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粤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内地华商在港创办联号以粤籍最多，许多重要的联号即始设立于此时。

〓〓(一)金融业的联号

主要有五华信托实业银行、嘉华储蓄银行、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兴中商业储蓄银行及羊城保险置业公司等。

五华信托实业银行由华侨富商集资500万元粤币创办于1922年，总行在广州，分行设于香港、上海、台山、新昌等埠。五华信托实业银行广告，《广东建设月刊》第1卷第19期，1933年8月，封2广告。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兴中商业储蓄银行主要由港商和华侨集资创办，总行均在广州，分别创办于1922年和1923年，都在香港设有汇兑代理处或汇兑庄。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广州嘉南堂和南华公司分别创立于1919年和1921年，均以投资房地产为主要业务。1922年由两家公司合伙发起创办银行，从嘉南堂和南华公司两个招牌中各取一个字，定名为嘉华储蓄银行，以储蓄为主要业务，同时经营抵押放款。该行初创时的资本总额为毫银(粤币)20万元，以冼锡鸿为总经理。创办者们决定在香港注册，由此如国内时局一有变化，则可避免一些麻烦。为此，初在香港嘉华公司内挂一块嘉华银行总行的招牌，实际上并不对外营业。后见粤、港间汇兑业务多，遂于1929年派谭希天到香港把总行办起来，把广州之行改为分行。1931年又在上海成立分行，业务不断发展。1935年受国内外不景气的影响和上年因房地产投机失败而倒闭的嘉南堂和南华公司的牵连，存户纷纷提款，一时周转不灵，无法应付，嘉华储蓄银行被迫暂时停业。冼锡鸿：《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储蓄银行》，《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65年编印，第75-76页。

羊城保险置业公司1913年9月成立于广州，董事由李煜堂、马应彪、雷荫荪等港商大股东充任，有资本100万元港币，经营水火险兼置业按揭。20年代时，已在香港上海、哈尔滨、新加坡、庇能(即槟榔屿)等地设有分局。李菀生为粤总局总司理，余斌臣和赵甫臣分别为港、沪分局司理，羊城保险置业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0年3月1日。均是该公司的骨干人物。

〓〓(二)工矿业的联号

粤北山区矿产资源丰富，1918年，港粤富商简照南、简玉阶、简英甫、陈廉伯、陈廉仲等发起创办粤北地利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由陈廉伯任总经理，罗端甫、招德畲为副经理，梁培基和黄瑞芝任监察人。该公司开采湘粤边狗牙洞煤矿，经过几年试采，成效显著，遂于1922年6月添加新股，在原有的100万元毫银(粤币)基础上再募100万元，购机钻探，颇具规模。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因股东多为港商，故亦在香港设立分局。地利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按额募股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

1928年10月，由严直方、简英甫、陈廉仲等“乘抵制(日货)之潮流，应燃料之需要”，特联合粤、港、沪、汉殷商发起筹办中国矿务公司，继续开采广东北江狗牙洞煤矿，得到广东当局核准奖励保护。该公司招募股份定为529万元大洋，一次收足。总筹备处在广州，粤、沪、港三筹备处的负责人分别是黄民生、黄天泽；劳敬修、陈涣之、荣宗敬；李煜堂、罗旭和、岑伯铭。中国矿务有限公司开收股款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1月1日。

我国开采锰矿，系民国以后的事。锰的用途甚广，尤其是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料。国内消费甚微，大部分供给出口。广西、江西是主产省份，湘、粤也有大宗出产。1929年，广东产锰矿1万吨，约占当年全国产量的1/6。杨大金编著：《现代中国实业志》，商务印书馆1940年再版，下册，第465页。南华锰铅制炼厂总厂在广州，1932年设香港分厂，有资本4万元。多靠机器生产，原料取自广西和湖南，产品销往上海等地。《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南华锰铅制炼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8月29日。

广州近代轻纺工业较为发达，亦注重向外发展。新巧华染业公司的香港业务一直是委托梁国英号办理，1926年时取消其代接衣物，而由自己在港九地区所设立的4家支店经营。广州新巧华染业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8年6月19日。周艺兴织造厂由周仲庭、周颂廷、周世垣等于民初独资创办，20年代末设香港分厂，规模宏伟，为当地最大的织造厂之一，有工人近300人。制销笠衫，在南洋和香港市场风行一时，每年营业额约70余万港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周艺兴织造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9月4日。利工民衫袜织造厂1923年由冯寿如等合资创办于广州，1928年设香港分厂。《利工民衫袜织造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广州协同和机器厂创办于1912年，至1932年拨出30万港元设立香港分厂，此乃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标记，此后不久，业务达于顶峰，合共有工人700余名，各种机床上百台，规模为华南之冠，产品远销至华南及东南亚等地。梁墨缘、薛则民：《协同和机器厂回顾》，《广东文史资料》第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据《协同和机器厂史略》记载，该厂香港分厂创于1928年，见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1922年11月初，粤、港、沪三地人士集股筹办中华国民烟草公司，呈准政府立案后，已募股众，选址于广州河南白蚬壳，定于当年12月内开办。中华民国烟草公司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11月2日。次年8月初，三地创办人公推易虎文为公司总理，曾焕堂为协理。省港沪中华国民烟草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8月2日。

