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后，香港已成为东方著名的转口贸易港，在这国际化的都市里，各国商贾云集，商机极盛，吸引了许多内地私营企业和官商企业前来设置联号机构，从轮运、保险、钱庄票号、银行，到商贸、制药、日杂等业，涉及面非常宽泛。

一、私营企业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私人经营机动灵活，在香港开埠不久后，联号随即创建起来。

〓〓(一)粤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因有天时地利人和，粤商在港发展自然占有先机，在商贸方面应该是先驱者。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国内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批“广东商人”的行迹，他们在各地广设自己店号的分号。活动在台湾的广东商人在设店经营棉毛洋货的小额零售业务的同时，更在香港开设联号。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清道光末年，粤省新会县人朱延宾于广州创办朱广兰号，以经营熟烟(加工烤焙的烟丝)出口为主要业务。该号成立不久，先后在江门、香港、澳门、檀香山、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店或厂场，达一二十处，资产净值至少达数百万银元，是华南地区规模、资金较大的企业。在晚清数十年间，朱广兰号业务发达，资金雄厚，盛极一时。该号还附设作坊，生产生油、烧酒及包装品，同时在南洋地区投资开办锡矿、橡胶园等，业务范围极广，机构庞大，成为当时华商的综合性企业。朱广兰号的总管理处原设于广州，后因港澳及国外分支机构增加，重心转移，遂迁至香港，总管理处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主持香港总店的朱松乔手上。朱克礼：《朱广兰企业的兴衰》，《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201页。

招雨田为广东南海县海商，于清末创办祥和商号，经苦心经营，逐步推广，遍历南洋诸国经商贸易。子商号迅速发展至“百数十家”，以香港广茂泰为总机关，身任督理，商业兴盛。冼宝干等纂：《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八，1926年刻本。

林祜记、黄万隆、许合发是清末广东揭阳三大夏布商号之一，其中由许淑六经营的许合发号约在1895年间创于汕头，计有分销号共13处，分布于沿海各大埠及台湾淡水、香港等地。杨群熙缉编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2003年编印，第177页。

据《香港华字日报》所载广告来看，清末由粤商企业在香港开设的分支行号已经不少。如凤鸣老铺精刻华洋招牌匾额并承接油漆业务，系广州招牌行，约创于19世纪初，原名何凤池号，19世纪60年代初即已在香港设店开张。《凤鸣老铺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11月23日。中国大药房原本位于广州，拟在港英政府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登载招股广告，集资10万元，并设总局于香港，成为省港联号。中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招股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9月6日。广州一品斋约创于清同治年间，至1897年10月12日设香港分店，自办胶底配制各款鞋子发售。省港一品斋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11月13日。广州万春茶号专办福建武夷山名茶出口，1894年3月5日其香港分栈开张。广州万春号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2月14日。广州杏春园为制销卫生药酒老字号，为利便海外客商采办，亦于1892年5月设立香港分号。《杏春园启》，《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2月15日。广东宏远堂纸局由南海县盐步乡人钟星溪等集股创办，为拓展海外业务，于1895年6月托香港南泰号代理分局事宜。《宏远堂纸局告白》，《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6月27日。

清末一批广东食品企业在香港创建分号或分场，如由余达之等创办的广州济隆糖姜厂有上百年历史，自设香港分厂后，规模日见扩大。营业在清光绪末年最盛，采用最新机械制造，除糖姜外，兼制糖果，出口占90%以上。《香港华资工厂史》，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广州万隆糖姜厂为百年老字号，后为便利出口之制造和运输，于19世纪中叶到香港扩充营业，由马贯恩、马道生父子相继担任经理。在广州仍有专责刮净姜皮的工人千余人，原料皆取自广州附近各县。《万隆糖姜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广州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制品本在香港代理店寄售，1897年5月31日自办香港分栈。张广源罐头食物庄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6月25日。其他还有由广州广美香(罐头食品)广美香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6月20日。等。

