写者。

近年发掘之汉墓，其中随葬品亦有鼎，但以陶鼎为多，铜鼎极少见。

汉器遗存后世者洗为多。洗之为制，大小不侔，或深如甖，或浅如盂，供盥手之用。有以左鱼右鹤为饰者（如汉永和洗），有以双鱼为饰者（如汉初平双鱼洗）[ZW(]冯晏海：《金石索》三《杂器类》。[ZW)]，有以右鱼左鸟为饰者（如汉中平二年洗）。有双鱼之外，又有两兽者（如汉宜侯王洗），有两旁作双雁或鸳，下作双鱼者（汉大吉羊洗）[ZW(]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四，第13页—第14页。[ZW)]，有作羊形者（如汉吉羊洗）（按《说文》：羊，祥也）。铭文多作吉祥语，如“宜侯王”、“宜子孙”、“大吉昌”、“万寿”之类。均作篆文，亦有笔法介乎篆隶之间，即古隶者。其作鱼形者，取其象征丰盛之意，古人《鱼丽》之诗，美万物之盛多也。鹤形则取其寿，羊则取其祥。有作双鱼而其首相连者，亦比目之类，于鸳之意同也。此外，自然亦有审美之要求。

壶亦多见。普通有圆形者，两旁有环，腹上有线，其上有铭文，标识其容量、重量、制造者之名及物主之官衔者。亦有扁壶或方壶，两旁亦有环，且有铭。圆壶甚至附有四小环于脰上者（一般作兽口衔环状），有以凤为饰者，有以鱼为饰者，亦有以云雷纹为饰者。壶所以盛饮料，但亦有唾壶及漏壶之属。

炉亦汉代杂器之一种。炉之为物，周代始兴，盖用以载炭取暖者。《周礼·天官》冡宰之属，宫人，“凡寝中，共炉炭”是也，然其器弗存。至汉代与西域诸国、南海各州交通，始有沉、檀等香料之输入，乃有用熏炉者（如《金石索》三复制《考古图》中之汉齐安官熏炉），非独用以荐神，且用以熏宫室也。汉代有博山炉。《汉朝故事》谓，诸王出间则赐博山炉。张敞《东宫故事》云：“皇太子纳妃，具博山炉二。”《西清古鉴》有其器，通盖高六寸八分，深二寸七分，口径三寸四分，腹围一尺二寸九分，重四十六两。此器分三层，盖为山形，下为承盘。此刘向所铭“上贯大华承铜盘”者是也。为盘存水，以防炉热灼席也。一说谓博山在山东青州，以其形似炉盖，故名之。博山炉之形式 ，其见于《金石索》三杂器栏内，中间有荇叶为饰，文曰：“天兴子孙”、“富贵昌宜”，但制法及形式初不一律，有于炉体刻螭虎虬龙之形者，亦有作仙人者。李太白诗云：“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琢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亦指其制作之巧。今列复制铜博山炉图于本编。（图版第三）

又有一种兽炉，作独角兽之形，疑溶铜入模以制成者，长约四尺，高约二尺，其背有孔，用以焚香。中外收藏家多有之。

汉代制炉之技师有足述者：[HTF]

长安巧工人丁缓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华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其法度本出防风，至缓更始为之。环转四周，其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为名。又作九层山炉，镂奇禽怪兽诸灵，皆自然运动。[ZW(]《西京杂记》。[ZW)][HT]

灯亦三代之物，惟以陶制。至汉而铜灯甚多，其名称亦甚繁。其饰纹为名者，如雁足灯、羊灯、驼灯、犀灯、辟邪灯、凤龟灯等。以所属者之号名之者，有甘泉内者灯，汉黄山灯，汉馆陶公主家灯，奉山宫行灯等。其器以素身为多，《陶斋吉金录》有汉灯数具，宛似今之烛台者。日本大村西崖由二三十灯之款识而考订之，则谓由宣帝之世，至前汉末七八十年间为最多，其物皆出于考工室官之手云。昔欧阳修撰《集古录》，古文自周穆王以来莫不有之，而独无前汉时字，求之久而不获，每以为恨。后由刘原父得前汉五凤二年造之林华观行灯，制作精巧，始偿其愿。其为考古家欣赏如此。

然汉代铜器，特别是容器，无论在装饰方面还是质量及数量方面，均较战国时代为减色。汉代容器已经缺乏，战国铜器丰富多彩之花纹，仅在器上点缀一二道线纹及兽骨衔环之提耳。铜器之胎质极薄，往往是捶打制成者，

但汉代之铜镜有高度之发展。

汉镜有内行花文镜、四神镜、兽首镜、夔凤镜、龙虎镜、兽带镜、神兽镜、鼍龙镜、人物画像镜、兽文镜、位至三公镜、海马蒲桃镜等形式。

汉镜钮有弦纹钮、乳状圆钮、兽钮及连峰式钮等，边缘除宽窄不同之素平缘外，边缘上大量出现禽兽、流云、花草等类饰纹。钮座常有凹线方格，单线方格，凹线圈纹，四叶形纹等。[ZW(]其图可参看后藤守一撰：《古镜聚英》上篇。[ZW)]

汉镜之饰纹承袭战国时期之作风而向前发展。西汉之蟠桃螭镜（图版第四）、星云镜、重圈镜、内连弧纹镜，一方面有先秦铜镜之遗风，另一方面又受外来作风之影响。战国之山字镜及菱纹镜，逐渐向“规矩式镜”演化。[ZW(]参看王士伦撰：《谈谈我国古代的铜镜》，《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ZW)]

汉镜最普通者为四神镜（图版第五），即朱雀、玄武、白虎、青龙，而镜铭中所谓“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者，所以祈福也。有作仙人镜者，则祈寿也。铜镜本为贵族官僚特别是王室所使用。彼等所祈求者尽为富贵寿考多子孙等而已。因此除用此物，又刻吉语于上。其铭文者有三言至七言者，多押韵，其文字大小篆与隶书相杂，多刻作阳文，间亦有阴文者。其文体在谣谚之间，颇为可供文人之鉴赏。如“尚方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上大山，见仙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宜官秩，保子孙”。（上方仙人镜铭）亦有结合当前国家形势而自求多福之铭文，如“驺（邹）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亟”。（驺氏镜）有表示当时之统治思想——儒家思想而作勉戒语者。“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许氏镜）。

传世古镜有铭识者始于汉代，未见先秦物。古镜有年号者率东汉物，未见西京者，惟间有一二属于新莽时代，但文字镂刻均不精。古镜铭字多有偏旁及笔墨，如“湅治铜锡去其宰（滓）”；又有作鄙别字，如“渴涎（饮）玉泉饥食枣”；铭文字中亦有通假，如羊通阳等。[ZW(]参看罗振玉：《辽东杂著》卷上《镜话》。[ZW)]

汉代画像镜镜背纹饰之构图有通过人物动作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及社会生活者。

有不少画像镜描刻西王母神话。《穆天子传》：“周穆王好神仙，觞西王母于瑶池上。”《神异经》：“西王母岁登希有鸟翼上会东王公也。”汉代镜匠将此种神话运入镜中，如汉盖氏仙人镜标出东王父、西王母之名，镜分四格：“东王父与西王母各自趺坐一方，左右各有侍者二人，占二格地位。另一格作供奉之物，有光焰，亦有二人跪其旁。又另一格有飞龙，仙人乘龙上天者也。”又有一枚西王母镜。镜分六格，一格画一女子坐而听琴，题“西王母”三字。一格画一女鼓琴，疑王母侍者。一格画一女翻身而舞，倒垂纤足。一格画一龙，一格画独角兽而马蹄，盖麟也。一格画一神鬼，跪而击球，两手似翼。此种表现，往往见于汉代石室画像，如梁武祠之石刻。

亦有人物画像镜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者，例如《金石索》六所载汉人物画像镜是也。镜分四乳为四格。其一格中立一人，张大袖而舞，扬其一足，帽似簪花，衣缘边皆悉，旁一人鼓琴。又二女子在其后翻身而舞，望之似长蛇者弓腰也。琴旁有一香炉，后有一剑三连环。一格中画一人，重茵而坐，左右侍坐各二人，有播鼗者，其他亦有所执持，想亦乐器耳。一格画中坐者，有须，亦重席，左右坐三人，有作举手状者，有壶盒，又有二女子袖手凝立于后，皆高丫髻，瘦腰长裙，古语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者。其一格画二车往来相值，皆驾五马，所谓良马五之车。车有圆盖，有方轸，有直櫺窗，有斜纹席。车后有叠山，有鸟图。外缘边作回鸾舞凤之饰。此镜止汉尺八寸七分，而画人凡十五，画车二，画马十。一切歌舞饮食器具皆备，而且男女衣着翘然古制，与梁武石室相似，可作缩本画像观之也。

按此镜是说明汉代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之一幅艺术作品，对于贵族官僚之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写实。吾人于此，可以窥见汉代文物制度之一斑。

汉镜除神兽镜外，尚有单纯用禽兽为饰纹者，如凤凰双狮镜之类，亦有植物动物交错为饰纹之镜，如海马蒲桃镜。《金石索》六载有海马蒲桃镜数具，其一作五海马，以其一为镜钮，又有孔雀二，其尾甚巨，以蒲桃错杂其间，其外层则鹊花蜂蝶蒲桃绕之，此镜极厚重。其二，中层蒲桃安榴，外层海马凤凰，其边乃菱花蕊也。

按蒲桃及安石榴均自张骞通西域以后，由汉使输入中土，前者由大宛，后者由安息，[ZW(]《史记·大宛传》：“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沃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关于石榴，可参看桑厚隲藏著、杨炼译：《张骞西征考》，第50页。[ZW)]但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由张骞直接输入者。异域动植物之入华，丰富汉代之艺术作风，特别是在铜器方面。又如海马蒲桃镜中，以海马形为钮，可见匠心独运矣。关卫在其《西方美术东渐史》指出：“汉代的镜背纹样上，或描忍冬唐草，或于唐草样纹上描异兽，都是西方艺术意匠之影响。”（第三章）

汉镜制造之精，以上方镜为最。按《续汉书·百官志》少府卿属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掌上手工作御刃剑诸好器物。惟尚方镜遗留后世并不多。《宣和博古图》载汉镜一百有三，尚方镜居其四耳。

制镜之铜以丹阳出产为最好，有赤金之称。汉镜铭有云：“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汉书·食货志》：“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注：赤金，丹阳铜也）。

汉镜是合金制成者，据日本小松茂、山内淑人两人分析，汉代铜镜平均铜占78﹪、锡占22﹪、铅占5﹪。合金中加锡之主要作用，是加强硬度并使之光泽。加铅之主要作用，第一，使合金溶液在镜范中环流良好；第二，使镜之表面匀整；第三，利用铅在冷后不会收缩之特性，使铸出之镜背花纹整齐清晰；第四，减少铜锡合金在溶解时最易发生之气泡，以免镜上发生泡斑。“镜范用泥制成，花纹与铭文都雕在范上，范有两道流通溶液之槽，铜镜铸成后还须加水银。”[ZW(]参看王士伦《略谈我国古代的铜镜》（《考古通讯》1955年第6期）。读者如欲作进一步之研究，可参考日本《东方学报》第八册，小松茂及山内淑人合撰之《古镜之化学的研究》及梅原末治《关于古镜之化学成分》一文。[ZW)]

泉刀。汉代泉刀亦吉金之美术品，研究古泉，亦为一种专门之学。“古泉之学，至嘉道时有确识。”刘燕庭撰《古泉苑》至一百一卷之多，并有《咏古泉绝句》二百首，可谓富矣。[ZW(]参看《鲍臆园丈手札》（滂喜斋丛书本）第5页、第9页。[ZW)]

汉钱除半两钱、三铢、五铢钱为世所习见者外，武帝时杂铸银锡为龙币、马币及龟币。龙币圆形中有孔，上刻龙形。马币四方形，中有方孔，刻有马形。龟币作长方形，中有长方形之孔，上刻龟形无数，则罕见之品也。

新王莽泉刀布以种类较多，而且仿古之制，故为考古学家爱赏。

甚至泉模(范)亦为珍赏之物。“古时铸泉之法，先琢成土型，次镕作铜模，然后湅土实填铜模中，印取泉文牝牡之形，如是者二，对合之便可冶铸。如铜模泉文具列面背者颠倒互合，止须一模。故今时所见面背具列之范，只一片已全，若泉文纯面纯背，则模必两片方可对土印合。”[ZW(]张叔末：《清仪阁题跋》，第34页，《新莽货泉范》。[ZW)]泉范之背亦有作鸟兽饰纹，不仅有文字而已。

关于各种钱范之形式，可参看《金石索》三杂器类。关于古泉一般知识，可参考近人丁福保之《古钱大辞典》十二册、《拾遗》一册（1938年上海医学书局石印本）

带钩以汉代为最精美。“虽一钩之微，藻饰之伟丽，图写之瑰奇，商嵌之精密，工良质粹，远出其他古器物上，盖近取章身故也。”[ZW(]徐乃昌：《镜影楼钩影》序。 [ZW)]古钩不多见，而专书无多，徐乃昌之《镜影楼钩影》一书及日人所著《带钩之研究》所载者尚可供读者参考。

汉代南方居民有铜鼓之制。斐渊《广州记》云：“俚僚铸铜为鼓，鼓惟高大为贵，初成悬之于庭，克晨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可见东汉以前，南方少数民族都有铜鼓之制作习俗。于赛神、宴客及战争时击之。朱彝尊谓：“迨伏波将军平交阯，诸葛丞相渡泸，始铸铜为鼓，流传三川百粤颇多。”[ZW(]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南海庙二铜鼓图跋》。[ZW)]未知何所见而云。按《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越骆铜鼓，乃铸为马式。”可见铜鼓在马伏波到南方之前已经普遍存在，伏波搜集铜鼓，铸为铜马而已。但后世何以纷传伏波将军制铜鼓，而南海神庙所藏之铜鼓，内有镌云：“伏波将军制。”亦何以称焉？我认为马援可能仿效南方少数民族之铜鼓而另为之。张穆《异闻录》“昔马伏波征南，以山溪易雨，因制铜鼓。粤人亦谓,雷廉至交阯，滨海卑湿，革鼓多痹缓不鸣，无以振威，故伏波始制铜为之，状亦类石，名曰骆越之鼓。”此又一说也。[ZW(]顺德仇池石秦山氏辑：《羊城古钞》，卷八，第38页。[ZW)]抑后人有得骆越铜鼓而附会马援所制，因镌伏波将军制数字于上，亦有可能。朱彝尊称：“广州波罗江上南海神庙铜鼓二大者，唐岭南节度使郑絪出镇时，高州守林霭得之峒户以献絪，絪纳诸庙。”[ZW(]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南海庙二铜鼓图跋》。[ZW)]可见此二鼓乃得之峒户，其上有“汉伏波将军制”数字，大约守土者刻上而已。

至于二大铜鼓之形状：“面阔五尺，脐隐起，罗布海鱼、蝦蟆等纹，旁设两耳，通体色微青，杂以丹砂瘢，其光可鉴。”[ZW(]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南海庙二铜鼓图跋》。[ZW)]此种铜鼓据邝露云：“两粤滇黔皆有之，东粤则悬于南海神庙，西粤则悬于制府厅事，东粤二鼓，高广倍之。”[ZW(]邝露：《赤雅》卷三，第14页。[ZW)]据邝露所述之铜鼓体制：“伏波铜鼓深三尺许，面径三尺五寸，旁围渐缩如腰形，复微展而稍弇其口，锦纹精古，翡翠焕发，鼓面环绕作鼍黽十数，昂首欲逃，中受击处，平厚如镜。”[ZW(]邝露：《赤雅》卷三，第14页。[ZW)]

至于诸葛亮铸铜鼓事，疑亦附会之谈。盖汉代西南民族早有铸铜鼓之习俗及技巧也。

汉代铜器比较次要而见于金文著录者，尚有戈戳、剑、戚、弩机、尺、钟、鐎斗、錞之类，不详述矣。

当时亦有以铜制科学仪器而有合乎美术之要求者，如张衡之候风地动仪是也。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尝作浑天仪。[HTF]

阳嘉元年夏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书典以来，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是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从所方起。[ZW(]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张衡传》。[ZW)][HT]

此器既有篆文及龙与蟾蜍为饰，则除实用之外，又可作美术品看待矣。

后汉灵帝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蝦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ZW(]范晔：《后汉书》卷七八，《张让传》。[ZW)]

于此可见汉代铜器应用之广泛，除实用外，仍注意于美术装饰矣。

汉代铜器之足述者，不止于上列区区数事。尚有符印，亦为大宗。所谓符者即铜虎符，全体作伏虎之形，分左右，其合面，有两边相反之凹凸金银错，腹背有郡国、军名、次第号数，及合同之字，间亦有涂金者。其遗品，大抵只左或右之一边，间亦有左右面为锈所结合成双者，然极少见。关中郭允伯家藏有朔方太守右第三铜虎符，银错小篆，极类秦碑云。[ZW(]叶奕苞：《金石补录》卷一（涉闻梓旧丛书）。[ZW)]虎符，及周之牙璋变相也。右留于京师，左给予郡国，国家发兵时，遣使者持此以为信，所谓发兵符也。此物战国时代，已极盛行，史载魏公子无忌使如姬盗晋鄙虎符，即其例也。[ZW(]详见《史记》卷七七《信陵君传》。[ZW)]此虽小器，然其重要过于印章。

今又述印。汉承秦制，少有变更，即印章一物，亦不能大异于前代，惟印章之文字稍有不同。“古玺印文字其在周季者，为古文之一体，专以摹印，故与古文或异。及汉两京官体印信，则易篆势之婉曲繁缛而为简直方正，其体文近古隶书，往往省变，违六书之正。”[ZW(]罗振玉：《玺印文字征序》（《辽居乙稿》）。[ZW)]今日遗存之汉印，其文字以隶书为多。与此说若合符节。汉代有所谓缪篆者亦盛行一时，缪篆所以摹印也。秦李斯始行小篆，不数十年，即为西汉，故西汉制造文字，概为小篆，细小精审。至新莽尤喜舞文弄墨，其官印有五字成文者，近人多称莽印，平正方直，渐失古籀遗意，私印亦然，元吾丘衍云：

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ZW(]吾丘衍：《学故编》。[ZW)]

最奇者则古代匈奴所用之文字，同于先秦。皖中黄氏藏有匈奴相邦玉印，其形制文字，均类先秦古鉥，当是战国讫秦汉间之物，可见匈奴与中国言语虽殊，尚未自制文字。[ZW(]王国维：《观堂述林》。[ZW)]

