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8.《华文中宋》汉赋研究
[BT2]一 原赋
今欲论赋，应先确定赋之界说，否则理论无所附丽，而探讨之功为虚费矣。赋之成立绝早；古今学者诠释之亦复不少。虽时有先后，义别精粗，然皆有意立言，岂无中肯之说？今姑引古人之成语，为我辈之南针，时加疏证，以相发明，吾人平情而讨论之，将必有见也。又前人下笔之时，各有其特别着眼之点，亦即其精神独到之处，而持论究有所偏，故读者参稽，尤贵会通也。兹先就赋之一词言之。
《诗·周南·关雎》序曰：“诗有六义，二曰赋。”郑玄释之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则知赋之古义，实含有政治气味，而臣氏所以谏君之工具，言之有物，初非苟作。
召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箴，瞍赋。”（《国语》）
三代置讽谏之官，而瞍者乃能执赋艺以求售，则当时君主之平民化概可想见。然古之赋非犹今之赋也，古代文字未兴之际，以口耳传事，久即遗忘，乃作韵语以便朗吟，记忆。故谓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古代事迹，日久无不消灭，而文艺之事，尤易沦亡；盖十口相承，有时中斩。他勿具论，即瞍者所赋为何物，现已无从考知。然就其嬗化之迹而推之，犹可悬忖一二。盖不过以齐东野人之语，编为人耳铿锵之文，乃古谣之一种而佹诗之雏形，通俗言之，又与今之弹词相类，而其义主讽喻，则亦不同，然究为俚歌，与诗之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惜其制作，已不可见，否则与盲诗人荷马（Homer）之作把臂入林；亦未可知。六艺之中，惟诗教最宽；瞍者所赋者其名虽别于诗，但诗为主流而赋为余波，则未尝不可也。善乎章学诚之言曰：“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违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知其统要也。”赋之草创，实包含于诗体之中，及其蜕化程中，其流渐大其用日广，为缙绅先生所乐道，其形式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矣。关于其源流体质前人言之者多矣，兹择录之。
《汉书·艺文志》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列为大夫也。”
春秋之世，列国大夫，聘问邻国，出使专对，首在修辞，当揖让之时，以微言相感。所谓微言者，乃隐语，有类今之谜，委曲入微，发人深省，谈笑微中，可以解纷；盖已推讽谏之修能，衍为外交之工具。《毛诗》传著大夫九能，有赋无诗，明其同类，故不别举。《汉志》区赋为四种而诗不过一家，此又以小为大；刘勰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者也。赋为古诗之流，古今人皆无间言，今再陈其界说于下，以便参考。
挚虞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文章流别论》）
颜之推曰：“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颜氏家训》）
钟嵘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
陆机《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
魏文帝答卡兰教授曰：“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
刘熙云：“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也。”（《释名》）
刘勰亦曰：“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篇》）
李白曰：“臣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传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动天神。”（《大猎赋序》）
综上以观，则知赋为诗之变体，雅颂之亚也。盖长言咏叹之不足表其委曲之情，乃有赋体之并立。其能与诗划界者，则无取于比兴，而徒可讽诵者也。大抵诗重抒情，而赋主写景，诗变为赋，界在诗文之间，《楚辞》以赋之体，用比兴之法，又界诗与赋之间，故刘彦和曰：“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之敷张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都，大而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语本章学诚）故赋能为日后文章之大宗，凡称赋手者，大可虎视文林也。观人文才，莫善于赋。《三国典略》曰：“齐魏收以温子昇，邢邵不作赋，乃云：‘公须作赋，始成大才，惟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观此，可知赋流之广矣。
吾人既略知赋之源流及体制，则不可不进求其与骚之关系，盖二者皆同为研究汉赋之两大问题。昔人论赋，每拘泥题目，昧于沿革，尝以骚赋柝为二种文体，别生枝节，贻误后生，是不可不辨也。盖骚为《楚辞》之一部分，骚即赋，赋即骚，实一而二，二而一者。汉代文人之论《楚辞》者，皆目为赋，未有统名为骚者，试观
《汉书·扬雄传》曰：“赋莫深于《离骚》。”