内地钱庄一般不设分支机构，故汇兑业务向不发达。但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如广东商人林毓彦于1899年开设的汕头太古庄，在潮州、广州、揭阳、上海、厦门、香港及新加坡等埠均设有分号。同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由于香港和南洋一带气候湿热，瘴疫盛行，以及海外华侨对祖国传统中医药的需求等因素，粤中老字药号创建了一批香港联号。清季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广告最多的当属广东药号，笔者粗略统计有近60家，其中在香港设立分支店号的有(按在报纸上出现之先后时序)杏春园、朱炳昌、德安堂、橘香斋、王老吉、太和堂黄祥华、黄慎堂、罗泽醴、芝兰轩、黄慎昌、树仁堂、马百良、庶和堂、黄仁庵、流泽堂源吉林、天喜堂、朱广济、黄广善堂、陈修宗药局、陈日南、活伦大药房、梁培基、梁同济、岐生园、朱芳兰药局、敬修堂等20多家。

王老吉凉茶庄创始人为王泽邦、王贵发父子，为广州著名老字号。王泽邦生于1813年，因创制凉茶药效显著，名声鹊起，曾被清咸丰帝召入宫中，赐封太医院令。咸丰三年(1853)，在广州开设第一家凉茶庄，以“王老吉”命名。1876年到香港设联号，在港英政府登记注册，生产“凉茶包”和“凉茶精”，以应海外市场。《华资名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第46页，《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贵发到香港设店，亦向港英政府注册。1914年，其孙辈王恒裕将香港店扩张经营，还包装凉茶包外销。1925年，被邀往英国伦敦温庇展览会展出凉茶包，令“王老吉”名誉更隆。王氏第四代孙王豫康把“王老吉”的事业发展到顶峰，产品推至世界各地，并创制了更多的品牌。曹淳亮主编：《香港大辞典》，广州出版社1994年版，第670页。

黄祥华太和堂药号祖铺在佛山，有广州分号。1899年6月3日，又在香港上环大马路分设一铺，黄祥华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3月18日。成为佛穗港联号。1904年10月11日，马百良药号香港店新张，称省港禅贵宁堂。《马百良启》，《香港华字日报》1904年10月12日。广州“花柳药王”梁培基于1910年设香港分铺，省港禅梁培基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0年5月6日。亦为省港佛联号药行。

源吉林由日本归侨源吉荪创办于1892年，在药业方面以经销“甘和茶”著称于世(对流行时疫具有独特的疗效)，同时亦经营颜料，其正铺为佛山三昌颜料店，另有省城广和、香港源广和等两家联号。源吉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3月7日。

除了药号之外，在当时报纸上登广告推广业务的还有各个行业的企业，从地缘来看，这些企业基本都位于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域。事实上，它们在当时或以后大部分都成了粤港华资联号(参见本书附录《近代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概况表》)。

〓〓(二)其他各省华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推动，一些省份的华商很早即到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如山西太谷“广盛号”中药行于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由石姓医生创立，以产“御用圣药”的龟龄集、定坤丹而负盛名。19世纪时，集股改号为“广升聚”。规模扩大后，在广州、香港等多地设立分号。1878年，增股达2万银两，更号为“广升蔚”。因内部掌柜们相互猜忌倾轧，1885年时，以申守常任总经理开设“广升远”，资金2.6万银两。不久即在内地各埠及香港设了9家分庄。仅香港一处年销金额即达25万港元，其龟龄集主要从香港出口销往南洋一带。张庶平、张之君主编：《中华老字号(第3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云南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外贸方面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如蒙自关之贸易范围，“外以安南、香港等地为主，而转运及于全省乃至川、黔等地”。因此，该省很早即有滇、港联号。如云丰祥，约创于19世纪下半叶，由祈星阶、杨子书合资成立，资本5万元。总号设昆明，分号设于省内下关、四川、香港及缅甸等处；兴顺和，19世纪下半叶由玉溪马勋臣等合股4万元创办，总号在昆明，分号设于云南、四川、汉口及香港等处；福春恒，创于光绪初年，经理张介曾，有资本30万元，总号设于昆明，在云南和四川省内、上海、山东博山及香港、缅甸皆设有分号。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66、1100页。