汉官印犹分三等：曰玺，曰章，曰印。惟诸侯王得称玺，然其所谓玺者，名称而已。按其体制，与章印同。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其文曰章，故《朱买臣传》：“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师古曰：“《汉旧仪》云：‘银印皆龟钮，其文曰章。’谓刻曰某官之章也。”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则但曰印。汉官印形式甚少，可以玩弄于掌，兹杂引史事明之：

(1)《韩信传》：“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刻印刓弊，忍不能予。”[ZW(]《前汉书》卷三四。[ZW)]

(2)《郦食其传》：“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ZW(]《前汉书》卷四三。[ZW)]

(3)《周昌传》：“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ZW(]《前汉书》卷四二。[ZW)]

(4)《严助传》：“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ZW(]《前汉书》卷六四上。[ZW)]

（5）《徐璆传》：“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璆曰：‘昔苏武不坠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ZW(]范晔：《后汉书》卷七八。[ZW)]

（6）《皇甫规传》：“可不烦方寸之印。”[ZW(]《前汉书》卷九五。[ZW)]

据此，则知汉官印不过数分，大亦不过寸许。孝武皇帝元狩四年通令：官印五分，[ZW(]应劭：《汉官仪》卷下，第9页，中华书局聚珍版。[ZW)]是其证也。今世所得汉印皆如此。

汉代制印之法共有二种，兹列举如下：

（1）铸印。铸印有翻沙、拔蜡二种，其体则无甚别异。

（2）凿印。亦名急就章。军中以急于封拜，草草凿成之，其稍整者，世或别谓之刻印，其实一也。

吾丘衍曰：

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中印文皆铸，盖官爵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ZW(]吾丘衍：《学故编》。[ZW)]

此言是也，凡能多见汉印，则自知之矣。

汉代公私印章之词句，除一般有封号者，他无非吉语也。汉有“建明德，子千亿，保万年，治无极”金印，其适例也。至于寻常私用，有一面姓名，一面吉语者，有两面俱为吉语者。其吉语作“日利”、“大年”、“长乐”、“常富”等，如是者不一而足。又有作多语者，如云：“宜官内财”、“日入千石”、“宜官秩，长乐吉，贵有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皆不出于利禄之外，志趣之卑，一至于此。

汉时有佩刚卯之制，盖自天子以达于庶人。刚卯者，压胜品也。汉之为字卯金刀也。以故正月卯日佩刚卯，以为压胜之意。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线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书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泱，灵殳四方，赤清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ZW(]参看《前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注。[ZW)]《续汉志》以为双印，盖刚卯佩两也。中有云：“佩双印，长二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ZW(]范晔：《后汉书·舆服志》。[ZW)]是刚卯亦可称印，取以为佩也。

《汉书注》详刚卯品级、尺寸并及词句。然以今所存者，其形式大小或有不合，而字句多有参差，岂以地方尺寸不同，而各处方言之不能一致乎？《汉书注》仅列二行韵语。大约简略登记之故，亦未言有六方者，殊惜古人未有详细之考订耳。以今日所见考之，有四句者，有六句者，八句者，至多不过十二句，皆属韵语也。近人王汉辅，最喜刚卯，目验极富，兹记其所见所得刚卯若干品于左，供吾人之参考：

（1）六方形，长三寸余，玉质黯作深黄黑色者，字工。

（2）六方形，长二寸余，玉质黯作黑色者，字工。

（3）四方形，长寸余，玉质黯作深灰黑色者（此类较多，见有数种，字不一类。）

（4）四方形，长一寸，玉白莹然，质极细，似划而成者，极精。

（5）四方形，长一寸，玉质青白莹然，字工划粗。

（6）四方形，长一寸，玉黑而光，字细而小，多减笔。

（7）扁方形，长二寸，厚约一寸，两方面作螭纹，字刻于两侧，工而奇，玉质黯作黑白二色。

（8）扁方形，长六分，厚约三分，字刻两方面，玉质白，而有血浸若牛尾纹。

（9）四方形，长一寸，玉白莹然，均浸红色者，字细而工。

（10）四方形，长二余寸，桃木质者，字粗。[ZW(]王汉辅：《种瓜亭笔记》。[ZW)]

我国私人古物收藏家家藏印之多咸推山东潍县之陈寿卿，搜集汉印为近世之冠，世有号为万印楼者。“近时汪氏印谱，自汉以来至近代之印，搜罗最富，吾粤则以潘氏看篆楼印谱，所收为最夥，皆古铜印也。程易畴撰序，考证甚精，见《通艺录》。”[ZW(]陈兰甫：《摹印述》（《广雅丛书》本）。[ZW)]

汉印发见日多，然解放之前，往往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商贾巧取豪夺，运往国外，因而颇多散失。昔龚定盦得汉凤钮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赵”，拟于玉山之间，构宝燕阁居之。遍征海内外作者为诗，赋诗为倡，一时和者如云，蔚为文坛佳话。嗣后售于吾粤潘德舆家，又不知何年落贾客手，为潍县陈氏购获，藏诸簠斋。其拣印檀匣，四面刻字几满，尚留岭南。今又不知何处去矣。[ZW(]参看姚大荣：《惜道味斋说诗》。[ZW)]

今录此一事，聊为汉印佳话。关于汉印之特点，陈兰甫先生有言之綦详者。文中所谓古印，当指秦汉之印而言。兹摘举如下：

（1）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名则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回文读之也，单名者不得回文读也。有称臣者曰臣某；二名则曰臣某某，不加姓，亦无私印、之印等字。

（2）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又有加氏者曰某氏某某。

（3）古多两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凡称臣者两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做吉语，如“大年”、“长年”、“日利”、“常富”、“长乐”之类。

（4）古无道号印。古姓名印无加地名者。

（5）古人封书印文曰“某某启事。”且有作韵语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闲，愿君自发，印信封完。”

（6）古印字画疏密肥瘦均匀者为多，其不均匀者其斟酌尽善处也。不均匀乃其所以为均匀也。

（7）古铜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边，边与字画相留相等，或较字画稍细。

（8）古朱文小印多阔边细画，其字往往破碎，诡异不可识，然甚奇妙。

（9）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者，其章法一片浑成，骤观之，朱文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10）古铜印文，古茂陈雅，章法则奇正相生，笔法则圆而厚，苍而润，有钗头屈玉，鼎石垂金之妙，与古隶碑篆隶无异，令人玩味不尽。

（11）古铜印或铸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铸者之精。铸法有二：一为拔蜡，一为翻沙，盖拔蜡者尤精。

（12）古官印不过方寸，私印尤小，然无小如豆如今人者。

（13）古印皆正方，少长方者。

（14）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

（15）古铜印之体皆扁，（即两面印亦扁）或兽边（兽头如正或左顾，无右顾者）。

或龟钮，或瓦钮，鼻钮，其贯钮必横。[ZW(]陈兰甫：《摹印述》（《广雅丛书》本）。[ZW)]

陈兰甫先生为吾粤经学大师，久处阮元幕下，精于凿刻，目验之富，学识之充，至足为后学取法也。

汉印之赝品最多，旧时北方之人，善伪金石，山东潍县之假汉印古泉，真有神似，盖因陈寿卿之多年好古，开其风气。皆以多见而相习也。陈氏自用之印，皆属人用汉印之篆法，故一变而翻印汉印矣。又得汉人铸印之法，故潍县估铸，遐迩皆知，初学好古，最易受其蒙蔽。

玉器独擅自然之美，加以人工之雕刻，遂成为美术品，玉器在古代可以表现其主者之社会等级地位，亦可利用于宗教崇拜，反映出阶级社会文物制度，与铜器无殊。

玉器自三代以来，即受重视。大禹治水有功，受元圭之锡，成周分宝于伯叔之国，均以玉为贵。黄帝作律，以玉为管。虽出传说，亦不敢决其无也。

古人比德于玉，不独以为玩物也。《说文》云：[HTF]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触理思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ZW(]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一篇上文三。[ZW)][HT]

玉种类固多，而其颜色亦不少。有黑玉，因其中含有大量铬铁质；亦有纯清白玉，有如羊脂。在黑白二色间，尚有红及棕纹之玉，则因过氧化铁作用使然。亦有黄玉，黄中带紫。灰玉而有白棕二色交缠者。最普通之颜色无过紫色，各种形式都有。《遵声八笺》云“玉以黄为上，羊脂次之，黄为中色，且不易得，白为偏色，时有得者”。凡此无穷之色泽，皆足令人悦目快意也。

玉性甚滑，令人接触之间发生美感。鉴赏家有称之为润者，润者谓其有泽性如朝露温雨之莹洁光润耳。又有称之为文者，则谓其古朴绝俗耳。有称其为坚而有理者，则就其组织上言之。

“白玉之色，须似羊脂，以莹白微红光润滋媚为绝品。”“黄玉之色，如蒸栗，以光莹明润为绝品。”“赤玉以色鲜红明莹如鸡冠者为上。”“碧玉要色如新草，青翠明莹者为上。”“黑玉色如漆，淳黑无斑点为上。”[ZW(]引谷应泰撰：《博物要览》卷七志玉。[ZW)]

产玉之区：陕西蓝田县，阶州，四川嘉州、忠州，云南，河南，新疆（汉代西域）疏勒、莎车、于阗等地。见于秦汉记载者如下：

《淮南子》：“钟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不变，得天地之精也。”

《吕氏春秋·士容篇》：“君子之容，纯乎若钟山之玉。”

《吕氏春秋·重已篇》：“昆山之玉……。”

《山海经》：“黄帝乃取峚山之玉华，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

《史记·大宛传》：“汉使穷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

《汉书·地理志》：“蓝田山出美玉。”

《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珠玑、珊瑚、虎珀、璧流璃。”

《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水经注》：“莎车国有铁山，出清玉。”

古之用玉，虽杂以石，然其用则至广。如《周礼》：“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作五瑞以正邦国，玉府掌供王之服玉珠玉，王齐供食玉，大丧供含玉。”《荀子》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酉阳杂俎》：“古者安平用璧，兴士用圭，成功用璋，通戎用珩，战争用璩,城围用环，灾乱用琼，大旱用珑，大丧用琮。”又如饰笄充耳玩好投报之属，亦靡不用玉，则玉之多可知矣。汉代之玉遗留于今者视三代为多，亦情理中事耳。古者君子必佩玉。《中华古今注》谓：“玉佩之法，汉末丧乱而不传，至魏侍中王粲得古佩之法更制焉。”然今亦无存矣。古葬亦用琀，《周礼》含玉犹是也。《吕氏春秋·节丧篇》：“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高注云：“含珠实口也；鳞施，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汉制：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腰以下，以玉为札。王侯亦以玉为札。陶弘景曰：“古来发冢，见尸如生者，其身腹内外，无不有大金玉。”近时所得古玉，亦出自墓中，故有血古尸古诸称。[ZW(]谷应泰撰：《博物要览》卷七志玉：“玉器如汉唐宋之物，入眼可辨。至若古玉，存遗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土锈尸浸，似难伪造。古之玉物，上有血浸，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黄土，笼潬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ZW)]近人发掘广州东山猫儿冈汉冢，得瘗玉高八寸弱，围约一尺有四寸。上有土黯处，色发黑，仍露玉之白筋细于纤纬。台承之处，白如截脂，边微作土黄色。[ZW(]《发掘东山猫儿冈汉冢报告》，《考古学杂志》创刊号，1931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出版。[ZW)]其在他处举行之发掘工作所发见之玉类如穀璧、蒲璧，亦数见不鲜。汉之法器，虽从周制，然制作甚巧，如穀璧、蒲璧，于穀文、蒲文之外边，亦有加添螭虎、卧蚕、云雷等之装饰者。其双钩碾法，实为特色，其线画宛如游丝，细入秋毫，明净匀整，毫无滞机，殊可贵尚也。

由于汉代大量由西域输入玉料，除用为佩带陈设外，即建筑物亦用为装饰。例如《甘泉赋》云：“珍台间馆，璇题玉英。”应劭曰：“题，头也，榱椽之头，皆以玉饰，言其英华相烛。”《上林赋》：“华榱璧珰。”《西都赋》：“雕玉瑱以居楹。”均指此也。此外，尚有泰山石室之玉盘、玉龟之类。[ZW(]应劭：《汉官仪》卷下，第3页。[ZW)]

关于玉之名词及其解释，读者请参看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第一篇上文二（玉）及吴大澂之《古玉图考》。至于泛论玉石之科学专著，则近人章鸿钊之《石雅》一书繁征博引，可供参考。特为介绍如上。

汉代尚有许多木刻作品，如丁兰刻木为亲形以纪念，匈奴刻郅都木像而崇拜。用于祭祀之木马，施于装饰之木虬龙及鹢首之类，名目繁多，不备述也。

石室雕刻艺术-我国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已有高度发展之石雕艺术。1934年第十次发掘殷墟侯家庄西北冈一〇〇一号大墓出土物有大理石饕餮、石鸮及双兽石刻。[ZW(]见胡厚宣著：《殷墟发掘》，图版二三，图版二七，图版三五。[ZW)]刻纹朴厚有力，兼肖物性，如饕餮张大口作垂涎贪婪之状，令人会心不远。汉代承受此种优美艺术遗产，石刻艺术更进一步。如汉代昆明池遗址（西安城西）之牵牛织女之像，不仅见于记载，而且尚有实物可据。石像因石材而施工，雕刻者可能受原料大小长短度数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其技巧，线条非常简单，但古朴遒劲，可以代表西汉之立体雕刻作风。[ZW(]详见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ZW)]

但是比较完整之西汉大型石刻，仍以陕西兴平县汉茂陵附近西汉名将霍去病墓上之九件石刻为最著，即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卧牛、卧猪、猩猩抱熊及怪兽等。霍去病死于约公元前116年，此种墓上物大约已有两千多年之历史。

此批石刻反映了塞外风光，也衬托出墓中人之生活。例如跃马、卧马、马踏匈奴等石刻，都以马为题材，充分说明汉人对马之重视及爱好。马援以善相马著称，并且曾经用铜铸马，陈列于京都。汉代不断与匈奴发生战斗，匈奴长于骑射，汉廷亦不能不利用良马来与敌周旋。一方面广畜良马，另一方面从外输入或夺取良马，如太初元年发戍卒十八万，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得善马三千匹。武帝好大宛马，使者相望于道。武帝纳良马之献，作天马之歌。马在汉代在国防、行猎、交通运输方面应用极广。因此石刻作马形完全反映当时之社会生活。霍去病宣威塞外，斩将搴旗，名将名马相得益彰。所以去病墓前，刻有卧马、跃马及马踏匈奴三种形态。

马踏匈奴（图版第六）石刻，长一点九公尺，高一点六八公尺，马悄然卓立，作踌躇满志状，全身比例匀称，骨肉分明，胡人横卧马腹下，头伸出在前肢外，微向后仰，与马头上下相对。胡人脸短而宽阔，鼻扁平，嘴上及两颊都蓄有短髯，躯干就马腹下所留之岩石雕成，身段不高，足上屈，左手紧握一弓，作挣扎状。整个石刻明确表现出胜利与失败之两种神态，内容与形式统一之作风。此作是采用浮雕、线雕之方法制成。作者巧妙利用了岩石原有形态，如胡人身体亦完全利用马腹以下空隙留下的岩石形态。尽管材料有所限制，但巨匠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以大胆而活泼之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ZW(]详见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ZW)]

其他石刻如卧马、跃马及他种兽类，作者亦能以卓越手法，表现动物之特征。其作风特点，是质朴深厚，强健有力。富于现实主义及创造性。其刻画未甚精细，则当时技术水平及材料工具有以限之也。[ZW(]关于霍去病墓石刻之艺术评价，可参考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ZW)]

画像石。画像石盛于东汉，其题材及作法，一方面是上承战国画像纹及狩猎纹之器物图案而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又由战国到汉许多宫殿中大幅故事壁画及一部分墓室内画像、空心砖之构图演变而出。[ZW(]参看北京大学阎文儒讲义：《美术史》第一单元《雕塑》（油印本），第13页。[ZW)]

画像石多见于石室及石阙中。此处所谓石室，是指墓前所建立以供扫墓享祭之用的石造享堂。所谓石阙，是指庙祠之前及墓道之上所设立之小形门阙。

具有浮雕之石室、石阙、汉代遗物颇多。今择其较有艺术价值，而尚可窥见其大体者，略述于下：

（1）孝堂山石室画像。孝堂山石室画像在山东肥城县西北六十里。旧释是郭巨石室。有永建四年、永康元年题字。所画岑楼重阁，屋脊设凤凰，或猴或雁形，贵者冠皆平样，前仰后俯，即《续汉志》所谓进贤冠。次则前低后高，如纱帽无翅，贱者锐其上，车皆两轮两较，较或高出轮半，前式减轮半；或两较高仅及轮半，前式及减较半，或竟无两较，中有平盖，圆形，出较上，一桯擎之；又有曲榦，枝其四角，榦或在较外，又有较与盖四周相属如今车形，即古之安车，或一人中坐，较仅及肩，一人前立执舆，一人后立侍车，皆空其后面，或驾四马，或两马，或一马，皆一辕，上曲系于马首；大王车驾以四马，马首有衡，衡上立一鸟，长尾形。《续汉志》：“乘舆，鸾雀立衡。”徐广曰：“置金鸟于衡上。”是贵者所乘。又有两轮车，四人绳挽之，古谓之辇。又有两轮车，上阔下狭，中坐四人，盖极高。有两人持刀舞，及悬一物如鼓形，亦御以两马。疑即《续汉志》所谓黄门鼓车。[ZW(]参看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卷一，第23页，《槐庐丛书》本。[ZW)]

图题以人物为多，主要计有：大王车骑之行列，周公、召公辅成王之故事，贯胸国人，战争，胡王献俘，狩猎，升鼎之故事，行舟，坠车，歌舞，奏乐，庖厨，为人服役之驼、象等之神话及历史风俗画，每个大体刻法，是在石平面上只用粗线条之阴刻表示每个单体之轮廓。其细部刻法，每一个单体之形象内部，仍用阴纹线条，表示人物之眉目衣纹，或树木、楼阁以及各种器物之内部。[ZW(]参看北京大学阎文儒讲义：《美术史》第一单元《雕塑》（油印本），第18页。[ZW)]

（2）武梁祠堂画像。武梁祠堂画像在山东嘉祥县南武宅山，凡三石，石五层，中三层画皆题字。帝王伏羲至夏桀十人，惟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舜冕服。梁节姑姊、齐继母、无盐丑女、榆母、章孝母等妇女皆长服被土。曾母投杼坐机上，机制与今同，其足略小，或以为古人缠足之证，非也。车凡九见，辕盖之制，皆与孝堂山画像同，惟处士车牛略异。[ZW(]参看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卷一，第24页，《槐庐丛书》本。[ZW)]