《汉书·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
《汉书·艺文志》曰：“楚臣屈原离谗忧国，作赋以讽。”
扬雄《法言·吾子》篇云：“景差唐勒宋玉之赋。”
是则屈原及其徒之作，统名为赋。汉代亦有混而称之者曰辞赋。班氏《离骚》序曰：“……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盖辞与赋体，初无异致，例如渔父辞之类是矣。汉人之称屈原作品或直称《屈原赋》，或称《楚辞》。《汉书·朱买臣传》云：“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又“宣帝征能《楚辞》者，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尔时。”（《汉书·王褎传》）又王逸序《九思》曰：“读楚辞而悲愍屈原，故为之作解。”
自刘勰《文心雕龙》辨析文体，于《诠赋》篇外特立《辨骚》一篇，总论楚辞。任昉《文章缘起》析赋与《离骚》，反骚为三体。萧统复于《文选》赋目特立骚目，以统《楚辞》。其后文学批评家之操选政者如姚铉、吕祖谦、庄仲方、张金吾、苏天爵、薛熙等伦，不加深察，皈依前规，踵谬沿讹，有加靡己，遂致赋本一体而二三其名，编辑者固贪多务得，而诵读者亦无所适从。是皆未明体制，妄加品藻者也。又《离骚》本为《楚辞》之一篇，岂能以骚之一目尽括《楚辞》。且《离骚》本为赋之一名，截去离字，但称为骚，全失作者之初意，揆诸文理，大大不通；不待细考其义，已知其不可行也。
刘勰论文，目光如炬，《文心》一书，江河万古，岂犹见不及此，原刘氏之意，盖以《楚辞》为辞赋之宗，合而论之，无以表示注重之意，故特辟一篇，大畅厥词。偶尔任情，遂成口实！后人尤而效之，赘而过矣。黄季刚先生曰：“彦和论文，别骚于赋，盖欲以尊屈子，使《离骚》上继《诗经》，非谓骚赋有二。”（《文心雕龙·辨骚札记》）可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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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2]二 汉赋之繁兴及其存佚
赋盛于汉，犹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焦里堂曾推为一代之胜，良不谬也。汉代之诗及乐府，亦云周备，皆为当代文学之主流，然持较汉赋，在质量上终不免稍逊一筹。吾人不能不承认汉赋为承先启后，推到众流之惟一威权者。故研究汉代文学应以辞赋为代表。
学术发生之因必含前因与当时之因。马文氏（Marvin）谓“任何时代之哲学，皆为全部之文明，与其时流动之文明之结果”（《欧洲哲学史》自序）其言虽小，而可喻大，即文学一门，亦当作如是观。夫学术发生，非从天降，除其最重要之远因及近因之外，而时代环境之影响亦为不少之条件。吾人细心考察，自能知之。今本此说以求汉赋发达之原因，必大胜于扣槃灭烛之见也。赋萌芽于先秦而至汉为极轨，前已论及，兹不赘述。惟归纳其近因，分别论列之而已。
[BT4）[一）时代之需求
文学之性质有三件：一曰民族，二曰时代，三曰环境。民族性乃一种超越时间之抽象物，能永久存在，而不可以断代论，与本题无甚关系，则亦置之，而独论时代。文学者，时代之结晶品，我国因年久远之故，凡体制之或沿或革，思想之忽断忽续，其间潮流盛衰，悉因时代以升降，读刘勰《文心雕龙》之《时序》篇可以见矣。我国自屈原宋玉披荆斩棘为辞赋界开一新境，辞赋一体，确然大定。然嗣响者不过唐勒景差二三子，而又遍于楚人，且其作品皆为士式文学，其势力犹未普及全国。自秦灭学，逞志干戈，生灵涂炭，辞赋黜焉；且处专制政府淫威之下，一逆言意，刑戮逮身，其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抑郁而不申，欲发愤著书，则身将不保，欲厚颜贡谀，则意有未安。纵横之流，噤口结舌，雕龙之技，无所获施，辞赋一途，式微极矣。盛极必衰，剥极必复，自然之理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情势之语也。迨及汉世，文纲大开，而辞赋之事，如寒虫启蛰，风起云涌，初无待于积极奖励也。盖制胜强敌之余，四海承平之候，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抹月批风，怡乐天性，信乎文人之长技，故群雄角逐，干戈扰攘，谓之无文学可也，其时纵有绝大之文学天才，亦不能容之。救死惟恐不瞻，而表章无人也。故文齐斯德（Winchester）曰：“使莎士比亚后百二十五年降生，是否仍不失为英国伟大文豪，不能令人无疑。莎士比亚固有戏剧天才，倘当时剧场情状，如安娜后（Queen Anna）时代，恐莎士比亚未必成名；彼不从事于戏剧，又何从发挥其天才耶？”（《文学评论之原理》）可见一代时会仅适于一种天才，何容有所假借。倘于楚汉相争之顷，有司马相如、邹枚等数百辈，联臂比肩，投于汉高祖之麾下，亦必一一为巨捧逐出耳。似此初非过甚之辞，请引一历史事实以佐证。《汉书·叔孙通传》曰：[HTF]
通降汉王，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剸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HT]