与粤、港同属西江流域的广西，在近代经济方面的联系相当密切。如贵县产银，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美洲粤籍归国华侨叶恩等集资300万元，设立了振华公司，开采平天山银矿，兼营广西银行、梧邕轮船、梧封铁路等，并开垦县属荒地，计划颇大。设局二处，总局在县城，分局在香港，均建有大厦。不过因经营不善，于宣统二年(1910)歇业，计损失资本达数十万元。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页。

1908年5月，梧州商会周宗贤等人，以该地为西江通商枢纽，南宁为新辟商埠，百货交通，行商往来益盛，而“航利多属外人，若再因循，放弃权利溢出，不特商务日形堕落，其影响于国计民生，当受无形之隐患”。为拟设法挽救，联集本埠以及西江上游各埠行商坐贾，组创西江航业有限公司。集资11万银元，购“广泰”轮一艘，来往于梧港各地。该公司行船，乃“西江华轮之先声也”。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2页。该公司总部位于梧州，并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西江航业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2月12日。

江浙金融商的触角很早也伸展到香港。如1910年上海发生了被称为“橡皮股票风潮”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钱庄倒闭。其中上海源丰润银号是由浙江富商严信厚开办的，创设资本为100万银两，专营官商款项的汇解存兑，利源充盈，局面宏大，先后设分号17处，分布在各大城市(包括香港在内)。该号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共亏欠公私款项2000余万元，引起全市震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81页。上海义善源票号由李鸿章家族与苏州洞庭山家族合伙开设，以李经楚(李鸿章之侄、李翰章之子)为总经理。有分号24家，分布在各大城市(包括香港在内)。义善源票号也于1911年3月21日以负债1400万银两宣告倒闭。同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当源丰润和义善源票号上海总号倒闭时，各处分号随风而倒，牵累各地钱庄、商号不可数计。

二、官商企业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晚清官商罗肇前研究认为：晚清的官督商办就是在官府的监督下由商人经办，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全部股本都集自商人，官款在企业中只是信贷。这种企业的属性为特殊的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特殊之处在于受官府的监控。见罗肇前：《晚清官督商办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已涉足于香港经济领域，但其所创办的联号并不多，主要限于保险、航运及银行等方面。据1876年3月《申报》和《通闻西报》报道，当时唐廷枢已发起设立对外贸易银行和宏远贸易公司。前者系唐氏访问福州，与闽抚丁日昌商议，拟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并在伦敦、日本和其他地方设立分行。主要股东是粤籍商人，已认购了几乎全部所需资金30万银两。后者拟以上海为总行，在伦敦、香港及福州设分号，资本额30万银两，除经营一般商业及代理生意以外，还将充当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代理人。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89页。不过，由于条件不成熟，这两项宏大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近代创办成功的第一家官商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企业为学习对象的新型股份制企业。招商局成立后，发展很快，1877年时，除上海总局外，已在沿海沿江设立了12个分局(包括香港)，另在国内外有14个附庄(未专设分局)，计共26处，均由总局酌派总管之人前往经理。汪熙、陈绛编：《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该局早期局规规定，选举董事，按办事章程，推举唐廷枢为商总，主持一切。又推朱其莼、徐润为上海局商董，宋缙为天津分栈商董，刘绍宗、陈树棠、范世尧等为汉口、香港、汕头商董，分管各该处事务。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招商局成立之初，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年保险费率高达10%，其昂贵近乎敲诈勒索。因此公司集股由唐景星、徐润总理其事，于1875年12月28日创办保险招商局，并在《申报》登载广告称：“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该局招股银15万两，各分局账目总归上海总局，每年汇算结总，倘有盈余，集众公议，照股均派。保险招商局总局设上海，初在汉口、九江、天津、广州、福州、厦门、汕头、宁波、镇江、营口、香港等10余埠设分局，其余台湾及国外各埠于后再行陆续扩大。保险招商局的创立，深受国人和舆论界的赞许，《申报》曾为此发表了《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称“华商无有不为之庆喜者。”中国保险学会主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自招商保险局创办后，由于中国人自办船舶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受到民族工商业的欢迎和支持，保险业务随之不断增加。为了同外商保险公司竞争，也为分担风险，又由唐景星、徐润、陈菱南及李积善等发起，公开向社会招股集资20万银两，另行成立保险公司。因投股者踊跃，实收25万银两，定名仁和水险公司，于1876年8月19日开张。仁和水险公司与保险招商局一样，把全部股款都存入轮船招商局，并委托其代为管理一切业务。中国保险学会主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仁和水险公司也在内地各埠及香港设有分局。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尽管洪仁玕、容闳、李鸿章、郑观应、胡燏芬、汪穰卿等都曾提议设银行，但直至19世纪末，才有中国第一家银行的诞生。当时国人要求设立银行的呼声已十分强烈，其中粤、港绅商表现尤为突出，如陈鏸勋(济安洋面保险公司司理)于1896年春向清政府上条陈议设银行，云“银行为当今第一要务，非银行无以振兴乎国势”。他和容闳都是较早坚持华人自设银行论者，“谓中国欲收利权，必须设立银行，并多设支行分布通商各埠”。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4页。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0月)，盛宣怀奏请设立中国银行，其理由云：“商务枢机所系，现今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十一月二日(12月7日)，清光绪帝正式批准盛氏招商集股办银行，拟定名称为中国通商银行(其英文名IMPERIAL BANK OF CHINA，直译应为“中华帝国银行”，民国元年时英文名称又改为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3、93页。

