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资联号的定义
在近现代中外经济史上，企业家进行联号经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所谓“联号”，以往我国商界和学术界缺乏明确的定义，其概念较泛。现代国际经济界有一名词叫“联号企业”(即ASSOCIATED ENTERPRISES)，在我国一般称联合企业。经材料梳理及系统研究，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华资联号主要有分支、并列和复合三种类型。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关系属于内外关系，香港的存在对于华商建立海外商业网络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事实上由于经营方面的原因，两地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华资联号，从形式上来考查，分支、并列及复合三种类型皆备。
〓〓(一)并列型联号
联号现象一般在同行业或相近行业特别是商贸业中居多，亦以商贸业的联号经营形态最为典型。早期的联号较多存在于商业领域，如陈稼轩曾云：“即因出资之关系，使两个或两个以上之独立商号在业务上订互相联络之契约曰联号。此种组织之起源，由于资本家因欲减少危险，并增加信用。以其财产分别投资于数种事业或同种事业之数店，各该店会计完全独立，只于业务上互为联络，而在联号各店，其股东未必完全同一，故并不含有本店及各店之意味，例如大连之油坊，其经营者，每年派遣店员分赴各地采购大豆，于是互相联合以行购入、转运等事，而各个间仍保持其独立之会计。”陈稼轩：《实用商业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107页。陈氏所述显然不能涵括整个华资联号企业，笔者将这种相互并不统属的联号称为并列联号。
鸦片战争前，在票号产生的最初阶段，经营者几乎都是山西商人，自平遥县日升昌票号创设后，同县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蔚盛长绸缎庄、新泰厚绸缎庄、天成亨布庄等，也都先后从原来经营的商店改变为专营汇兑业的票号。票号业中习称这五家票号为“平遥蔚字五联号”。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上海棉布商业在抗战以前，批发商有临时联合的小集团(因利益关系，一般不能持久)，零售店有18家联号、19家联号之设。18家联号棉布零售店，由裕新昌主裘云章发起组合，该店于1923年开业后，业务极盛，亟欲扩展，因个人资力有限，力有不逮，于是游说亲友投股合伙开设新店，至1935年止，先后增设联号17家，形成小集团优势，销售地盘得到扩张。但该联号店缺乏统一组织管理，以致有些店经理人发生腐败，陆续倒闭，联号店仅存3家。19家联号由萃盛绸庄为主组织成立，该庄以投资方式插入资金困难的一些零售棉布店，或集股自己开店，至1935年连同该庄共建有19家联号店，扩大了销售业务。黄逸平、顾文虎主编：《百年沧桑——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教训》，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又如广东潮阳棉城的批发商号，俗称“行”，清末民初较著名的有源隆、华兴、德盛、荣记、合兴、泰丰、刘嘉合等商号。他们经营大宗买卖，货源宽广，有从当地收购、外地采购、通函订购，以及定金预购、联号代购等方式。杨群熙缉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2003年编印，第174页。远距离跨省的则如太谷为山西商业繁盛之地，此处药店，人称“广帮”。不仅因几十家字号多冠以“广”字，如广升远、广升誉、广源兴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还因它们都在广州设庄，从广州办理大宗药材业务，做药材批发生意而财旺。中国商业史学会编：《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3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广西许多城镇圩市都有港澳商号或联号，如19世纪垄断北海和港澳之间海运业的大型头锰船队，就是澳门航商组织经营的。20世纪30年代，都安最著名的纱纸庄就是香港庄主黄溢诚、广和群、宁泰、裕泰等开办的商号。1928年，南宁市面上增加了一个“香港帮”，直接开设经纪行或通过经纪业户倾销工业品，收购山货、土特产及工业原料，规模较大的有港商陆瑶池等开设的航泰公司、合记公司。广西融安县长安镇洋杂业与土产业混合而成，通称土产杂货业，是该镇最大的行业。晚清民国时期，镇上先后出现了17家较大的商号，其中至少有13家为粤商开设经营的，尤其是粤商的广兴隆、建成、建生、德江隆，有“长安四大天王”之称。至抗日战争前，已卓有声名，这四家商号在柳州、梧州、广州都有联号。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0、56-57页。
由于外贸的关系，内地与香港的华商很早就建立了商业联号。如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基本上都被外商洋行所把持垄断，但中药材的出口却不同于其他出口商品，绝大部分均由华人商行经营，外商洋行素难插手。上海是对外贸易中心，各地经营药材的各帮同业，先后到上海设庄，以经营者的原籍地域，分为广东帮、福建帮、汕头帮和厦门帮。上海帮经营中药材的外销业务稍晚，从抗日战争开始才有乾泰、森大、怡成、胡启记等药材行，不过他们锐意经营，外销业务一直稳定发展，在同业中很快便处于领先地位。起初，上海帮外销药材都是先运往香港，委托代客买卖行——“九八行”(多由广东商人开设)转销。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上海帮遂派人去香港独立设庄，在行业内称之为“联号”。驻港人员及时通报香港市场行情，研究客户需要量和花色品种、包装样式等，以供上海本行参考改进。上海本行则经常把产地生产情况和经营意见，随时通知驻港人员，彼此互相配合，以取得购销主动权。主要负责人也常选择适当时机，亲自去香港考察访问，联络感情。为了搜集市场动态，上海帮同行与驻港的“联号”信电往来十分频繁，有时甚至一日数次，即便节日例假也不曾间断，以便消息灵通，做活生意。傅尚文主编：《中国近代经营大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05页。
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粤港间，更是存在大量的并列联号。如香港保和堂专门经营广州朱长春堂生产的药品，以确保系正货，树立海外销售之信誉。《香港保和堂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8月16日。广州自香港进口的大量海鲜及外国特产，多由香港办庄代购。香港设有数以百计的办庄，它们多在广东各埠广联号，以南北行、金山庄及海味行等最著。
〓〓(二)分支型联号
华商企业实行分号经营，由来已久。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营销范围相当广泛的商号。以中国疆域之阔和各地差异之大，这些商人资本需要依靠其建立于各地的分支机构，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经营和管理。如在山陕商人中一些经营业务横跨数省地域的大商人资本，大多实行分号、分堂的经理经营制。关于晋商票号及商号的总分支行号是否联号，学者们的见解稍异。唐力行先生认为：晋商先后创立了伙计制、联号制、经理负责制、股份制等一系列制度。伙计制是晋帮商人最初建立的经营制度，入清后，随着晋帮的发达，其经营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和严密。伙计制发展为联号制，此制有类似西欧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之处，即大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或以一个为主)，财东对所经营的分布于各地的不同行业的商号实行子母形式的管理。联号制的总号均设在山西，分号则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而且联号制的管理层次是层层派生的，可以达到很多个层次。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但是各商号在上一层次母号的领导之下，无论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相互支持。在总号和分号之间一般是五天一信，三天一函，互通情报，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与联号制相配套的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和股份制也相继建立。晋帮的管理制度，尤其是联号制，为其经营票号准备了条件。在中国近世各大商帮中，晋商的管理制度最为成熟，已具资本主义企业的雏形。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3-66页。张正明、赵书华先生也认为明清时期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发挥团队精神，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搞联号制，即“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在商业经营中较有力地发挥着团队群体作用”张正明、赵书华：《明清晋商的经营文化》，《光明日报》2005年11月8日，第7版。。而孔祥毅先生则认为：清代晋商在商业企业组织形式上，出现了“分号制”的独资或合资企业。所谓“分号制”，即财东独立投资或合伙投资办商号，总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而且商号或分号又可以投资办小商号，类似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股权形式的母子公司。另外还实行联号制，即由财东投资创办若干个不同行业的各自独立核算和经营的商号或票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服务，相互支持，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企业集团，如太谷曹家的企业。从组织形式上将晋商企业制度划分为分号制和联号制，在理论上似乎能成立，但在实际上是难以区别的，故孔先生自己也难免陷入了矛盾境地。如他在以钱庄和票号为例对联号的历史功能作比较研究时，认为钱庄起源于兑换，票号起源于汇兑。它们因起源的不同而在组织制度上也形成了差异，钱庄为分散经营的独立经营制，即现在所谓的“单一银行制”，而票号“则形成‘分支联号’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总分行制’”。票号由于实行联号经营制，资金雄厚，规模较大，通过灵活调度，调节分号之间的资金余缺，提高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19世纪下半叶票号迅速发展，经营范围扩大，原因之一便是钱庄(银号)、典当等业一般均由独家经营、一地营业，有分支机构者甚少。而票号实行联号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城镇码头，这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351-352、47-48页。由此可见，孔先生也是承认分支联号制的。