岭南地区乃我国民族橡胶工业的发祥地，广东兄弟树胶公司乃中国第一家树胶厂，经理为邓凤墀。开办时资本5万元，专制胶鞋，注册“双飞剑”牌。后发展到24间厂，职工3100人，年产量达数百万双胶鞋。该公司在沪、港设有分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民国广东大事记》，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广州冯强树胶厂创于20年代初，该厂工场规定及工人、技能训练，均由冯强一人主持，因设香港分厂，故兼理港、粤两厂事宜，粤厂则派员常川赞助。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编：《广东经济纪实》，第352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汕头李成兴鱼露凉果罐头厂创于1892年，总经理李炳昌等为求向外供应侨胞需求及推展便捷，于1927年增设香港分厂，由其子李景霖任经理。李氏系潮州人，全厂职员及技术人员全系潮籍同乡，散工多用本地女工。《李成兴鱼露凉果罐头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李话梅凉果厂20世纪初发轫于广东台山县，1929年设香港分厂后，有资本11万港元。由于产品密制，质量精美，故不受世界不景气的影响，畅销国内外，年营业额很快即由10余万港元增至40多万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李话梅凉果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7月13日。

电筒电池业属于新兴产业，1921年，广州长安金属制品厂生产“虎头牌”电筒，成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部百货局编：《中国百货商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此后广州电筒电池业蓬勃发展，在30年代前期，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广州所产电筒电池，采用机器制造，价廉物美，产品行销全国及香港、印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广州普照电池厂于1932年设港厂，有资本3万元，年营业额11万港元，产品主要销往南洋各国。《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普照电池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31日。

三凤粉庄是广州知名的水粉生产商，1906年由陈秋棠、陈伯常父子独资经营，1934年时将家族生意重心转向香港，成立三凤化妆品有限公司香港分厂，规模宏大，占地1万多平方英尺，机器设备多为进口，制品销势极佳。《三凤粉庄》，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梁日新、梁日盛昆仲“鉴于牙刷为日常必需品，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需要之巨，不言可喻。况牙刷属于轻工业之一，必须自给自足，不应仰求于国外”，经一番考虑后，1909年创梁新记兄弟牙刷厂于佛山，民初相继在广州、香港设分行，1920年又成立上海行，大事扩充，由手工制造改为机器制造，此后事业重心移沪，以上海为总厂，并相继在内地各主要商埠设立分厂分行。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上海文明书店1947年版，第12-13页。

〓〓(三)药行业的联号

在粤港联号中，药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初至30年代中期抗战爆发前，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广告的内地药号约有120多家，绝大部分是广东药号(也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药号，如上海佛慈大药厂、中国雷电大药厂、上海信谊化学制药厂、天津同裕堂等。可见其不仅数量较清季增多，且地域也拓宽了)，其中在香港新设立分支店号的有陈李济、李众胜堂、两仪轩、黄干南、黄乐夫、恒和堂易沃林、益安堂、辛毓贤堂、黄金池、朱长春堂、杨松竹林、奇和堂、仁和堂、位元堂、梁财信、迁善堂、欧家全、陈六奇、天佐堂、集兰堂、程万里药局、必得胜、梁谦益堂、梁慕贤医馆、百昌堂、协和药行、郑安之药行、东方药行、灵芝药房、蜘蛛药行、赵大光药行、神农氏中西药行、华佗中药房、保滋堂潘务庵药厂、唐拾义父子大药局、宏兴药房、和平制药公司、唐人药厂等30多家。若加上清季已设立的药业联号，总数当在50多家以上。兹举其要者如下：

陈李济是岭南历史上最为悠久的药业老字号，创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最初由陈体全、李开佐合伙经营，此后一直为陈、李两姓公有产业。制销各种中成药，尤以蜡壳药丸著称于世。祖铺在广州永汉北路(原双门底)，在广州十三行和佛山豆豉巷各有一分栈。随着业务向海外的发展，1921年8月6日香港分栈开市。《陈李济港栈新张》，《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8月6日。由于生意兴隆，同年9月7日又新添港栈1间。陈李济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9月7日。以后，陈李济在省港各有一家制药厂。

恒和堂易沃林四代业医，秘制“恒和丸”、“特别白浊丸”等药。祖馆世居广东鹤山玉桥乡，唯因僻处不便，于光绪辛丑年(1901)在广州创设医药总局，并于厦门等地设立分局。民国成立后，1915年5月26日特设分局于香港，“俾求医者以便交通”。《恒和堂易沃林启》，《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5月26日。

百和堂杨桐竹林药行自称“真正创制百草药油”，由广东新会县仙洞乡杨竹平亲创。清宣统元年(1909)迁至广州，以便于各界采买。民初又在香港和佛山设立分店，并于中外各埠大商店广设代售处。《广州十三行百和堂杨桐竹林启》，《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7月3日。

李众胜堂创制万应保济丸、保和茶及胜保油等药物，祖铺佛山。1915年时除广州外，又增设香港分栈。李众胜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4月10日。

广州两仪轩以制销“三蛇药物”著称，建有佛山分铺。约1916年时，已在香港设立分栈。两仪轩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9月20日。

广州梁财信药行精医跌打内外全科，1924年11月中旬，梁财信之孙跌打医生梁晓峰赴港，特设支店于油麻地广东道。《梁财信孙梁晓峰来港》，《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10日。翌年3月，梁氏扩充营业，在香港上环水坑口添设支店，招牌梁财信杏元堂，仍以本堂太极图为记。《梁财信杏元堂梁晓峰启》，《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3月25日。

潮州宏兴药行1913年由肖镜湖创办，前店后厂，并代理德商大药厂西药，在香港、越南海防等地设立宏信分行和海防分行。1938年潮州沦陷前，迁至大埔继续经营，挂牌宏兴制药厂，各分行则相继关闭。张庶平、张之君主编：《中华老字号(第3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页。

粤港及华侨商人李煜堂、陈文宗等于1923年8月联合组织神农氏中西药行有限公司，额定股银为100万元，“以振兴国货，共挽利权为宗旨”，以西法炼制中成药，“意在维持中药并改良制造膏丹丸散，以张利权，维我实业”。该公司总行设于广州，在香港及南洋各埠有分行，神农氏中西药行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8月2日、9月20日。并在广州和香港各设一制造厂。神农氏中西药行有限公司广告，《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8日。