则知高祖雄猜，不喜儒生，并不喜文人，以其不可资为利用也。故侮狎儒者之事，数见不鲜。如《史记·郦生传》：“……骑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又《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故虽即位之后，于文化方面少所建设，乃其性所不喜，非尽由于不暇。然汉代辞赋之盛，高祖亦有微劳，盖其一手统一天下，政治渐上轨道，俾人民得安居乐业，容心于文艺，虽暂无表章之机会，然含精蓄锐，静以待时，故一至武宣之世，遂奔腾澎湃而不可止矣。是则高祖虽无明令表扬文士而辞赋界已受益匪浅。又赋家本纵横之流，西京词人，自陆贾以降，大都袭战国之余习，学百家之杂言。然统一之朝，大抵以纵横之士为患，恐其乱国政也，乃裁抑之不遗余力。而纵横家不得不弃其宗尚，从事辞章，纵横复流入赋家，乃风会使之然也。
[BT4）[二）环境之促进
环境足以支配文学，人皆知之。国强则词壮，世衰则文靡。一国之思想潮流，政治情势，与夫民间风尚，作者无形中恒受其熏染。虽或超奇之辞人，发其神秘之玄思，遏抑时代思潮，亦未始与环境无关，盖或为其所受刺激之反动耳。汉代辞赋之盛，直可以经济为背景。汉自武宣以来，海内安谧，民生充裕。如《汉书·食货志》云：[HTF]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HT]
于是休养生息之余，人民复留意于身体及精神上之愉乐，以求满足其欲望。下流之人，则惟犬马声色是务，而上流之人，乃独求较高尚之愉乐，音乐图画，固良好之消遣品也，而彼等不喜之，盖以其和平娴雅，宜于被动而不适于主动，不足发舒其堂皇夸大之感情。不得不反求诸文艺，而文艺之中惟辞赋一道，可应其用。赋为贵族文学之一，以之表示矜夸淫逸之思想及物质如宫殿、苑囿、畋猎、声色……形形色色，胜任愉快。为之者既可以自娱，又可以干禄，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故文咏之士，攘臂执管，竞言辞赋，而此体之昌，极一时之盛。
[BT4）[三）君主之提倡
文章之衰盛，一视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由学，非吾人之好尚相符，乃利禄之途然也。故唐代以诗取士而诗光芒万丈，亘古常新。宋代重策论，而苏氏父子，叶水心，陈同甫之流，驰骋雄辩，各自名家。侔色揣称之徒，侈言经世之学，握管吮毫，作为万言书，以结主知，盖策论之主流而进身而阶梯也。此类作品岂必遽少于唐诗，不过制艺之文，从古不重，而作者又多汶汶无闻之辈，未克以人传文，故今世流传之寡耳。汉赋所以发达者，则君主推崇之功，为不可没也。专制时代，最高权力，厥为君主，凡百建设，皆不能逃出独裁君主手腕之中，文学一事，尤为显而易见之一例。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其他与政治相关之事，虽累数万言，犹不能尽也。一姓定鼎之初，例有掩武修文之举，其实此种举动，乃出自独裁君子自私自利之心，盖天下既定于一，更不容其他强有力者修兵养士，为他日之患，于是裁抑不遗余力，如诛功臣，灭军备等类，是其手段。如有甘冒不韪者，则销兵器，铸金人，亦优为之。然凡此数种，只能救济于一时，而不克预防于日后，乃欲以阴柔之法术，化群众之野心。于是文致太平之美号纷腾于其爪牙之口。专制君主以天下为万世一家之业，良不得不具此苦心也。唐太宗开科取士，而竞昌言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枭雄心迹，昭然若揭矣。间或有未尽然者，则以为娱乐之举，粉饰之具，其无十分诚意，可断言也。高祖鞭笞群雄，削平天下，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文景崇尚虚无，不喜辞赋，贾谊贾山之徒，惟以经术致身通显。一时辞赋之士无用文之地，乃散而之四方，而侯国中如吴（吴王濞）梁（梁孝王武）淮南（淮南王安）皆雅好辞章，争相延致，一时游士，从之如归，当时之高级文丐，不患无瞰饭处。吾之所谓文丐，并非唐突诗人，文学家未达之时，往往经此阶级，初非丑事。英国文豪约翰生博士（Samual Johnson）尝以伦敦街边之灰堆作寄宿舍，当时美其名曰寒士褥者也。又如古斯德（Olive Goldsmith） 亦尝用资斧困乏，吹箫市上。外国之沿途奏乐鬻画者居然号为街头艺术家矣，人之穷困，与人格初无关系者也。又此班游士，于陪酒侍宴，献赋陈辞，得资挥霍外，无所事事，不过日绞脑汁，以博得其恩主之牙齿余惠，美其名曰文学侍从之臣。此又何足怪！在古典主义时代之文学家，大都为一个君主或贵族的食客，势必为其主人做代言人，所以一件作品必须博得主人之赞许及欢心，然后在社会乃有地位，即在封建阶级以复古为最后之努力的过程中一种必然之现象也。汉初词人如邹阳、司马相如、伍被、枚乘等，皆尝载笔千人，声华藉甚，当时文洒流连之盛况，盖犹承战国养士之余风。兹举一例，足为代表，如《西京杂记》载：[HTF]
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屏《风赋》；韩安国为《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各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疋。[HT]
此虽小说家言，然其言之凿凿，大约可信，而华国文章之事业，未坠于地者，赖诸侯王之招揽人才，而用之得其术也。
逮孝武之世，海内承平，欲藉文风，润色鸿业，文章礼乐，踵事增华。武帝天亶聪明，雅好文学。其御制篇什；如《瓠子之歌》，《西极天马之歌》，《宝鼎天马之歌》，《固文藻深永》，焕然可述也。兹引一小小轶事以征其爱尚之笃。如《汉武帝故事》云：[HTF]
汉武好辞赋，每所行幸及鸟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迟，弥时而后成。每叹其工，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HT]
