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激发了国人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情，“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4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再版。。历届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企业发展的法令法规，如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准许各商号自由注册；北洋政府颁布了《公司条例》、《公司条例实施细则》、《商人通则》、《公司保息条例》、《公司注册规则》、《商业注册规则》、《商标法》、《会计法》等，确定了公司这一新兴经济组织形式；南京国民政府亦先后颁布一批奖励、提倡和扶助兴办企业的法规，如《公司法》、《公司注册规则》、《公司登记规则》、《特种工业奖励法》、《奖励实业规程》、《工业奖励法》、《华侨投资国内矿冶业奖励条例》、《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等，并于1928年两次颁发“提倡国货”令，号召国人购买国货，以促进国内实业的发展。还进行了税制改革，如恢复关税自主权，统一财政，裁并税务机构，取消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厘金，整顿关税、盐税和公债，建立了统税、矿产税等新税种，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及措施，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企业的较大发展。

自洋务运动时期起，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出现，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其资本总额为1.3亿元左右。而1912年到1919年，新建的民族企业投资约1亿元，原有旧企业增资约3000万元，8年的投资额相当于过去的半个世纪。李世平主编：《中国现代史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民初国内股份公司风起云涌，1915年时已达1127家，已缴资本为16149万元。王相钦、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商业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年至1927年15年间新设达186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A第7-8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20年代初，旧中国较重要的银行均已成立。由于当时市场准入门槛很低，民营银行的设立完全不受限制，在一地设立总行后，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设立分支机构，资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自然也就容易扩及到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地区。至抗战前夕的1936年，民族资本总产值为50.1余亿元，丁世洵：《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达到了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

国产轻工业品对香港及南洋地区的推销，始于民国建立以后，到20年代末期已卓有成效，这也为联号的发展及增多起了促进作用。如上海南洋庄经营者以旅沪的闽、粤商人居多，其南洋客户关系主要是当地的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民族轻工业产品开始抬头，一些厂商为了打开出口销路，也对南洋各地进行宣传介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人们热衷于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三友实业社于1920年首先在香港、新加坡设立分销处，为国产毛巾扩大了销路。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南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00页。

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曾与南洋地区一些商埠的中华总商会合作，在当地举办国货陈列展览。如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来函，希望出面征集国货产品参加在1922年春夏举行的马来半岛婆罗洲商品展览会。上海总商会很重视，多次开会集议，认为“事关吾国工商业前途，至为重大”，“新加坡为华侨荟萃之地，国货推销，较易着手”，决不能错失良机。遂一面分函国内各大商埠总商会，一面精选展品赴会。由于准备周到充分，展品精益求精，在南洋各埠赢得了国货产品的声誉，基本上达到了“以促实业之进步而增国货之光荣”的预期目标。又如翌年春夏之交，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总商会致函上海总商会，要求配合侨胞抵制劣货，“征集国货样品运至该会陈列，俾便代用”。上海总商会当即分函各国货工厂征集，获广泛响应。一大批赠品和商品运抵巴城，在当地中华总商会陈列后，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侨胞抵制日货运动，也为国货工业品拓展南洋市场创造了条件。参见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275页。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新兴矿业的发展及其大量外销，香港作为主要的转口港，与内地产矿省份的关联组织也不断地建立起来。如广西几乎所有的矿产都用于出口，官府在香港设立矿产推销处，香港市场对广西的矿产具有“特殊的需求和巨大的利润吸引力”。云南个旧乃中国锡矿最大的集散地，锡商收购后，“按香港行情随时放锡”，由云南驻香港锡号或其他港商售给各国商人。钟文典主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287页。

联号的迅速增长，除了直接得益于民族资本的较大发展外，另也有若干因素在起推动作用。

第一，是内外时局不稳定所产生的影响。民国初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内地无时不乱，无地不乱，“贫者感生计之困难，富者苦兵匪之蹂躏，自不得不为避地图存之计”，而涌往香港。《香港户口问题》，《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6月16日。内地每次动乱都会引发逃港潮，如1916年夏，龙济光军与滇、桂军在广州连战月余，市民每日逃港者达8000人之多。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驱龙成功后，粤省长出示劝告商民回省复业；《羊城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10月11日。1923年，广东战事绵延几至一载，“富人多避港澳”。《民十二年香港商务之回顾》，《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2月12日。此时，香港华人数量已达80余万，比辛亥前翻了1倍。《本港历年人口统计表》，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国内动荡频仍，驱使大陆各色人物避出境外。许多腰缠万贯的满清遗老遗少、失意官僚政客等，也加入香港新移民的行列，如许应骙之子许秉璋、骆秉章之后裔骆绪初、冯溥光父子、梁宦、陈望曾、陈伯陶、苏志纲等，拥有巨资，一切经营，如地产、银号、南北行庄等，莫不长袖善舞，获利不赀。陈谦：《香港旧事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135页。唐绍仪(晚清外交高官、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创办的上海金星水火保险公司，朱庆澜、温宗尧等倡办的上海兴华制面公司也设立了香港分公司。两公司广告分载于《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1日、1919年11月7日。广州商界的嘉华储蓄银行、新亚酒店等，就是考虑国内局势多变，尤其担心驻军、官府的搔扰，于是赴港注册，建立起象征性的总行总店。冼锡鸿：《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储蓄银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65年编印，第72、75页。正如香港时论所指出：内地“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之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论说·与客论省港比较》，《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27日。。而国际形势的不稳，也形成了港民的内迁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香港市民担心被战争波及，近10万人返回内地。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时，海外华侨及香港的华商为逃避危机，纷纷把资金转移到祖国大陆，又增设了一批联号。