和平制药公司1817年创于广州，1928年成立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万港元。除生产各种膏丹丸散外，还兼营化妆品，颇为畅销，以南洋及港澳市场为主。旺时穗、港两厂合计每年产值约达60余万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和平制药有限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7月22日。

宏兴药房1923年开设于广州，规模宏伟，店内附设医院，由医师张曲江、张汝焯、黄丽屏分科主理。设厂专制儿科用药“鹧鸪菜”，雇有女工200余人。1931年复设香港分行。1937年7月上海分行成立，资本20万元，由总行拨付，张恩云与张汝焯昆仲任沪行经理。“鹧鸪菜”药效较好，并依靠广告宣传(广告费用年达25万元)，畅销全国各地及南洋各埠，有很大的社会效应。张氏兄弟由此赚取了高额利润，拥有大量财富，在上海购置了许多房地产并在香港盖有“鹧鸪大楼”。上海医药公司等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4-85页。又见粤港沪宏兴药房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6年1月29日。在当时上海西药行业的大户中，宏兴药房的资本额仅次于永安堂。

唐拾义为广东三水人，青年时在广州博济医院学习西医，1912年起自开医馆，在澳门、上海、香港等地均有代理，其中香港瑞昌匹头、西药号何华生为总代理。唐拾义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5月29日。当时西医、西药刚在中国兴起，唐即挂牌专治喘咳症，医名渐扬。同时兼卖自制“久咳丸”、“咳血水”、“哮喘丸”等药品，因服用方便，易于携带，且有一定疗效，销路日广。加以善于宣传，推销得法，资金积累很快，逐渐在广州扩展诊所及制药工场，添雇员工，自任药厂经理，由其长子、开业医师唐太平为副经理，称“唐拾义父子制药厂”。1922年7月中旬，唐太平作为治咳专家到香港开诊。唐太平医生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7月18日。至迟在1924年6月，唐拾义香港支店已在文咸东街苏杭街口成立。唐拾义香港支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6月20日。不久，“唐拾义父子大药房”设总发行所于上海三马路，并拥有汉口、广州、香港三个分局，唐拾义父子大药房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4月4日。发展成为沪、港、穗、汉药业联号。唐拾义在香港发展很快，因地面不敷，遂于1927年10月进行了迁铺大扩充，《唐拾义迁铺大扩充》，《香港华字日报》1927年10月10日。成为当地一家颇有声望的药行。唐拾义沪厂刚成立时，制药仅由家人参加，人工搓丸，操作简单，是一个家庭手工业作坊。后因沪地交通便利，商贾云集，销路逐渐打开，营业额超过了穗厂。改厂以后，陆续添置制丸机等设备，雇工参加，扩大生产，并新增疟疾丸、疳积散等品种。此后，又相继在天津、香港等地设立分厂，在上海成立总管理机构。为了便于保密，唐绍仪于1933年在广州另设一旁支机构“增寿堂”成药批发店，为其经销产品。黄中业：《唐拾义药厂简史》，《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9页。

〓〓(四)餐旅饮食业的联号

粤港地区是我国餐旅饮食比较发达之地，该业建立的著名联号有文园、南园、西园、大三园等四大酒家，太平馆、随园食谱、大同酒家、广州酒家、广州莲香楼等。20世纪初，香港报纸上不断有酒楼饭店新张的广告刊载。到了民国初年，香港“酒楼旅店发达充盈，陆车水舟彼来此往，士商工贾靡定行踪，况因时事纷传，尤多迁驻”，李众胜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7月19日。故形成茶楼林立之状。20年代时，香港饮食业“颇多研究改良，或则四时换点以新口味，或则每夕笙歌以乐嘉宾”高升茶楼开幕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12月20日。。而引导时尚潮流的，主要是来自广州同业的联号，如随园酒家、南园、乐陶陶酒家等。

广州莲香楼的前身为1889年由南海县商人合股开办的糕酥馆，专营糕点美食，清光绪年间改名为莲香楼。1910年时，该店被广州“茶楼王”谭新义收购并重新集资开业，当时共有440股，合计12420银两。1920年代营业最为鼎盛，港商亦被吸引而来，请在香港开设分店，遂由广州总店派出师傅前往担任“高层执士”。香港的莲香楼经营一度十分红火，并且一开就是3家。广州的股东们每年都可从香港分店得到1000港元的分红(直至50年代初，广州莲香楼进行公有制改造，才与香港的3家分店失去了联系)。邱瑞贤、刘显仁：《翰林手书莲香楼牌匾挂百年》，《广州日报》2005年11月8日，A5版。

30年代时，广州西餐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全市共有30余店，其中最有名的数家都是省港联号。如太平馆开创于1860年，一直由徐氏家族主持。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徐氏第二代徐焕、徐枝泉兄弟接手经营后，饮誉中外。营业对象以军政界人士为主，蒋介石、林森、李宗仁、宋子文等时常光顾，广东地方军人陈济棠更是常客。冯佳：《我所知道的广州市西餐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191页。

广州新亚酒店于1927年开幕，初有股本30万银元，70%以上为美国华侨集资，由南华置业公司兴建，建筑宏伟，在当时广州较具规模，主要创办人为冯达纯、冯强、冼锡鸿等，每年经营均有盈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国内政局动荡，遂在香港增设新亚总店，但规模不及广州分店。新亚总店在港英政府注册，股份改为30万港元，同时筹款100万港元建上海新亚酒店。三处新亚负责人均固定以冯达纯为总监督，钟标为总经理，营业皆旺盛，每年都要在香港总店召开一次股东大会。冼子龙：《广州新亚酒店》，《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84页。上海分店于1933年开幕，是三店中规模最大者，号称“上海唯一大酒店”。上海新亚酒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6年1月30日。