（3）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前石室画像在嘉祥县武氏祠，凡十五石，三石无字，文王十子题字。可见者七人：鲁秋胡、老莱子、荆轲、秦武阳已见祠堂画像，此复画之，有曰此君车马，君为都□时，君为市掾时，为督邮时，不知武氏何人。日本大村西崖据武荣碑定为武荣祠。[ZW(]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日本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页五六：据武荣碑云：‘为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郎中，迁执金吾丞，’与前石室画像中之榜题‘君为都口时’，‘五官掾车’，‘君为市掾时’，（第九石），‘主簿’，‘为督邮时’，‘行亭’（第十石）等相证，其历官皆合，故改称前石室为武荣祠。叶瀚：《中国美术史》又以图像文王十子出《鲁诗传》证之武荣碑受鲁诗韦君章句，亦正相合。”第4页。[ZW)]

（4）武氏后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在嘉祥县武氏祠，凡十石，题字俱漫泐，有石柱题“武家林”三字。黄小松谓边幅隐隐八分书中平等字，谛视之，尚可辨。或指为武开明祠。

（5）武氏左石室画像。武氏左石室画像在嘉祥县武氏祠凡十石，惟第一石有颜淑、侯嬴、王陵母、范雎四段事迹，题字颜淑。《毛诗·巷伯传》作颜叔子。左右室或指为武斑祠。[ZW(]叶瀚《中国美术史》指出其后石室为开明祠，左右室为武斑祠。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第七章认为其有根据之新说。[ZW)]

（6）武氏石室祥瑞画像。武氏石室祥瑞画像在嘉祥县武氏祠，凡二石，每段画祥瑞草木禽鱼之状。题记皆与孙氏《瑞应图》，《宋书·符瑞志》同。

（7）武氏石室新出画像。武氏石室新出画像，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泐，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书。一石上有兽头，口衔大环，与射阳石门画像同，一石上层二人，骑马前后行，下层漫泐，中层似有题字五行，不可辨。余俱作宫室形，无题字。[ZW(]关于武氏祠各则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卷一，第23页—125页。[ZW)]

武氏祠各画像，以武梁祠者为最有名。此祠为后汉元嘉元年（151）郡从事武梁殁后其子孙所建造，选择名石于南山之阳，由良匠卫改负雕刻之责。武梁碑所谓：“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孙子侨，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坦，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

每个大体轮廓刻法，则在石平面上用减地法浮雕出人物、鸟兽、车马、楼阁、树木每个单体之轮廓。至于细部刻法，则于每一个单体之内部，用极细的阴纹线条表示出人和鸟兽的内部形象，或树的枝叶，楼阁之内部装饰等。[ZW(]参看北京大学阎文儒讲义《美术史》第一单元《雕塑》（油印本），第18页。[ZW)）[图版第七）

石室图像取材，除描写古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诸像外，尚有以神怪、奇禽、异兽、龙鱼、花卉、车马、瑞物等为题材。尚有一石刻作双虎回首眈眈相视状，四肢表现非常有力，至可珍贵。（图版第八）从石像画中，吾人既可以窥见古代历史之片段事实，特别是文物制度。又可窥见古代神话之演变。如八首人面虎身之神人，出于《山海经》，又如前室有一石，“刻一神人坐台上，冠六棱而肩两翼，下有一人，一龙仰承。其台上有云龙及鸟身人手，旁有侍者二，其一持碗，未定为何神，其外五人皆双丫顶，鸟翼而两足，如尾相推而行。又有两首人二，三首尾鸟一，蟾蜍二，鸟二，皆内向”[ZW(]参看《金石索》三武梁祠上武氏前石室画像十五石释文。[ZW)]。亦出自《山海经》，使人感觉先民想象力之丰富。

祥瑞图亦刻有奇禽异兽，与汉代盛行之谶纬之学有关，暗寓训诫之意。反映出封建社会之意识形态，但同时亦多少反映出人民之要求与愿望。例如图题“六足兽，谋及众则至”、“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至仁不害人”、“璧琉璃王者不隐过则至”、“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等是也。

梁武祠石室画像，有荆轲刺秦王事迹。图刻秦王为荆轲所迫，环柱而走，荆轲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铜柱，荆轲失手后，怒发上指，仍欲前扑，为侍臣所挟持，侍臣（侍医夏无且？）回首呼救。荆轲之副使秦武阳仓猝惊倒。吾人目睹此图，不禁为荆轲之壮烈气概所感动。正如陶渊明《咏荆轲诗》云：“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可谓诗之与图有同等之动人效果。此外有如曾参之母因谗言三至而投杼训子之图。闵子骞衣芦花衣为父御车，体寒失棰，为父察知其故之图，均令人起敬老慈幼之念。

左右室第七石刻二桃杀三士之事，一士伸手欲取二桃之一，另一士摇手阻之，第三人攘臂欲前，情景活现，亦一杰作。

（8）孔子见老子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旧在嘉祥县武宅山，今移置济宁州学宫。榜四：曰孔子车，曰孔子也，曰老子，后一榜漫灭。凡人物七，车二，马三。孔子面右贽雁，老子面左，曳曲枝杖，中间又一雁，一人俯首在雁下，一物柱地，状若扇。侍孔子者一人，其后双马驾车，一人坐车上，马首外向，老子之后，一马驾车，上亦一人，回首向外。太史公曰：“鲁南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盖见老子云。”必据此。一人俯首在雁下者必敬叔，惜其榜湮矣。《礼记》：“下大夫相见贽以雁。”孔子为季氏史，又为司职史，为司空，盖从大夫之后，故其用贽也欤！[ZW(]参看叶奕苞：《金石补录》卷六及《平津读碑记》卷一。[ZW)]

（9）两城山之石室。孝山堂祠石刻之制作为期较早，手法亦较为幼稚，武氏祠石刻之制作，技术上视前为进步，作者之想象力亦较丰富，但均不及山东济宁县之两城山石室画像石之成就。

两城山石室之画像石遗留于今者，作奏乐、舞蹈、杂伎等人物动作，并有种种异兽及木连理等雕刻。每个单体之轮廓刻法，亦如武氏祠画像石。至于细部刻法，则于每一个单体之内部，用较粗之阴纹线条表示出内部形象。日本大村西崖谓：“其高古、琦玮、诡谲之趣，诚如前人所言。且其台阁竦崎，服饰容曳，使观者将现世羽化为羲农之代，而神游于华胥之国也。如读《离骚》之《九歌》、《天问》诸章，即与屈原同抱愤郁俯仰之慨焉。”[ZW(]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汉译本）第七章。[ZW)]两城山石室雕刻手法之生动、豪放，比前二石室又进一步。

（10）洪福院画像。洪福院画像在嘉祥县刘村，凡三石，惟一石有成王、周公、鲁公三人题字。成王南面周公，鲁公在成王右，东面，冠前仰后俯，又有侍臣二人在成王左面，冠前后齐，无题字。

（11）射阳石门画像。江南宝应县，地名射阳者，有古墓焉。居民呼为夷齐墓，盖传讹也。墓有汉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阔二尺。凡画三层，上层孔子见老子像，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孔子后，手执束币。八分书题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层模糊不可辨。下层三人并食器、烹鱼者，胹鼎者。其一高与阔稍杀之，亦三层，上层大鸟，中层兽首衔环，下层一人执刀楯者。《礼·明堂位疏》曰：“舞者左执楯，右执斧，谓之武舞。”此盖其遣意欤？《周礼·夏官》共掌五盾。郑注云：“五盾，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诗·秦风》“蒙伐有苑。”，按同章“龙盾之合”疏：“龙盾，画龙其盾也”，则知蒙伐是画物于伐。《左传》：“蒙之以申以为橹”,橹是大盾，故伐为中干，干伐皆盾之别名也。蒙为杂色，知苑是文貌。今见此画，其亦干戈橹盾之类欤？[ZW(]翁方纲：《两汉金石》卷一四，第15页。[ZW)]

（12）朱鲔墓石室画像。朱鲔墓石室画像在济宁金乡县西三里，皆画男女燕飨，杯盘尊勺帷屏之属，尚有题字。

（13）李刚墓祠画像。所图车马之上横列七字云：“君为荆州刺史时。”前后有驺骑步卒为导从，其间标榜皆湮没，在后一车失其半榜，存东郡二字，向前一车榜存郡太守三字，前后亦有驺骑步卒及榜，而字不存矣。又有一车仅存马足，前六骑形状结束，胡人也。上有榜存乌桓二字。其一图《列女传》三事，其一三人，车一，马一，凡三榜，无盐丑女，齐宣王，侍郎诸字；其一四人三榜，梁高行，梁使者，一榜无字；其一四人，樊姬，楚庄王，孙叔敖，梁郑女，凡四榜，后有一榜，阙其人。像之残阙多矣。

（14）伏尉公墓中石画像。凡八石，一石横四人，高二尺有半，两巨人偶。右有伏尉公三字，左有“右将军韩侯子本”七字，坐后各一奴，下有两禽，又一石，七人分坐三席，题其左曰“高陵侯”，右曰“曲阙侯”。两螭横其上，三席之下舞剑者，戏钱者，戏鼎者，使令之人凡二十。人物字画较前辈甚小。又二立石高五尺，上有朱爵相向，右禽之下一人，长且三尺，衣冠甚伟，左右一牛首衔大环。又一石有祭楼，人坐其下，一人前跪，后有一器，器上有物，两旁一禽四兽。又二方石长丈余，车四，马三，人六云。

（15）董君阙画像。其画像有一冢，冢上三物植立若木叶然，香炉一，二男子拜于前，其后一妇人二稚子，又有六妇人鱼贯于后，冢旁大树一，其下系一马，马后立一人，树左一妇人，前有一龟，若鸡鹜者三。

（16）路君阙画像。路君阙本分前后，前阙无可述者。后阙前后各一人，执杖负剑向字立，后阙之前，一人执杖负剑，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两手各一有所执，末一人执杖负剑其前，一人侧面向字立，手中亦有所执。

（17）王稚子阙画像。王稚子阙画像今在成都。其石四周方数尺，上琢楼屋为盖如寺观中经幢，画之两角有斗，斗上镌耐童儿，又作重屋，四壁刻坐莲之像四，左右一小儿，其像若今祠剎中所谓天王者。狮象之间僧四，乘马者四人，引车者二，乘车者以绳曳兽者一，中兽而立者亦一，耐儿童二十七，神体不具者三，龙一，象一，狮子八，其六在五角，兽面四，半体者五。

（18）范君阙画像。范君阙存“府君神道”四字，下人物五，飞鸟一，次横一马，最下三方有白文贯其中，似尝刻字，上四人皆向右行，又一石其人向左行。

（19）邓君阙画像。邓君阙分三段：一则褎衣讲相见礼，一奴傴而侍；一则一为驾车人坐盖下，有御有骖乘，一骑先驰皆左向；一则三马驾车，人坐盖下，有御者四人，前导各有所执，一骑殿，皆向右。蜀人相传谓之邓君墓。

（20）鲁峻墓祠壁画像。右画像二石，并广三尺，崇二尺。其一上下三横，首行一榜云，祠南郊，从六驾出时，次有六车，帐下骑鲜明，骑凡十，六榜，六车之上一榜三字，上两字略存左榜，似是校尉骑字，车前两旁鲜明八骑，步于中者四人，一榜铃下二字。三十余骑如鱼鳞然，列两行，横车之后，后有驸马二匹，榜曰持驸马，又帐下一骑，小史持幢，四骑次横一人，榜曰荐士生，又奏曹至佐主簿车各一榜，有车马又骑，史仆射二骑，各一榜。第三：横冠剑，接武，十有五人一榜，盖阙里之先贤也。字而不名，其上横两榜云：“君为九江太守时。”车前导者八人，后骑损其半。少前一榜云“功曹史”导有车马，车前二骑，其榜湮没，但刻云气。下横十有六人，形象标榜，与前石同，疑亦先贤也。又二石长过于前，其一之上横图画人物如武梁祠堂画像，至坐客拜，侍前后者六人，又主客三人列坐，侍者四人。中横三车，一车导，骑二，一车两人在前，一车一人在后，屋下之人三。又五宾，主三车，榜皆湮没。下横十有七人，人亦一榜而不可识，其一上横七骑，皆右驰，中横二车，一有一导骑，一则倍之，末有五人在屋下，二稚子在屋上，下横两毡，车皆驾以一马，一车有导骑二，末有五人在屋下立车皆有榜，惟四导骑上下各一字可认，上曰君，下曰郎。

（21）李翕黾池五瑞画像。上画像龙鹿，禾各一，木二，榜曰：“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一人捧盘于乔木之下，榜曰：“甘露降，露人。”左方题字二行：“君昔在黾池，修崤函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龙、白鹿之瑞，故图画其像云。”[ZW(]以上十则参引昆山叶奕苞：《金石补录》卷六。[ZW)]

（22）南阳汉画像石刻。南阳汉画石刻未见前人著录，约三十年前，为张中孚、董彦堂发现于南阳城西南十八里丁凤店南草店之汉墓石室，石室正间东北，以方条石所构成，高二公尺一，深一公尺四，宽五公尺，左右通砖造之耳室。后面通砖造之圹室，而画像即刻于构成享堂之各种石材上面。石室前列之正面，即室外，楣石刻狩猎野兽图像，每石各一段，三石连成一景，四柱各作人物一，人物顶上各作一怪兽。每扇门上作立虎铺首，双门阁上时，其所作立虎即成对称形。下面之阈石不作雕饰。前列之背面，即室内，楣上亦作狩猎图像，四柱各作持翣之人物。中门二户各作执殳人物，左右二户之门上，各作执殳人物一，执节人物一，双门阁上时，人物各成对称形。阈石亦无雕饰。后列之正间，即室内后方，楣上刻乐舞图像，中间二柱各作持节之双人，双人顶上作双怪兽。左右二柱各作持某物之人首龙身之怪物。中限作双兕角触形，左右两限各作单兕，惟左限之兕首向右，右限之兕首向左，而配成对称形。后列之背面与砖造圹室相接，所以无画像。通耳室左右两侧户，户限各作双兕角触形，背面与耳室相连，不作画像。梁上四面雕刻，前面柱头作龙口形，左右两面各作应龙，张口向前，下面即室内之天面刻星象，南梁刻南斗星及蟾蜍，北梁刻北斗星及金乌。梁上面又与砖造之顶相连，因而无刻像。

人物雕刻大抵剔地作并行横纹，人物浮起。眉眼鼻耳，手及指以及衣褶等凡欲显出其部分之形象者，都用粗劲线条，阴勒表示，浑朴古拙，意味无穷。吾人于此，可以窥见其衣冠饰样。

至于野兽狩猎游戏乐舞图像，因石材地位宽广，可以挥斥自如，手法奔放，变化百出。见于南阳画像之作品有投壶图，男女带侏儒图，剑舞，象人（戴假面具）及角抵、乐舞交作图像，都表现出当时贵族及豪富阶级之享乐生活。是写实之浮雕作品。[ZW(]详见滕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ZW)]

（23）沂南古画像石墓。此古画像石墓位于山东沂南北寨村内，1947年间开始发现。画像共有43幅，分刻于墓门上及前、中、后三室内，就其所在处，可以分为四组，各有主题思想。除主体画外，尚有衬托主体画之插画。第一、二、三组之主题画是在横额上，墓门是以横额上的攻占图为主体。前室是以东、西、南三壁横额上之祭祀图为主体，中室是以四壁横额上之出行图、丰收宴享图及乐舞百戏图为主体，后室四壁上无画，所以主体画在承过梁之隔墙上。

以上各组雕刻品之雕刻方法，作者似有一定之规律。凡在墓门上之横额及门之支柱上都施以较凸起之浮雕，目的在将几幅主题画特别强调，并增加墓之雄伟气概。但对室内雕刻，则尽量保持墙壁之平面感，用浮雕及阴刻线纹显出事物之形象。使雕刻服从于建筑物。

由于沂南画像成于汉末，因此其雕刻技术比较早期之武氏祠及两城山之画像熟练得多，线条流丽，风格古拙。取材亦能反映出社会生活、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实为极优秀之现实主义作品。[ZW(]详见《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ZW)]

上述汉代各处之画像石不过荦荦大者，尚有功曹史残画像，雍丘令残画像及其他刻于碑阴额之画像，为数甚多，近年亦续有发现。但以其价值稍逊，或文献不足征，故未加以著录。

石人与石兽同为墓前之装饰物，前文已略曾提及。征诸文献，《水经注·谷水篇》：“汉广野君郦食其庙有两石人对倚。北石人胸前铭云：‘门亭长’。”牛运震《金石图》曰：“鲁王墓前东侧一石人，介而执殳，高五尺，腰围七尺，刻曰：‘府门之卒，’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颔下裂文如滴泪痕，高五尺五寸，腰围七尺五寸，胸列：‘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十字。两石人并肩西向。”

按汉人墓前祠庙碑阙石人石兽之制，史无明文。但已见盛行矣。

《水经注·清水篇》：“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冢北有碑，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阴沟水篇》：“特进费亭侯曹嵩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庙北有二石阙，高一丈六尺，阙北有圭碑，碑阴又刊诏策二碑文，同夹碑，东西对列两石马，高八尺五寸。”《洧水篇》：“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对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楼，石庙（庙当作楼）前，又翼列诸兽。”《睢水篇》：“汉太尉桥元墓冢，东有庙冢，列数碑，庙南列二石柱，柱东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庙前东北有二石驼，驼西北有二石马。”《滍水篇》：“汉安邑长尹检墓东冢西有石庙，庙前有两石阙，阙东有碑，阙南有二狮子相对，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二石羊。”《瓠子水篇》：“仲山甫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ZW(]参看刘宝楠：《汉石例》卷三，第24页。[ZW)]

关于石兽传世之代表作品，应推四川雅安县之益州太守高颐墓前之石兽（或云石狮，或云石虎）。兽肩上刻有如翅膀之物，或认为鬣毛，类狮而不类虎也。其作风疑传自西域。兽形四肢，极合比例，全身处处有力，殊为可贵。其次武梁祠前之石狮子，为石工孙宗之制品，亦颇活泼生动。

碑碣——贞石固可以证史，但因其与书法相通，且多有禽兽饰纹刻于碑上，与雕塑亦息息相关，故亦可以作为美术品研究。龚定盦指出：[HTF]

古者刻石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则纪，因颂功德，一也；有畋猎游幸则纪，因颂功德，二也；有大讨伐则纪，主于言劳，三也；有大宪令则纪，主于言禁，四也；有大约剂大谊则纪，主于言信，五也；所战所守所输粮所了敌则纪，主于要害，六也；决大川浚大泽筑大防则纪，主于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宫室则纪，主于考工，八也；遭经籍溃丧学术歧出则刻石，主于考文，九也。九者国之大也，史之大支也。或纪于金，或纪于石。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则寿侔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欤！若夫文臣学古书体之美，魏晋以后，始以为名矣，唐以后，始以为学矣。[ZW(]《龚定盦全集·定盦续集》卷一，《说刻石》。[ZW)][HT]

