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华商及其企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近代香港的华人资本家主要由祖国内地商民及海外华侨不断输入补充而壮大，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逐步形成，在结构方面具有来源多元化和国际化、粤系地缘色彩浓厚、商业资本占绝对优势等特点。

〓〓(一)早期香港华商主要源自大陆

华商在香港早期经营的情况，因史料局限而难以详尽掌握。陈大同所著《香港概观》认为，1873年华人才开始在香港经营商业。见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但可以肯定，这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早在开埠前后，今香港地区已有传统经营的华商。如开埠之前，港岛赤柱村共有房屋及商铺180间；九龙半岛铺民云集，渐成市镇。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15-16页。新界各墟市除元朗、大埔、石湖、长洲等几处规模较大外，余多是商户50间左右的原始墟市。参见金应熙：《金应熙香港今昔谈》，龙门书局1996年版，第29页。19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香港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华南沿岸各地华人的大量流入，近代经济也逐渐运转起来。有小商贩从附近的东莞、归善(今惠州)、新安等县迁入，经营很兴旺。早期香港买办大多原来活跃于珠江三角洲地带，到港后结成买办世家和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排他性买办集团。香港开埠不久，已有买办自立行号，开始兼有商人的身份。这些人是香港华商的起源。

当时香港市场零售商业一般都由华人经营，并有一定扩展，港岛中环、上环及太平山街市成为华商的营业中心。据不完全统计，1845年华人开设的店铺有388家，行业种类共59个，有关居民日常所需衣、食、住各类物品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与英人核心商业区迥然不同的繁华华人社区。冯邦彦：《香港早期华商经济的崛起》，《港澳经济》1998年第7期，第21页。不久，香港以商人、买办、小贩、手工匠、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型华人社会已略具雏形。

19世纪50年代，内地居民移入香港者逐年增多。如太平天国运动时，华南局势动荡，许多人逃港避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割占九龙，港埠得以扩展，贸易与航运皆蒙其利，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前来寻找机会。这些移民中包括一些行商及其他殷实之家，因避战乱携资来港开业，买地开店及经商牟利，各种店铺纷纷成立，香港经济面貌进一步改观，这被视为“香港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后又因美国和澳洲相继发现并开采金矿，内地经由香港出国的人数激增，为适应外贸的发展和海外华人社会的需要，头脑灵活的华商运用传统的经营方法，把远洋贸易与中国沿海贸易连接起来，创办了大量经营南北洋转口贸易的“南洋庄”和贩运中国货品到北美及澳洲的“金山庄”，他们分别代表来自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的商人势力，并构成港商的中坚力量。南洋庄初创于50年代，为香港成为转口贸易港奠下了基石。金山庄随着近代中国劳工贩运和海外移民浪潮而兴，形成于70年代，两头联系着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旧金山)社区和大陆侨乡。由于转口贸易是近代香港经济的支柱，南北行和金山庄得到显著的发展，形成一个将中国沿海贸易与远洋贸易结合起来的商行网络。与此同时，华商又通过联号的形式，逐步建立起将香港与广阔的内地市场紧密相连的又一个商行网络。

这样，香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站，也是海外华侨与祖国联系的桥梁。

到七八十年代后，香港作为远东转口港的地位已完全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工业、各种商行以及旅店客栈服务业等纷纷设立，华商势力迅速发展，香港与内地的联号亦不断创建。至70年代，华商的各个行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专业化经营的趋向日益明显。据统计，1861年行业种类为101个，1871年为166个，1881年为221个，20年间之增幅大于一倍。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另据统计，1876年至1881年间，香港由富商开设的，主要是经营欧洲进口货转发中国各埠出售的大商号(应为批发商号)，从215家增加到359家，而同期香港普通的华人零售商店，增长近9倍，即由287家增至2377家。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2页。

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东方最大的转口港。华南商民赴港设栈经营、拓展业务的情况大为增加。为了适应中外贸易频繁、香港与内地汇兑及香港本埠金融调节之需日增等情况，粤商纷纷在港创立银号。此时，香港也是大陆居民移往海外的主要转运站，如1883年至1898年间，华人经香港出国者近100万人，同期内从海外返回香港和内地的华人，每年带回香港的财富估计在千万元以上。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这为华商资本的原始积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香港华资最早萌生于商业(尤其是从事于国际转口贸易的行业)，是由香港自然地理位置和近代中外经贸关系所决定的。广东毗邻香港，素来商业气氛浓厚，粤商向外发展非常突出。如《潮州府志》记载：“潮民逐海洋之利，往来……如履平地。”周硕勋纂修：《潮洲府志·风俗》卷12，光绪十九年版。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宣称粤地可谓“天然商国”。开埠后的香港正好给了粤商向外拓展和大展身手的机会，地利与人和的特殊背景，有利于其在港捷足先登。而主要脱胎于粤商的港商亦继承了经商的传统和擅长，以经营转口贸易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纵观港商历史，出身粤籍者始终居于主流，早期的“港商”甚至就是粤商在海外的一个分支。在清末，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据闻其“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一二十万人”。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130页。而按香港人口统计，清末时最多也不过40余万人，这充分反映了早期香港华人来源的地域集中性、华人社会的高度商业化及粤商在港的优势地位。