〓〓(五)金丝行业的联号

广州金丝行是传统绸布行业在近代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行业。广州绸缎业具有悠久历史，在清道光年间从业人员曾达数万人，总行会称为“锦纶堂”。但粤制丝绸生产到清末时已趋衰落，由于苏杭丝绸大量涌进广州，当地丝绸商业中遂另外兴起了金丝行。到辛亥后，广州涌现了不少专营或主营上海绸布的批发商店，后逐渐完全取代了原有的金丝行业务，甚至继承了金丝行的称谓。

1913年，广州丝绸商何肖禹、雷跃云、陈凤笙、张禧庭、陈汉持等，合股1.9万银两开设裕泰祥，经营纱绸、绸缎及布匹业务。一面推销广东莨纱绸于上海，一面又在上海购回苏杭绸缎，销于广州。实际上是苏杭纱绸运销广东的多，广东纱绸运销上海的少。几位股东分别在上海、广州、香港及各埠推销，业务发展很快。

1921年裕泰祥增资改组，拥有资本4万元，并在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暹罗设立分庄，在汉口、福州等地均有联号。它是广州新金丝行的“始祖”，各股东见生意好做，纷纷各自另立门户。如张禧庭另开裕德布店，1921年开始经营丝绸，后来成为与裕泰祥同等的大户。陈汉持办了北裕纶，何肖禹办裕经纶，陈凤笙办同生泰，从裕泰祥分出的还有裕生祥、广和祥、裕昌纶等。广州这一系列的大商户，都直接或间接与裕泰祥有渊源，时人称之为“裕字派”，这一集团完全控制了广州绸缎的经营。

苏杭绸缎在广州的市场于1931年发展至顶峰，此后因意大利、日本人造丝的大量侵入，金丝行业逐渐衰落。陈国康：《广州金丝行》，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存未刊稿。

除了前述者外，此期在香港报纸上推广业务的联号还有很多，如广州石印工业萌芽于清光绪年间，民初各厂纷纷建立。至陈济棠统治时期，工商业繁荣，各厂商为招徕生意，推广业务，极重视产品装潢及宣传广告，尤以特产爆竹、中成药远销国外，大印商标仿单，刺激石印工业蓬勃一时，拥有二三十厂。几间大厂均增设香港分行，拓展业务，形成广州石印工业的“黄金时代”。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编：《广州市私营石印工业综合调查报告(1950年12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该行联号比较著名的有东雅印刷局、艺英电版印刷所等。又如冯耀卿为广东鹤山人，1904年在广州宝兴瓷器庄做事。越2年，与李道明合创利丰号出入口庄，注重杂货之出口业务。1917年，为扩张海外营业，设分支号于香港，改良杂货中的竹、藤、草器，从此其出口业务“一日千里”，冯氏亦成为香港华人名人。《冯耀卿》，吴醒濂编《香港华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第47页。其他还有中山民众实业公司、省港石龙转运公司、全新线衫厂、咏鹏毛巾织造厂、石岐天宝华老染房、南方爱国烟草公司、香港糖姜贸易公司(由省港11家同行组成的联合企业)、佛山人和悦酒庄、佛山陈意斋(糕点店)、大新皮革公司、中华枧厂、广东帽厂、周远来珠宝店、光和眼镜公司，等等。

二、上海等地华商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上海和香港都是五口通商后崛起的城市，各扼长江口和珠江口，成为中西交汇、华洋杂处之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一个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一个成为华南金融贸易枢纽、联系海外华侨与祖国大陆的桥梁。这两个城市的华商很早即发生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由于相互沟通发展的需要，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联号。与粤港联号相比而言，沪港联号的特点是大型企业所占的比例较大，抗战前上海等地资本家已在香港在金融、出版印刷、制造等行业建起了一批颇具规模的联号。

〓〓(一)银行业的联号

民国前期，由于北洋政府及其后的国民政府大量发行公债及外债，需要承销公债及承办外债的金融机构，加以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华资银行的设立因此产生了一个飞跃。又因海外业务的日益增多，遂有不少重要的内陆银行如中国、交通、上海商业储蓄、中南、金城、盐业、国华等，纷纷到香港去创设分支机构，以便于对外拓展，由此而使香港与内地华商金融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创立的经历，乃一较为典型的实例。该行“既求服务之普遍，当不能僻于一隅，故广设分行，以谋向外发展，此为本行业务上一贯之政策”。该行开幕后，10年内即在国内重要商埠设立分支机构20余处。

上海银行在内地华商银行中首家设立国外部，从而为华商与海外工厂有直接业务往来者提供了国际性银行业务上的便利。1918年为纪念国外部之创设，始有在香港设分行之议。是年该行负责人陈光甫曾经厦门、汕头、台湾而去香港，专以研究商务情况。此行结果，使他深感港地之重要，从发展银行业务言，该地设行实不可少。但因当时上海银行实力及业务量尚不足，故陈光甫“心目中虽觉该地重要，亦不得不搁置此议”。

此后几年间，陈光甫经常去香港，以深入考察市况及华商银行经营之一般情况。陈氏认为：“香港虽一小岛，除少量之工业品外，生产不多，实为华南与南洋之集散中心。其为南方贸易之门户正不亚于上海之为北方贸易门户也。”因此，他创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便力图在香港设行，一再筹划，屡未如愿，仍不气馁。