定盦史才卓卓，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知以碑刻文字入于书学者，特后世好事者为之，其用意回不侔矣。又碑之用途不一，周世用以立于宫殿之前，以识日影，考知时间早晚，亦有立于庙前用充系牲之石柱者。故龚定盦又云：[HTF]

庙有碑，系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为空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别子也。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碣之，是又碑之别也。[ZW(]《龚定盦全集·定盦续集》卷一，《说碑》。[ZW)][HT]

碑碣刻文字之风莫盛于汉。其时学尚经术，上下同风，操觚之士，类皆有典有则，文质相宣，故考碑者，一以汉代为依归焉。

方者为碑，圆者为碣，此就其形式言之，其作用初无异致也。汉碑之在今日，发现日多，其未著录者，亦甚众，倘一一加以叙录，时日恐有不给，且有专书在，未暇详于此也。

[JZ][HTH]汉 碑 一 览 表[HT]

[BG(BTXD][BHDFG7mm,FK12ZQ,K7ZQ,K7ZQ,KZQF]

[JZ]名 目[]

[JZ]年 代[]

[JZ]地 点[]

[JZ]备 考

[BHDG7mm]陈留太守程封碑[][]东京

[BHDW]酸枣令刘熊纪绩碑[][]东京[]有碑阴

[BH]执金吾高褒碑[][]东京

[BH]太保高峻碑[][]东京

[BH]丞相陈平碑 [][]东京

[BH]三老袁贡碑 [][]东京[]即袁贡之子

[BH]袁腾碑[][]东京

[BH]西平令杨期碑[] []东京

[BH]征西大将军碑 [] []东京

[BH]大司农陈君碑 []中平四年[]东京[]共有四碑

[BH]边让碑[][]东京

[BH]董袭碑 [][]东京

[BH]八都神庙碑[][]镇州

[BH]封龙山碑[][]镇州

[BH]藁城长蔡堪碑[]光和四年[]镇州

[BHD]无极山碑[]光和八年[]镇州[]有碑阴

[BHDW]上谷太守张祥碑 [][]定州

[BH]孝子王立碑 []汉明帝时[]定州

[BH]谯敏陴 []中平二年[]冀州[]蔡邕文

[BH]贾敏碑 [][]冀州

[BH]李固碑[][]怀州

[BH]左伯桃碑[][]安肃县

[BH]苏武碑[][]京兆府

[BH]乞复华下民细租状[][]华州

[BH]西岳石阙铭 []永和元年[]华州

[BH]西岳和山亭[][]华州

[BH]司徒刘奇碑[][]华州

[BH]西岳华山庙碑[][]华州

[BH]刘党碑[]延熹八年[]华州

[BH]主教院君神洞碑[][]华州

[BH]太尉杨震碑[][][JZ]华州（阌乡县）[]并碑阴题名

[BH]高陵令杨君碑[][]华州[]及碑阴

[BH]繁阴令杨寻碑[]熹平中[]华州[]杨震之孙今碑不存

[BH]金城太守杨统碑[][]华州

[BH]郭有道碑[][]太原府

[BH]郭林宗碑[]建宁二年[]汾州[]蔡邕文并书

[BH]山阳太守祝睦碑[]延熹七年[]南京[]不存今所见重刻本

[BH]阳翟令许叔台碑[][]南京

[BH]兖州从事丁仲礼墓碑[][]南京

[BH]太尉椽桥君墓碑[][]南京

[BH]绎幕令碑[][]南京

[BHD]汉桥玄碑[][]南京

[BHDW]慎令刘君墓碑[]建宁四年[]南京

[BH]光禄勋刘耀碑[][]郓州

[BH]袁安碑[]永元四年[]徐州

[BH]冀太傅胜碑[][]徐州

[BH]刘熙碑[][]徐州

[BH]汉高祖感应碑[]延熹十年[]徐州

[BH]高祖庙碑[]延熹十年[]徐州[]有碑阴

[BH]太尉陈球碑[]光和元年[]徐州

[BH]太尉陈球后碑[][]徐州

[BH]陈球碑阴[][]徐州[]蔡邕文并碑

[BH]御史大夫郑宫碑[][][]二碑详略不同多

[BH]卜式墓碑[][]兖州[]合史传

[BH]鲍宣碑[][]兖州

[BH]王家谷嗣孔子碑[]建宁二年[]兖州

[BH]孔子庙置卒史碑[]元嘉三年[][JZ]兖州（仙源县）

[BH]鲁相复颜化繇发碑[]永寿三年[]兖州[]鲁相史晨等奏

[BH]太山太守孔宙碑[]延熹六年[]兖州[]有定为元嘉年者

[BH]孔彪碑及碑阴[]建宁四年[]兖州

[BH]孔子墓坛前碑[]永寿三年[]兖州[]婺州从事孔君德立

[BH]小篆碑[][]兖州[]蔡邕书

[BH]河东太守孔雄碑[]建宁四年[]兖州

[BH]司农孔峡碑[]建宁元年[]兖州

[BH]鲁相韩叔节修孔子庙[]永寿二年[][]此碑简古逸宕为

[BH]博士孔志碑[][]兖州[]汉隶第一

[BH]御史孔翔碑[][]兖州

[BHD]博士逢汾墓前石柱碑篆[][]潍州

[BHDW]大尉刘宽二碑[][]西京[]门生故吏各一[BH][][][][]并碑阴姓名

[BH]萧何碑[][]西京

[BH]元儒先生娄寿碑[][]襄州[]折作两段

[BH]山阳太守碑[][]襄州[]有阴 篆书

[BH]筑阳侯相景豹碑[][]襄州

[BH]司徒椽梁君碑[]建安二七年[]襄州

[BH]学生碑[][]襄州

[BH]侍中王逸碑[][]襄州

[BH]南阳太守秦君碑[]熹平五年[]襄州

[BH]司徒从事郭君碑[]建宁五年[]孟州

[BH]北军中侯郭君碑[]建宁五年[]孟州

[BH]封观碑[][]陈州

[BH]蔡昭碑[][]隋州

[BH]桐柏神碑[]延熹六年[]唐州

[BH]竹邑侯相强寿碑[]建宁元年[]单州

[BH]侯伯威墓碑[]建宁中[]单州

[BH]孙嵩碑[][]密州

[BH]王章碑[][]密州

[BH]安平王相孙根墓碑[]光和四年[]密州

[BH]庐江太守范式碑[][]济州[]蔡邕书

[BH]中郎王政碑[]光和元年[]济州

[BH]任城府君颂[][]济州

[BH]司隶校尉鲁峻碑[]熹平元年[]济州[]蔡邕书

[BH]执金吾武荣碑[][]济州

[BHD]故司马城铁碑[][]济州

[BHDW]谒者景君二碑，[][JZ]安帝元初元年[]济州

[BH]御史大夫郗虚碑[][]济州

[BH]童恹墓双石阙题

[BH]中常侍曹腾碑[]延熹三年[]亳州（谯县）

[BH]老子铭[]延熹八年[]亳州（苦县）[]边韶撰

[BH]老子碑铭[][]亳州[]钟繇书

[BH]幽州刺史朱龟碑[]中平二年[][]有碑阴

[BH]赵王武臣碑[][]宿州

[BH]东海祠碑[]永寿元年[]海州

[BH]楚相孙叔敖碑[]延熹三年[]光州[]固始令段君立有

[BH]堂邑令费君碑[]熹平六年[]湖州[]碑阴 有碑阴

[BH]梁相费君碑[][]湖州

[BH]曹娥碑[]元嘉元年[]越州

[BH]罗训碑[][]衡州

[BH]南昌太守谷君墓碑[][]衡州

[BH]青州刺史刘君碑[][]衡州

[BH]胡腾墓碑[][]衡州

[BH]桂防太守周府君勖德碑[]熹平元年[]桂阳监

[BH]桂防太守周使君碑[][]韶州

[BH]周公礼殿石楹记

[BH]阳洎侯墓碑[]初平五年[]成都府[]钟会书。刻于殿柱

[BH]文文翁学生题名[][]成都府[]凡一百有六人

[BH]析里桥陠阁铭[]建宁五年[]汉州[]李翕造

[BH]刺史李顼碣[][]绵州

[BH]中宫令杨畅墓碑[][]嘉州

[BHD]沛相范史墓阙文[][]剑州

[BHDW]文褒墓碑[][]资州

[BH]中常侍樊安碑[][]唐州湖阳[]故吏立

[BH]河间相张平子墓志二碑[]延嘉元年[]邓州[]崔瑗撰并篆

[BH]赵国相雍劝石阙碑[][]剑州

[BH]秦君之碑[]延熹七年

[BH]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子四十七代孙

[BH]小黄门谯君碑[]中平四年

[BH]改西岳庙民赋碑[]光和二年[][]庐倣文

[BH]孔宙碑阴题名[]延熹七年

[BH]孔德让碣[]永兴二年[]兖州[]孔子二十世孙

[BH]歆碑[]元光四年[]绛州

[BH]天禄辟邪字[][]邓州[]南阳宗资墓石兽

[BH]周公礼殿记[][]成都府[]上 蔡邕隶书

[BH]蔡邕石经[][][]西京人收得残石

[BH]窆室铭[]永建元年

[BH]周府君碑阴[][]桂阳监

[BH]麟凰赞并记[]永建元年

[BH]巴官铁量铭[]永平七年

[BH]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永平八年

[BH]南武阳墓阙铭[]元和三年

[BH]章和石记[]章和三年

[BH]郯令景君阙铭[]元初四年[]济州

[BH]北海相景君碑阴[]汉安二年[]济州

[BH]敦煌长史武班碑[]建和元年[]济州

[BH]武氏石阙记[]建和元年

[BHD]司隶阳淮开石门颂[]建和二年

[BHDW]吴郡丞武开明碑[]建和二年

[BH]张公庙碑[]和平元年

[BH]祝长严诉碑[]元嘉元年[]济州

[BH]从事武梁碑[]元嘉元年

[BH]平都侯相蒋君碑[]元嘉元年

[BH]东海相栢君海庙碑[]永寿元年

[BH]吉成侯州辅碑[]永寿三年[][]有碑阴题名者四十余人

[BH]故民英公碑[]熹平元年

[BH]议郎元宾碑[]延熹二年

[BH]韩府君孔子庙碑[]永寿二年[][]有碑阴

[BH]丹阳太守郭旻碑[]延熹二年

[BH]封丘令王元赏碑[]延熹四年

[BH]冀州刺史王纯碑[]延熹四年

[BH]河东地界石记[]延熹四年

[BH]成皋令任伯嗣碑[]延熹五年[][]有碑阴

[BH]平舆令薛君碑[]延熹五年

[BH]尧庙碑[]延熹十年[]济阴[]有碑阴

[BH]又尧庙碑[]熹平四年[][]有碑阴

[BH]仓颉庙人铭[]延熹五年

[BH]仓颉庙碑[]光和二年

[BH]西岳二碑[][JZ][JP3]光和二年又三年[JP]

[BH]刘寻禹庙碑[]光和二年

[BH]白石神君碑[]光和六年

[BH]禹庙碑[][][]有碑阴

[BH]荆州刺史度尚碑

[BHD]车骑将军冯绲碑[]永康二年

[BHDW]广陵县令王君神道[]建宁元年

[BH]冀州从事张表碑[]建宁元年[]冀州

[BH]堵阳长谒者刘君碑[]建宁元年

[BH]金乡守长俊君碑[]建宁二年

[BH]柳孝廉碑[]建宁二年

[BH]卫尉卿衡方碑[]建宁三年

[BH]沛相杨君碑[]建宁三年[][]有碑阴

[BH]淳于长夏丞碑[]建宁三年

[BH]中郎马君碑[]建宁三年

[BH]武都太守李翕碑[]建宁四年[][]有碑阴

[BH]仲君碑[]建宁五年

[BH]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有碑阴

[BH]廷尉仲定碑[]熹平元年

[BH]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熹平四年

[BH]斥彰长断碑[]熹平六年

[BH]太尉郭禧碑[][][]有碑阴

[BH]逢童子碑[]光和四年[][]有碑阴童子名盛

[BH][][][]字伯弥

[BH]汉三公碑[]光和四年

[BH]郩坑君神祠碑[]光和四年[][]有碑阴

[BH]扬州刺史敬使君碑[]光和四年

[BH]凉州刺史魏君碑[]光和四年

[BH]成阳令唐君碑[]光和六年[][]有碑阴唐君名扶

[BH][][][]字正南

[BH]都乡正街弹碑[]中平二年[][]有碑阴

[BHD]尉氏令郑君碑[]中平三年

[BHDW]赵相刘衡碑[]中和四年

[BH]圉令赵君碑[]初平元年

[BH]巴郡太守樊君碑[]建安十二年

[BH]绥民校尉熊君碑[][][]有碑阴

[BH]司空宗俱碑[][][]有碑阴

[BH]冯使君墓阙铭

[BH]琅琊相王君墓阙铭

[BH]武阴令高君墓阙铭

[BH]永乐少府贾君阙铭

[BH]临朐长仲君碑

[BH]富春丞张君碑

[BH]蜀郡太守任君神道碑

[BH][JZ]蜀郡属国都尉任君神道碑

[BH]益州太守杨宗墓阙铭

[BH]巴郡太守张府君功德叙

[BH]河南尹苏君碑额

[BH]茅君碑[]永光五年[][JZ]江宁府牛迹山

[BH]郫县碑[]建平五年

[BH]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JZ]建武中元二年[]蜀[]隶释云东汉隶书

[BH][][][]此为之首

[BH]汉豫州刺史路君阙[]永平八年

[BH]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永元八年[]嘉州

[BH]冯焕碑并阴[]永宁二年

[BH]逍遥小石窟题字[]汉安元年[]简州

[BH]县三老杨信碑[]大汉元年[]蜀

[BHD]益州太守无名碑[]永寿二年

[BHDW]干敕修孔庙碑两侧人名[]永寿二年[][]共三十五人

[BH]江源长进德谒[][]蜀

[BH]孝子严举碑阴[]延熹七年

[BH]司徒孔峡碣

[BH]刘让阁道题字[]建宁元年

[BH]孔君碑[][][]疑为孔宏碑

[BH]东海庙碑阴[]熹平元年[][]东海相满君立

[BH]司隶校尉杨淮碑[]熹平二年[][]同郡卞玉字子珪立

[BH]朱巫祭酒张普题字[]熹平二年

[BH]司隶校尉鲁峻碑阴[]熹平年间[]济宁

[BH]武都太守耿勋碑[]熹平元年

[BH]郑子真宅舍残碑

[BH]豫州从事尹宙碑[][]鄢陵县[]即季度铭

[BH]金广延母纪产碑[]光和元年

[BH]舜子巷义井碑阴[]光和中

[BH]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潘君讳乾字元卓

[BH]司隶从事之碑[]光和四年[][]文字残缺亡其姓氏

[BH]张景题字[]光和六年[][]在高联石室梁上，

[BH][][][]磨灭殆尽

[BH]荡阴令张君碑并阴[]中平二年[][]君讳迁字公方，陈留人

[BH]外黄令高君碑

[BH]曹全碑[]中平二年

[BH]黄龙甘露碑[][JZ]建安二十六年[]眉州彭山县[]大小各一

[BH]司徒掾梁休碑

[BH]启母石阙题名[]安帝时代[]嵩山崇福宫

[BHD]少室神道石阙铭

[BHDW]郎中王君碑

[BH]李翊史人碑

[BHDWG15mm]北屯司马沈君二神道碑[][][]八分书，各刻朱雀形相向

[BHDWG7mm]麒麟凤凰碑[]永建元年[][]凡二石高二尺余

[BH]中部碑[][][]题名五十余人

[BHDWG15mm]平原东郡门生苏衡等题名[]建初后立[][]凡卅余人。或题孔府君碑阴

[BHDWG7mm]是邦雄杰碑[][][][JZ]是邦雄杰乃碑中之字

[BH]学师宋恩等题名[][]成都府[]凡二石

[BH]仲秋下旬碑[][][][JZ][JP3]以其人卒之月日以名碑[JP]

[BH]故吏应酬等题名[][][][JZ]疑为蜀郡太守之碑阴

[BH]处士严发碑

[BH]司农刘夫人碑[]光和前立[][]太尉许戫之室

[BH]繁长张禅等题名[][][][JZ]疑为蜀郡太守之碑阴

[BH]杜宣等题名[][]成都府[]字清逸可爱

[BH]太尉刘宽禅道[][][]凡二，一书名字，一书官谥

[BH]平阳府君神道残字

[BH]残碑十三字

[BH]蒙阴故县庄碑[][]山东[]九行二十一字

[BH]王稚子阙铭

[BH]冀州刺史王纯碑[]中平四年

[BH]竹邑侯相张寿碑

[BH]冀州从事强表碑[]建宁元年

[BH]卫尉卿衡方碑

[BHD]郎中马君碑

[BHDW]慎令刘君碑

[BH]博陵太守孔彪碑[][]山东

[BH]成阳灵台碑阴

[BH]梁相赞汛碑

[BH]仙人唐君碑

[BH]唐君字公房成固人[][][]唐君字公房成固人

[BH]相府小史夏堪碑

[BH]四皓碑[][][]惠帝为四始作

[BH]郑三盆阙铭[]建元二年

[BH]范功平磨鉴碑[]建平五年

[BH]开通褒斜道碑[]永平九年

[BH]戚伯著碑[]建武年间

[BH]桂防太守许荆碑

[BH]青衣尉赵孟麟羊窦道碑[]永元八年[]眉州

[BH]大匠翟黼碑

[BH]孝女叔先雄碑

[BH]牂牁太守张子阳碑[]永建四年[]夏阳

[BH]司马迁碑[]永嘉四年

[BH]漳河神坛碑[]建和三年[][]汉阳太守殷济立

[BH]孔子庙碑[]建和五年[][]是碑已震裂余半

[BH]班孟坚碑[]建和十年[][]陈旧鲁国孔畴立

[BH]蜀国都尉丁鲂碑[]元嘉元年[]巴州[]孟坚为东太山成人

[BH]彭山庙碑[]元嘉三年

[BH]孔庙置守百石孔龢碑[]永兴元年[]兖州[]杜仲长立

[BH]李母冢碑[]永肃元年

[BHD]华山祠堂碑[]建安中[][]长沙王阜所立

[BHDW]广野君庙碑[]廷熹六年[][]张昶造并书

[BH]封龙山碑[]廷熹七年[]获鹿县

[BH]真道篆地[]廷熹七年[]万州[]凡二

[BH]郎中马江碑[]元嘉三年

[BH]宋子浚碑[]建宁四年

[BH]北军中候郭仲奇碑[]建宁五年[]孟州

[BH]沇州刺史杨叔恭碑[]建宁四年[][]隶释云汉隶之神品

[BH]成阳灵台碑[]建宁五年[][]从事孙光等立

[BH]桂阳太守赵越碑

[BH]乐成令大尉掾许婴碑[]建宁年

[BH]崔瑷墓碑

[BH]崔实碑

[BH]三老碑[][][]清咸丰二年出

[BHDWG15mm][SQ+1mm]廷光残碑[][][]清康熙年间诸城县出土[HT][BG）F]