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因素，粤、港成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方。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势力向北扩张和上海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粤、港地区活动的大批买办和华商亦赴沪发展，使港、沪两地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至清末，香港已成为远东地区新兴的商业中心之一和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转运站。因此，国内许多企业赴港设立分支机构，推广业务；海外及香港华商也需要继续加强与内地市场的联络，这些便是在中国近代占有特殊地位的港、沪华资联号出现的主要背景。

港、沪航线开辟于鸦片战争后不久，吐纳北方货客。但沪商涉足香港则相对较晚，起初主要限于金融、医药等业，如中国通商银行香港分行以及上海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中法药房、五洲大药房等驻港经理处，也在20世纪初建立起来。该三公司广告分别见《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8月29日、1907年12月25日、1909年4月7日。

甲午战争后，中国私人企业发展很快。清政府为鼓励民间私人投资，相应采取了若干奖励政策，如1898年《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3年《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奖给商勋章程》、1907年《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和《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初，因清政府推行新政，国人抵制美、日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促进，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许多企业、商号将业务扩及香港，如罐头食品业的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广美香、广福隆；印刷业的佛山英文堂书局、广州澄天阁五彩石印机器书局、广州东成隆五彩石印书局；餐旅业的羊城粤华大酒店、广东大酒店；烟草业的粤东烟草公司、鹤邑沙坪刘馨利烟丝行；烟花爆竹业的佛山张广泰爆竹店、张祥泰、东莞陈泰记爆竹店、东莞南昌泰烟花店；茶叶业的万春茶号、恒裕茶号、江门信益何福记茶庄；运输业的省港货运仓储致祥堂、广州均和机器厂造船部、新宁铁路公司、粤汉铁路公司；绸缎业的粤纶祥丝绸店；日杂业的瑞昌号酒庄、宏远堂纸局、一品斋鞋厂、佛山福源和纸号、罗长泰金花店、广福祥号、兆升恒号、莫礼智号、正戊隆号、永福香号；燃料业的礼昌煤号；制药业的马百良、庶和堂、流泽堂源吉林、天喜堂、梁培基、敬修堂；金融业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广东官银钱局、上海源丰润银号、义善源票号，等等。根据1900—1911年《香港华字日报》广告栏所提取的一部分。

〓〓(二)海外华侨亦为港商的重要源泉

由国外因素考察，港商的崛起与华侨有不解之缘。如郭乐被称为“百货之王”，其昆仲所创办的永安公司服务于华侨，取利于华侨，他们在四周的根基尚未牢固之前，深知不宜贸然脱离华侨之地。于是，首选香港这个华侨进出国境的必经之处、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作为过渡和试验的场地。魏明康、姚海明、姜伟主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在近代中国，人们通常将港商亦视作华侨，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属“海外”范畴；华侨商人祖籍大都在粤、闽，多经由香港北上投资，故人们习惯上将其与港商视为一体。但实际上两者在严格意义上仍有区别，只有在香港投资经营后，侨商才具有或兼有了港商的身份。

19世纪末，粤人在国外华侨人数众多，“该侨民将平素积蓄携带回华甚众。中有致巨富者，其资财先付香港存储，渐用为振兴土木工业”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9页。，香港出现了一批由华商经营的机械化生产的企业。20世纪初，华侨回国投资形成第一个高潮，香港具有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和优越的港口、商贸环境，是一个理想的桥头堡。华侨商人看中了这一点，认为“海禁即开，环球互市”，香港乃“航路转枢之中点，商务之旺未有穷期”。《创设兆安轮船公司小引》，《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8月6日。一时富商巨贾创设大公司接踵不断，如四邑轮船公司、省港轮船公司、中国粤港轮船公司；先施、光商、真光、永安百货公司；源安、源盛洋面火烛保险公司；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广生行化妆品公司等，真可谓“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论香港工艺蒸蒸日上》，《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7月10日。

二、早期华商在香港创办联号的考虑

19世纪末，《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上登载的广告，基本上都是保险公司、药号、旅馆酒店、一般商店及交通航运等企业的信息(由于该报阅读对象为华人，故所载外国公司的广告不多)，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粤籍企业在港广做宣传，常见的有陈李济、黄祥华、天宝堂、潘人和号等药业行号及宏远堂纸局等。此外，香港华资企业的广告也有一些，如正和堂、杏春园、百好堂、彭杏春堂等。根据对这些企业以后发展情况史料的追踪考察，它们基本上都成为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