陈光甫在香港多次周详考察后所得之结论是：“如欲在此社会中争取声誉，银行行址实属重要。”因此尽力觅得最佳位置，不仅位处各银行中心，且较诸周围之外国银行，亦多具有利条件。另一应筹划者，其重要性相同甚或超过行址问题，即为香港分行之经理人选。陈氏看中了香港中国银行经理贝祖诒，后者不仅一开始即大力协助上海银行创建香港分行，还有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的丰富经验，无奈中国银行坚留，不允贝氏辞职，陈光甫不得不打消原议。

陈光甫深知设立香港分行与开设内地分行“颇有区别”。如在汉口设分行，人头熟悉，更兼地处内地，颇知现行法律。对香港则不然，“全系陌路”，不仅港、沪间业务关系不多，“且港地属英国，受英国法庭管辖。是故有关外汇、放款合同方面以及行员与各界人士之关系等问题上，英国律师之利用，极为重要。”陈氏对创办香港分行寄予了莫大期望，主张“港行应开始即以宏伟规模出现”。尽管如此，他还是抱有冷静现实的态度，说“总行并不望分行草创时即有盈利，特别处于目下呆滞市面之际，只须分行在制度方面有严密之建立，俾执行业务不犯过错(此在总行尚或难免)。甚望日后港行成为我行之模范分行”。

考虑到香港商业势力甚巨，陈光甫在1922年上海银行董事会上提议：香港分行开办时，要借重地方势力，“必须广于联络，得其指导，拟仿先施、永安公司例，设名誉职参事三人，其性质略如名誉董事，延聘当地富商任之，当于本行进行前途裨益匪浅”。结果，其提议被议决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8页。

中国银行是民初国内最大的华资银行，其广州分行于1916年6月创设香港办事处，1919年2月改为香港分行，原广州分行副经理贝祖诒调任经理，该分行业务除一般存放款和国内汇兑外，还锐意经营国外汇款，顺利发展，20年代初已推广于南洋菲律宾一带。1925年上海分行继起仿办，树立起国际汇兑银行之基础。1928年，贝祖诒调任沪行经理，从此“港沪两方，声气益通，遂获与洋银行分庭抗礼焉”。《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另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的《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记，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成立于1917年9月，经理为郑寿仁(字铁如)，副经理林承芳和潘世纶，襄理张家骥和马福榕。见该书下册J第142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30年代中期，上海华资各大银行认定粤汉铁路完成后，香港经济必日臻发达，于是纷纷派员到香港觅址，筹设分行。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于1932年在香港雪厂街建立办事处，1934年改为分行，新行兴工数月，定于当年10月17日行奠基礼，届时将由港督贝璐(William Peel)主持，还邀请中西绅商参与典礼。该行工程浩大，4年后方能全部完成。《本港新闻》，《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9月14日。

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5月15日，据称“其时国内自设商业银行为数极少，而社会经济则需要现代式金融机构甚殷”，同人有鉴于此，遂发起组织，“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1927年至1937年是金城银行的扩展时期，自北洋政府统治垮台后，金城失去了原有政治上的靠山。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统治建立后的政治、经济局面，该银行资本家周作民积极向南京当局靠拢，除继续保持金城在平、津等地分行的业务优势外，逐渐将重心南移，同时在华南的广州、香港等处添设新机构。1936年，金城总行由天津移沪，上海分行改称总行，并将总经理处迁移上海，就近管理。同年10月中旬又登报通告，称金城港行将于当月20日开业。《香港金城银行开业通告》，《香港华字日报》1936年10月13日。

盐业银行在香港的机构成立于1918年，初为汇兑所的名义，专营对内地尤其是华北的商业汇款，逐渐推广业务范围。翌年5月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宁广帮往来各埠电汇率由其兜揽。《总处致沪行函(1942.11.2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191。1932年照章改为支行，委派倪士钦(在香港的华资银行经办人中，以中国银行、东亚银行、盐业银行三家资格最老，该三行的经理郑铁如、简东浦、倪士钦被誉为香港银行的耆宿)、王文藻为正副经理。《总管理处致港处函(1932.4.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82。1936年12月3日，九龙办事处开幕，由港行副经理兼任管理。《总处致沪行函(1936.12.10)》，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187。战前香港盐业分行有员工50余人，其经营一向采用极慎重的政策，放款通常不超过存款总额的30%。《盐业银行香港分行报告(195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Q277-1-291。

早在民初，交通银行即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见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8月10日所载交通银行广告)。1934年3月初，交行常董会议决将港处裁撤，并定于同月底实行结束，所有香港交通银行清理处经办事宜概由上海总行直接处理。《香港交通银行清理处业字第7号(1934.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266-5167。同年7月27日交行第15次董事会提议案云：“查本行于国内各重要区域均已分设机构，独闽广一带尚付阙如，于增进业务，推广发行，殊难得以脉络贯通。”为了展布行务，拟设立香港二等分行、厦门三等分行及广州、福州两支行，“以资策应而利进行”。《交通银行董事会议案(1934.7.2)》，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283-1-32-14。此议案经会议议决通过，交行香港分行于当年成立。

中南银行香港支行于1934年12月1日开幕，经理由厦门分行章叔淳兼任，“是日来宾甚众，港方有名绅士及重要商人亦均来贺，行誉甚佳”。章叔淳“意港行既已成立，为联络计，广州似有设立之必要，查南来各同业，如中国、盐业、国华、交通、上海等港粤二埠均同时设立分行”，故建议成立广州支行(按广州支行创立于1935年4月)。《章叔淳致总理、协理函(1934.12.6)》，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5-1-320。