又《汉书·艺文志》载上所造赋两篇，世虽不存，然于此可见武帝乃帝王家之一大赋手也。故风化所及，朝野景从，草野逸才，连肩以进。严助以对策得位，相如以献赋见亲。于是史迁寿王（吾邱氏）之徒；严（安）终（军）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余采，莫与比隆。著作之才，不可殚数，而作品之富，自必为一代之冠矣。此种风会，久而不衰，降及成世，乃云极盛，关于辞赋之盛况，作一简括之叙述者则有班固《两都赋》序：[HTF]
大汉初作，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褎、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藏、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世，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HT]
吾人须知上述千有余篇之赋，乃由政府征集，盖其时犹有輏轩之使，采诗夜诵，赵代秦楚之讴，皆列乐府，赋亦当在采中。故刘彦和云“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也。东汉时代曾一度以赋取士，或因人才缺乏故成绩不著耳。按后汉蔡邕上疏书曰：[HTF]
书画辞赋，才之少者，（中略）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能引经训讽喻之言，下则连偈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后汉书·蔡邕传》）[HT]
据此则汉代提倡辞赋，甚为尽力，不问其作用之正当与否，总有一论之价值者也。
[BT4）[四）经学之影响
尚有一事，则汉赋之独擅胜场者，亦由当代小学一科，极形发达有以致之也。小学一道，非专以通经而已。欲求文学，尤不可不通小学也。古今文学家未有不精通小学者，汉人尤重之：如司马相如有《凡将》篇；扬子云有《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复续十三章。赋之妙用，重在铺陈，故赋家必胸多奇字，每一摇笔，则沓至纷来，曲折尽变，然后乃能丽，乃能奇。故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云：“至孝武之世，则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训纂，并贯练雅颂，校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异制，乃共难晓也，”刘师培《论文杂记》曰：“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相如子云作赋汉庭，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抑亦史篇之变体。”小学为辞之本，故小学亡而赋不作。
基此四因，而汉赋之制，蔚为国光，其故可想矣。
今将吾人所见之汉赋作一详细之统计，或存，或残，或亡，俾可一览而知。存者篇帙未亏，亡者原文已湮，残者流传有自，多寡不齐。再取《汉书·艺文志》证之。俾知一代之菁华，犹能供吾人之探讨，至于作家，亦附见焉：
贾谊 惜誓（存） 吊屈原赋（存） 鹏鸟赋（存） 旱云赋（存）虚赋（残）
严忌 哀时命（存）
羊胜 屏风赋（残）
公孙诡 文鹿赋（残）
公孙乘 月赋（残）
邹阳 酒赋（残） 几赋（残）
枚乘 七发（存） 柳赋（残） 梁王菟园赋（残） 临灞池远诀赋（亡）
淮南小山 招隐赋（存）
路乔如 鹤赋（残）
淮南王安 屏风赋（存） 熏笼赋（亡）
司马相如 子虚赋（存） 哀秦二世赋 大人赋 长门赋 美人赋 （以上并存） 梨赋 鱼赋（并残） 梓桐山赋（亡）
班倢伃 自悼赋 捣素赋（并存）
孔臧 谏格虎赋 杨柳赋 鸮赋 蓼虫赋（并亡）
司马迁 悲士不遇赋（残）
董仲舒 士不遇赋（存）
东方朔 七谏 初放 沈仕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俱存）
刘向 九叹（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悯命 思古 远游） 请雨华山赋 高祖颂（并存） 雅琴赋 围棋赋（并残） 麟角杖赋 芳松枕赋（并亡）
刘歆 遂加赋（存） 甘泉宫赋（残） 灯赋（残）
王褎 九怀（匡机 通路 危后 照世 尊嘉 蓄英 恩忠 陶壅 株昭） 圣主得贤臣颂 洞箫赋（并存） 甘泉宫颂 碧鸡颂（并残）
扬雄 甘泉赋 河东赋 羽猎赋 长杨赋 太玄赋 蜀都赋 反离骚 逐贫赋（并存） 覈灵赋（残） 都酒赋 广骚 畔牢愁（并亡）
篆崔 慰志赋（存）
后汉赋目
桓谭 仙赋（残）
马融 长笛赋（存） 围棋赋（残） 琴赋 樗蒲赋 龙虎赋（并亡）
班彪 览海赋 北征赋 冀州赋 悼离赋（并存）
班固 幽通赋 西都赋 东都赋（俱存） 终南山赋 竹扇赋（并残） 白绮扇赋（亡）
冯衍 显志赋（存） 杨节赋（亡）
梁竦 悼骚赋（存）
桓麟 七说（亡）
桓牲 七启（亡）
杜笃 被楔赋 首归赋 书[XCz49.tif]赋（俱残） 论都赋（存） 象瑞赋（亡）
宋穆 郁金赋（残）
应玚 愁霖赋 灵河赋 正情赋 撰征赋 西狩赋 驰射赋 车渠椀赋 杨柳赋 鹦鹉赋 慜骥赋（以上俱残） 西征赋 校猎赋 神女赋（俱亡） 竦迷迭赋（残）
袁安 夜酣赋（亡）
黄香 九宫赋（存）
傅毅 洛都赋（残） 友都赋 舞赋（存） 雅琴赋（残） 扇赋（残） 七激（残）
崔駰 大将军西征赋（残） 大将军临洛观赋（残） 武赋（亡）
崔琦 白鹄赋（亡）
崔实 大赦赋（残）
邓耽 郊祀赋（残）
杨修 出征赋（残） 节游赋（残） 许昌宫赋（残） 神女赋（残） 孔雀（残）