现从早期内地与香港华资联号登载于《香港华字日报》上的广告内容来分析，它们所创办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究治香港及海外市场上日益猖獗的假冒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外市场上假冒名牌中成药已很猖獗。为此，不少内地药行药号不得不到香港去创设分支机构，进行辨伪，以便利顾客采购。如黄祥华药号创始于佛山，祖传创制“万应如意油”及各项丸散参茸玉桂，中外驰名，因市面伪药冒混，于1894年2月24日登报声明：商标以本号水印为记，请购商认明。《粤东省佛黄祥华启》，《香港华字日报》1894年2月24日。但此后市上假冒仍盛，该号特于1899年6月2日分股一铺于香港，以利海外采买。《粤东省城、香港、佛镇太和堂黄祥华启》，《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3月18日。广州王老吉凉茶庄在香港登报，声明其在香港只有文武庙直街117号一家店铺，“向无分支，请认招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始创王老吉远恒济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3月17日。。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的类似广告还有广州天宝堂(1894年2月20日)、广州甘白斋梁天保(1894年2月21日)、广州桔香斋(1897年12月2日)等。

其他行业有如省港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始创由外洋得法巧制机器各款送礼罐头”，中外驰名，因有无耻假冒，于是登报广告“请认明本庄人像招牌为记”。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6月25日。广州永福号精制各品名香，远销海内外，因无耻之徒以假乱真，特于1900年5月24日分设一栈于香港，“以防假冒，并在港宪存案，幸蒙恩准”《省城永福号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00年5月26日。。信益何福记为江门茶庄老字号，创制名茶名扬中外，向以“双凤朝阳牌”为记，20世纪初因假冒猖獗，故特向港英政府禀请存案更换商标“双鹿牌”为记，嗣后若再有假冒，“一经查出，定必送官究治”。同时，该号又于1908年3月18日在香港专设一栈，以为监察并经销正品。《江门信益何福记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08年3月25日。当时《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的此类广告还有瑞昌号老酒家(1894年2月20日)、广州恒裕茶号(1897年12月2日)等。

〓〓(二)便利外洋商贾采办内地国产各货

内地企业大批赴港设立联号，主要是由于其业务逐渐扩至港澳及海外各埠，为了便利客商采办而作。如陈李济主事人认为货品输出国外，必须在香港设厂，才能源源供应。《陈李济药行》，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当时《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的此类广告还有省佛黄祥华(1899年6月2日)、省港万春茶号(1894年4月10日)、省港杏春园药酒号(1892年5月28日)、广东宏远堂纸局(1895年6月25日)、省佛港德安堂朱炳昌(1896年6月8日)等。

〓〓(三)建立对外扩展业务之据点

以药业为例，开埠之初，香港药材全由广州运去发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南洋地区华侨移民日增，他们生病仍是看中医、吃中药，因此需求量很大，出现了办理药材去外洋各地的商号。最初这些客帮仍是到广州购买药材，购量极大，广州发行生药商便赴香港开设药行，供应客帮，既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又减少了损失。《香港地》，香港《文汇报》1992年1月4—5日。当时《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的此类广告还有张广源罐头食物庄(1897年6月25日)、省港一品斋鞋厂(1897年10月12日)、永福香号(1900年5月24日)、粤纶祥丝绸庄(1903年1月22日)、省港兆升恒号(1906年3月16日)、莫礼智商号(1906年2月26日)、江门何福记茶店(1908年3月18日)等。

〓〓(四)企业新创时对外招股之需要

由于香港联系海外华侨市场方便，企业筹集资本(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初创时即需要巨额资金)相对较容易，成效亦彰。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股份制企业，通过民间发行股票，“招商集股”。其中轮船招商局为便利募股，直接在香港设立了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尽管并没有发展成为联号，但亦在港澳及国外设立了代理点。根据其在《申报》上登载的招股启事，港澳代收股份的绅商分别是香港广记号的黄均堂和澳门存善堂的曹雨亭、渭泉。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9页。

20世纪初，《香港华字日报》上充满了内地创办企业招募股份的广告，其中不乏联号，如广州府新宁县筹建铁路招股广告、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香港股东团体会广告、中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招股广告等。

1905年，广东新宁铁路章程咨部奏请立案，陈宜禧亲往美国招募股银并订购车辆机器，而旅港新宁县绅商于这年9月共同筹议再行推广利权，开招股份。《寓港宁邑商务公所启》，《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9月21日。清末粤汉铁路绅商决定公开招股筹集资金，除设在广州的总公司负起招募职责外，另在香港、上海等地设立招股总局，并派遣人员前往海外华侨较集中地区去招集。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香港股东团体会于1906年5月11日公布总纲，称本会“以助成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及保全本公司各股东之资本为两大宗旨”，并“调合绅商以固团体务令保全商办”。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香港股东团体会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5月11日。由于粤人在美国及南洋各地“富商较多”，并熟知铁路之利，故粤路的招股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总计从1907至1912年分3期实收股款2188万余元，超过该公司原拟先集股银2000万元的定额。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9页。

由上可见，内地华商在香港创办联号之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企业同时出于几点考虑。一般来讲，在19世纪末以究治香港及海外市场之假冒，并便利外洋商贾采办为主要动机，而到20世纪初以后，更增添了利用香港市场向海外募股及扩大业务经营范围等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