上表所录之碑凡170余品，然未敢云备，盖金石之出土日多，而一人之聪明有限，金石之书虽多，而有系统者极少，学者惟有自出手眼以考订而已。此表之作，自信颇能予读者以利便，但名目繁杂，难保其无错谬，补订之功，俟诸他日。又因编此表所参考书籍凡十余种，其目如下：

（1）《汉书》（2）《后汉书》（3）《水经注》（4）《集古录》（5）《隶释》（6）《金石录》（7）《两汉金石记》（8）《金石补录》（9）《平津读碑记》（10）《汉石例》（11）《通志》（12）《金石萃编》

古代之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牌，于椁前四角树之，穿其中间为辘轳，下棺以牵绕。[ZW(]参看《礼·檀弓注》[ZW)]汉碑上有一孔，在墓则引棺，在宗庙则丽牲。今曲阜夫子庙济宁州学溧水校官诸汉碑高不逾丈，空其中间，必为引棺丽牲之用。今既失其制，而碑之高大，至于无度，与古制异矣。抑古今进化之迹，由朴而文，由简而繁，固为一定之理邪？古之美术起于实用，观此益信。乃至原流，谉学者，以竟刻石之说。

[BT2]第三章 陶器与漆器

[BT3]一 陶器

《说文》训匋为瓦器。三代早已有之，殷墟之发掘可以证明。就陶质说，殷墟出土者有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及釉陶。灰陶为小屯、龙山、仰韶所共有，红陶为小屯、仰韶两期所共有，彩陶为仰韶式，黑陶为龙山式，白陶、釉陶为殷墟所特有。就形制说，圈足与平底类为最多；圜底三足类次之；圜底单足、凸底、四足又次之。种类有鬲、甗、皿、盘、尊，爵、洗、壶、瓿、釜、盆、碗、杯、罐、缸及并无旧名之“将军盔”“喇叭器”。附着品最显著者为盖与耳：盖之形状甚多，有时刻字；耳或作兽头形，有可穿绳者，罕能容手。间或有流，皆平行。就文饰说，除仰韶式之彩器外，均为刻画，粗陶文饰最简单，黑陶与白陶最复杂。文饰之母题有两类，动物形和几何形，亦有介于二者间之符号化动物形。[ZW(]胡厚宣：《殷墟发掘》，第63页。[ZW)]及周世尚文，陶器之制亦更多而巧。《考工记》分抟埴之工为陶人、旊人二宫，以制日用之陶器。宋欧阳修谓：[HTF]

太宗皇帝时，长安民有耕地得甗，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箄，可以开合。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学士句中正工于篆籀，能识其文，曰：“甗也，遂藏于秘阁。”[ZW(]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一，《古器铭》。[ZW)][HT]

此甗疑是周陶人作品。甗者乃无底甑，可见周代陶器之精又比前代更进一步。

旊人所制之器视陶人为精美。因其所制者乃宾宴常用之什物及祭祀所陈之礼器，而与玉器金器并列者，则制必尤精。黄矞言：[HTF]

先郑读旊为甫，后郑读为放，皆非也。旊当读为脂肪之肪，言所烧之器，面上敷釉，光泽如脂肪也。[ZW(]黄孟编：《瓷史》卷一，第4页。[ZW)][HT]

以考古学证之，1929年小屯村之发掘，已发现有一些带釉之陶片，为殷商时代作品，也可以说是中国瓷器最早之渊源。则周代之有瓷器，亦并非怪事。[ZW(]详见李济之：《殷商陶器初编》，《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出版。[ZW)]

《说文》训瓷曰瓦器，后世称瓷，在古时统称为瓦。古无釉字，或谓之沫。《檀弓》：“明器，瓦不成味。”郑读味为沫，云：“沫，靧也。”疏云：“沫，黑光也，靧者，以汁泽其面也。”沫即今之釉。[ZW(]参看黄孟：《瓷史》卷一，第4页。[ZW)]据此，明器不成沫，则其他日用器涂沫可知。有釉之器，吾人可称之为粗瓷。数十年前粤东有李氏发掘秦赵佗墓，发现瓷器多件，一种为暖酒器，系粗瓷所制，形似碗，而底附有烧炭之具。又古瓷瓶数事，古意盎然，奇形异彩，其余瓦器，多未涂釉，则明器之类也。

至汉代陶业更为发达。有官营者（如《汉书》称南山有汉武旧陶，即其证也），有私营者，作坊亦比较集中，商品生产亦逐渐扩大。当时陶业作坊之产品在市场上已经有一定之身价，虽迁地制造时，往往仍在陶器上刻有老作坊之地名。汉代中叶已普遍应用黄色及绿色之釉彩。北方地区之釉陶，釉作浓黄色或浓绿色；陶胎系普通之土，往往烧成红色，器形则多属壶、鼎等物。此种陶釉，初时式样仿效铜器，及至东汉，则与铜器无关；于仓、灶等物模型，亦往往施有同样之釉彩。南方地区盛行硬陶，在器物上施以浅黄色、淡绿色釉，器多属瓶罐之类，近于瓷器。[ZW(]参看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ZW)]刘体仁《识小录》曰：“明时发隗嚣墓，得酒盏如龙泉窑，色淡黄。”可见汉代确有瓷器之制造，王渔洋谓汉有瓷窑，当有所据。不过，据《说文解字》，西汉人书，仍以瓷为瓦器。刘歆《西京杂记》邹阳《酒赋》云：“清醪即成，绿瓷既启。”邹阳武帝时人，可见绿瓷必当时所尚。王渔洋《池北偶谈》，称宋荔裳于秦州隗嚣故宫得汉瓷盏二，内有鱼藻纹，王西樵曾为作歌。则雕花瓷已早见于前汉矣。[ZW(]黄孟《瓷史》卷一第6页有此一说。[ZW)]

汉代陶制之明器（冥器汉代亦称秘器），由于统治阶级之厚葬而应用日益广泛，后汉且设官（东园匠令丞）负责制造。据《后汉书》卷十六《礼仪志》，大丧用瓦明器计有瓮三，容三升，甒二，容三升；瓦镫一；形方酒壶八，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盘十；瓦酒樽二，容五斗。瓮、甒不言瓦，余皆言瓦，示与粗陶有别，即粗瓷也。

汉代作为明器之陶器种类甚多。西汉早期有壶、钫、鼎、瓮、缶、盆、罐釜之类。西汉中期，除上述各种外，加上缸、匏、壶、簋、奁、纺锤、井、灶、屋、囷等。东汉有壶、鼎、簋、奁、盒、盆、缸、碗、勺、案、耳杯、三足釜、提桶、井、灶屋、仓、车、船、炉、灯台、砚台、陶矛、陶刀、陶戟、人佣及畜佣等。

陶器之主要部分依靠陶轮制成，器物之附属部分则普遍利用印模法。陶器上之纹饰，用戳子逐个逐段打印，或在模子中一次印出各种几何花纹，并由若干平行线组成弦纹。因此陶器花纹以几何花纹为最多，篦纹、水波纹、皱纹、鳞纹亦常见，陶器并有时刻有文字。

两汉陶器属细泥硬陶，胎质坚实作灰白色，烧度火候高，器面普遍施以黄色或绿色釉。不过，当时所施之釉，其中含有多量之铅，故日久变成褐色。西汉陶器，釉仅达器腹部；东汉前期者达器足部；后期者达器底部。东汉釉加上青白色及浅青色二种。西汉釉入土后易剥落，仅露灰白色陶衣，东汉釉剥落较少。西汉另有作红色或灰褐色不施釉之陶器，火候低，烧成易，但质地脆落，易于破碎。[ZW(]参看胡肇椿编：《秦汉魏晋考古参考资料》，广东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油印讲义，第7页。朱杰勤著：《陶瓷小史》，《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一卷第3期，1936年4月出版。[ZW)]

近年出土汉陶器之多，不可胜数。而最奇特者则为1954年12月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发现之陶船。“陶船，长五四公分，通高一六公分，前宽八点五公分，中宽一五点五公分，后宽一一点五公分。船作长条形，首尾狭，中部较宽，底平。船首处两边安插桨架三根，舱艎横架八木以为担。有梁担则骨干坚强，食水可深，风涛不能掀簸。船内分前中后三舱（后舱即舵楼），前舱矮而宽，中舱略高，成方形，上盖作圆形而微凸之蓬顶，后舱特高，稍狭。前舱及后舱之上盖，均作拱形之蓬顶，船尾部为小特矮小之尾楼，后舱右侧附一小间，有门互通，大概是厕所。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为司篙之走道。船上有俑六个（俑高约六公分），其中一俑两手持圭形物一件，匍匐于地，因为发现时已被搞乱，原来所在位置不详。在船前侧一俑，倚栏而立，作远眺状。尾楼处一俑，跪于篷盖之上，俑缺上半，其余三俑分立于两边走道及前舱内，在右边走道之俑，左手抱一物，右手外扬，作除步而走之姿态。”[ZW(]详见《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ZW)]

吾人从此陶船模型，可以窥见汉代海上交通工具之一斑。此种船形与今日广东海上之大木船略约相似，使吾人更觉陶工表现实物之高度技巧。此种雕塑品，形体较巨，且相当复杂。因此，又可以代表汉代静物雕塑品之上选。

此外，汉陶俑亦有非常动人之作品。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馆藏有汉俑女立像（图版第十），把女性之温柔性格、美丽仪容、娴雅态度在一块捏成之泥土上完全表现无遗。又辉县出土之陶狗（图版第十一）及母羊（图版第十二），不独形状如真，而且神情活现。狗之稳步前进与母羊之呼唤小羊，前者之前脚表现有力，而后者踟蹰，一边盼望，一边长呼，使人发生无限之美感。既能反映客观现实，又能突出题材，简朴雄健。此种形象特征之表现方法，实为古典雕塑奠定良好的现实主义基础。[ZW(]参看刘开渠：《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ZW)]

[BT3]二 漆器

漆器盛行于战国（公元前403—前221）时代，如养生送死之具（如几、案、盘、奁及棺木等）及武器之柄、鞘，都用漆髹。随漆器发展者，尚有与漆器相关之细木工，夹纻与丝织细工等，以及漆油及颜料之炼制技术，均有相当之发展。特别彩绘方面，表现更为优秀。其色彩绚丽，花纹流丽，丰富多彩，带有浓厚之民族色彩。[ZW(]参看商承祚编：《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序》。[ZW)]

近年出土之漆器甚多，其上有纪年铭。而散布于遐方之漆器，有平壤石岩里出土之始元二年（公元前5年）漆耳环，乐浪古坟出土之元始四年金铜扣漆耳杯。乐浪古坟出土之刻画夹紵漆盘及金铜扣夹紵漆盒。

石岩里出土之金铜扣漆扁壶及漆盒。乐浪王盱墓发现之神仙画像漆盘等。元始四年金铜扣漆耳杯一器，尚能保存完整，除上有涡文外，傍有铭文：[HTF]

元始四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齿。髹工立。上工当。铜耳黄涂工古。画工定。羽工丰。清工平。造工宗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椽隆、今史褒主。[ZW(]详见梅原末治著：《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ZW)）[图版第十三）[HT]

扣即以金属镶器之口沿顶足，此种技术首创于战国时代，至汉更为发展，以蜀汉工人为最精。所以乐浪出土之漆扣器多刻明由蜀郡工人所造。汉谏大夫贡禹尝劝元帝节省，指出：“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且说明孝文皇帝时，“器亡雕文金银之饰”。可见汉代用扣器之侈风至元帝时始大盛也。

王盱墓出土之漆器中有永平十二年神仙画像漆盘，尤为特殊。盘作丸盘形，径一尺六寸八分，高九分。木心夹紵加漆，内涂黑地朱漆，外施黑漆。盘内作神仙像，以黑黄朱绿色漆之，二神仙岩上对坐，一麟鹿奔驰于右侧，其中一像，观其发饰，似是一女子（指西王母？）。岩石草叶，点缀成趣。吾人于此，可窥见汉画之一斑。（详见绘画一章）有一行铭文刻作隶体：“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綊紵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

三丸之义与三垸同，言漆之厚施。牢者有牢固之义，语兼吉祥。“治千二百”或为制此器所需之费也。书法流逸，似非出于一般工匠之手。铭文四角有四兽形，对称相映，更见雅致。“綊紵”是用麻布掺和灰漆髹成器物之谓。綊又作夹或侠。

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事业，随全国基建工作之广泛展开而日益发展。各地发现之汉墓中有不少漆器，难以备述。广东地区汉墓出土之漆器，属于西汉者其中有木胎漆盘，盘内涂朱漆，绘画作变形之凤纹图案。亦有文字，但非纪年。至于东汉墓之漆器，尤为丰富多彩。东汉漆器是夾紵胎，器有奁、箧（涂漆均内红外黑），圆形、椭圆形及方形之素首饰盒（内外均涂黑漆）、耳环、弩机匣、戟匣、弓等。花纹图案以涡纹、云纹为地纹，怪兽、猴、虎、鹿、兔、鸟等写实的形象为主纹，笔法生动，对称恰当。赋色有朱、绿、蓝灰等，亦调和美观。耳杯之耳部是嵌银丝镶铜者，即所谓金扣漆杯，在艺术上均有高度成就，值得重视。即此一斑，可见其余。

[BT2]第四章 书学

柳子厚论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壮丽者，莫若汉之西京。”惟书亦然。“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ZW(]参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ZW)]吾谓书之体制，至汉而极，其气体之高，亦复皋牢百代。史游作章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也。

[BT3]一 章草

隶书由秦代开始，至东汉末年方成定型。西汉文字介乎篆隶之间，在汉器物上铭文可见。民间书法力求简易迅速，于是损隶体而变成为一种草书，如流沙坠简中之书法。此种创造性之变革，大便于用，于是遂为士大夫阶级采用，加以改修，勒为定式，所谓章草是也。章草之名托始于《急就章》。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都三十二章，举凡姓氏、品数、官府、市里之名，莫不备具。法用藁书，以赴速急就，便于缮写，为草书之权舆。“所谓草章者。正因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于《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称《急就篇》，或但称急就，乃偶然异文也。”[ZW(]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学类二。[ZW)]史游之《急就章》吸收俗书之变体并推广《仓颉》、《爰历》、《博学》、《凡将》等篇，参以古籀篆文而成，为古小学家所必讲。其为用，使转流速，转篆隶为省便，实为最简易之字体焉。当汉之时，为人师者，尝合《仓颉》、《爰历》、《博学》、蔡邕各篇以为课，每章以六十字为断。其考试制度，童子十七岁以上，试字九千，乃得为吏。虽无试草之明文规定，笺启章奏，咸奉为通行之字体焉。故此种书，实风行一时者也。所谓“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攫如搏兽，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ZW(]张怀瓘：《书断》上。[ZW)]。其实此举非一人所能独擅也。

章草于元成之间列于秘府，其时朝野诸人，莫不贵仰而争习之。东汉杜操善章草，章帝雅爱其迹，诏使上书言事，人多法之，时称章草之圣，而徐干、崔瑗、崔实、张芝、张超、蔡邕相继作，而章草乃骎骎称盛云。

[BT3]二 飞白书

飞白书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乃八分之轻者，变楷制而成，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径丈，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按汉灵帝熹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阙，其体有二：创法于八分；穷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设妙，岂能诣此？[ZW(]张怀瓘：《书断》上。[ZW)]张怀瓘《飞白赞》云：“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雰。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谁其覃思？于戏蔡君！”可谓形容尽致。但伯喈此制，乃受役人之启发，则不能独擅其美矣。后世祖述之者代不乏人，如韦诞、张弘等，则其尤者也。

[BT3]三 行书

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为之行书。爰自汉末，有颍川刘德升者实精此体，即正书之少伪，务贵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德升以下复有钟繇、胡昭者，同出其门，皆足名家。张怀瓘《行书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即谓此也。

上述三种书体，皆为汉人特创，对于我国文字学之贡献，实非鲜浅。文字一物，本为表现思想之符号，苟能达意，愈简愈佳。我国文字，以形为主，字之结构复杂，则人将记忆为难，而书写又复需时，故欲文化之进步，应有改良文字之策划也。汉代书家甚盛，其他书体，各有专家，容述于下。

[BT3]四 书家

汉代字迹，稽之记载，索之金石，其数量之多，实足令人咋舌。则汉代书家之盛，可想而知。但一事犹有憾者，则汉碑书人姓名多不著，年代久远，更无可考，故欲考汉代书家之名字，惟有于典籍中求之，亦限于缙绅先生，且汉朝极重书，有超人之技者往往可擢高官。故此项人才亦集中于士大夫阶级也。兹择其要，略著于篇。

萧何：沛人也。立国有功，封酂侯，为相国，谥文终侯。善篆籀。羊欣称，何为前殿，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何便用秃笔，常自为之。其用退笔书尤工云。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帝读《子虚赋》而善之，召问请为游猎之赋。上令尚书为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尝从上至长杨猎，因上疏谏，拜为文园令。[ZW(]班固：《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ZW)]所著有《凡将篇》，传诵一时，为小学之巨著。[ZW(]班固：《汉书·艺文志》[ZW)]

张世安：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宣帝即位，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更为卫将军，谥敬侯。[ZW(]班固：《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ZW)]

张彭祖：张世安之子，与上同席砚，封为阳都侯。[ZW(]班固：《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ZW)]《九品书人》论其行草品上之下。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也。为河南太守。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尤巧为狱文，善史书，奏成手中，奄忽如神。[ZW(]班固：《汉书》卷九○，《严延年传》。[ZW)]其书雅近赵高，时称其妙，后以罪弃市。[ZW(]张怀瓘：《书断》。[ZW)]

史游：汉元帝时黄门令，作《急就章》，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

李长：成帝时将作大匠，作《元尚篇》，仓颉中正字也。[ZW(]参看《汉书·艺文志》。[ZW)]