张衡 思玄赋（存） 西京赋（存） 东京赋（存） 温泉赋（残） 定情赋（残） 归田赋（残） 舞赋（残） 羽猎赋（残） 扇赋（残） 骷髅赋（残） 冢赋（残） 鸿赋（残） 七辨（残） 南都赋（存）
李尤 谷关赋（残） 德阳殿赋（残） 辟雍赋（残） 平乐观赋（残） 东观赋（残） 七款（残）
葛龚 遂初赋（存）
王逸 九思 逢龙 怨上 疾世 栏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以上俱存） 机妇赋 荔支赋（残）
王延寿 梦赋（存） 鲁殿灵光赋（存） 王孙赋（残）
赵岐 蓝赋（残）
边韶 塞赋（残）
赵壹 刺世疾邪赋（存） 迅风赋（残） 穷鸟赋（残） 解摈赋（亡）
张升 白鸠赋（残）
张超 诮青衣赋（残）
边让 章华台赋（存）
祢衡 鹦鹉赋（存）
潘勗 玄达赋（残）
刘桢 大暑赋 黎阳山赋 鲁都赋 遂志赋 清虑赋 瓜赋（以上俱残）
蔡邕 述成赋（存） 霖雨赋（残） 汉津赋（残） 协和婚赋 检逸赋 青衣赋 短人赋 瞽师赋 琴赋 笔赋 团扇赋 伤故栗赋 蝉赋（皆残）
王粲 登楼赋（存） 大暑赋 游海赋 浮淮赋 出妇赋 伤夭赋 思友赋 寡妇赋 初征赋 羽猎赋 神女赋 投壶赋 围棋赋 弹棋赋 迭迷赋 玛瑙勒赋 车渠椀赋 槐树赋 白鹤赋 鹖赋 鹦鹉赋 莺赋 闲邪赋（以上俱残）
廉品 大傩赋（残）
张紘 環材枕赋（残）
陈琳 大暑赋（亡） 止欲赋（残） 武军赋（残） 神武赋（残） 神女赋（残） 大荒赋（残） 迷迭赋（残） 玛瑙勒赋（残） 鹦鹉赋（亡）
阮瑀 纪征赋 止欲赋 筝赋 鹦鹉赋（以上皆残）
徐干 齐都赋 西征赋 序征赋 哀别赋 冠赋 团扇赋 车渠椀赋（皆残）
繁钦 暑赋 抑检赋 愁思赋 弭愁赋 述行赋 述征赋 避地赋 征天山赋 建章凤阙赋 三胡赋 桑赋 柳赋（俱残）
丁廙 蔡伯偕女赋 弹棋赋（俱残）
崔琰 述初赋（残）
班昭 东征赋（存） [XCz50.tif]缕赋 大雀赋 蝉赋（俱残）
以上之表，乃依《文选》、《全上古三代文》、《古文苑》、《太平御览》等书而成，其中不免遗漏。《汉志赋》共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去屈原、唐勒、宋玉、孙卿、秦时杂赋五家六十四篇。而汉赋共七十三家，九百四十篇。知志所遗者尚多。如东方朔、董仲舒之作，志皆不载，是也。
自来文学之厄，无代蔑有，即汉赋当亦不能逃此例。往者千有余首者，今独存百数十首耳。致其亡佚之原因，则《文献通考·经籍考》叙目及《隋书·经籍志》，述详无遗：“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大凡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通考》）则《七略》中诗赋略所包含之赋当亦在劫中矣。“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元帝景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隋书·经籍志》）然则汉赋之消沉，其咎实归于战祸，至再至三，而今日所存者多为零碎不堪之剩物。后人虽极力搜罗，拾残补缺，而东鳞西爪，遗漏殊多。凡今片羽吉光之保留，皆为先贤呕心铄肾之成绩；昔者野心家一炬毁之而有余，吾人数世补缀而不足。是则神圣清高之艺术品，直为政治之余唾也。
[BT2]三 汉赋之流别
吾人欲知汉赋之大体，不可不析其派别。言文章之派别者莫先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志》之《诗赋》略区分赋为四类：一曰屈赋，二曰陆赋，三曰荀赋，四曰杂赋。每立一目，必穷其源。论汉之流别者此其大略者也。兹因其分类而引申之如左：
[BT4）[一）屈赋
《艺文志》曰：“楚臣屈原离谗忧国，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固《离骚赞序》曰：“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离骚序》曰：“屈原履忠被谗，幽悲愁思，独依诗人之意而作《离骚》。”皆朱子所谓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者。大抵汉人多以此为正宗。故《汉书·扬雄传》言：“赋莫深于离骚。”班氏《离骚序》亦曰：“……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汉代赋家惟贾谊直出屈平。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云：“谲而不觚，尽而不觳，肆而不衍，比物而不丑。其志洁，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则屈平之为也。与风雅为节，涣乎若翔风之运轻赧，洒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莱而注渤澥。”又曰：“其趣不两，其与物无勥，若枝叶之附其根本，则贾谊之为也，其原出于屈平。”盖屈子之赋，卓铄千古，出神入圣，且成立既久，托体复高，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BT4）[二）陆赋
陆贾之赋，亡佚殆尽，吾人不能窥见其底蕴矣。《文心雕龙》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又曰：“汉初诗人，循流而下，陆贾扣其端。”凡关于陆贾文学作品之批评，无过此数行事迹。由此可见彼实为汉初辞人之前辈，其作风大抵与纵横之术为近，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可想而知。总之，原文既佚，后学何稽？世人悬忖之词，或有类于盲人摸象。
