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状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拓宽和深入，近些年对企业制度史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如豆建民著《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俊亚著《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黄逸平等主编《百年沧桑——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教训》(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黄汉民等著《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云冠平等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王处辉著《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高加龙著《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忠民著《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忠民等主编《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同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杜恂诚著《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李一翔著《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朱荫贵著《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和《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形成的途径》(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等。有关近代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方面也出版了一批成果，如霍启昌著《香港与近代中国》(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邓开颂等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但对企业横向联合体特别是跨不同性质区域的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虽然某些关于明清及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对商业联号有所提及(详见本章第二节“华资联号的定义”)，但仅限于一般现象的叙述，并未涉及近代香港与内地的华资联号。
笔者前曾重点就近代粤港和沪港华商联号进行过一些探讨，发表了《近代中国的粤港华商成药联号》(与香港中文大学吴伦霓霞教授合作，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近代香港的华资工业》(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从香港报刊广告看早期港沪华资联号企业》(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4期)、《从香港华商的兴起看海内外华人经济的交融(1840—1949)》(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内地企业家迁港及回归现象概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民国时期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的分权式组织结构》(载《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等，但尚欠系统和深入，故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总的来讲，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前以编著厂史为多，迄今则以企业经营史为多，有谓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各个企业的创建背景、发展历程、资本来源、组织形态演变、业务状况、经营效益、财务与人事管理、企业家的企业管理思想等方面，而对于企业制度特别是公司制度史关注不够。参见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多和香港与内地联号没有直接关系，对近代香港企业史的资料整理及其研究仍相当薄弱，至于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则很少为学者所涉及(尤其是以香港方面为主导的联号更被严重地忽略了)。当然，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史的资料整理及其研究的诸多成果(详见本书附录《主要参考文献目录》)，确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以往论著所涉及的联号之总分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材料和内容，特别予以了关注，并尽可能引用到本书中。
二、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主要观点
〓〓(一)基本思路
以独特形态的联号为对象，研究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规律及历史地位，力图反映其全貌。既分析联号的内部生产关系，又考察其生产力水平，将重点研究企业主的来源及投资性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包括总分行及联行间的协调能力)、企业管理模式及市场营销网络、各种不同行业(如金融、运输、贸易、商业、工矿业、服务业)联号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因地缘关系所反映的商人团体精神、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向、联号与外国在华资本及本国官营资本的竞合能力等问题。
〓〓(二)研究方法
借鉴前述学术界关于企业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运用相关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渗透，将历史调查法、统计法、计量法、归纳法等引入联号史研究，既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总体把握，又重视微观具体分析，加强对重要行业、典型企业和企业家个案的精细研究，广泛收集企业家族谱、企业广告及调查录，通过对这些浩繁而琐碎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从中抽绎出联号的内涵、发展规律及其营销模式，以增强结论的科学性。最后附录比较详尽的联号列表。
〓〓(三)主要观点
(1)联号的创建贯穿整个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主要可以分为缘起与初创(1840—1911)、全面兴盛(1912—1937)、盛衰骤变(1938—1945)、暂兴至基本终结(1946—1950)等四个阶段。近代中外经济交往的增长和香港作为中外贸易转运枢纽而发挥作用，是联号大量产生及发展的主因。内地商民的多次迁港潮，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联号初创阶段，区域范围主要限于粤港，以内地往香港拓展者为多；鼎盛阶段，香港与内地双向推进，数量多，行业全，覆盖的地域更为扩大；萎缩阶段，主要受太平洋战争等战乱的影响；至1950年前后，联号数量减少直至基本终结。
(2)联号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联系密切的香港和粤、沪等沿海地区，其创建的一般规律是呈双向互动关系，总分行及联行相互依托。鉴于香港和内地在市场、关税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故在经营上对内地及海外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总分支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地位转变的现象。联号具有多种类型，从发展方向看，有由内地至香港乃至国外(此类居于主流)、由香港至内地、由海外华侨至香港再至内地等三种；从企业统属范围看，有双边和多边联号。双边联号的产生以粤、港间数量最早最多，沪、港间质量最高，多边联号则横跨海内外。
(3)联号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内地、香港和海外，投资者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以华商为主，亦有买办、地主及军阀、官僚、政客等。联号业主的构成具有较明显的地缘性，多居粤、沪(江浙)及香港等地，但以粤籍人士为核心。家族势力在联号决策层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经营管理中的亲缘(处于企业圈子的中心地位)、地缘因素浓厚，由此构成人际关系网络和信用基础。企业家的创业动机，除了追逐经济利益外，还含有“实业救国”的高尚理念。联号的所有权呈多样化，既有独资、合伙企业，也有股份公司。经营层次亦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商号商铺、酒楼客栈、手工作坊及票号银号，也有新式的百货公司、机器工厂、矿务公司、轮船公司、银行保险信托公司、地产公司等。联号的涉及面很宽，几乎囊括了近代民族资本的全部行业，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就企业规模而言，小型、中型乃至大型者皆有，从资本实力讲，尤以金融、外贸、运输及百货等企业占据优势。
(4)联号注重管理科学化，将传统的经营作风和西方近代企业管理经验相结合，创建了较为成功的营销模式。大中型联号多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依法注册，管理达到相当水平，有些甚至成为融商工贸金融运输各业的巨型企业集团(永安公司乃一典型)。从大型联号的规模、经营管理近代化及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企业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势看，可代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最高水平，各为其所在地同业中之佼佼者。
(5)联号历史悠久，空间跨度极大，密切了海内外华人经济圈的经济联系，沟通了中外经济交往；在众多行业开风气之先，树立“实业救国”的典范；内引外联，带动各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民族资本的实力；锐意经营，提高其水平和质量，抗衡外国资本侵略，挽回利权；为后世遗留下宝贵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物质财富。
三、本书的理论创新及学术价值
近代海内外华资建立联号的现象很普遍，其内引外联，带动各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民族资本的实力。联号绝大部分都取得了成功，当年的联号有不少仍为现今的老字号，为中国实业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相当可观的经济遗产。笔者虽然曾重点就近代粤港和沪港华商联号进行过一些探讨，但总的来讲所用材料还显得片面和单薄，内容不够充分(如对内陆地区与香港的华资联号及中国政府在香港办的联号的情况基本阙如)，有些观点不准确(如对各个时期联号发展的盛衰及规律的理解和表述)，这些缺憾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补充和改进。
本书首次对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就联号的概念，联号的发展沿革、组织制度、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历史定位等诸多方面，形成原创的理论体系。这些内容和研究成果，既可从企业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化的一个侧面，总结联号经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其在近代民族企业对外联络、走向国际化中的作用，为今日企业联合体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又将拓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加深对中国近代企业尤其是其制度的了解，并丰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故在选题上具有创新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本书使用的主要材料
联号的史料分布颇为细碎，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走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重庆、广东等省市档案馆，北京、上海、重庆、南京、广东、广州等省市图书馆，上海、广东等地社会科学院以及若干大学的图书馆。查阅了这些地方所藏的众多企业史档案，梳理了大量旧时图书报刊中的企业广告，并参阅了已出版的许多企业史资料、各企业当事人的回忆录等(详见附录“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