〓〓(二)保险业的联号

上海为我国华商保险业实力最雄厚的城市，义和公司保险行创于1865年5月25日，被称为“我国第一家自办的保险机构”。该公司的成立打破了外商保险公司独占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为以后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开辟了先河。中国保险学会主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于民国元年在上海成立，不仅有众多工商巨擘入股，还得到官方的有力支持，如陆军上将徐绍桢、四川总督王人文等入股，曾任北洋政府总统的黎元洪和冯国璋不仅入股，还曾担任过公司的董事和名誉董事。因此，该公司发展速度相当快，至抗战以前，国内营业网络除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偏僻地区外，其他各省均设立了分公司，另在香港和南洋各埠也设有多家分公司，成为近代中国实力最为强大的专业寿险公司。赵兰亮：《近代上海保险市场研究(1843—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

唐绍仪、易次乾等粤籍在野政客于1914年5月在上海创办金星水火保险公司，为拓展经营，约两年后即特增设分局于香港，以李云最为总司理人，并在香港注册，实备资本达120万银元。金星水火保险有限公司港局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1日。

太平保险公司由金城银行在上海独资创办，1929年11月成立，实收资本50万元。翌年2月正式开业后，业务颇有进展。但为资金所限，不能承做大额保险，或只能分保一部分。1933年，金城联合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行加入联营，增资为500万元(实收300万元)，并于国内各重要省市设立公司及代理处，后又在香港和南洋各地设立分公司，业务不断扩展。中南银行董事长黄奕住兼任太平保险公司董事长，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兼任公司总经理，实际负责营业的经理丁雪农和协理王伯衡都是保险业中的佼佼者，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931年11月1日成立于上海的中国保险公司，是由中国银行的宋汉章、过福云等人创建的，资金较为雄厚，达250万元。在国内各埠及香港都设有分公司，香港经济资料社编：《香港工商手册》，香港大千出版社1946年版。经理处更是多达上百个。其专业人员虽不多，但业务能量却很大。

同年9月，英商太古洋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合股开办了宝丰保险公司，董事长夏鹏，总经理朱如堂。总资本额国币50万元，太古洋行占49%，上海银行占51%。总公司设上海，在南京、汉口、天津、广州等内地重镇及香港设分公司，另有经理处56个。次年8月，美商美亚保险公司与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李馥荪、刘鸿生等合股开办泰山水火保险公司，由徐新六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实收资本100万元。总公司设上海，在杭州、广州及香港设分公司，另有经理处10余个。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203、200页。这两家保险公司虽属中外合办，但都用的是华商名义。

〓〓(三)出版印刷业的联号

在中国近代民族出版印刷行业中，以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为巨擘。1914年，中华书局自设、合办及特约经理分局增至27处，分布于全国各地。其分局之设，初以合并为主，更多的为特约经理，挂“中华书局×记”招牌的形式，这些分局中自办或共同出资者并不多。至1916年，中华书局分店(当时称分店)增至40处，范围达到香港和新加坡。1927年5月，在香港设立分局，调广州分局副经理杨秉吉任经理。1934年10月，划定了粤、港两局及内地其他部分分局的营业区域。抗战爆发前夕，中华书局有自办分局(包括香港、新加坡)30个，支局6个。并登报声明：“领牌之分局均加记为别，所有银钱往来及一切契约行为，均与本公司无涉。”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28、84、131、155页。此外，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始建于1926年，地址位于皇后大道。中华书局香港分厂三周年纪念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9年8月21日。30年代初，因受一·二八沪战时总厂被毁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中华书局资本萎缩，总经理陆费逵于1932年底和1933年二三月间曾3次赴香港筹办购地建厂之事，选定厂址于九龙码头角。1934年1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建成，配有新购印刷机器5台及其设备价值20余万元，并承印粤、桂两省地方银行辅助币券，1936年5月又开始承印中央银行钞券。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记(1912—1954)》，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4、145页。据1934年香港工商日报社的调查，当时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占地12万平方英尺，拥有资本50万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中华书局香港分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0-11日。

商务印书馆创于清末，民国成立后，“为南洋各界谋印刷便利起见，特在香港建设工厂，装置最新式之机器，并由上海聘请富有印刷经验之技师到港，承接各项印件，并发行印刷用品，交货迅速，工料精美”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广告，《东方杂志》第22卷第7号，1925年4月10日，天 第789页。。该馆于1924年在香港西环设分厂，接理外界印刷业务。1933年又在香港筲箕湾另建工厂，将西环厂归并，增进生产，业务甚隆。《香港华资工业史》，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1927年7月15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成立，资本总额国币20万元，专营印刷及出版事业。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香港、广州、梧州及其他大城市设立分公司。上海市档案馆编著：《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中有不少是粤港华商，如李自重、李伟才、伍联德、刘维贺、陈炳洪等。李自重是良友公司的主要股东、董事之一，广东台山县人，在粤、港、沪地区活动，也是广东银行、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等大企业的负责人。伍联德，广东台山县人，良友公司的股东和董事，也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大型图片杂志《良友》的创办人。《良友》杂志办得十分成功，从上海推进到华南和南洋，良友公司业务亦迅速发展，1931年时在国内外成立了10家分公司，成为一家知名的文化机构。抗战爆发后，良友公司遭到重创，《良友》杂志也一度迁至香港出版。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303页。

公盛印刷材料制造厂的前身为公盛行，创于1917年，为宁波商人郑锺泮独资1000元创办，设于上海，经营纸业。郑氏出于抵制洋货之思，“决心开办油墨厂，为国人制造油墨的先进”。除办有染料工厂、铜铁工厂及印刷工厂外，其经营“最特异之处，便是采销合作，在国内各大商埠开设分店，从事组织推销网”。由公盛油墨行制货，更由直营的各地分店“担任推销，指臂相连，运转自然”。分行遍布内地广州等埠，远及香港和新加坡。全国各大书局及教育用品社，均有出售。因其产品物廉价美，至抗战前，中国油墨市场所销售的日货，有80%已被公盛油墨夺回来。“七七事变”后，郑氏正在香港分店主持扩充，得报后连夜飞回上海，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原料一部分运往南昌，一部分经由香港、广州湾、越南海防运入昆明。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上海文明书店1947年版，第38页。