经营规模已发展到商业联号组织的商人资本，以其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而言，仅靠财东自身的直接管理经营，本身必须具有足够的经营才能和经营经验，这对于一些财东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财东并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由财东出面，延请与财东有一定人际关系，既有经营才能，又能为财东所熟悉和信任的人员，充任各地、各字号的经营者。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近代以降，随着国内远距离贸易网络的形成，特别是大规模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流的广泛开展，许多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兴办了大量的分支联号。如顾松泉等人合伙创立中西药房，有资本数千元，1888年7月9日在上海正式开张，1906年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外埠分设支店联号，增资至四五万元。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页。必得胜药行总行设在香港后，老铺及制药厂都仍在广州。必得胜药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9年8月17日。宏兴药房总行在广州，总发行所设在香港公正行，以后即成为其分行。宏兴药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7年12月15日。民国初年，广州朱长春堂的眼药、花柳药因外省外埠函催争购，应接不暇，故托香港保和堂为专卖店。1916年，在香港荷李活道自设朱长春堂及石塘嘴支店。朱长春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8月10日。
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联号的下属分支是广泛分布的，笔者曾对94家以粤港为主的联号药行进行过粗略统计，情况是总分行店铺合计为2间者有53户，合计为3间者有20户，合计为4间者有15户，合计为5间者有2户，合计为6间者有4户。
分支联号组织内部显然具有总分部(称法不一，如总店与分店、总行与分行、总厂与分厂、总局与分局或总公司与分公司等。在民国时期，各华资银行对内部分支行号一般都以“联行”相称)结构的关系，有些企业在资本方面有共同的股东或创办人，在经营方面事权集中于总部，但也有各分支组织在资本及经营方面都自立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处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联号，均能分别独立运行。
在向国内外市场开拓时，分支型联号的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如汕头花边公司总行设在香港，在菲律宾有分行(作为销售渠道的部门)，另又先后在汕头、上海、北京建有分厂(作为生产部门)，整个联号系统均由柯应李、柯德昌父子独资经营。《汕头花边有限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中南银行总行设于上海，初有天津、南京、汉口、香港等4个分行，重庆、厦门、北京、杭州、苏州等5个支行。战后，该行香港分行有职员24名，其籍贯以闽最多，粤次之。《中南银行总分支行处全体同人录》(1947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档号Q265-1-45。
〓〓(三)复合型联号
通过联合经营而提高效率、扩大规模，最终走向集团化，是近代企业成功发展的模式。所谓复合联号，是指融并列、分支组织于一体的联号，多为跨行业的大型联合企业。据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华商早期的综合性联合经营以山西商人最具特色。孔祥毅先生指出：晋商与其他商人的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即广设联号的网络体系，他们不搞南方商人的“一间铺”和“夫妻店”，而是实行联号制。财东出资，委托可以信赖的有经营能力的人领本开业，财东对于业务、用人等具体事情不加干涉，由经理(掌柜)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但该财东开的多家买卖(商号或票号)，多以联号关系形成一个相互协作的网络体系，相互支持，相互服务。这种网络体系近似现代企业集团，如太谷曹家的企业在19世纪20至50年代有13种行业，640多个商号，37000多名职工，资本达1000多万两白银。其商号多冠以“锦”字，分布于国内外数十处。曹家集团之中包容了多家商号、多种经营、多处分支庄号，形成了曹家的商业网络。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
近代出现了不少综合性经营的资本集团，如清道光末年，粤商朱延宾于广州创办朱广兰号，以经营熟烟(加工烤焙的烟丝)出口为主要业务。该号成立不久，先后在江门、香港、澳门、檀香山、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店或厂场，达一二十处，资产净值至少达数百万银元，是华南地区规模、资金较大的企业。在晚清数十年间，朱广兰号业务发达，资金雄厚，盛极一时。该号还附设作坊，生产生油、烧酒及包装品，同时在南洋地区投资开办锡矿、橡胶园等，业务范围极广，机构庞大，成为当时华商的综合性企业。朱广兰号的总管理处原设于广州，后因港澳及国外分支机构增加，重心转移，遂迁至香港。朱克礼：《朱广兰企业的兴衰》，《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201页。
永安资本集团更是一个典型。永安公司首创于香港，然后在广州、上海分设联号，再将分支机构遍布于国内各商埠，经营规模不断扩展，终于成为近代华人所经营的一种商贸大企业。它包括同业联号(如香港、上海、悉尼百货公司)、异业联号(如永安金山庄、永安系列百货公司、纺织印染公司、永安商业储蓄银行、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上海大东酒店、香港维新织造厂及香港永安货仓)、分支联号(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及其在各地所设立的分庄、永安保险公司及其在各地所设立的分公司)等。《几家华资公司史略》，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四)联号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近代史上，由于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联号产生了。如上所述，从组织形式上来考察，其中既有并列联号，也有大量分支联号和部分复合联号，形成各有特色的复杂关系。
1.并列型联号间的关系。
并列联号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相互没有资金、人事联系，双方只是通过经济合同、协议等形成比较固定的协作关系。相对分支联号而言，并列联号间各自保持独立，只发生业务特殊的密切联系，关系较为松散。如厦门茶叶出口商企业芳茂、张源美、协美等，其海外联号分布于香港、新加坡及缅甸三地，彼此之间虽然也有父子、兄弟、亲戚关系，或也有使用同一块招牌，但国内或国外商号有其他股东参加合伙经营，因而在会计上进行独立核算，各计盈亏。这些商号彼此间在资金周转上、业务经营上，较之一般关系的商号，联系较为密切，资金可以互相融通或借用，货款可以提早调入，期限较长，购货数量也尽可能照顾，价格亦可稍为变通一些。他们彼此间有一些故谊和亲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以经营关系为重，故在资金盈亏和企业组织方面各不相干。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
2.分支型联号的内部关系。
此种联号类似西方的母子企业，总号下属的分支机构，与总号在资金、人事、业务方面有密切联系。如票号总号对分号关系是全局统筹，不分畛域，是一种联合组织，而联络的原则是“酌盈剂虚，抽疲转快。”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第23页。票号总号与分号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不论指示、安排或请示、汇报，均用编号和记日期的书信，书信写法用暗语；重大机密派高级职员亲往口授；上级可以定期及不定期进行查庄，或考核从业人员的得失和实绩。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第178页。抗战时期四川南充和益字号致重庆总号的一封业务函中，询问“关于分号与分号间代收付货款，是否亦用代收付货款报告表，而以正副张分寄总分号。又转运货物是否仍需由转运分号填具运货报告表。又分号既不计算损益，则对总分(号)利息是否仍照计算，即祈示复”。在此函上有总号回复的手写字迹：“分号纯系代总号进销货，故代收付之货款应填表直接报(告)，总分号间转运货物之运货报表应填制三份，一份寄总(号)，一份寄对方分号，一份留存备查。总分(号)往来不计利息，惟应将借贷出款收付之利息报(告)总(号)。”《和益字号与各联号往来文书》(194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和成银行档案，档号0300-3997。厦门茶叶出口商魏新记、方诗仑、华峰等企业的国外联号分布于新马、菲律宾、泰国三地，它们之间是总行和分行的关系，企业系统颇像血缘家族，彼此紧紧结合在一起，甚至招牌名称大都相同，彼此资金互相调拨、融通，各自不进行独立核算，也不分谁多谁少。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379页。
分支联号之间连带有限责任，一般而言，总行号要对分行号的业务负责。如清光绪年间直至20世纪30年代，广西都安、马山、隆安三县的纱纸收购行，其业务最终是受广州、佛山、香港联号或总号操纵支配的，与穗、港纱庄存在着某种子母关系。黄溢诚、广和祥在香港的总部本身就“向为香港纱纸庄的巨擘”。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第242页。香港琼安隆铜铁店在广东广州和佛山分别拥有大安隆、永昌隆两家铜铁店，1920年3月，因该联号约7个堂号退股，香港总店登报声明开投粤省两家分店的全盘生意。琼安隆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0年4月3日。1924年3月，广州广瑞祥的分号两和正祥记结束经营时，由省港总分行共同登报声明，其港庄清理业务到省城本号办理。《省广瑞祥、港两和正祥记同启》，《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3月14日。
为避免分布广泛的分支机构各自为政，联号加强了总部的统筹布局、统一规划作用，通常各分支联号具有一套独立的组织结构体系，在机构设计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票号为例，它们在组织和经营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组织形式上，既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它们各以不同的实力，在若干城市设立分号，并且在互相调剂金融的情况下，构成一个以汇兑为主，以存款、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19世纪50年代，票号已增加到12家，并在各地设立分号。在总号的指导下，设立在各地的分号互相支援，并与总号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汇兑网。票号在20世纪初达到了最繁荣的时期，有30多家，在全国设有400多个分号。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年—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有关事例，还可参考张晓辉、孙利平著《民国时期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的分权式组织结构》，《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
3.复合型联号的内部关系。
此类联号多为大型企业集团，兼有分支、并列联号的特点，其内部关系十分紧密。一般来说，复合联号跨越不同性质的区域乃至国别，经销范围广、机构分散，受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企业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来进行管理，故资本家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表现得相当灵活，不少企业建立了地区性的自主管理的分支机构，实行分权式管理。为了更利于提高适应力和竞争力，资本家在统分结合的原则下，给予了各分支行号相当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允许其拥有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组织结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公司的战略方向和重大决策。有些联号规模扩大后，将董事会的作用向下延伸，在一些重要的分支机构亦设有董事，专门负责该分支机构的事务。