《申报》1897年2月11日载有盛宣怀开设银行的条议，其中提及京、津、粤、港、沪、福州等地的源丰润栗号，“皆已开设多年，各号掌柜亦诚实可靠，是以官商交孚，措施裕如，现在各省拟设分行，原可先议归并”。同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总行定于上海，在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重要者计有京、津、穗、港、汕等处。据1898年10月31日出版的《字林西报周报》登载，该行香港分行于当年10月22日开幕，其洋经理在香港“颇有声誉，为富有经验的银行家”引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82页。。

不过，关于中国通商银行香港分行成立的时间却有不同的说法。据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所载资料，1897年7月《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大概章程》有谓：“总行生意全赖分行推广，照洋大班美德伦所议，先设京都(即北京)、香港两处。”理由在于：“京都居北，香港居南，上海总行居中调度，故京都、香港均准用洋大班、华大班会同办理。”据此，中国通商银行香港分行于当年9月开办，原香港阿加刺银行司理拉打(又译赉德)充任洋大班，冯厚光(字曜东)任华大班，因两人不和，冯氏遭洋大班排挤，后离开香港分行。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121页。另据《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4月12日所登中国通商银行广告，称其香港分行于这年2月19日开张，经营进出汇票、电报汇兑、物业按揭、银两交易、货币存贮等业务。由于总行及重要分行除华人任经理(大班)外，还聘有洋经理(洋大班)，故香港分行也不例外，其洋大班为律打氏。美国学者费维恺在其所著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一书中，列举中国通商银行最初成立的分行时，也未提到香港。［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真情究竟如何？此处暂且存疑。

甲午战争后，我国各地先后办起了一大批省官银钱号，在晚清的财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省官银钱局1904年12月23日创办于广州，有资本100万银元，在上海、香港、佛山设有分局，发行铜币及纸币。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5编《地方银行》，第31-33页。又见郭荣生编：《中国省银行史略》，第133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1905年9月27日成立于北京的清政府户部银行，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银行，自1908年7月1日起，其总分号同时易名为“大清银行”。至辛亥革命前，共有21个分行及35个分号，其中广州分行成立于1909年5月，下辖香港和汕头分号。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第3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0-2514页。大清银行香港分号成立于1909年7月。见《大清银行始末记(一)》，《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6期，第13页。清政府邮传部自1908年初创办交通银行后，努力拓展分行，奏请在南洋华侨最多的地方设立分行，以便旅居外洋华人之汇兑。由于邮传部高层决策驱动，致使交通银行分行发展迅速，除在国内各大埠相继建立分行外，还于1910年初开办了新加坡和香港分行，“自是机关灵捷，营业更有起色”。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2页。笔者按：清末交通银行在香港所设的应是办事机构，而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