〓〓(四)药行业的联号

抗战前上海等地资本家已在香港建起信谊化学制药厂、佛慈大药厂、中国雷电大药厂等的联号。如上海佛慈大药厂创于1919年，以出产“佛光牌”肾气丸闻名。30年代初，在香港庄士敦道建立了分支机构。上海佛慈大药厂广告，《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3月5日。

达仁堂是传统商业机构向近代企业演变的典型之一。北京同仁堂最早由浙江宁波乐姓创办于康熙七年(1668)，世代相传，号称乐家老铺。清末民初，乐姓后代开设的乐家老铺分号34家，遍布各大城市。原来的乐家老铺，家店不分，其经营格局纯为传统商号。1912年，乐达仁在北京创办“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1914年，天津达仁堂开业，后来达仁堂总号由北京改设天津，总管理处设在达仁堂药栈内。自1917年起，天津达仁堂先后在南北各大城市开设分号，最多时曾有18家，这些分号名称都叫“京都达仁堂药铺”。杨国萱：《达仁堂的故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达仁堂香港分号设立于1931年3月5日。达仁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1年3月5日。

天津隆顺榕药庄始建于1850年，创办者为卞楚芳。1914年，企业由其子卞俶成继承，他曾留美学习经济学，善经营，勇于开拓。1931年后，陆续在各地设庄。在津门拥有5个专营零售分庄，派驻外庄10余处，以经营药材批发及进出口贸易为主，势力扩至东北、蒙疆、上海、广州、台湾及香港等地。张庶平、张之君主编：《中华老字号(第3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湖南省常德吉春堂药店创建于1876年，以经营药品为主，兼营桐油、五倍子和棉花等土特产品，并在汉口、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香港等地设有代庄或专庄，将湖南所产朱砂、水银销往省外，再购回各省药材。其购销均获巨利，资力远超当地同行，执常德药业之牛耳。张庶平、张之君主编：《中华老字号(第3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五)制造业的联号

由于上海在国内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该业的联号较多是集中于此，内地他省不多。如兴华制面公司制造厂设在上海，倡办人有蔡昌、朱庆澜、温宗尧、赵甫巨等，共达40余人，基本上都是旅沪粤籍人士。1919年在香港新设分厂，并增招股本至100万元，以香港通用银币为本位。收股银处分设于沪、港、穗三地，公司总司理为肖乃麟，协理由叶兰泉(后曾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席)担任。兴华制面公司增招新股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1月7日。

香亚化妆品工厂1915年由美国华侨集资创立于旧金山，1918年迁上海成立香亚股份有限公司及总工厂，出品精良，“金钟牌”系列化妆品较洋货价廉物美，旋即风行于北方。1923年春，设南方总公司于香港，以供华南及南洋各埠之需。同年8月6日，该公司广州分行开幕，《南方香亚有限公司粤行启事》，《广州国民日报》1923年8月11日。故整体实力大增。

上海大丰工业原料公司创办于1909年8月，号称国内“原料业第一家”，出产化工原料并发售欧美产品，在国内各要埠广设分公司，其中香港分公司成立于1932年。大丰工业原料有限公司广告，《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纪念刊》，1948年编印，插页广告。

康元印刷制罐厂始创于1922年，初由项康元独资经营。1933年秋，正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规模益见宏大，遂以上海为总厂，在扬州、香港、天津等地设立分厂，并于各大埠设立办事处。香港分厂成立于1934年4月，原为香港华益制罐厂，由南洋著名华侨胡文虎介绍，估价合并而成为康元公司之香港分厂。上海市档案馆编著：《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20年代，上海华业烟公司在香港、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其产品在南洋群岛及国内江浙一带销路甚广。上海华业烟公司广告，《申报》1927年8月23日，第1版。上海三民烟草公司在香港、广州、汉口、长沙等地创设分公司，它们的名称均在“三民”前冠以分公司所在地名称。上海三民烟草公司广告，《申报》1927年11月7日，第3版。

中国铜铁工厂创于1925年，创办人李贤尧曾任英商钢窗公司经理，鉴于国内无此类厂设立，“目睹每岁巨万金钱之漏溢，不胜惋惜”，于是创办该厂。初创后，在南京、汉口、香港等地陆续设分厂。产品精良，坚固美观，沪宁等各大都市，不论公私建筑，凡用钢窗者，莫不用该厂的产品。经20余年的刻苦努力，不断改进机器设备和管理，产品益精，“为国人自制钢窗之翘楚”，香港和南洋各地都不绝采用。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编：《中国国货工厂全貌》，上海文明书店1947年版，第89页。

淘化大同罐头食品公司是福建最早成名的轻工业之一，亦为当地华侨投资工业的第一家。1908年10月9日创立于厦门，有资本1.5万银元。由杨格非、陈天恩、黄廷元、林子达、黄笃修合资创建，公司的大股东及总经理均为华侨，如陈嘉庚、杨格非等。《淘化大同罐头食品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由于公司产品由香港运往南洋的路费比厦门便宜，且香港当地也是市场之一。制造罐头材料的白铁，全用进口货，港价低廉，只需厦门的一半。其他原料如面粉等，也有采用进口货，故为降低成本计，不论在产供销上都有在香港设立公司的必要。于是在1928年冬，筹设成立了香港分公司。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六)其他行业的联号