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也。守京兆，复拜冀州刺史、太原太守。[ZW(]班固：《汉书》卷七六，《张敞传》。[ZW)]《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ZW(]参看《汉书·艺文志》。[ZW)]三王以来，古文之学盖绝，子高精勤而习之，好古博雅，有缉熙之善焉。[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杜邺：字子夏，扶风茂陵人，凉州刺史，工古文。[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帝即位，更名向，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迁光禄大夫。刘向博览群书，尤工书画。其校中秘书，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为《小学》，次于六艺之末。[ZW(]参看班固《汉书》卷三六，《刘向传》。[ZW)]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孙也。为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前后十七年，赠博山侯，谥简烈侯。孔光经行著修，书法古雅，有足称者。[ZW(]参看班固《汉书》卷八一，《孔光传》。[ZW)]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游京师，奏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三世不徙官，莽世转大夫。作奇字，嗜酒，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ZW(]班固：《汉书》卷八七，《扬雄传》。[ZW)]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ZW(]参看《汉书·艺文志》。[ZW)]

爰礼：沛人。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以礼为小学元士，善书。[ZW(]许慎：《说文解字叙》。[ZW)]

陈遵：字孟公，杜陵人，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王莽素奇遵才，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河南大惊，复为九江及河内尉。[ZW(]班固：《汉书》卷九二，《陈遵传》。[ZW)]遵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之“陈惊坐”。按十八体书，芝英篆陈遵所作。在汉中叶武帝临朝，爰有灵芝三本，植于殿前，既歌《芝房》之曲，又述芝英之书，陈氏即芝英之祖云。[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少好学深沉，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时称通儒。建武六年征拜御史。前于西州得古文《尚书》一卷，尝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代朱浮为大司空，称为任职相。[ZW(]范晔：《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ZW)]按《书断》（张彦远集《法书要录》卷八）云：“（林）尤工古文，过于邺也。故世言小学由杜公。尝于西河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玩不已，每困厄自以为不能济于乱世，尝抱经叹曰：‘古文之学，将绝于此日。’初卫密方造林，未见则暗然而服，及会面，林以漆书示密曰：‘常以此道将绝，何意东海卫君复能传之，是道不坠于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岂虚也哉！光武建平中卒。”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作《毛诗传》，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有《诏定古文字》一卷行世。[ZW(]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下，《卫宏传》。[ZW)]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人。章帝建初中为秘书郎，篆隶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风曹喜，建初称善。”卫恒云：“喜善篆，小异于李斯。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喜悬针、垂露之法，后世行之。仲则小篆书隶入妙。”[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杜度：御史大夫延年曾孙，本名操，为魏武帝讳，改为度。章帝时为齐相，善草书，章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时称草圣。[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班固：字孟坚，九岁能属文，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显宗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后迁玄武司马。[ZW(]范晔：《后汉书》卷七○下，《班固传》。[ZW)]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仓颉篇》，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汉兴，闾里私合之，谓《仓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庭中，扬雄取其可用者作《训纂篇》二十章，以纂续《仓颉》也。孟坚乃复续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贾鲂又撰异字及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诂之末字以为篇末，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九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明帝使孟坚成父彪所述《汉书》，永平初受诏，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窦宪宾客，系于洛阳，大小篆入能。[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徐干：字伯张，扶风平陵人，官至班超军司马，善章草书。班固与超书称之曰：“得伯张书，藁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ZW(]参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及张怀瓘《书断》。[ZW)]

贾鲂：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所谓《三仓》也。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ZW(]参看张怀瓘《书断》。[ZW)]

王溥：琅琊王溥即王吉之后，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善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大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子廩，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后以一亿输官，得中垒校尉。[ZW(]王嘉：《王子年拾遗记》卷六。[ZW)]

崔瑗：字子玉，崔骃子也。早孤好学，能传父业，诸儒宗之。举茂才，迁济北相，善章草，师于杜度。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又谓冰寒于水。王隐谓之草贤。又妙小篆。今有张平子碑。著《草书势》七言，凡五十篇，今《唐书·艺文志》犹载崔瑗撰《飞龙篇》，合篆草势三卷。以顺帝汉安二年卒，年六十六。[ZW(]参看范晔《后汉书》卷五二《崔瑗传》及张怀瓘《书断》。[ZW)]

崔实：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崔骃之子也。桓帝初举至孝独行，后为五原太守，召拜尚书。善章草，雅有父风，张茂先甚称之。[ZW(]范晔：《后汉书》卷五二，《崔实传》。[ZW)]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学，时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尤善小篆，师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说文解字》十四篇，万五百余字，皆传于世。安帝末年卒。[ZW(]范晔：《后汉书》卷七九，《许慎传》。[ZW)]

尹珍：牂牁人。桓帝时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善书，人鲜知之。[ZW(]王愔《古今文字志》载尹珍之名。[ZW)]

张芝：字伯英，奂之长子，最知名。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太尉辟公车有道，征皆不至，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学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其行书则二王之亚也，又善隶书。以献帝初平中卒。伯英草行入神，隶书入妙。时赵袭、罗辉亦以书称，颇自矜持。芝尝自谓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人以为至论。世谓芝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或以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其知言哉！[ZW(]参看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王愔《古今文字志》及张怀瓘《书断》。[ZW)]

张昶：伯英之季弟，字文舒，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家风不坠，奕叶清华，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又极工八分。华岳庙前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并书。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隶书入能，并有重名，传于海内。[ZW(]参看范晔《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王愔《古今文字志》及张怀瓘《书断》。[ZW)]

朱赐：杜陵人，官太仆，时称工书。[ZW(]张怀瓘：《书断》。[ZW)]

罗晖：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监。桓帝永寿年卒。善草，著闻三辅。[ZW(]张怀瓘：《书断》。[ZW)]

赵袭：字符嗣，京兆长安人，为敦煌太守，与罗晖并以能草见重关西，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与张芝素相亲善，灵帝时卒。[ZW(]张怀瓘：《书断》。[ZW)]

姜诩、梁宣、田彦和：姜诩（姜孟颖）、梁宣（梁孔达）、田彦和，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ZW(]卫恒：《四体书传并书势》。[ZW)]

苏班：平陵人也，五岁能书，甚为张伯英所称叹。[ZW(]张怀瓘：《书断》。[ZW)]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又善音乐，明天文数术灾变。工书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工，真异能之士也。羊欣云：“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欢喜，若就数十人。喈因读诵三年，便达妙其旨。”此虽未足信，然其书入妙，于此可见。建宁中拜郎中。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董卓用天下名士，而邕一日七迁，光照容显，顾宠彰著。王允诛卓，收伯喈付廷尉，以献帝初平三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尝著《篆势》云。[ZW(]参看范晔《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及卫恒《四体书传并书势》、张怀瓘《书断》、羊欣《笔法》。[ZW)]

赵聝、刘弘、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隶释》称：“史称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篆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史云邕与堂溪典等正定诸经，别有赵聝、刘弘、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数人。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按《东观余论》：“右经《论语》之末题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又有一版《公羊》，其末云：‘臣赵聝，议郎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亦可为七人共事之证。

刘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颖阴人。济北贞王勃之后，陶明尚书训诂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灵帝时为谏议大夫。[ZW(]范晔：《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ZW)]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帝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尝夜观天象，忽然有悟，因造璎珞篆云。[ZW(]张怀瓘：《书断》。[ZW)]

张超：字子并，河间郑人，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俊儁征黄巾为别驾司马。善于草书，擅名一时，字势甚峻，吴人以皇象方之，范晔云：“超草书妙绝。”[ZW(]参看范晔《后汉书》卷八○上《张超传》及张怀瓘《书断》。[ZW)]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ZW(]张怀瓘：《书断》。[ZW)]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而灵帝好书，世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其矜甚能，每书辄削焚其札。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候其醉而窃其札。鹄卒以攻书至选部尚书。于是曹操欲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鹄后依刘表，及荆州平，曹操募求鹄，鹄惧，自传诣门，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曹操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是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ZW(]参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操传》注及卫恒《四体书传并书势》、张怀瓘《书断》。[ZW)]

毛弘：字大雅，河南武阳人，服膺梁鹄，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献帝时为郎中，教于秘书。古文、隶书、章草，并皆佳妙。[ZW(]张怀瓘：《书断》。[ZW)]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左伯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神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犹斥山之文皮，即东北之美者也。[ZW(]张怀瓘：《书断》。[ZW)]

荀爽：字慈明，一名谞，荀淑之子也。延熹元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献帝时进拜司空。生平以书翰见称。[ZW(]范晔：《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ZW)]

朱登：字仲条，善隶，建宁中尝书卫君碑。[ZW(]陶宗仪：《书史会要》。[ZW)]

徐安于：东洋公徐安于搜诸《史籀》，得十二时书，皆象神形也。[ZW(]韦续：《墨薮》。[ZW)]

唐终：鲁人，当汉魏之际，梦蛇绕身，寤而作蛇书。[ZW(]韦续：《墨薮》。[ZW)]

郭伯道：按《书品》：“郭伯道品中之上，论曰伯道里居，朝廷远讨其迹。”

王绮：按《九品书人》：“王绮正隶草，品上之上。”

王瞻：善书。金张天赐集古名家草书一帖曰《草书韵会》，其所取汉诸家中有王瞻，可以见矣。[ZW(]参看陶宗仪《书史会要》及杨慎《墨池琐录》。[ZW)]

罗盻：善行书。[ZW(]陶宗仪：《书史会要》。[ZW)]

刘懆：有隶书巴郡太守繁敏碑。[ZW(]陶宗仪：《书史会要》。[ZW)]

李巡：汝阳人，善书。巡以诸博士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共刻五经文于石。[ZW(]李巡事迹见于《后汉书》卷七八《吕强传》。[ZW)]

刘表：字景升，为书家祖，钟繇、胡昭皆受学。其与袁尚兄弟书，笔力不减崔、蔡。[ZW(]《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及《襄阳府志》。[ZW)]

曹操：魏武帝姓曹氏名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操书传世绝少，惟《贺捷表》元时尚有本。所传《大飨碑》乃武帝篆。张华云：“汉安平崔瑗，字实。弘农张芝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ZW(]《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操传》及《书断》。[ZW)]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先主（刘备）策为丞相，建兴元年封武乡侯，谥忠武侯。蜀主采金中山铁铸八剑，并是亮书。又作三鼎，皆孔明篆，隶、八分书极工妙。《宣和书谱》：“（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有创物之智，出于意匠，为木牛流马皆足以惊世绝俗，而八阵图咸得其要，必是心画之妙，可以不学而能，盖绪余以及于此耳……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ZW(]《三国志·蜀志》卷三五《诸葛亮传》及《法书苑》、《宣和书谱》。[ZW)]

诸葛瞻：亮子，字思远。工书画，强识，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者，皆曰：“诸葛侯之所为也。”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ZW(]《三国志·蜀志》卷三五，《诸葛瞻传》。[ZW)]

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谥曰桓。飞虽桓桓武夫，然亦擅书，涪陵有张飞刁斗铭，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张士环诗云：“人间刁斗见银钩。”即指此也。[ZW(]参看《三国志·蜀志》卷三六《张飞传》及《丹铅总录》。[ZW)]

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建安十六年转在蜀郡。先主即尊号，策靖作司徒。靖年逾七十，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其书亦有名，以行草为美。[ZW(]参看《三国志·蜀志》卷三八《许靖传》。[ZW)]

刘敏：零陵人，优之孙。优父绰，本彭城人，为零陵太守，因徙家焉。敏善草书，帝禅时，除侍御史，为扬威将军，以功封云亭侯，拜成都大尹。[ZW(]吕思湛：《永州府志》。[ZW)]

皇甫规妻：扶风马夫人，大司农皇甫规之妻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隶书，时为规答书记，众怪其工。后夫人寡，董卓聘以为妻，夫人不屈，卓杀之。[ZW(]范晔：《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皇甫规妻传》及张怀瓘《书断》。[ZW)]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也。博学有才辨，又妙于音律，兴平中乱，没于南匈奴，曹操赎之。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多典坟，独能忆识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今所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善书送之，文无贻误，常自书《胡笳引》十八章，极可观。[ZW(]张怀瓘《书断》云：“邕女琰，甚贤明，亦工书。”可以参证。[ZW)]

以上所述，皆为汉代书家之最著名者。其实汉代书家，固不仅此数，惟此数人，卒以其缙绅先生故而名，纪传所传，特别着眼于立功立德立言之大事业，书固视为小技，有时波论及之。民间书家，岂无一二特出之人，即如黄门给事之流，亦尽有良材能手，但以卑官小吏姓名不著于记载，卒无从考见。况当时之史家，其目光常局于一君一主之间，龚定盦云：“君后通史书者班谢皆濡笔以纪。”可谓一语破的。

[BT3]五 书论

我国古人对于美术作品，往往视为不可言诠之一物，偶下批判，必涉抽象。例如晋王珉《行书状》所谓：[HTF]

邈乎嵩岱之峻极，烂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书奇秀出。扬波骋艺，余好宏逸；虎踞凤跱，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要善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珪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飞笔放体，雨疾风驰；绮靡婉娩，纵横流离。[ZW(]张怀瓘《书断》“行书”注引。[ZW)][HT]

似此之类，非止一端。一由于我国文人，最喜咬文嚼字，虽一二语可以了然者，亦往往引饰至数十言，风云月露，鸟兽虫鱼，满于篇幅；二由于我国美术，例重精神，浅言之则不足以示人，略言之又过于笼统，故作艰深，以文浅陋，讲者自谓心传，听者甚难入窍。“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振古如斯，可为永叹。又凡精于此道者，往往不肯轻言，善《易者》不占，善《诗》者不说，示人以不可测，身怀绝技，秘不传人，身死而技亦随没，此昔日之积弊也。汉之书家虽甚多，而书学之评论则甚罕闻，左右求之，亦仅数家而已，兹略述之，以存梗概。

萧何论笔势曰：[HTF]

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遣于笔下，出没须有倚伏，开阖借于阴阳。每欲书字，喻如下营，稳思审之，方可下笔。且笔者心也，墨者手也，书者意也，以此行之，自然妙之。[ZW(]陈思纂：《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ZW)][HT]

扬雄论书曰：[HTF]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ZW(]扬雄：《法言·问神篇》。[ZW)][HT]

蔡邕《笔论》曰：[HTF]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息，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ZW(]陈思纂：《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ZW)][HT]

蔡琰述笔势曰：[HTF]

臣父造八分时，神授笔法曰，“书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涩，”得疾涩二法，书妙尽矣。[ZW(]刘惟志：《字学新书》。[ZW)][HT]

此未足信，盖后人托琰之言，欲取信于人，故神其说耳。

赵壹非草书云：[HTF]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销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报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欣欣有自藏之意，无乃近于矜技，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纲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疾速耳。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草，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崔、杜之法，龟龙所见也，其蛮扶拄桎，诘屈叐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犹谓就书，云适迫邃，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凡人各舒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痛，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惑，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越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罢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暇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深，幽赞神明，鉴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神说，济雅乐于乡声，兴至德之和睦，弘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ZW(]《法书要录》卷一。[ZW)][HT]

赵壹所云，实偏见之言，而非笃论也。盖其见汉末草书盛行，士大夫专用为务，忘寝与食，置大事于不顾，争奇竞巧，废时失业，故立论偏宕，未足服人。其言：“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诚如其说，书本末技，即精良如韦仲将，至书凌云之台，亦生晚悔。则下此钟、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齐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则以书干禄，盖有自来。唐立书学博士，以身言书判选士，故善书者众。鲁公乃为著《干禄字书》，虽讲六书，意亦相近。于是，乡邑较能，朝廷科吏，博士讲试皆以书，盖不可非矣。[ZW(]参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ZW)]

以上所述，都为书学上之指导法，虽其中或有伪造之嫌，（如蔡邕、萧何之说）然于字学之原理，固甚合也。夫以字学而论，则必以上端所述为椎轮大辂矣。

[BT2]第五章 绘术

汉代虽无明令表扬美术之举，但社会比较稳定，人民复得安居，虽刘邦自夸以马上得天下，不知美术为何物，但亦未加干涉，汉代画学遂能成其广大矣。

美术与社会之经济基础，绝有关系，同时对于社会上层建筑之法律、政治、哲学及宗教……皆互有联络而非孤立者。所以美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乃为经济基础服务。

汉代美术之盛，亦有其社会经济背景。汉自武、宣以来，海内安谧，民生充裕。诚有如《汉书·食货志》所谓“民人家给人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者。于是休养生息之余，人民复留意于物质文化生活之提高，而图画一道，正是文化生活不可缺少之一面。贵族中人及富贾豪绅既好以图画点缀宫室，故不惜重金以求之，中国美术家又能利用机会以研究之，于是画学之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矣。在上者又多效古制以点缀政教。文帝三年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乃其一例。是皆君主示臣以“事上”之道，亦维持统治地位之应有手段也。至武帝时用董仲舒议，表章六艺，罢黜百家，设太学，置博士，欲以儒教为政教之标准，而对于画家，又极端推重。尝置秘阁，搜集天下之法书名画，其便嬖使令之臣，隶属于黄门者，亦有画士以备诏。武帝又好大喜功，盛修武备，经营四方，征匈奴，通西域，远方如波斯、印度之文化，亦渐传于中土。当时美术作品，自不免受外族之影响，作法虽无甚变更，而取材则颇有别致。如天马蒲桃镜之镂纹，即取材大宛所献之天马蒲桃也。其后诸帝于听政之余，复留意于画品，一时画家辈兴，或为皇室供奉，点缀承平；或托身于工匠，粉饰金石。汉代设有考工室，岁费巨万，其中工匠之多，概可想见。故当时舆服器物，多有图绘，可谓极一时之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入朝，图画其人于麒麟阁。王充《论衡》至谓宣帝之时，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云。《汉书赞》亦云：“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能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自是以后，凡有歌功颂德及其他一切关于纪念之事，一资于画，其用实侔于文字。始于贵族，次于平民，争相采用，以为时尚。但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亦间有借图画肆其淫佚之行者。如“广川王海阳十五年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ZW(]《前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广川惠王传》。[ZW)]。此种绘画，未之前见，实即后世春画之先声也。元帝好色，宫人既多，尝令画工图之，欲有幸者，辄按图召之。故其宫廷中，置尚方画工，从事图画，是盖因武帝黄门附设画工之制，而更专其官，此举实为后世设立画院之滥觞。当时以画名家者颇不乏人，如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其最著者也。沿及衰、平，政治混乱，文武二事，俱不足述，新莽篡立，人情未安，祸乱日亟，生灵涂炭，美术黜焉。

光武即位，是为东汉，以尝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ZW(]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纪》。[ZW)]故其于文艺，颇知注重，又见乱世之后，思利用儒学作为思想统治之工具，故尤崇奖节义，以励士风。宫中常列古代圣帝贤后等像，以资观感。其子明帝尝与马后观览宫中画室，帝指娥皇、女英图而戏谓后曰：“恨不得如此之妃！”进而见陶唐像，后指尧谓帝曰：“群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顾而笑。[ZW(]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后纪·马皇后纪》。[ZW)]举此一例，可见其余。