[BT4）[三）荀赋
赋名成立，实始兰陵（荀子为楚国兰陵令）。荀子有《赋》篇，《成相》篇，《成相》亦赋之流也。赋篇有《礼》、《知》、《云蚕》、《箴五赋》，又有《佹诗》一篇，凡六篇，《成相》之篇，韵词古朴。曰：“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通篇长短句有韵，即后世弹词之祖，盖为当时文体之一，托之瞽曚讽诵之词，亦古诗之流。佹诗之作，体杂诗骚。如云：“天下不治，请陈佹诗。……璇玉摇珠，不知佩也；杂布与葛，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荀子》）其怨乱处极与骚近。其作品多主效物而重哲理。故侔色揣称，曲尽形相，然甚难引起读者之美感，乃其开汉赋之先河，其流颇大。张惠言论汉赋之流别，谓出于荀卿者二家曰孔臧，曰司马迁。其略曰：“刚志决理，挽断以为纪，内而不汘，表而不著则荀卿之为也，其原出于《礼经》。及孔臧，司马迁为之，章约句制，奡不可理，其辞深，而指文，确乎其不颇者也。”（《七十家赋钞》序）尝考荀卿所以不能积极发展之故，则荀卿乃儒家者流，凡所造作，吞吐礼义，其于纯文学之旨不无，稍悖，且亦不适合汉人半浪漫式的古典派之风，其不能与屈宋比隆，良有以也。
[BT4）[四）杂赋
杂赋尽亡，不可考证，试度其大旨，殆不属于任何一家，无关宏旨，大雅羞称，聊托于不贤识小之列，统以杂赋一名。细按其目：有关于社会生活者如中贤失意赋、思慕悲哀死赋等；有关于自然界者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禽兽六畜昆虫赋等；有属于幽默性质者如成相杂辞、隐书等。盖借端事物，语杂俳优，如庄生寓言者。汉以后人多喜效之。
汉志所分之四派，已详述如上。班氏以同时之人，史才卓卓，为之条别派流，大体不致有误。惟在吾人今日眼光观之，容或有未尽精详之憾，盖时代既已不同，观点不无差异，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是在读者。
[BT2] 四 汉赋之批评
吾人既知赋之略历及其派别，不可不进窥其品质及其在文学史之价值。汉赋流传至今垂二千年，而操觚品藻者恒乐道之；然每多玄谈，自矜心得。其批评之语，非神韵气势之浮文，即忠君忧民之腐语：或又求之过深，附会穿凿，横生知见，揆之文学批评之原理，既多疑窦，而陈义又高，殊不足为初学者说法也。吾人应自具手眼以诠衡之，果肯悉心钩稽，不难见古人之真面目也。
请先论汉赋体制之特点。
[BT4）[一）对问体
才智博雅之士，理充藻逸，气盛言宜，宣之于口则沛然，笔于之书则殊致。我国自屈原之《卜居》，《渔父》肇对问之端，宋玉引而为对问之体，（《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假借问答，以伸其志。而枚乘继之，创为七发，以事讽谏。司马相如因之，屡有应用，而主客首引之制，遂为汉赋之定式，他勿具论，但就子虚赋言之。“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汉书·司马相如传》）间尝论之，此类文体，设主客以造端，托风怀于篇什。故《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自是而后，载笔之士，踵而效之，班固《两都赋》则西都宾东都主人之语也；张衡《西京赋》则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之辞也。其后作者蜂起，掘泥扬波皆虚构二三主人翁以引文致。其中人物，尽可以符号视之。故一言蔽之，亦纵横家之变形辩论文耳。
凡斯之类，蕃衍浸多，遂成赋之定式。
[BT4）[二）夸饰
赋重铺陈，夸饰尚矣。侈陈形势，出于国策，实纵横之余风，辞人之长技。汉代赋家，循而未改，文辞所被，非理能诠。是以言势则挥戈犹能返日，论众则投鞭可以断流。“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燿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文心雕龙·夸饰篇》）盖夸饰之词，圣人不禁，洪水有滔天之目，倒戈著漂杵之文，并意在称扬，于义成矫饰，孟子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者也。时至相如，此风甚盛，《上林》一赋，其适例也。扬雄甘泉，被其影响，孟坚《两京》，子云《羽猎》，盛饰虚词，可谓至矣。以吾观之，汉赋以古典派文学作品而微带浪漫派气息者，其故在此。浪漫文学之主要元素在于夸大，夸大云者乃将具体而微之物，或深妙难测之情，扩而充之，俾世人了然于其真相。盖人生本而微而难知之一物，而文艺作品端为表现而设。故此种夸大，乃如显微镜将人生真相扩大，俾其无所遁形于吾人之眼底，使吾人脑海中常留一深刻之印象，此其所长也。
[BT4）[三）辞采
辞采欲丽，故《三都》、《两京》、《甘泉》、《藉田》，金声欲润，绣错绮交，以妃青媲白之词，助博辩纵横之用，赋体之正宗也。若乃叠韵双声，连字连义，用为形容者，尤宜于赋。“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环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词人丽淫而繁句也。”（《文心雕龙·物色篇》）盖诗人写物，喜用叠字：《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XCz51.tif][XCz51.tif]，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可谓复而不厌，啧而不乱，至可取法也。其后屈原宋玉之徒，亦善用叠字，极光怪陆离之象。汉人接武，踵事增华，一篇繁出，有类图谱。故每状一物之情，争一字之巧，如举一花木则凡关于花木之名词及形容词尽量搜罗，实之篇中，其他体物，莫不皆然。若斯之流司马相如其首者也。兹节录其《上林》，为例如左；[HTF]