比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方面在总公司迁沪后，仍保留了董事会，具体负责该分公司、分厂及附属机构的业务，但香港董事会无权单独决定该分公司的重大发展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在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中，通常各联号均有自己的董事会，如永安资本集团是以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为集团的核心企业，此外，还包括永安水火保险公司、上海永安公司、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及永安银行等，这几家主要联号的资本、组织均独立，各有自己的董事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郭乐、郭泉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本家，他们之所以能在商场得以成功，亦归功于其“洋为中用”的管理办法。著名的“永安精神”，奠定了永安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永安集团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郭泉管理属下公司，订下很多规则，务求各管理阶层执行。他规定各联号每月须做月结一次，以备查账，检点存库，以资改良，并杜流弊；又规定公司用人唯才，不可存有丝毫私心，赏罚要分明，公司一切职员，要谨慎奉公，戒绝投机。何文翔：《香港家族史》，香港明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251页。
4.维系联号的纽带。
大部分华资联号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厦门茶叶出口商，和香港及国外茶商瓜藤相结，彼此关系极为错综复杂。而且其关系大都是父子、兄弟等亲戚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间属于联号或联号性质关系的为数很多。这些商号虽然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家族血缘关系却像绳线一样，把它们贯穿在一起。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379-381页。特别是在分支联号和复合联号中，资本家利用家族血缘关系将各个企业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资金一直是企业进行内部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联号中，联号资金更是一条把内部各单位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联号组织之间的资金融通、相互投资及持股，使联号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稳固整体。资本家通过联号的相互投资来控制多数的股权。如郭氏家族在永安各联号的私人投资比例都很小，他们除了抓董事会人选和企业的管理实权外，主要是通过联号间的相互投资来控制多数的股权。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和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在创立之初，联号投资都占20％左右，郭家采用这一办法，有效地控制了沪永百和永纱的大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72-73页。因为沪永百、永纱主要股金来自华侨，股权很分散，郭家投资并不太大就可控股。
除了相互投资外，永安集团各联号间还相互提供营运资本，此乃利用联号资金控制整个集团的另一措施。这种资金的内部调拨，一般是由“大家长”郭乐以总监督或监督的身份，根据集团内部各企业的需要，统一作出安排，采取“内部往来”性质的“各埠永安暨分庄往来”科目处理，不需对外折冲奔波，一般也不需任何手续，非常方便。调拨资金不仅利息低(联号之间往来的息率一般在周息7厘左右，而且存欠双方同一息率，并无差息。比当时一般纱厂对行庄借款“债息高者达12％，最低亦在8％-9％”的情况，利用联号资金的利息负担远为低廉)、期限长，且不需要任何抵押品作担保。这对于急需资金周转的联号在解决其困难和促进其发展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7-179页。
“同号相联”，“同舟共济”，是联号资本家恪守的信条。如近代厦门进出口商大都以“联号”经营为主，即大多是和南洋及香港的商家发生联号的关系，他们的资金很灵活，可以互相调拨。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402页。抗战初期，上海永安公司利用上海、香港间交通畅达，把在香港存储的一批洋货陆续调沪，以应门市销售。但香港存货虽多，也只能维持一时之需，仍得设法从国外进货。直接派人赴欧美采办，诸多不便。所幸永安资本集团在香港、澳洲都有联号，可为上海永安公司代办进口业务，故得以从香港大量进口洋货。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152页。
5.其余方面。
近代以来，各通商口岸之间的商贸联系愈加紧密，形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贸易网络，与之相适应的联号经营现象也愈显突出。联号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由同一人、一伙人或一个店号在不同城市经营多种生意的，也有同一字号店铺分设于不同城市，或虽是同一联号而异地总分行号并不同名的情况。如上海瑞生和茶腿号办有火腿厂，分设于浙江金华、义乌和江苏如皋、泰兴等处，并发行龙井、茉莉、普洱、乌龙、云雾、毛尖等名茶及金华、宣威等名火腿，曾由农商部国货展览会颁给特等奖励。该号总号在上海，下有香港和汉口分号，香港分号名称为茂记茶腿庄，而汉口分号名称为瑞生和腿号。上海瑞生和茶腿总号广告，许晚成编：《南洋行名录》，上海龙文书店1943年版，插页广告。即使在同一个行业里，同样存在着不同的联号类型。如19世纪末，上海的五金行业已初具规模，按不同业务分为各种专业商店，并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店和联号，推动了各地五金商业的发展。黄逸平、顾文虎主编：《百年沧桑——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教训》，第9页。这里所说的“分店”应是分支型联号，而“联号”实即并列型联号。一般地讲，由于分支联号经营现象较为普遍，发展较快，遂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组织之主流。因其社会影响较大，故作为本书所研究的主要范畴。
再有一点需要说明，旧中国的行业中广泛存在着帮别和联号，而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1935年王宗培对上海钱庄的帮别和联号作了分析后，指出“联号之意义与帮派不同”，联号系由家族集团产生，“帮派随经理人之籍贯而转变，联号则依股东之投资关系而归宿。故其作用，不仅在营业上同其进退，抑且互通有无，以调剂头寸上之多缺而免受同业之倾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71页。。
近代华资商号在经营过程中，不少都采用了联号的形式，可视为现代连锁店的前身。英文中的CHAIN STORE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期，但明确定义却在二战以后。连锁经营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现代化的商业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而连锁商店则是这种经营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存在方式，连锁商店指经营同类商品和服务的若干企业，在核心企业(总部)的领导下采用规范化经营，实行共同的经营方针、一致的营销行动，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销售的有机结合，实行规模化效益的联合体。连锁商店在概念上具有经营理念统一、企业识别系统及经营商标统一、商品和服务统一、经营管理统一(连锁商店接受总店的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的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四个鲜明的特征。陆强华编著：《连锁经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关于现代连锁店之定义，还可参见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25日发布的《上海市商业连锁企业若干规定》，该规定是“为了规范商业连锁企业经营行为，促进商业连锁业健康发展，根据本市实际情况”(第一条“目的和依据”)而制订的，文中所界定的商业连锁企业，“是指从事同类商品的若干门店在其总部管理下使用统一商号、实行统一供货的经营组织。”(第二条“含义”)，HTTP：//WWW.SHANGHAI.GOV.CN按连锁经营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正规的连锁”对同属于某个资本的多个店铺，实行高度统一的经营，总部对各店铺拥有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权。这种连锁形式类似于我国商业企业的总店分店制，可充分发挥连锁的规模优势。“自由连锁”则是在保留单个资本的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的联合，各个店铺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事自立，总部对其管理功能较弱，而侧重于指导和服务功能。陆强华编著：《连锁经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8页。对照本文前面所述，“正规的连锁”和“自由连锁”分别承袭了传统分支联号和并列联号的特点。
二、联号创立的动因
成立联号的动因很多，近代中外经济交往的增长和香港作为东方最大的转口贸易港而发挥作用，是促使联号大量产生及发展的主因。内地多次迁港潮，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华南与华北、华东的贸易货物经香港而转运者，占香港商务之大部分，故华资联号设立甚多。
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的兴起有其独特的一些因素。“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1930年调查，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3-64、67页。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联号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资联号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研究：自19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伴随着香港、新加坡登上历史舞台而越发活跃”，这两个城市得到了建设，并大量吸收了华人商业的资金。此两地都是流动的中国人的商业中心，由于中转贸易的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金融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大”。至20世纪初，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中转地的东南亚——东亚贸易网已经形成。［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93、221页。加以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编：《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纪念刊》，1948年编印，《专论》第27页。。