明帝之立，崇尚儒术，其于画学，亦隐喻儒教之旨。创鸿都学以收纳奇伎之士，别开画室，诏班固、贾逵等博洽之士，选诸经史故事，命尚方画工画之。其提倡绘画，可谓尽力而施，后世播为美谈，亦即礼教画极盛之时代也。有一事最足述者，则佛教画之传入是也。夫佛教之输入，究在何时，其说不一，如袁枚之徒，竟远溯于周秦时代，然所根据典籍，不尽可信，故其说亦难于成立。要之，佛教之入中国也，在东汉初时，其传入之方向，或谓东南从海，或谓西北从陆，亦难明辨。当汉哀帝光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时大月氏已盛于中亚，崇奉佛教，秦氏从受经，不得谓无因。后汉明帝尝梦金人以为佛，遣蔡愔等求佛经于天竺。偕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乃为释迦之像，明帝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又或谓愔等自大月氏齎归白氎画佛、雕像、经典，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即所谓白马寺者。于其中壁，作千乘万骑群众绕塔图。而天竺僧随中国使者同来之摄摩腾、竺法兰，亦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于保福院。是佛教传入西北从陆之说，有足据者。顾汉明帝求法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梁启超于《佛教之初输入》一文，谓为根本不能成立，图像当属附会。拓自成都佛寺古殿画壁之《授经图》，人物十有一，即绘摄摩腾、竺法兰入汉献经像图，相传为汉魏间笔，而苏魏公谓观其衣冠服用，一若后魏、周、隋制度，疑彼时画工创意所造。有谓佛教传入，不自西北，而从东南者。自汉武帝刻意扩充海外交通事业，已与印度相通。《汉书·地理志》即载自日南航海所通诸国，虽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黄支国，或云即印度之建志补罗（Kanchipura 名见《大唐西域记》）。后汉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楚王英奉送缣帛赎愆，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赠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ZW(]范晔：《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ZW)]可知佛教在永平间已布行于楚。又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ZW(]范晔：《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ZW)]融当为吴人，其信奉佛教如此，则佛教传入东南从海之说，有足据者。二说各执一词，顾以画史证之，则后说似较前者可信。盖汉代能画之士，见诸载记者，不下十余人，皆京、洛间产，未有以画佛名者，是佛画初入，尚不为我国画士所习，即习焉而不甚贵之也。故汉代佛教画可谓绝无，即有之亦必与黄老之道教画混合，佛之真身，惟有形于梦幻而已。[ZW(]参看郑午昌：《中国壁画研究》，《东方杂志》卷二七第1号。[ZW)]

[BT3]一 画迹

汉代画学之发达，已如上述，原画所以终汉世而称盛者，则由于社会经济之发展，君主之提倡，而美术家又趁机自进。武、宣之世，有秘阁、金马、石渠之署，以藏图书；明帝又建鸿都学，收天下奇技之人物，当时美术之盛，可以想见。又后汉灵帝时蔡邕尝上疏议政，中有云“书画辞赋，才之少者（中略），非以教化取士之本……”[ZW(]范晔：《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ZW)]观此则知汉帝之视书画与辞赋并重，且又以为选择人才之标准。欧阳修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者之强。”强者多得，信斯言也，则以帝皇之力，留意于翰墨之事，其收罗之富，必有令吾人咋舌者。欲考汉画，须先将各种载记之有关者，表而出之，令读者先有一明确之观念，然后作进一步之探讨，庶无紊乱之患。

（一） 汉代之画，包括甚广，兹按其用途及目的而分别述之，但限于文献材料而已。

（甲） 有关礼制者：

蔡质《汉官典职》：“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壁，紫素界之，画古烈士。”

《后汉书·郊祀志》：“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之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

《后汉书·舆服志》：“龙旗九斿七仞齐轸，鸟旟七斿五仞齐较，熊旗六斿齐肩，龟旐四斿四仞齐首，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郑玄云：“交龙为旗，诸侯所建；鸟隼为旟，州里所建；熊虎为旗，师都所建；龟蛇为旐，县鄙所建。”《觐礼》曰：“侯氏龙旆弧韣，则旌旗之属皆有弧也。弧以张縿之幅，有衣谓之韣，又为设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盖画之。”）

“天子五路，建太常十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乘舆、安车、立车，櫨文画辀，羽盖华蚤，建大旗十有二，画日月升龙。太皇太后、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帷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云櫨文画辀。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大贵人加节画辀。皇太子、皇子、皆安车，黑櫨文画轓文辀”（徐广曰：“旗旗九斿画降龙。”）

“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汉四年，令诸侯王大国，朱轮，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国朱轮，画特熊居前，寝麋居左右。”）

“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前后云气，画帷裳櫨文，画曲轓。诸侯王法驾，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所假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櫨文画辀，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軨。”（薛综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画左仓龙，右白虎，系轴头，二千石亦然，但无画耳。”）

“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櫨文画辀，轓吉阳筩，朱班轮，鹿文飞軨，旂旗九斿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轮，鹿文飞軨，九斿降龙。卿，朱两轮，五斿降龙。”（以上各条节引）。

《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

（乙） 有关教化者：

《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历代名画记》：“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宫，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

《玉海》：“成都学，有周公礼殿，云汉献帝时立，前汉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张收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间。”

（丙） 其关于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者：

《汉书·天文志》：“凡天文之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宿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里，皆有州图官宫物类之象。”

《汉书·楚元王传》：“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间，指图陈状。”

《汉书·艺文志》“凡兵书五十三家，图四十三卷。”

《汉书·郊祀志》：“上（文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

《后汉书·王景传》：“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

《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中元六年冬，东平宪王苍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许之。苍既至，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

（丁） 有以为装饰者：

《汉书·成帝纪》：“汉元帝在太子宫，成帝生甲观画堂。”（颜师古注：“画堂，谓画饰也。”）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

（戊） 有用以慑敌者：

《后汉书·南蛮传》：“时郡守都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惮焉。”

（己）有用以纪功颂德者：

《汉书·苏武传》：“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永平中，显宗追思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汉书·赵充国传》：“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汉书·金日磾传》：“金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向之涕泣，然后乃去。”

《后汉书·胡广传》：“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省内，昭议郎蔡邕为颂。”

《后汉书·方术传》：“晨（邓晨）于都宫为杨（许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后汉书·南蛮传》：“安帝时，蜀郡夷叛，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杨竦破击之。竦厚加慰纳，余种皆降。论功未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

（庚）有用以表行者：

《后汉书·蔡邕传》：“邕死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闻之，皆画像而颂之。”

《后汉书·文苑传》：“高彪迁内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都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

《后汉书·阳球传》：“乐松江览为鸿都文学，诏敕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图像立赞，以劝学者。”

《后汉书·陈纪传》：“纪字元方，实之子也。遭父忧，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

《后汉书·列女传》：“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堕湍水死，后六日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之，为雄立碑，图像其形焉。”

《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后汉书·独行传》：“公孙述欲以李业为博士，持毒酒劫令起。业饮毒死。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记载其高节，图画形像。”

《后汉书·列女传》：“皇甫规妻为董卓所酷，不屈骂卓，死卓车下，后人图画，号为‘礼宗’。”（以上六条皆撮引原文）。

是以图像一事，在后汉尤为盛行，凡有功德、文学及“节义”之足“表扬”者，往往为之图像，或系以赞词。

（辛）有用祛邪者；

《汉旧仪》：“《山海经》称东海之中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东北门百鬼所出入地。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是郁垒，主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以食虎。黄帝乃立二桃人于门户，画神茶、郁垒与虎苇茭索以御鬼。”

古代祛邪多用面目狰狞可怖之怪物，使邪鬼乃有可惧，如周代之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是矣。所以汉人于桃人之外，又画神荼、郁垒以壮声威焉。应劭《风俗通》亦有同样之记载。

《拾遗记》：“尧时有只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精。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羽毛肉翮而飞，能博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岁人日图画为鸡于牖上，盖重精之遗像也。”

此其用意实与桃人相类，古有此风，汉人斟酌采用，由刻木铸金而变为图画矣。

（壬）有用以奉祀者：

《汉书·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此条节引）

《后汉书·西域传》：“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节引）

《魏志·仓慈传》注：“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

（癸）有用以借鉴者：

《汉书·霍光传》：“上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

《汉书·杨恽传》：“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

《后汉书·后纪》“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左右以自监戒。”

《后汉书·郡国志》注：“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

《后汉书·外戚传》：“班倢伃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

综上以观，则知汉画之礼教化及宗教化，与周代初无二致，而当时之民情风俗亦无不反映而出。汉代儒家之盛，益跃跃然现于纸上矣。第有一事须注意者，则上述之画迹多附属于建筑物之上，或且为舆服之饰，自不与金石同其寿命，其湮灭于今日，亦意中事耳。汉代本有纸画绢画，其量数亦料视上述诸款为多，然卒令吾人引为憾事者，则不得不归咎于一二穷兵黩武之元凶巨憝也。[HTF]

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惠怀之乱，京华荡复，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元帝辇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周师入郢，咸自焚之。[ZW(]见《隋书·经籍志》。[ZW)][HT]

又加以五胡之摧残，如刘曜之于晋，侯景之于梁，此尤斑斑可考之事。至于私家庋藏之聚散，更有所不忍言。[ZW(]参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书之兴废条》。[ZW)]则汉画之消沉，其咎实由于战祸，至再至三，而先贤呕心沥血之成绩，破坏无余。故至唐武后时，六朝之画，已多出于摹写。[HTF]

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摹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ZW(]参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ZW)][HT]

今伦敦博物馆所藏顾恺之《女史箴图》，推为现存中国画之最古者，然论者多以为唐代模写之作。则欲求汉代之画笔，惟有赖于考古发掘耳。

我国数十年来考古之学极发达，而以解放后为最；往往有新发现为前人所未曾梦见者。如汉居延笔及汉笔画三种，斯诚惊人之发现矣。关于汉居延笔，将于下文述之，而三种汉画，近人贺昌群亦有文为之介绍。[ZW(]贺昌群：《三种汉画之发现》，《文学季刊》创刊号。 [ZW)]特节录之，以供同好。

第一种为洛阳出土之墓砖，上绘男女人物及动物之像。砖为1925年发现于洛阳汉墓中，入于巴黎中国古董商卢木斋之手，卢氏复经伯希和之婉劝，让与Denman W．Ross，后存该博物馆。砖共五件，其中两件为长方形，均广2．4厘米，高19．60厘米，为作墓门之用，其余三件，则在墓门之上，作门拱用者，均为三角形，（大小为75×55厘米）一如墓中砖片厚而多孔。砖之两面皆有画，其贴于白垩之一面，笔痕已模糊，正面则清晰可辨。

三角形砖之画为描写一虎一熊之斗争，二者各作相扑之状，其人物多执短矛或鞭，大约为驱策此猛兽者。长方形之砖两件，上绘或立或行之人物，画旨不甚明了，大抵与墓中主人翁有关系之人，前立者多为男性，衣长衣，作谈话之状，其他或作行走，或作调笑他人之状（图版十四）。此砖反面所绘，除一人似卖珠宝者外，皆为女性，有二妇饰有颈炼，其他或作游戏，或作舞蹈之姿。

各砖上人物都以黑线描画，而于画底衣着之显明处，则施彩色，有鲜红、淡青、薄紫诸色，大多已剥落。笔致极流利准确，绝无滞涩、添改、修润之迹。其人物头面，似皆随意点缀而成，但姿态情致，活泼有生气，而女子衣袖之标举，栩栩如仙。

画之年代无从确知，但以其合葬之物及画风观之，自为东汉之物，大约或在明帝年间也。

第二种是1925年东京帝大学文学部在今朝鲜平壤大同江郡（汉乐浪故郡）发掘后汉五官掾王盱墓所得。墓中有饮食用具如漆制杯、盘、壶及瓦瓮等，有化粧及服饰品如剑、镜、耳珰、钗、栉等，此画乃在一漆盘之上（图版十五），盘径一尺六寸八分，高八分。其形体汉代石刻画多见之。此盘周边有缘如盆形，盘内施朱漆，盘外黑漆，缘边黑漆地两施朱漆线，作几何菱形纹。盘内近缘边处之一小部分，分画神仙像，更于其斜对角配以龙虎之画像。神仙像为黑、黄、朱、绿各色绘成，二仙立于岩上，岩石右下有一麒麟奔驰，正面仙人端坐于树下，其右侧一大树，树叶葱茏，恰如大盖，荫蔽仙人之上，仙人姿态酷似武氏各祠刻画像及汉镜花纹中者，又正面仙人发髻之左右有鬘下垂，大约为西王母之像。其侧立一仙人，当为侍女，所绘衣裳、岩石、树叶等情致婉曲，自与汉代石刻笔及镜纹之趣迥异。龙虎之描写，亦颇雅丽。盘之内底中央有未书铭文一行云：“永平十二年蜀西工綊紵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

墓中又发现一贴玳瑁之小匣，已破损，但贴于匣身各面之玳瑁则皆残存，匣上之漆未尽脱，尚存原形。匣之大，盖高三寸三分平方，身高三寸一分平方，如盖与底互相笼合，全高共约一寸五分。内部髹以朱漆，分为三部作丁字形。匣之外面，除底部外，皆贴玳瑁，底涂黑漆。盖为四合形，盖顶嵌二寸六分平方之玳瑁薄片，其上有人物画，画为黑漆细线，丽致而雄健，非石刻画可比，此人物画之题材，苦难解释。中央有叶状纹四枚，常见于汉镜之纹样，四叶状纹之尖端，有着长帽裘衣人物各四，鼻甚高，论者谓之胡人。汉代有四裔乐，不知此画之题材是否即此？画之上段左边坐二人与右边坐二妇人，为观胡人舞蹈之图。下段中央，踞坐，头倾斜，两手上举之男子，大概亦为一种舞蹈姿势。左旁之二女子，右旁之二男子，亦为观舞之图。

第三种为1931年在大连至旅顺间营城子东之牧城驿小车站地名沙冈屯之一汉墓中发现。此外掘得多种明器，皆属动物之物。此画在墓中正室之左右两壁，所绘为人物及动物之像。室内底壁有壁画一大幅，大抵为墓中主人公之供养图。图之左上作卷云形，云端现羽翼仙人，对方有单翼鸟翱翔而下。其前立一衣冠之白发人，其右下绘供养跪拜图，此为该画面之第二段。上段戴三山冠佩剑之人物，后有一小侍者。下段绘拜伏、跪拜、立拜三人。伏拜者之前，置几案，上陈食事，其器为铜，圆形，前后有羽觞二三具，要为供奉死者之酒食。立拜者之后，绘案件四张，当亦系供物。又图之右方绘羽翅龙形之动物，只现半身。画中诸人，除侍童外皆有须髯，与洛阳墓砖所绘人物相同（图版十六）。

其次为墓穴，南方过道内，拱壁绘图形无头面两方伸张之怪物，左右有执旗人物各一，均有髯云。

此画全体用墨绘，惟人物之唇、耳、颈、及动物之斑点，则施朱色。画法虽疏简，而风格与前二种同，其年代谅相距不远也。

是知天壤中不少瑰奇罕见之物，如汉之笔画乃其一也。地不爱宝，来者无穷，安知其继续有发现耶？是在吾人之努力而已！

诚然，近年来发现之汉墓壁画有比营城子古墓壁画为胜者。例如1944年秋在辽阳棒台子屯发现之古墓壁画，壁画面积较广，色调比较多彩（都有墨廓五彩），内容亦较丰富（有门卒、饮食、出行、宅第、庖厨各图）。有一壁表现一个主题内容，有几壁连画一个内容，亦有一壁上下分写两个主题内容者。在画法上已能意在笔先，挥洒自如，兼备后世水墨写意、先设色然后勾勒、设色而不加绘轮廓之没骨与白描等四种方法。用墨有浓有淡，线条有粗有细；刚劲柔婉之情致，亦都不同。显见创作时是针对不同之描写对象而选择一种最适宜之方法。至于色彩之使用，有平涂，有作适度之浓淡渲染，更有暗面外廓内画一度淡线表示反影，都已稳握色彩学上“对比”与“调和”之原则。其色彩变化复杂，形象生动逼真，使人有精炼豪健之感觉。[ZW(]详见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ZW)]

其次，1952年春发现之河北省望都汉墓，四壁都有壁画。内容有人物、鸟兽，是用墨描绘轮廓，再以朱、青、黄三色加彩。因使用矿物质颜料，至今日仍然鲜明。线条简练，描写逼真。壁画上之题字亦极有笔力，实为东汉之代表作品之一。[ZW(]详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望都汉墓壁画》。[ZW)]

尚有山东梁山汉墓壁画，亦笔法简练有力。设色与辽阳、望都汉墓壁画大同小异。亦用朱、黑、绿、黄四种矿物质颜料绘成，鲜明耐久。同是汉代壁画之优秀作品。[ZW(]详见关天相、冀刚合著《梁山汉墓》一文及章毅然《谈梁山汉墓壁画的摹绘》，均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五期。[ZW)]

汉代通西域之结果，促成文化交流，遂使遐方边地，亦多有汉画之发现。清代纪昀曾远至新疆，记述汉代壁画云：[HTF]

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模糊都尽。惜出师时无画手橐笔摹留一纸也。[HT]

汉代壁画之传至今日，其价值可想，不幸复归湮没，斯诚我国艺术界之巨大损失，倘无纪氏笔之于书，吾人至今犹不知此段事迹也。纪昀又曰：[HTF]

余尝惜西域汉画毁于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笔迹何以能在。从侄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风雨所不能及，苔藓所不生，则历久能存。易州、满城接壤处有村曰神星，大河北来，复折而东南，有两峰对峙河南北，相传为落星所结，故以名村。其峰上哆下敛，如云朵之出地，险峻无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又至山腰，多有旧人题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则洞中汉画之存于今，不为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记也。易州、满城皆近地，当访其土人问之。[ZW(]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三。[ZW)][HT]

新疆伊犁之昭苏、霍城一带，有许多古代石刻之遗存，其造型及风格与汉代石刻相似，亦可为一佐证也。

[BT3]二 画家

以上所举画迹既如是之繁赜，则作者必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矣。不知此事竟有出吾人意料之外者。上述画迹之作者类多失名，而列名于画史者，其作品又复不传于世。古人视绘画为小道，目画家为工匠，作成之后，往往不署名其上，故欲从作品以求画家，殆不可能，今惟有于典籍求之耳。

毛延寿：杜陵人，画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元帝时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图案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同日弃市。[ZW(]《西京杂记》。[ZW)]

陈敞、刘白、龚宽：陈敞安陵人，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刘白新丰人，工为牛马飞鸟。龚宽亦然。[ZW(]《西京杂记》。[ZW)]