汹涌滂湃，滭浡滵汩，逼泌瀄测，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于是乎蛟龙赤螭，[XCz52.tif][XCz53.tif]螹离，[XCz54.tif][XCz55.tif][XCz56.tif][XCz57.tif]，禺禺[XCz58.tif][XCz59.tif]，揵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其中鸿鹄鹔鸨，驾鹅鸀鳿，鹮目，烦鹜鷛鸬，箴疵鸬，群浮乎其上。……于是乎巃嵸崇山，崔巍嵯峨，深林巨水，崭岩嵾嵯，九嵏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嶊崣崛崎……于是乎卢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橪柿，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枞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HT]
此等文章，殊鲜生气，诚如刘勰所谓“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挚虞《文章流别》曰：“古代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祝尧《古赋辨体》曰：“汉兴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兴丽之辞以为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丽也，异乎风骚之其丽，而则兴淫遂判矣。”昔人不满，盖已久矣。虽然，此种排比铺张之法，作者亦费煞苦心，并非獭祭可比，且文章之优劣，未可一概而论也。刘熙载《艺概》云：“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邪？”亦平情之论也。下乘之赋最易讨人厌者，则作者不能役文，转为文所役，联类之辞，一望弥是，如七宝楼台，拆片段，则又何堪读也！
[BT4）[四）想象
想象力在文学家为不可少之条件，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象力，质言之，即设身处地、无中生有之天才也。想象力愈强者，其所造之幻境亦愈真，想象力为记忆力之一种，具此力者，其观察往往较恒人者为深刻。文学家有得于心则借文字介绍于众，使读者立刻领悟，而别有会心或佥具同感。文学作品中而能直诉民众之情绪，激起深切之共鸣，直造瓖奇新特之境则想象力之丰富也。《楚辞》一书，不少牛鬼蛇神之故事，吾人明知其羌无事实，而不厌百回读者，以其别有新境作吾人精神上之补逃薮也。《楚辞》足为千古之楷式，赖有此也，汉人效之，固其宜矣。
皇甫谧序左思《三都赋》曰：“若夫工有常产，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域中，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荡忘返，非一时也。”左思自序亦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目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难目游海若。假称珍怪，目为润色，若斯之类，非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灵而无征。”此不特未知想象之妙用，且亦失文学之真价值矣。不知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贵实验，尤贵真理，而文学重乎抽象，贵乎玄想。文学作品之职务在引人入胜，设辞蕴藉，启发读者美感，使读者可味其弦外之音，如柳宗元诗“一身去国六千里”，观者自能领悟其逐臣孤愤之意，跋涉维艰之状矣。六千里不必其以里计程而适为六千之整数，不过表示修途异地耳。然在文学家则为好句，在科学家则为□说矣。又如李白诗所谓“白发三千丈”不问而知其出语之无稽，后世不闻有讥之者，则以美术之文，不求征实也。
汉赋所以能令人读之忘倦者，则于雕琢曼辞之外，犹幸有想象力支柱其间。
盖想象力无异作者之灵魂，若并此不存，则索然无生气。故想象力在名家诗文实不可少。兹节录司马相如之《大人赋》为例如左：[HTF]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曳彗星而为髫。掉指桥以偃寋兮，又掎抳以招摇。揽搀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眇以玄缗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蜓。低卬夭蟜裾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躩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颜。蛭踱輵螛容以骫丽兮，蜩蟉偃寋怵彘以梁倚。纠蓼叫奡踏以飍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趫。莅飒草歙飙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HT]