五口通商后，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作为自由港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和转运枢纽，不少内地企业为谋进一步的发展，纷纷赴港设立联号，利用香港发达的商贸条件，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基点。如唐拾义父子药房设港厂，主要向南洋推销制品和输入原材料。黄中业：《唐拾义药厂简史》，《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9页。上海新亚药厂香港公司创于1930年，作为向南洋发展之跳板。上海医药公司等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天津达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分支，在上海、青岛、汉口、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号，设立香港分号的目的就是向南洋一带发展，为此还专门在天津创办新学书院，送徒工学习英文。《北京同仁堂》，《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3卷，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186页。1934年夏，中南银行厦门分行经理章叔淳亲往香港调查，见商业繁荣，遂呈报总处，认为华南经营，有在香港设行之必要。故拟设支行，隶属厦门分行管辖，由章氏负责筹备事宜。该行董事会经过讨论，认为“香港乃华南商业之枢纽，尤为南洋商运荟萃之区，且本行当时命名亦志在南洋，本行如欲向南发展，当在香港设行，”故议决照准。《董事会致总管理处函(1934.9.1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5-1-320。30年代初，国华银行的营业方针是“国内汇兑业务应努力发展，华南各埠须由粤行设法多做。要注意招揽工作，总行及各分行处应通力合作，注意进行。总行主管汇兑人员应时时注意香港、厦门、汕头等埠行市。本行现在所有分支行处不为多，但在目前形势下，以愈少愈妙，对长江流域绝不添设。至香港则因国外汇兑关系及谋对南洋发展计，应添设分行，俟港行成立即应改小范围隶属港行管辖，厦处因与香港及南洋均有汇兑关系，宜注意计划改组为分行”《本行二十二年度营业方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423。。民国前期，在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和中外保险公司剧烈竞争的形势下，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族保险公司为了发展业务，开始向海外开拓保险市场。上海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保险公司，鉴于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均有众多华人在经营工商业，有很大的势力和财力，而华人在当地设立的机构不多，实有开拓的必要。为此，于1937年前后陆续在香港、西贡、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新加坡、马尼拉等埠设立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还有羊城保险置业、泰山、宝丰、金星水火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学会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清末民国时期，因内地政局不稳，军阀混战，使得部分企业家为避战祸而迁港发展。如1911年11月，广东民军起义，合省震动，富户人家纷纷迁逃香港；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抗战前期，更有大批内地企业为躲避战祸而掀起迁港潮，如著名的化学企业家吴蕴初于1937年冬赴港筹设香港天厨味精厂；吴志超：《吴蕴初及其化工事业》，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108页。“火柴大王”刘鸿生也于抗战爆发后从上海来到香港，创办了大中国火柴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4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爆发全面内战，又有相当一批企业避迁香港，使内地与香港的华资联号数量迅速增多。
不少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与华侨投资密切关联，在早期华侨资本家中普遍有“谋自救”的思想，这也是驱使他们热衷于回国创建联号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郭乐在其“回忆录”中关于倡办香港永安公司一节这样写道：“余旅居雪梨(即悉尼)十有余载，觉欧美货物新奇，种类繁多，而外人之经营技术也殊有研究。反观我国当时工业固未萌芽，则(即)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默(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见我国欲于外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起直追不可。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11页。”马玉山糖果公司19世纪末始创于菲律宾，“特聘美国巧手名师教授监制西洋糖果之法，尽得其妙，所出之品，精美甘香，驰名中外”。1912年，因见外洋糖果倾销中国，利权外溢，该公司资本家马玉山、冯钧隆等“为挽利权起见，特设分厂于香港”马玉山糖果公司广告，《申报》1912年11月22日，第11版。。中南银行1921年7月创立于上海，其创办宗旨正如创办人南洋华侨黄奕住所说：既体现了“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热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因而选中上海这一“吾国内商业繁盛之区”创办了中南银行。吴景平、马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正是借助于海外华侨的特殊背景，以香港为枢纽的华资联号才得以大为拓展。如越南西贡、堤岸开埠以后，因地域介于香港与新加坡两大商埠之间，成为中、印两国转输中心，故旅越华侨在西贡、堤岸开店，多在各埠设联号。陈启枢在堤岸设有纱绉庄，名为怡昌荫，在广州上九路也设联号、香港有办庄。专在广州收购广东纱绉产品，经过洗染，除就地经营外，主要销于堤岸联店。堤岸怡昌荫也兼营发售中国名膏丹丸散成药，并收购玉桂、豆蔻、琥珀等药品，供应国内。在广州有奇和堂药局，所制陈六奇济众水由堤岸怡昌荫经理批发。店名虽不同，货物却互通联店。堤岸赵大光药房，在香港、广州也有联店。尤以旅店更为普遍，如祺发、名利等旅店，除在省港有联号外，新加坡也有联号。华侨在越南店号建联号的，多有及于欧亚各地，故行情通达，生意面广。沟通中、越的生产和销路的关系，是法人和越人所办不到的。陈天杰：《旅越(安南)十年见闻回忆》，《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又如清末民初，广州14家火柴厂与日本神户华侨办庄有直接关系，因当时广东火柴工业在生产技术和原料供应两方面，都还主要依靠日本。这些华侨办庄中资力雄厚者早在办厂之前，就在广州、香港设立了分支推销机构，如同孚泰、利兴成和怡和等几个大办庄，在广州分别设了总代理店，同孚泰的代理店是泰兴，利兴成的是隆昌盛，怡和的是怡记；而在香港，同孚泰也设立了自己的分号，利益和利成兴是子母店，裕祯祥和隆昌盛也是二合一的。黄福山：《解放前广东火柴工业概貌》，《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随着华资企业在国内外的广泛发展，不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越来越意识到通过联合而达到规模经营的重要性。民国初年就有不少金融学者发表文章，主张国内银行实行合并和联合，以增强实力。如1919年上海《银行周报》第3卷第46号所载于树德的《银行之合并与联合》一文，认为“国家兴盛，系于金融；欲救贫弱，则以改良金融机关之组织为急务”。建议将数个乃至数十个小银行合并为一个大银行，形成总分行的关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该刊第5卷第45号(1921年11月22日)所载郑维均的《论小银行联合组织之必要》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指出众小银行组织联合起来后，可以厚积力量，在业务上总分结合，互相援助，相得益彰。1922年7月11日，盐业、金城、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率先实现了联营。我们可以看到，华资主要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多数成为香港与内地联行，并在民族资本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从纯粹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华商建立联号最一般的原因是：(1)为扩大商业规模而吸收现金；(2)开发新市场；(3)分担资讯、人力资源及其他交易成本的开支。移民是商业网络的开端，近代香港华人的商业网络最先由移民开始，继而有贸易和联号的出现。从这一角度看，移民网络是与商业网络重叠的。有学者认为，香港粤商联号分布于世界各地，其联号网络促使中国沿岸城市的商业活跃起来。李培德：《19世纪香港粤商之商业网络》，叶显恩、卞恩才主编《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205页。
三、联号的发展历程
联号的创建贯穿整个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清末是联号的缘起和初创阶段，区域主要集中于粤、港及南方邻近省份，以内地往香港拓展为多。香港开埠不久，由于占有地利之便，广州附近的行商和富户纷纷赴港设立分栈，拓展业务。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更多内地企业、商号在香港建立联号及分支机构，以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为著。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晋商经营的票号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内陆各重要商埠，此后其通汇地则逐渐向边远和沿海地带开拓，尤其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对外通商口岸。在我国医药宝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广药”蜡丸，也早在清末即从粤、港发展到上海及国内外。如佛山太和堂黄祥华在20世纪初时，其联号分店已遍及广州、上海、新加坡及庇能(槟榔屿)，以所制万应如意油闻名。佛山太和堂黄祥华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3年11月5日。林肇春所主持的省港天喜堂，主产“老婢牌”调经丸，历史非常悠久，清末也在上海创设了分行。省港天喜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8月9日。与此同时，香港的买办和商人亦向内地新兴产业投资，所建联号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源安保险公司、源盛保险公司等为著。