各行各业都产生了一些较重要的联号。如中国精益眼镜公司1911年创立于上海，民国初期时分店遍设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杭州、汉口、广州及长沙等大中城市，香港分店则设于1917年。中国精益眼镜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5月2日。该公司上海总店以张士德、刘鼎臣分任经理、协理，在当时同业中，以捷足先登，独占优胜，营业最盛，年均能达七八万元(其他公司一般仅1万至3万元)。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3页。该书作者认为上海精益眼镜公司创于清朝宣统元、二年间。

中国旅行社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副业之一，1923年作为该行附设的旅行部成立，1927年由银行投资5万元，成立了中国旅行社，后增资到50万元。中旅社在国内分支机构最多时曾达100余处，在香港及国外都建有机构。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上海履新鞋庄专制各款男女名鞋，式样新奇，工精料美，为海内外人士所称许。为推广营业利便，于1919年7月12日在香港增设分店，所有趋时绸纱鞋帽皆备，并兼营京沪杭苏各处货品。上海履新鞋庄增设支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7月12日。

沪上华商西洋庄因对外贸易关系，有一些在香港创建了分支机构，如同昌公司成立于1925年，其香港分行负责出口矿砂等物；华威贸易公司创于1929年，在香港设分行，进出口影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8页。上海南洋庄也同样如此，如叶鸿英为福建同安人，早年在日本、朝鲜从事经商活动。1881年后，在上海等地创办源润昌行、源来号，经营进出口业务。1895年，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三地设立源来号的联号，进一步开展业务。1931年，叶氏又在上海开设元兴行，并在香港建立分号，由其长孙叶元和任经理，向南洋群岛开展贸易，并兼营华侨来货代销业务，得到南洋一带华侨的信赖。程庸畴、宋紫云：《叶鸿英》，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九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4页。

广西梧州公栈桂皮厂由粤商陈汉池等创办于1921年，在广东禄步、香港、澳门都设有分支机构。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清末至民初，云南钱业和汇兑业已大为衰竭，至20年代初多兼营商贸，专营者殆已绝迹。与香港有关的商号除上章所述之云丰祥、兴顺和、福春恒外，还有顺成号，1912年1月开设于昆明，业主周成斋，有资本5万元，分号设于蒙自、香港等地。另外，总号设在香港的则有祥安发，1912年创办，设昆明分号，经理为关伯涛，有资本5万元；锦益号，1921年创办，经理苏意端，资本未详，在昆明和个旧设有分号。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0页。

在轮船运输方面，较具影响的有政记轮船公司，1905年由张本政创办于烟台，1912年时拥有资本30万元。1923年将总公司迁往大连，先后在丹东、青岛、天津、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分公司。至30年代初，已能远航到南洋各地，有轮船30余艘，总吨位6万多吨。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以至有“东北与沿海各省交通唯政记是赖”的说法。左域封：《张本政》，朱信泉、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0-390页。

三、民国政府在香港创办的联号

民初国内军阀战乱，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削弱，官办企业发展萎缩，其在香港创建联号的情况较少。仅有的几家基本上都是南方各省地方当局所创办的企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准创办广东士敏土厂，并排斥华侨在粤再设水泥企业。汪敬虞编：《中国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24-626页。清末该厂一直经营不善，为了对外推销产品和在海外招股，民初在香港成立了分局。广东士敏土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6月13日。

1924年8月，孙中山革命政府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并委任宋子文为行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另创中央银行，原广州的“中央银行”遂经广州政治分会议决，于1929年3月1日改称“广东中央银行”。当时李济深掌握粤政，财政极为困难，库存枯竭。广东中央银行副行长兼整理金融专员叶少华建议筹设该行香港分行，得到李济深、陈济棠、陈铭枢等实权人物的支持，并分别出资入股。叶少华奉命赴港筹办，得到香港爵绅周寿臣、渣打银行买办容子明及各方面的协助，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香港分行于当年5月1日成立，《要闻·香港中央分行昨日成立》，《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2日。由国民党元老古应芬的干儿子伍嘉诚任经理。1932年元旦，广东中央银行再改组为广东省银行。

广州市立银行是民国时期广州市的金融枢纽，由该市政府于1927年10月创立，初有资本30万元毫银，除本市外，在香港、澳门、江门、石岐等埠设立分行。《银行货币》，《中行月刊》第6卷第6期，1933年6月，第89页。

清末民初，“香港为滇省出口消费之尾闾，亦几全滇出入各款之转还场所也。历年矿商输运各品，概由安南运集该埠。出售事毕，除将其值购相当之棉纱及洋杂货返滇外，余款均须托银行汇回”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2编《特种银行》，第6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因此，云南地方银行的香港联行应运而生。如富滇银行总行在昆明，1912年2月成立。总办李鸿纶，会办刘志道、陈钧，资本额500万元，概系官款。在云南省内个旧、蒙自等20余地，以及上海、香港等处设有分行，专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并代办省金库及各种公债。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5页。

富滇新银行成立于1933年7月24日，总行在昆明，在省内主要县市设立分支行11所，同时以省外香港、上海及南宁等地与本省汇兑关系密切，亦设分支机构以沟通省内外汇兑。郭荣生编：《中国省银行史略》，第133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香港办事处成立于同年7月，经理为萧寿民。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下册，J第142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广西银行系官商合办性质，成立于1932年8月1日，总行初设桂林，后迁南宁，资本额定为1000万元(收足500万元)，抗战前分行所在省内达26处，办理国内外汇兑、进出口押汇、一切银行业务，附设信托部，并代理买卖广西农矿品。香港广西银行广告，《香港工商日报》1936年6月11日。同年9月即在香港文咸东街设立分行，由张兆棠和黄炽昌分任经理和副理。《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