峥嵘伟岸，突兀争奇，虽一举一动无不曲行尽肖，可谓千奇百怪之描写矣。想象之力在不善用者固不能免大而无当，流而忘返之诮。而善用之者则仪态百端，光芒万丈，文情相生，挹注不竭，举万虫百怪，纳之毫端，化腐臭为神奇，则不得不有赖于作者之手腕也。昔人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征文诸事，何独不然！
凡物无绝对之美，亦无绝对之恶。故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盖知美与美必有不美不善者相形而见。返观各种文学派别如古典派，浪漫派，自然派，新浪漫派等类皆自有其利弊，则亦各不相掩。他勿具论，汉赋之特点已如上述，而其缺点亦有提及之必要。总而论之，则有二事：
一是重形式。文艺通例，实质与形势息息相关。盖形式非他，表现内容之导体耳。美术巨制，大都因情生文。故欲形式之美丽，当求确称其情思。凡人于称赏文章之时，必推求作者之用意，缘文字之要实在于此。故知文字之完备，视其表现情思之确切与否而定，必使作者之心怀与性情活现纸上，排去浮泛，以求精致之效焉。真正文学家之作品，一方面留意于文彩，一方面注重于形式，使人悲，使人欢，难能而可贵也。汉人之赋，除数首抒情的如贾谊之《鹏鸟赋》，班固之《幽通赋》等外，其他多不免忽略精神，而偏重形式。故虽排比铺张，剌剌不能自休，使人读过之后，如浮云过眼，去而不复念也。又如木偶蜡人，五肢四体，无一不具，而独少精神血气，又何贵乎？嘎特式建筑物，望之俨然，乃无自然之情绪，何以异此？夫光焰万丈之作品，必其形式与精神互为一致，然后价值方能永久，侧重一途，未尽善也。且缺乏性灵而以丽辞塞责，亦属呆拙行为。在汉赋中有一事最为修辞学之病者，则为联边是矣。《文心雕龙·练字篇》曰：“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前人已有讥之者。
二是无变化。自模仿之风盛，而文章之途隘。模拟初非劣事，模拟为创造之先声，扬雄所谓“能读千载，始能为之。”董其昌亦谓“其先必与古人合，其后须与古人离。”即此义也。然全恃模拟，则为人之意多，为己之意少，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笔时必不甚愉快，其所作亦断难望出人头地矣。汉代文章家，富有保守性，偶得一文格，辗转相模效，如持鸡肋，嚼之津津，几不知尚有全体之美味醰醰者。夫徒肖其形式，犹未足怪，乃有并其命意口吻而结肖之，则非常可怪也，汉代经学大昌，各守师法，不敢越步而为怪特之言，不图此风竟影响于文学界中。凡百科学，后起者胜，而文章一道往往有每况愈下之势，盖时代较后，而文章花样，皆鲜能出古人之范围，欲兼取众长，则失之杂驳，欲独守一家，则失之专愚，时至今日，又不能硁硁自守，不读秦汉以下之书，则于同时各家之文，不免浏览，浏览既多不能不有所模仿，此亦无可如何之事。
然以吾观之，尚因袭而不尚创作，未有汉代之甚者也。汉代模拟之风，实自扬雄启之。“扬雄好辞赋，先是相如作赋甚丽，雄每作赋，拟以为式。”（《汉书·扬雄传》）《羽猎赋》是模仿司马相如之《上林赋》；《长扬赋》是模仿《难蜀父老》；《反离骚》及《广骚》是模仿《离骚赋》。班固之《两都赋》乃模仿扬雄之《蜀都》，而司马相如之赋亦由屈宋巧取豪夺得来。张衡又拟《两都赋》而作《两京赋》。由是辗转因袭，无有穷时。左思《三都赋》序曰：“余即思慕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诵其所见也。美物者贵宜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骤视之，则一篇冠冕唐皇之论，然其于文学本旨，实未有得。不知任土作贡，辨物居方，乃地方官或地理学家之事，施诸文苑，非所重也。
汉代赋家之文学眼光，大抵若此。故搜虫鱼于《尔雅》，极草木于《离骚》，虽阅千篇，不殊途辙。其咏都邑之作，则无异一本方志谱，其咏草木，则可作一本植物词典读也。搜罗材料为当时赋家之惟一惯技，即费无数心血光阴于此，在所不恤。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炼都以一纪，亦非过甚之辞也。汉赋所以不能发明光大者其故在此。东汉以来，赋体日就衰微，虽云时代限之，人才不出，而赋体之未尽善，盖可知也，犹有进者，则时人对于辞赋不能有正确之观念，徒视为一种玩具或干禄的利器，致生歧视之心。其中不少卓卓之赋家同室操戈或中途改业者扬雄其一人也。扬雄《法言·吾子篇》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曹植与杨修书：“辞赋小道，未足揄扬大义，章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犹称壮夫不为……”则效尤之语也。修答书驳之曰：“今之赋颂，古诗之流，不更孔公，风雅无别耳。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畴，为皆有□耶？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其贤于子建远矣。梁简文帝萧纲则曰：“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家亦小辨破言。”则斥之不遗余力。汉代赋家中途变节者，则妄自菲薄，而文学修养之功容有未至也。汉赋之不能浩气长存者，非徒形式上之未满人意，而立意固已差矣。
上文所述，不过对于汉赋作一总检讨，初无新特迥异，深入显出之见解，供读者之参考。吾人既知汉代文学界以赋家为中坚，则其中之单骑，皆有特别研究之必要，而又绝不能此篇中相提并述，势不能不特辟见专篇以位置之，文本范围，尽于此矣。
[JY][HT8.K]原文载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