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联号全面兴盛的阶段，香港与内地双向推进，企业数量多，行业全，覆盖的地域更为扩大。这主要得益于民族资本的较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地和香港的华商资本持续扩充，特别是在不断高涨的国货运动中，国内外华资企业之联系愈加紧密。如1921年11月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开幕，在其第一次商品展览会上，就有内地17个省市、香港及新加坡在内的870家民族资本厂商参加了商品陈列，展出品种达3万多件。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内地在港联号以粤、沪两地最为集中，许多重要的联号即始创于此时。粤资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如广东士敏士厂、地利矿务公司、利工民织造厂、冯强树胶公司、协同和机器厂、广东省银行、羊城保险置业公司，以及药行、酒楼等，为数甚多。沪资则拥有质量上的优势，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金星水火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中国精益眼镜公司、信谊制药厂、康元印刷制罐厂、中国旅行社等大型企业，都在香港建立了分支机构。此期香港华商资本亦获相当的发展，由于本埠空间毕竟有限，具备一定实力的港商纷纷北上开拓市场，进行广泛的投资。较突出者有银行、保险、百货、航运、火柴等业，以国民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广东银行、东亚银行、中国康年人寿保险公司、福安保险公司、陆海通保险公司、先施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大新百货公司、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中国轮船公司、中澳轮船公司等为著。
抗战时期是联号盛衰骤变的阶段。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方沿海地区次第沦陷，在民族资本的大迁徙中，沪、穗等地又有不少企业迁往香港或创建联号，如捷和钢铁制造厂、兴华电池厂、新亚制药厂、同仁制药厂、五洲大药房、淘化大同罐头食品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工业社、美亚织绸公司、天厨味精厂、南洋企业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世界书局、国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达到联号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张晓辉：《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此时国营企业在香港建立的分支体系十分引人注目。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旋即沦陷，华资惨遭掳掠，商家星散，联号陷于严重萎缩。
战后初期是联号的暂兴和基本终结阶段。战后不久，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恢复，往昔不少联号得以重建。但随即爆发全面内战，国民党政权的统治趋于崩溃，内地资本唯恐避之不及，港商亦视往内发展为畏途。不过，仍有部分内地企业为摆脱危机而投资于香港，如许多上海纺织企业及川商聚兴诚银行、民生轮船公司、四川畜产公司等，在香港新建起联号。50年代初，香港与内地的联号大部分或者结束或者中断联系，从总体上逐渐走向终结。
根据对大量企业个案进行综合整理，所得出的结论是：联号在清末即已出现不少，而以民国前期所创者最多，这与近代华商资本的发展趋势相符合，因此也可以说联号的沿革反映了我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基本特征。
四、联号的特点
具有近百年历史的香港与内地联号既继承了票号实行联号制的传统，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联号的经营活动呈双向互动关系，联系面极其广泛。联号发展初期，以华南尤其是广东的企业为多，形成粤港联号(经常伴有华侨资本在内)后再向华东及内地伸展。进入民国后，上海和内地企业往香港发展的也逐渐增多。不过应注意的是，沪、港联号的主事者也有不少是粤港籍人士。如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总司理李煜堂、上海金星水火保险公司创办人唐绍仪、上海唐拾义父子药厂主人、上海宏兴药行创办人张思云和张汉焯兄弟等，都属粤籍或粤籍港商。联号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实际上诸如粤港或沪港联号大多数并不限于两地，而是在不断地拓展过程中，成为覆盖国内广大地区甚至海外的多边联号。
联号之间或总分行之间相互依托。鉴于香港和内地在市场、关税及政府政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故在经营上对内地及海外有明确的分工合作。一般讲国内联号主要负责内地市场的产销，香港联号则分担联系海外的业务。如陈李济药行便因合理的内外分工，既解决了市场的竞销问题，又避免了产品进出口关税的麻烦。《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陈李济药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9日。在原料和资金方面，联号内部可以互相调剂挹补。如广州土洋染料业大户以经营批发为主，且偏重进口商品，因都设有香港联号，可通过其向各国洋行订货；陈文麟：《土洋颜料商业的经营》，《广州工商业经济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货公司联号内资金流动系统一安排调度，甚至不需办理任何手续。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既具有一般联号(如内地的华资联号、外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分支联号)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它是海内外华资交融的高级形式，是一种高层次的分工合作，不仅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应付竞争和风险的能力，还使各企业间加强内部的有机联系，故一般都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第二，联号具有多种类型。同近代中国其他企业一样，联号中各种类型都有，从小本经营至大规模生产，从个体经营至集团化经营，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到两权分离，从直线式管理到分层制管理，从产权主体单一到产权主体多元化，从独资、合伙到公司制，从无限责任到有限责任，一应俱全。
联号数量众多，涉及面相当宽，几乎囊括了民族资本的所有行业，涉及工商百货、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出版印刷、医药、餐旅服务业等各个方面。除前已提及的典型企业外，还有粤港沪中华国民烟草公司、港粤沪华美电器行、港沪粤大华铅笔厂、省港沪黄干南药局、粤沪港陈李济药行、省港澳(门)沪仁和堂、港粤沪天相堂、新(加坡)港穗沪汕永安堂、港沪粤茂华大药厂、穗港沪新(加坡)永泰正十字油公司、港穗沪(杨树浦)亚洲石印局、穗港沪九同章绸缎庄、港穗沪华商银行、港穗沪工商银行、港穗沪澳(门)东亚酒店、港沪汕穗林源丰钟表行、港沪穗澳(门)福安鞋厂，等等，不胜枚举。
按企业的地域路向，有香港至内地联号、内地至香港联号、国外华侨经香港至内地联号。从企业的统属范围看，有双边和多边联号。双边联号的产生以粤、港间最早最多(尤其是总行总店在广州或香港，分行分店在香港或广州的情况最为典型)；沪、港之间居其次(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往南拓展显著增多。由于沪、港间的企业一般都与粤商挂钩，故沪、港联号大都涉及三边以上)；联系其他省区的情况相对较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多联号成长为横跨海内外的多边联号，如马百良药号在民初已是佛穗港汕暹(罗)叻(新加坡)联号；香港广东银行为港沪穗汉暹纽(约)三(藩市)联号金融机构；黄祥华成为省港沪叻庇(能)联号；普济药行为省港澳湘桂汕联号。
第三，联号的资本基本属于华资，业主构成具有较明显的地缘性，多居经济相对发达、联系密切的穗(粤)、沪(江浙)及香港等地，尤以粤籍人士为核心。穗港形同一体，自不待言，由于上海开埠以后内外商业的发展，已较稳定地形成了一支从事各地埠际贸易的商人队伍，特别是各地商帮大量集中于沪，使上海进一步加强了与各地的联络。广东帮是上海仅次于宁波帮的大商帮，其在上海经营的多为洋杂货铺，办理外国货物及南方货物的输入，据称在“内地无论何处，凡需要外国商品者，几无不见广东商人”，上海成为他们从事这种埠际贩运的中转地。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895—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第四，近代我国民营资本大型企业多数都建有香港联号，而官营(包括中央及地方国营)企业则相对较少此种情况(除金融、贸易及抗战等特殊时期外)，这与港英政府和中国历届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有关。香港与内地华商所建立的联号都是民营的，但也有在经营过程中遭受官商侵蚀的，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广东银行等。
第五，联号中工业企业数量远远少于商业及金融企业。联号工业大都属于轻纺、化妆品、食品、卷烟、制药、印制、小五金等门类，真正从事机器制造的并不是很多。与此相对比，金融保险、百货公司、航运、旅业酒店、商铺行店等不仅企业数量多，而且资金及经营规模也比较宏大。特别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中国福安保险公司、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香港源安保险公司、香港源盛保险公司、上海金星水火保险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大东酒店、新亚酒店、轮船招商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企业公司等，实力非常雄厚，在国内外都产生过相当影响。
五、联号的门类
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的门类可以说遍及各行各业，联号现象一般在同行业或相近行业中居多，特别是商贸业的联号经营形态最为典型。
〓〓(一)商贸业联号
我国近代企业，首先产生于商业领域。鸦片战争后不久，广州就有百货店出现，主要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制品)。上海的百货店开始多为广东人开设，称之为广货店。最早经营五金的华商就是先在香港建立行号，运货到广州出售。据有关资料记载，香港和广州在1873年即有五金号开设。这年在广州建立的永顺原五金号，主要经营轮船杂项、篷帆、旗帜及洋铁等。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至19世纪末，上海的五金行业已初具规模，按不同业务分为各种专业商店，并在其他城市设立分店和联号，推动了各地五金商业的发展。黄逸平、顾文虎主编：《百年沧桑——中国近代企业的轨迹·经验·教训》，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香港是近代中国南北药材转运之中枢，广州为药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省港两地药材商存在分支机构和联号关系，彼此互报行市，相互依存。广州参茸业的大中户都有香港联号，主要因为其货源在二次大战前绝大部分都要依赖香港，尤其是洋参供应完全来自香港。
广东成药业相当庞大而繁盛，历史久远，省港两地丸散出口每年达上千万港元，销售对象以南洋侨胞为主。输出以香港为主要基地，通过联号或办庄转运出口，售给当地洋行，绝少做直接的远洋贸易。邓广彪：《广州中药业史料》，《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联号药号药行特别多，从报刊企业广告看，清末民初由内地特别是广东沿海到香港行医者甚众，其中不少人为方便业务，就地增开医馆、药房及药厂药坊，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联号药行资本家。一般中药业类规模较小，诊病与秘制祖传药物密切相关，而西药业类数量少于前者，但经营规模相对要大一些，生产水平更现代化一些。