第二，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华侨华人及归侨实行的奖励和优惠政策，以及所推行的某些实业建设措施及政策，吸引港商前来投资。如1919年广州市政厅拆城筑路，登报招商，伍籍磐等承办省城电车路，成立香港广东电车有限公司。香港广东电车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16日。20年代初，广东省官产处亟筹军款，将所有官产分批尽速开投，应投者主要为港商和华侨。1931年3月，粤省主席陈铭枢函请周寿臣等代约香港绅商赴粤“实地考察、共同投资、举办实业”。《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16日。陈济棠治粤时，曾邀请由港商组成的“港澳华侨参观团”到广东，共商发展大计。省政府除颁布一系列奖励华侨投资兴办实业的法令外，还通饬各级政府切实保护归侨，不得留难。《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35年2月11日。内地政府的有关经济政策和措施显然起了作用，如香港汕头花边公司创办于清末，由柯应李、柯德昌父子独资经营，在汕头有工厂，生产抽纱制品，规模宏大，行销世界各地。1920年后，又设上海、北京分厂和马尼拉分行。战前中国政府本规定凡转口抽纱业须征收转口税，后经柯氏申请特准免去，同时对于抽纱之输出国外者，一律免征出口税率，故该厂能蓬勃发展。《汕头花边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1921年7月，中南银行开业于上海。在向北洋政府呈请立案注册时，财政当局念该行为华侨归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格外予以优惠政策，核定其纸币发行额为500万元，较一般商业银行发行定额多倍半。于彤、戴建兵：《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纸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

当然，中国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有时又反过来推动内地企业往香港建立联号。如民国初年，香港蜡丸商营业极为畅旺，有店铺几百家，其中以陈李济字号首屈一指。各字号生产工场原多在广州，后自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及中国政府于1933年颁行加抽药料进口税，故多将重点移港制造，以粤港联号回春阁等为荤荤大者。共有企业10余间，每年营业额大者二三十万港元，其他则一两万或七八千元不等。《港闻》，《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3月12日。

第三，从投资条件分析，香港屋租过昂；港英政府限制工作时间较严；30年代初中国政府推行关税自主，实施新税则，输入成品成本过高等，使在港华商感觉不如回内地投资生产。《港闻》，《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5日。如20世纪20年代末，香港织制业蓬勃发展，弥敦道和铜锣湾一带工厂新设有如雨后春笋。但不久即因本港屋租过昂，工作时间限制过严(按港英政府限制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晚21时)，特别是中国政府实施新税则后，大幅提高进口税率，洋布及港制品输入内地成本过高，故香港织造商认为不如在内地投资设厂划算，不少企业都策划向内发展。《本港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5日。内地关税政策对广生行化妆品公司生意的影响极大，为减少损失，于是将工厂分设内地各埠，分地生产，以降成本。《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广生行》，《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4月22日。香港利民兴国织造公司是华南一大织袜厂，为避关税问题，于1934年3月在中山县设厂，欲谋向内发展。《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利民兴国织造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4月22日。百家利化妆品公司也是因关税问题，另辟广州分厂，以供应内地市场。《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百家利化妆品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15日。江门中华枧厂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其产品主销南洋，为避免出口税而将重心移港，发展迅速，后成为香港同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中华枧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12日。

第四，香港与内陆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两地工商业互设机构进行联合经营。往昔运输主要靠水运，而1911年广九铁路建成通车，华南各地物产，咸集中于广州，转运到香港出口。货物运输，行旅往来，益形便捷，省港两地，工商百业，日趋繁荣。1936年粤汉铁路贯通，华中各省货物南运，更形畅达，大大增强了国内广阔市场对外的吸引力。据陈鲲修、刘谦等纂《醴陵县志》(1947年铅印本)和曾继梧等编《湖南各县调查笔记》(1931年铅印本)所记载，抗战以前，湖南不少地方盛产爆竹，其中大量是运销粤、港、南洋及欧美市场的。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此状与交通改善，特别是与粤汉铁路的贯通有密切关系，其他诸如湘米销粤骤增也是如此。

第五，近代香港及华侨中的企业投资者对上海市场特别看好，是因为沿海地区首先形成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工业品消费市场，而上海又以独特的经济环境和优良的地理位置成为投资者瞩目的焦点。正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所说：“上海一埠，于全国商务为总汇，以货物流行为先驱。凡一新出口，勿论外货或国货，未有沪市不销而能通销于各地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香港嘉华储蓄银行以“上海为远东最大之商埠，地方广阔，工业众多，商旅群集，欲使本行业务发展及资金之流通，实有开设该地方分行之必要，同人等因议决开办上海分行。”《香港嘉华储蓄银行第十届董事会报告书(193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403-1020。故港、沪联号的新设大为增加。

民国前期联号的发展趋向呈多元的繁杂态势，极大地刺激了香港和内地民族资本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