阳望、樊育：阳望下林人，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ZW(]《西京杂记》。[ZW)]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少善属文，通五经，贯六艺，征拜郎中，迁侍中，出为河间相。相传建州蒲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出：“此兽畏人画，故不出也，可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ZW(]参看范晔《后汉书·张衡传》及杨孚《异物志》。[ZW)]此虽附会之谈，但张衡有巧思，精艺事，故人以此归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为一代大文豪，人知其善书，而鲜知其工画。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代。灵帝时诏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邕书画及赞皆擅名于代，时称三美。[ZW(]刘珍等：《东观汉纪》卷二一《蔡邕传》及《历代名画记》。[ZW)]

郑玄、阮谌：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博通六艺，称为纯儒。《隋书·经籍志》载有《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经，有才艺，拜为太常。年九十余，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ZW(]范晔：《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ZW)]

刘褒：汉桓帝时人，官至蜀郡太守。尝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是又于人物画外别辟一格矣。[ZW(]参看《历代名画记》。[ZW)]

刘旦、杨鲁：刘旦、杨鲁并光和中画手，待诏尚方，画于鸿都学。[ZW(]参看《历代名画记》。[ZW)]

杨孚：字孝元，章帝朝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和帝时，南海属交趾部刺史，夏则巡行所部，冬则还天府表奏，举刺不法。其后竞事珍献，孚乃枚举物性灵悟，指为异品，或为韵语，使士民识之，遂著《南裔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载其目。梁皇太子谢敕赍广州瓯等启云：“方物罕逢，不谢议郎之画。”以广州土物而用广州故事，议郎必孝元也。盖萧梁时，《南裔异物志》尚存，书中必有插图如《山海经》之类。其意亦以枚举物性，使士民遍识，有非图画不明者耳。[ZW(]参看《隋书·经籍志》、《艺文类聚》卷七三、《太平御览》卷七五九、《广州人物志》。[ZW)]

诸葛亮：善画，尝为南夷作图，先画天地日月君臣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远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齎金宝诣之。以赐夷，夷甚重之。[ZW(]参引《蜀志·诸葛亮传》及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ZW)]

诸葛瞻：亮之子也。工书画，为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

李意其：蜀人也。先主欲伐吴，问其意，求纸笔画作兵马器仗数十级，又画一大人，掘地埋之。[ZW(]见葛洪《神仙传》。[ZW)]

以上所举诸人，见诸记载者，大致如是，其偶有遗漏，亦必民间画家，有创作而不居其名者也。然以上诸人大半为缙绅阶级，故得名亦独盛。后世文人画之风，实肇端于此，此亦何足怪！汉代画界最留意典章文物，欲熟悉之，又非求诸经史典籍不可。当时经术之盛，横扫千秋，三家村中，不少博闻洽识之士；即画家之中亦必不乏通才。故往往以丹青为生涯者，不久即掇高科以去，而转入缙绅阶级。终汉一代之画学，惟以士大夫独擅胜场也。“是以古人之画与儒术相辅，所绘之图，咸视其肖物与否，以定工拙，古画之工拙视乎学，今画之工拙视乎才。”[ZW(]引自刘师培：《古今画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26期。[ZW)]顾炎武云：“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自实体难工，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ZW(]顾炎武：《日知录》。[ZW)]其论颇为精碻，吾人于此，可窥古今画学嬗变之迹矣。

[BT3]三 画论

先秦时代，绘术萌芽，注重实用，转相沿仿，习以成风。大抵求与学术相发明，而不重审美，故罕用其批评焉。我国典籍，载之亦少。惟当时所尚，乃在实物画，盖以其取材，除人物外画日常见惯之物，形之肖否，人所共知，不似宋元之趋重白描，流连光景，默运神思也。故韩非曰：“狗马最难，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古人对于画之形似虽斤斤计较，然亦贵独抒己见，别开生面。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而开后世无限之法门也。汉代刘安曰：“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高诱注：谨悉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大貌。）亦对于当时之拘泥形似者痛下针砭也。汉代之人，多迷信神权，故图画鬼神之像，以为供奉或压胜之物，故从事者实繁有徒，亦以牛鬼蛇神，易动人目。故张衡曰：“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传不穷也。”此虽暗袭古人之语，然当时画风可见一斑。画家取材于动物，除犬马之外，实以龙虎为最多。[HTF]

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ZW(]范晔：《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ZW)]

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画龙不成反为狗者也。”[ZW(]范晔：《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孔僖传》。[ZW)][HT]

其实当时画家取材于自然界中，殊不止此，他如凤凰、蟾蜍诸物，往往而是。汉代画家，既无一定之尊，又无规律以为范，至谢赫出，然后始有六法，而绘术批评于是大盛。汉人所讨论者，亦不外如上之寥寥数语，且又非专为画学立论者也，但时代限人，得此亦差强人意。本史家有闻必录，不厌求详之旨，故不惮其烦而记之。

[LM]

[BT2]附录 文具杂考

普通所谓文具，乃笔、墨、纸、砚之类，亦艺林中不可或缺之具也。书画二事，述之详矣，至于此推进二者成功之工具，似不宜置之度外，倘秦汉之世，文具未尝发明，则整个文化之发展，必受阻碍，遑论其一小部分之美术耶？故今于论述美术之便而一考之，以汉代为断限。庶吾人于秦汉美术得一轮廓印象以后，对促成美术发达的重要条件之一如纸笔等物之发明，亦有所了解。

[BT3]一 笔考

笔之来源甚古，自有书契，即便有之。《尔雅》曰：“不律谓之笔。”《曲礼》：“史载笔。”《诗》云：“贻我彤管。”孔子因获麟而绝笔。《庄子》云：“画者舐笔和墨。”则知其由来远矣。古笔多以竹，如今木工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谓之笔。我以为木竹及毛皆有用以制笔，各从其便，东南多竹则以竹，西北少竹则以木，笔制以竹或木而不用毛，自是较初期之作品，盖披沙画壁，自优为之，即未有墨之前，亦可应用。其后逐渐改进，有用木或竹为管，束鸟兽之毛为其锋，醮以朱、墨，即可书写。根据发现，最迟至殷代已应用毛笔。1932年第七次发掘殷墟，发现有一陶片上面有一墨书“祀”字，锋芒毕露，知殷代必已有毛笔。[ZW(]参考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中国艺术论丛》，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ZW)]又1936年郭宝均、石璋如等作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在小屯村北，除发现有用朱笔书写之陶皿外，还发现大批甲骨，其上卜辞是用朱笔先写后刻。可见殷代确已有书写之颜料及毛笔。[ZW(]详见胡厚宣：《殷墟发掘》，第100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ZW)]

1954年6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沙左家公山发现战国木椁墓。其中遗物有一支真正之毛笔。毛笔在竹筐内，全身套在一支小竹管里，杆长十八点五公分，径零点四公分，毛长二点五公分。据老笔工观察，认为此笔是用上好兔箭毛做成，其制法与现在略有不同，不是将笔毛插在笔杆内，而是将笔毛围在杆端，以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以防腐蚀。与笔同在一处者有铜削、竹片及小竹筒各一。疑为当时写字之全套工具。铜削用以刮竹片，以利上墨，而小竹筒或为盛墨之器也。[ZW(]详见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45年第12期。[ZW)]此支笔之发现，对我国工艺史及美术史之研究有极大之贡献。

史载，秦始皇灭六国，令大将蒙恬、太子扶苏筑长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笔，令判案也。因此，后人有以为蒙恬发明毛笔。现在吾人根据实物完全可以证明此说之无稽，古人已有不少怀疑，其明达者且否定此说。“王睿云，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传蒙恬制，非也。”[ZW(]李石：《续博物志》卷一○。[ZW)]晋崔豹则指蒙恬所造仅为秦笔：“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传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豪，非兔毫竹管也。’”[ZW(]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第八。[ZW)]或谓蒙恬笔，以狐狸毛为心、兔毛为副。[ZW(]见张华：《博物志》。[ZW)]

无论如何，吾人可以确定：第一，笔非秦蒙恬创造。早在有文字创立时即已有之。第二，蒙恬可能曾经制造毛笔，不过，制笔技术并非他个人独擅，由于他是统治阶级分子，采用材料或特别贵重。第三，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替他们服务，惯于掠夺人民之劳动创作成果。例如秦筝，亦谓蒙恬所造，也是因秦朝蒙恬是为统治者服务，比较有名之人物，即以创制之美名加于其身。正如宋苏易简所说：“灭前代之美，故蒙恬独称于时。”[ZW(]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第2页。[ZW)]作为实物之秦笔，在考古发掘中，尚未有所发现。因秦承战国之遗制，笔之形状料与前述所发现之战国毛笔当无大差异也。

汉代之笔管多以竹为之。笔管皆圆形，虚其中以纳毫，宜于用竹。其地少竹者则以木代之。其毫则以鹿毛或兔毛为之。其制笔之法：“先以发梳梳兔毛及青羊毛，去其秽毛讫，各别用梳掌痛正，毫齐锋端，各作扁极，令匀调平好。用里羊青毛，毛毫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疑结字）之，以所整青羊毛中截里笔中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毫青外如作柱法，使心齐，亦使平均，痛颉，纳管中，宁心小，不宜大，此笔之要也。”[ZW(]韦诞（仲将）：《笔方》。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一，第11页；贾思勰：《齐民要术》均引之。[ZW)]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ZW(]参见《西京杂记》。[ZW)]其他官府人员所用者，其管皆赤，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宫工作。此其例也。犹有一事，颇可述也，则汉代之笔管，往往折而为二或四，可开可合，其纳笔头于管，固之以漆，束之以麻；当其敝也，敝其笔头，管固无恙也。故古人之于敝笔，易笔头而不易管，如今之钢笔焉。笔之长短，载籍罕有述之者。扬雄答刘歆书论《方言》云：“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此言三寸者也。王充《论衡·效力篇》云：“智能满胸之人，宜在王阙，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后自动。”此言一尺者也。汉之三寸，只当今尺二寸二分弱，颇不便于把持，意者扬雄采录方言，随时随地写之，故怀小笔及油素，为其便于取携，归而录之于椠，非常制也。王充所言一尺之笔，乃常人所用者。揆诸情理，颇得其真。不图近日竟有汉笔出现于世，此诚惊人之发现，可以一证上述之言矣。马衡先生有一文述之，兹援引其一小段以见梗概。[HTF]

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贝格曼君（F．Bergman）于蒙古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其地在索果淖尔之南，额济纳河西岸，当东经一百至一百一度，北纬四十一至四十二度之间。）发现汉代木简，其中杂有一笔，完好如故。今记其形制如下：

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而缠之以枲，涂之以漆，以固其笔头。其首则以锐顶之木冒之。如此，则四分之木上下相束而成一圆管。笔管长公尺〇．二〇九，冒首长〇．〇〇九，笔头（露于管外者）长〇．〇一四，通长〇．二三二。圆径：本，〇．〇〇六五；末，〇．〇〇五。冒首下端圆径与末同。管本缠枲两束：第一束（近笔头之处）宽〇·〇〇三，第二束宽〇．〇〇二。两束之间相距〇．〇〇二。笔管黄褐色，缠枲黄白色，漆作黑色，笔毫为墨所掩，作黑色，而其锋则呈白色，此实物之状态也。（图十七）

按索果淖尔即古之居延海，汉属张掖郡，后汉属张掖居延属国。额济纳河即古之羌谷水，亦即弱水。穆兜倍而近之地，据木简所记，在当时为甲渠侯，为居延都尉所属侯官之一。复就所存木简中之时代考之，大抵自宣帝以迄光武帝，若以最后之时代定之，此笔亦当为东汉初年之物，为西纪第一世纪，距今且千八百余年矣。羽毛竹木之质，历千八百年而不朽，非沙碛之地，盖不克保存也。今定其名曰汉居延笔。[ZW(]马衡：《记居延笔》，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ZW)][HT]

由上述之汉居延笔之形态观之，则知其形殊类于今制，特精粗之别，则时势限之耳。

文化工具，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宣人类之志。后汉蔡邕尝作《笔赋》以赞美之云：[HTF]

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冬季之狡兔。性情亟以摽捍，体遄迅以骋步。创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形调抟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ZW(]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二，《笔谱下》。[ZW)][HT]

吾人于此可了然于汉笔形状、制法之大概矣。

[BT3]二 墨考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2500到公元前2100年），已知利用墨色作为美术之装饰。1931年在济南附近龙山镇城子崖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黑色之陶器，“漆黑发光，薄与蛋壳相类”。黑色乃墨之本质。[ZW(]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第五一卷七号。[ZW)]又殷墟发现之甲骨文乃先用墨写，然后刻者。[ZW(]胡厚宣：《殷墟发掘》，第100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ZW)]《周书》有涅墨之刑，《庄子》有“舐笔和墨”之语，可见墨之应用久矣。古墨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魏晋以后无闻，独尚松烟。汉扶风隃糜、终南山之松，原料极佳。《汉书》云：“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糜大墨一枝，小墨一枝。”[ZW(]应劭：《汉官仪》卷上，第16页，中华书局聚珍版。[ZW)]相传汉代有田真者善制墨云。墨形多丸状：“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ZW(]陆友：《墨史》卷下，杂纪注引《东宫故事》。[ZW)]魏韦仲将（即韦诞）善书，并优制墨。所谓“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其墨方传于世，今叙录之，其必与汉代墨工之法相差不远也。[HTF]

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干捣，以细绢筛于缸中，筛去草芥，此物至轻，不宜露筛，虑飞散也。烟一斤以上，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皮即江南石檀木皮，入水绿色，又解胶，并盆墨色。可下去黄鸡子五百枚，亦以珍珠一两，麝香一两，皆分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多亦善，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臭败，寒则难干。每挺重不过三两。[ZW(]转引贾思勰：《齐民要术》。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墨谱》亦载此方。[ZW)][HT]

以吾观之，韦诞之方，只有贵族中人，始适用之，制墨而用珍珠麝香，平民岂能供之？然吾人由此窥见汉代制墨之一斑，则不无可录者也。纪墨之最备者，应推陶涉园所编之《涉园墨萃》（十四册，武进陶氏刊），读者可参看。

[BT3]三 纸考

上古无纸，用汗青者，以火炙竹汗出取青，易于作书，故简、策字皆从竹。西汉时多用木简。《汉书·司马相如传》：“相如著《子虚》之赋，上读而善之。乃召问相如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注：札，木简之薄小者也。时未用纸，故给札以书）是其证也。但缯嫌贵，竹嫌重，木嫌大，皆不便于人，于是社会需要一种较为轻便而价廉之物以供书写之用。群众乃发挥集体智力，经多次之试验，终于发明一种代替缣帛与竹木简之纸。东汉永元十二年（100）许慎写成之《说文解字》，已收有纸之一字：“纸，絮一笘也。”可见当时已有纸之出现。其制造方法，据段玉裁进一步之解释，则谓：“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笘荐而成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亦有致密竹帘荐之是也。”[ZW(]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一三篇上。[ZW)]按笘乃漂絮箦。当在水中漂絮时，絮放在荐（箦）上，用棒打击，就可能在箦上留下丝棉薄片，干燥后成为棉纸，可供书写。[ZW(]参看袁翰青：《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出版社。[ZW)]但纸质薄而面积小。因此在西汉时代有“赫蹏书”之称，赫蹄者即薄小纸。[ZW(]《前汉书》卷九七下，《外戚列传·孝成赵皇后传》。[ZW)]

前汉之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明用絮制成之纸后，不久又知用麻制纸，质地较韧。1933年黄文弼于新疆罗布淖尔汉朝烽燧亭遗址中，发现西汉纸一张。“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长约40毫米，宽约100毫米。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因同时在此地发现有黄龙元年（汉宣帝年号）之木简，而定此纸为西汉遗物。[ZW(]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68页。[ZW)]

至东汉时，纸之应用渐广，且以为献赠物品。史载和熹邓皇后（绥），于永元十四年（102年）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ZW(]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后记·和熹邓皇后纪》[ZW)]。可见当时纸墨并不是难得之品。

其后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方法，利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作纸。《东观汉纪》云：[HTF]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为中常侍，有才学，画忠重慎，每至休沐，辄闭关绝宾客，曝体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渔网作纸（案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穀纸，渔网名网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ZW(]班固、刘珍等：《东观汉记》卷二○。[ZW)][HT]

《后汉书》亦有大同小异之记载，谓“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ZW(]范晔：《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ZW)]。我认为元兴元年（105）蔡伦所上之纸，其质地自较以前之纸为佳，且能利用各种原料造出多样之纸，在手工制造业上有极大之改进。不过，据我个人推断，此种新制之纸，可能出于尚方工匠合作之结果。蔡伦身为尚方令，特总其成而已。史载：“永元九年兼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而蔡伦固非各种器械制作之专家，尚方制作之精，实出于工匠之手，而蔡伦不过监工得力而已，蔡伦所献之纸可能出自尚方工匠之手，“伦乃造意”，疑亦向工匠提出几点意见，以资改进而已。《湘州记》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亦后人附会之谈。总之，蔡伦是造纸术之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殆为定论。

同时有东莱人，名左伯，字子邑者，甚能作纸，擅名一时云。[ZW(]张怀瓘：《书断》。[ZW)]

[BT3]四 砚考

文房用品，若纸、笔、墨见于古籍者甚多，惟罕见有砚之记载。上古无砚之名，古人百事简易，及研墨不必在砚上，但可砚处，即为之耳。故独称为研，不谓之砚。传说黄帝得玉一纽，诏为墨海焉，其上刻篆文曰：“武鸿氏之研。”[ZW(]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砚谱》；唐询：《砚录》；余淡心：《砚林》（《昭代丛书》之一）。[ZW)]太公金匮之砚铭，[ZW(]苏易简《砚谱》载：“太公金匮砚之书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得无污白。”余淡心《砚林》亦有大同小异之记载，显见互相传袭之迹。[ZW)]伍缉之《从征记》云：“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ZW(]转引苏易简《砚谱》。唐询《砚录》及余淡心《砚林》均有转引。[ZW)]均后人附会之说，不足信也。至汉而文献足征。《汉书·张安世传》：“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ZW(]《前汉书》卷五九《张汤传》（附《安世传》）。[ZW)]盖有笔墨不能无砚，砚之为物至汉代已通用矣。1952年发现之望都汉墓壁画中有墨丸砚台，可以参证。天子之砚，以玉为之，取其不冰，士大夫以至于庶人有用铁砚者，有用瓦砚者，不一而足，各从其便。

李尤曰：“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附笔，以流以申。”则以上四品，必相助而著其功效，而在艺术界上占有相当之重要位置也。但今之所述，只明其源而未畅其流，读者犹以为未餍所闻者，则自有专书在，可供读者之参考。而本文全以秦汉美术为断限者，恕未能多予论述。

[JY][HT8.K]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7月初版，1957年12月重印第1版（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