广州土洋染料业主要经营进口及国产货品，大户业务以批发为主，且偏重经营洋货，因其都有香港联号，可通过香港联号向各国洋行订货或购买现货。如源广和是百年老号，资本较雄厚，有2万元，在香港设有同名联号，营业及盈利均居同业之冠。兆新隆创于抗战以前，战时在港澳设立了分店，均生意兴旺，获利甚丰。广丰行创于战后，属后起之秀，在香港、上海均设联号(在港为美丰工业原料行、巴士顿颜料厂)。福盛、巨昌两店则是由港商开办的分店，至1949年停业，资金转回香港。陈文麟：《土洋染料的商业经营》，《广州工商经济史料》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纱绸是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闻名于世的重要出品，雷作云、雷璧良系广东番禺人，以经营纱绸致富，曾设纱绸号10余家，分布于广州、香港及上海等地。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香港所消费的生猪主要靠内地供应，广州很早即有经营生猪生意的货栈，称为生猪栏。兼营出口业务的栏商，大多与香港的猪栏有联系，甚至是联号。黄宗海：《广州生猪栏》，《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广州咸鱼业各号在香港设分号或联号，向港英政府渔政署渔政司领有证照，在香港鱼市销售内地渔货或采买南洋所产渔货，间有兼办沙藤、洋杂货等输入。《会务报告》，第22页，《广州市商会二周年纪念特刊》，广州市商会1948年编印。
清光绪年间，广西柴炭以出口港澳为主，营商与港商直接挂钩，代为运销，并在香港自设批发商号，业务大为扩展。至1921年以后，港、梧之间客货轮增多，每日四五艘，港澳柴商更是径直抵梧州办货。抗战结束后，港商又潮涌般赴梧州设办庄，有南和、和发、合兴、西泰及启兴祥等多家。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20世纪初，华侨从国外集资到香港创办大型百货公司。中国历史最悠久、资本最雄厚、规模最宏大的先施、永安、大新公司等，都是首创于香港，然后在广州、上海分设联号，再将分支机构遍布于国内各商埠，经营规模不断扩展，终于成为近代华人所经营的一种商贸大企业。在30年代的国货运动高潮中，沪、港华商亦曾创办香港中国国货公司。《中华百货公司广告》，《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8月15日；《几家百货公司史略》，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广州大型百货零售商主要和香港有密切联系，由香港及上海输入商品。这种大型店需要较广的联系面和较雄厚的资金，特别是要有香港联系或联号总号的支持。一般都是由香港较大的商店在广州设立联号，逢办洋货时，可直接从香港进口。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545页。
在与粤、港关系特别紧密的广西，一些城市里较大的百货商店，往往就是粤、港百货业行店的支店。如南宁大新百货店，是广州大新百货公司的分店。而大新公司的总部设在香港，若将三者相连，可组成一个典型的百货业推进图式：香港大新百货总公司→广州大新百货公司→南宁大新百货支店。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服务业类的联号主要是客栈、酒楼、餐旅及游乐场所等。办庄，是穗、港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商号分类之一，全由华商经营，一般在海外设有分行或联号。
〓〓(二)金融业联号
据今见之史料记载，我国首次以有限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新式银行，是1876年准备在广州设立的荣康银号，这是一家专门为海外贸易和远洋航运服务的金融机构。总行设于广州，分支机构除了国内的上海、天津、福州、汕头和香港以外，还分设在英、日以及世界各地。主要股东是一群粤商，资本额定为200万银元，这在当时中国自有的工商业中是罕见的。该企业的声明十分引人注目：“不准西商入股。”这是为了便利“中国商贾汇兑”，使“我中国之远客异邦者，必皆争握利权，与西商齐驱并驾”。同年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出面主持宏远公司，这个海外贸易公司的计划和上述荣康银号的筹设，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这两个计划的发起人，都是当时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主要的出资者也都是唐氏原籍所在的广东商人。公司资本最初定为30万银两，总行设上海，并拟在香港、伦敦、纽约设立分行。荣康银号终未成为现实，宏远公司不及3年，即行倒闭。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3页。但从中反映出中国近代早期内地与香港华资金融联号的影子，可知粤、港华商在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史中的先驱作用。
钱庄或银号是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早期一般不在外地设分号，故其活动范围亦较受局限。如广州钱庄的业务大多限于本省或相邻的广西省范围内，只有一部分钱庄与省外行号有联系，而在其他省份设立代理的更只有几家。19世纪60年代，福州有90家钱庄，但只有2家在外地设有分号。但随着贸易的发展，情况发生变化。至1860年时，上海的大钱庄与相邻的城市大多建立了往来的联号，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29、30页。以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
香港的银号约始创于19世纪80年代。由于中外贸易日益繁复，外埠及广东内地各乡汇兑之需要日增，且本埠金融调节之需亦愈殷，故银号应运而生，其业主以粤南海籍人最早，势力最大，顺德、四邑人次之。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泰晤士书屋1940年版，第37-42页。他们独资或合股均有，为无限公司。经营方式与内地银号相似，多在广州或外洋各埠设有联号。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银号本是中国传统之金融机构，但因其业主长期置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里，在与外资银行发生业务往来，并为洋商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后，便逐渐摆脱旧的经营方式，具有了银行的功能。香港银号以按揭(存放款)为主要业务者，多属联安堂(1907年成立，有成员30余家)。1932年底改组为香港银业联安公会，共计拥有资本上千万港元；以买卖为主者，多属金银贸易场，有240余家。参见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泰晤士书屋1940年版，第37-42页；《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在华人经济圈中，香港银号势力雄厚，业务广泛，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本埠金融市场组织之中坚。香港政府根据1948年银行法例，公布批准登记营业的银号共80余家。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23日，第3页。
上海的粤资银号均由广肇商人开设，较著名的有道亨、泰和兴、大德昌等，在沟通沪粤、沪港、上海与南洋的经济交往中极为活跃。如道亨银号约于清末由中山籍人董仲伟创办于香港，有资本200万元国币，经营省港澳和各地汇兑，办理押汇、放款及一切银行业务，在广州、广州湾、上海、越南海防设有分庄。董仲伟为总经理，其胞弟董干文任上海分号经理，往来客户大都是旅沪广帮，有二三百户，存放款常达200万元。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14页。
在华南侨乡，一些传统经营银钱业和侨汇业商号在香港也设有金融性的联号机构。如海丰、汕尾交通便利，商业较发达，但没有银行和钱庄，金融由本地大商家操纵，林葵利和马吉荣两个商号，既经营商业又兼营钱银兑换和汇款。海陆丰去南洋谋生的人很多，每年都有不少赡家汇款，其汇兑关系是从南洋把钱寄到香港，在香港通过“葵利”、“吉荣”这两大商号寄回海丰。因为他们生意大，在香港有钱庄，各地有联号，故操纵了海丰的金融。《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等1991年编印，第46-47页。
香港华资银行崛起于民初，主要有总行设于当地的广东、东亚、国民商业储蓄，永安商业储蓄等银行，以及内地的中国、交通、上海商业储蓄等银行在香港的联行，最盛时有20余家(包括非香港注册者)，组织了香港华人银行公会，凡在港各华资银行皆为会员，以中国银行港行居于首席，并在香港汇兑银行公会(由中外银行合组)占有半数席位。参见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泰晤士书屋1940年版，第37-42页；《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我国省银行分支行之设立，多在本省境内，但地域之限制并不严格，各行在省境外设置之分支行处，为数颇多，其中尤其是华南闽、粤、桂等省行，均曾在香港设立过分行。抗战初期，内地不少银行迁港或设立联行，正如时论所评：“吾人所有财力，多数集中本港”，故“本港银业，可谓极一时之鼎盛”。《工商业概况》第3页，《香港华侨工商业年鉴》，香港协群公司1939年版。当时这些华资银行基本上都属于联行性质。40年代后期，除了原有华资银行联行在香港复业外，亦有新创者，如正和商业储蓄银行等。
我国近代保险业主要集中于上海、香港及广州三地，故该业联号也就以此为主。因保险业所需资金庞大，经营范围宽广，与各种行业都发生联系，因此保险公司一般都采用联号形式来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商已在港、沪等城市创办了一批水火保险及人寿保险企业。为维护同行利益和加强联系，1903年香港华商保险公会成立，初名“香港华商燕梳行”(燕梳即英文INSURANCE之音译)，同业参加的有普安、万安、同安、全安、仁安、协安、德安、恒安、福安、宜安、同益及源安保险有限公司等12家，由各会员轮流担任主席。1906年后，香港华商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分公司已有同益、源安、宜安、协安、合众、福安、源盛、恒安等8家。
内地华商自1875年保险招商局成立后的30年里，仅有少数几家保险公司在上海创设。1905年4月，上海著名绅商发起组织华兴保险公司，不久后，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等亦相继创立。为加强同业团结，与洋商保险公司竞争业务，争夺市场，1907年上海首个华商保险同业公会——华商火险公会成立，参加的会员公司有华兴、华安、华通、华成经保、源安、源盛、华侨合众、万丰、福安等9家，这其中显然有数家为港、沪联号。由于华商火险公会的成立，香港等地的华商保险公司相继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并参加公会，其成员迅增，到1911年时已达29家。中国保险学会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抗战前后，民族保险业有进一步发展，但凡总公司设在香港和广州者，大都在上海设有分公司。
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信托公司数量不多，开办亦较晚。如中国信托公司1930年创办于香港，分公司设于广东台山和上海；广东信托公司创办于1931年10月，办理银行信托业务。总公司在香港，有广州分公司。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I第11、27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据1938年调查，全国共有13家华资信托公司，除香港2家外，其余都设在上海。
金融业联号对于沟通海外和内地的金融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侨汇处理的中心。
〓〓(三)航运业联号
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即设立了香港分局，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华资轮船航运联号的诞生。19世纪末，香港华商轮船航运业初兴，出现了华商、泰安等几家稍具规模的轮船公司。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6页。20世纪初，兆安、长安、香江、香港四邑、元安、毓安等10余家轮船公司纷纷创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列强暂时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香港华商航商乘机拓展业务。至20年代初，可谓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经济新闻》，《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7月22日，第6页。梧州具有广西江河运输总枢纽的地位，清末民国时期，在梧、港线上营运的有31家航商，以香港华商最多，达17家，占该线航商的54.8%。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华资航商还将航线延伸至海外，如双德丰(船公司)、和发盛(船公司)、侨越华商轮船航业公司、香港中澳轮船公司、中国吕宋轮船公司、中华航业公司等，经营对南洋、澳洲、南美洲的运输和贸易。［日］前田宝治郎：《香港概观》，香港三井洋行大正四年(1915年)编印，第408-409页；香港中澳轮船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1日；中国吕宋轮船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6月4日；中华航业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2月1日。至1946年，香港航运界拥有大小轮船公司500余家，共计1000余艘船只。香港《华商报》1947年6月10日，第4页。由于主要是服务于中外贸易，故这些轮船公司不少都是联号，利用香港发达的运输和自由港的有利条件，把香港变成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的中枢，成功地开辟了专为转口贸易服务的行业。
〓〓(四)外贸业联号
香港是近代东方最大的转口港，故贸易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早期转口行商最盛为九八行(转运各地货物)，其承继广州十三行而来。在港开此筚路蓝缕者，以招雨田(广东海商)为著。羽公：《香港商业与新闻事业之初期》，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在香港从事中国北部沿海商埠与南洋之间、华南侨乡与美国、澳洲之间贸易(包括转口贸易)的商号，分别有“南洋庄”、“金山庄”之称，其运转功能即靠分设于内地、香港及海外三处的联号合作支持。
高楚香(又名高满华、高廷楷)是香港南北行创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早在鸦片战争前即已从事中暹大米进出口的生意。约1856年前后，他到香港接办同乡人开设的元发行，仍主营大米生意，同时也兼营南北土产和轮船货运。元发行就是高氏中暹贸易的中转基地，为了方便经营，他还在曼谷开办碾米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4页。元发行和另一家由陈焕荣创办的乾泰隆行犹如混沌时期的拓荒者，首开香港华人南北行之先河，为香港成为转口贸易港奠下了一块基石。元发行是近代香港最大的华资商行，在新加坡和上海、汕头等地都设有分行，高楚香亦成为南北行潮州帮的领袖。
19世纪70年代，以广府籍商人为主导的沟通东西方向的金山庄贸易也开始形成。金山庄是香港为海外华侨华人代办各项土产的“办庄”(过去，为人采购、代购各种货品的行业称为“办庄”)，主要推销于美、澳两洲，通过代理代办货物，汇驳金银而取得一定佣金。这个行业是随着中国近代劳工贩运和海外移民浪潮而发展起来的。至清朝末年，香港金山庄除了经营购物出口外，还接理商人或华人的汇兑，代理外国人向中国招工，即兼办移民事宜。早期的侨汇，不少是经金山庄办理。华人在海外将款交给唐人埠的办庄(多为杂货铺)，由办庄设在香港的联号或固定的金山庄办理“驳汇”，包括有些商业款项也采用此办法来汇兑。
上海南洋办庄主要经办土特产品出口，有广、闽、潮及本帮，其中尤以广帮办庄为多。大致有几种性质：(1)香港粤籍商号在沪分号，如聚德泰、梁球记(山地货业)等；(2)广州总号在沪设的分号，如广裕纶(丝绸匹头业)等；(3)上海粤商开设的沪—港—南洋间贸易商号，如粤安和(丝绸匹头业)、钜安(纱布业)等。这类广帮办庄也兼营进口业务，如南洋海味、胡椒、白藤、拷皮等，大都经由香港进口。最盛时在五卅运动期间，此类办庄计有三四十家。中国棉纱、棉布的出口始于20世纪初，20年代上海南洋庄出口纱、布以广帮为主，销往地区首推香港。上海市场纱和布的涨价，有时是由于广帮字号大量办货到香港而引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47、479页。
近代厦门进出口商大都以联号为主，即大多是和南洋及香港的商家发生联号的关系，他们的资金很灵活，可以互相调拨。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页。
沪、港、穗等地外贸企业数量很多，因为经营业务的关系，其中不少都结为联号。如抗战末期，上海特别市华南进出口贸易同业公会会员多达469家，同书编辑室编：《上海工商名录(1945年)》，申报社1945年编，第1110-1118页。这其中不乏沪、港、粤联号。至1946年统计，香港进出口业商行共有700余家。香港经济资料社编：《香港工商手册》，香港大千印刷出版社1946年版，第34-51页。上海市商会编印的《上海进出口贸易商行名录(1948—1948)》一书，可谓登录极为详备，分类亦细，其中有沪、港联号性质的企业多为进出口行号。
〓〓(五)制造业联号
香港华资工业萌生于19世纪后期，主要有机器、造船、造纸、食品及火柴等业，但数量少而规模小。20世纪初，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出现了一批较具实力的企业，如广生行化妆品公司、广东南洋烟草公司、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等。民国前期，华商创办企业形成高潮，工业门类趋于完备，各行均有一批颇具实力的大厂，生产水平也由手工而转变为机械化。陈大同：《香港概观》，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据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对本港华资工厂(以资本金在5000港元以上者，共约110家)的调查，其中可以确定与内地有分支或联行性质者32家，约占总数的1/3，这些企业皆为香港华资工业中之佼佼者。民国前期，已有不少内地工厂到香港创办分支企业，向外拓展。抗战初期，随着内地企业纷纷南迁，使香港华资工厂迅速增多，总数突破千家(不计其他未登记及家庭工业工厂七八百家)，创空前之纪录。《香港商业录》，第3页，《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40年代末，由于时局的影响，大批内地企业南迁，对香港实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1949年9月，全港已注册工厂达1309家。香港《华商报》1949年10月8日，第3页。制造业联号以轻纺工业为主，以中小型企业为多，建设周期短，投资见效快，生产或转产灵活机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强。
〓〓(六)餐饮业联号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粤菜系闻名遐迩，自古就有“食在广州”之美誉。粤、港、澳三地饮食文化同源，故几个大酒家不仅同名，且相互联系紧密。如广州四大酒家(即文园、南园、西园、大三元)与澳门同业共组宏伟的五洲大酒店，于1925年4月11日在澳门开张。《广州四酒家同启》，《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4月11日。广州大三元酒家自1926年底设立香港联号，不及半年，亟欲扩充，公开登报悬赏征稿，以求解决其四大问题。《大三元酒家启》，《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5月30日。1927年5月17日，广州四大酒家又举行“空前大运动”，与香港南园、大三元酒家及澳门大三元、文园酒家共同推出美食，《空前大运动》，《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5月17日。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至抗战初期，香港酒楼中除文园、西园、广州酒家等属粤港联号外，大三元和南园分别已有两家分店。《商号分类》，第71-72页，《香港华侨工商业年鉴》，香港协群公司1939年版。此外，在旧广告中常见的大东酒店是港沪穗联号，新亚大酒店是港穗沪联号，大同酒家是港穗京联号，东亚大酒店是穗港澳沪联号。
〓〓(七)跨行业的联号
此类一般是大型的集团性企业，如永安资本集团乃一典型。该集团的层级结构包括同业联号(如香港、上海、悉尼百货公司)、异业联号(如永安系列百货公司、纺织印染公司、银行及保险公司)、分支联号(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及其在各地所设立的分庄、永安保险公司及其在各地所设立的分公司)等。金城银行除了在香港等地广建分行外，其联号太平保险公司亦在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与之相类似联号的还有诸如南洋企业公司等。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联号，如二次大战后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所创立的安达公司、宝通行等。
若从联号的经营管理者方面来分类，则可划分为商办和官办两类，就数量而言无疑以前者占绝对优势。从联号性质的演变趋势来分类，则分别有私人独资、合伙及公司(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类型。从地域路向来分类，有香港至内地联号、内地至香港联号、国外华侨经香港至内地联号。这些企业内部结构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既有单向的，也有多向的。
六、联号建立的规律
近代海内外华资企业建立联号的现象非常普遍，一般来讲，粤港间联号(以广州为重心)、大陆沿海与香港间联号(以上海为重心)较早较大量地建立起来，而内地与香港间联号(以四川尤其是重庆最为突出)相对发展得较晚，数量亦较少一些。联号的大量建立除与近代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外，也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如在民国初年军阀战乱严重时、抗日战争前期我国东部地区大片沦陷时、40年代后期国共全面内战时，在这些形势极不稳定的环境下，联号反而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
根据对一些典型企业广告的追踪查寻，可知单个联号建立的一般规律是：业主先在有意向的商埠或地区传媒上登载广告，寻找代售、代理或招商招股，条件成熟后即开设分支行店。如香港华商中澳轮船公司在港沪穗增招新股；中澳轮船公司增股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1日。上海中国电球公司制造灯泡，在香港由生记电器公司代理；上海中国电球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6日。上海谦生堂托香港华昌盛洋货号代理；上海谦生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8月2日。上海华乐唱机公司专设驻港分销处上海华乐唱机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6月7日。等，都是如此。又如南洋永安堂药行于1921年初在港岛南兴源设总代理，翌年在穗、港万安隆设总经理，1929年设香港分行，后又在穗、汕、沪、厦、津、福、梧等地设分行或药厂。永安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2月14日、1922年7月7日、1929年8月9日。
在联号的发展过程中，原先的总行分行往往会根据经营形势相应发生变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起源于香港，清末在穗、沪设支店，民初改为分公司，后由于上海的业务发展迅速，遂改为总公司，香港降为分公司；广东捷和钢铁制造厂于抗战初设香港分厂，得较大发展，战后省港两地总、分厂的位置便调了头。《捷和钢铁制造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此外，香港百货商业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及大新公司等，在进军上海后，也获得大施拳脚之机会，规模很快即超过母公司，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佼佼者。一般而言，港、沪企业联号的经营重心都会逐渐北移，这是因为上海在近代中国具有中心地位，并可为企业经营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营的根本转移，有些企业中止了联号关系，如济隆糖姜厂创于19世纪40年代，初设广州，在香港有分厂。该厂经营最盛时是在清光绪末年，股本有6万港元。此后即结束了粤省方面的厂务，而专事香港方面的经营，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市场。《济隆糖姜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嘉华储蓄银行自1923年在广州开业，营业蒸蒸日上，于1929年设总行于香港，1932年设上海分行。讵料世界不景气，遂于1935年春停业。至次年4月1日各行同时复业，根据和解方案，清理债务，港、穗两行分离，独立营业。广州行董事长谢渔庄，司理张新基。香港行改组复业后，撤销了上海分行，以夏从周为董事长，副董事长林子丰，司理谭希天。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D第197、115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因为种种原因，也有部分联号先后倒闭了。
七、联号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首先，联号是连接香港和内地民族资本的纽带。近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构成了民族资本最强大的阵容，而以港粤为中心的“华南财团”外向型发展则是非常突出的。如粤商喉舌《七十二行商报》在发刊词中自豪地宣称：“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我粤人于历史、地理、物产、民俗得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谓不然？”另据《时报》记载，1911年时，旅沪粤商不下十七八万人，广肇公所成为粤商在上海有相当影响的团体之一。引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130页。由于籍贯、方言、习俗及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粤商有不少人兼有港商、华侨商人的身份，在港澳和南洋从事经济活动。清末民初，港商的主要成分就是寓港粤人、粤裔港人或粤籍华侨华人。笔者曾统计1937年版《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书中工商界人士51人，其中广东籍38人、粤籍港人7人、粤籍华侨4人，外省籍1人，不详1人。由此可以说，早期粤港华商是不可分割的，而港沪华资联号实际上把地处江浙和华南的民族资本紧密地结合起来。
其次，联号是沟通海外侨胞和祖国经济交往的桥梁。内地企业要走向世界，特别是要开辟海外广阔的华侨华人市场，首先会寻求在香港这个远东新兴的国际贸易枢纽建立立足点，以此为依托跨向海外。而侨商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和在祖国发达的抱负，一般也是先到与其素有地利、人和优势的香港落脚，奠定基础，然后北上。如南洋烟草公司，先施、永安、大新等百货公司在香港轫办后，锐意进取，插足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再次，联号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早期民族资本利用香港这块中西合璧之地，在诸多行业领域都开了风气之先。如国人仿西法用机器制造卷烟、化妆品、胶鞋、西式饼点、铅笔、电筒、电池等，并采用百货公司方式经营商品，都是起源于香港后，再通过联号发展影响到内地。尽管我国近代民族工业落后，但联号仍较多地引进并使用了机器生产，提升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外树立了很高的声誉，赢得了广阔的市场。
由于联号主要地处沿海开放地带，接触西方近代商业管理制度较早，大都能循规分别向中、英政府注册。它们比内陆其他地区更有条件获得较多的资金、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优良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因而能成为民族资本中之佼佼者。
通过联合经营而提高效率、扩大规模，最终走向集团化，是近代企业成功发展的模式。关于联号的历史功能，孔祥毅先生曾以钱庄和票号为例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钱庄起源于兑换，票号起源于汇兑。它们因起源的不同而在组织制度上也形成了差异，钱庄为分散经营的独立经营制，即现在所谓的“单一银行制”，而票号“则形成‘分支联号’，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总分行制’”。票号由于实行联号经营制，资金雄厚，规模较大，通过灵活调度，调节分号之间的资金余缺，提高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19世纪下半叶票号迅速发展，经营范围扩大，原因之一便是钱庄(银号)、典当等业一般均由独家经营、一地营业，有分支机构者甚少。而票号实行联号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城镇码头，这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352、47-48页。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是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内外华人资本家需要相互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寻求更大发展的必然产物，经实践再次证明，这确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最佳模式。
在华资联号中，以中小型企业占多数，但因联号在不同性质的区域铺设联号机构，强调香港、内地及海外联号组织的分工负责、业务合作，特别是一些联号通过横向扩展业务，实行跨行业的多角经营、相互支持，或者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的垂直联合，将原来市场中的交易关系，变为集团内部的协作关系，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使企业向大型化发展，并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烟草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成为中国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几家新型百货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作为我国唯一一家华侨资本创立的近代棉纺织企业，其规模之大，仅次于申新系统。据郭棣活回忆：“永安纺织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建立了许多分公司或分庄，在国内有天津、济南、青岛、西安、灵宝、郑州、烟台、洛阳、重庆、宜昌、昆明、武汉、南通、长沙、南昌、梧州、汕头、广州等城市，在国外有泰国的曼谷、越南的海防和新加坡、香港等地区。”1935年时，永安纺织集团拥有的固定资产达1754万元。沈祖炜主编：《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并且就技术水平而言，许多联号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淘化大同罐头公司香港厂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工厂之一，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均不逊于欧美和日本同业，《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淘化大同罐头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实行科学化管理的大企业。
联号对于近代国货的生产及推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家们锐意经营，提高其水平和质量，形成了一批横贯海内外，具有雄厚实力的华资集团。从大型联号的规模、经营管理近代化及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企业的股份制化和集团化趋势看，可代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最高水平，各为其所在地同业中之佼佼者。联号抗衡外国资本侵略，挽回利权，树立了“实业救国”的典范。
毋庸讳言，由于经济竞争激烈，华资联号也有经营失败，惨遭淘汰者。如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在20年代中期宣告收盘；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3月27日。香港上海兴华制面公司因积欠债务过巨，无力维持，于1923年4月被迫宣布停业清理。兴华制面公司股东叙会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4月4日。甚至连资本实力相对较强的银行也不能幸免。如中华国宝银行创于1920年，3年后即关闭。参见民国小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页。香港华利银行和东方商业银行存在时间都不长。香港华商银行原由越南华侨刘氏家族创办，设有广州、上海分行。1924年6月，沪分行应支不灵，突然倒闭，使各方面损失惨重，终于都被拖垮。黎照寰：《华侨资本的五家银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5年第1辑。香港工商银行创于1915年，由美、加华侨集资组成，在广州、上海及汉口设立分行，营业重点为接驳侨汇。20年代末，因经济不景气，经常发生提存风潮。1930年6月，上海分行因放款过多，不能依时收回而致停业，牵连总行倒闭，不久广州分行亦破产清理。《银行周报》第14卷第26-40号，1930年7月至10月。当然，在联号企业家中也有唯利是图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奸商，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明令所有的中国船只，均须集中于本国内海，服务于抗战。但张本政却将其政记轮船公司的全部船只调集大连和香港(该公司在香港有分公司)，帮助日军运送军事物资。太平洋战争初期，更变本加厉地将所有船只资敌，左域封：《张本政》，朱信泉、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1页。成为通敌败类。
联号的多层次组织结构及各种连接纽带，使之形成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整体系统，这种功能使得联号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能够经受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多变及企业自身变故所带来的种种波折和困顿，顽强地维持与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管理经验。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具有一般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共同点，对此本书略之，主要集中深入探讨联号的独特之处；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涉及面非常宽广，本书对香港方面的情况进行侧重研究；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有多种形式，本书以其中数量最多的分支联号为主要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