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后，华侨对香港的投资仍方兴未艾，尤其是对金融、百货、地产、轮船、树胶、化妆品、制药、织造、酒店、糖果饼干等业的发展影响很大。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所列工商界闻人中，即有相当部分源于华侨。而马应彪、陆蓬山、郭乐、郭顺、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蔡昌、蔡兴、黄焕南、胡文虎、韦少伯、区伟国、陈少霞、刘鸿基、余仁生等，都因在港拥有宏业或长期经营，成为港商中之佼佼者。华侨通过大量投资，很快即融入了当地华人经济。

香港华商资本在民国前期取得较大发展，由于本埠空间毕竟有限，具备一定实力的港商纷纷开拓内地市场，进行广泛的投资。根据民初至30年代中期抗战爆发前《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所载企业广告看，由香港往内地发展的联号数量明显较清季增多。

一、金融业的联号

首先是银行业，二三十年代，在香港注册，总行设在香港的华资银行主要有广东、东亚、国民商业储蓄，工商、康年储蓄，永安、香港汕头商业、金华实业储蓄、华商、东方商业、嘉华储蓄等银行，它们都由粤籍华侨投资创办，并在内地特别是广东省内设有分支机构。如广东银行创于1912年2月，由陆蓬山集美洲华侨，会同香港殷商李煜堂等，共同筹办。最初资本200万港元，至1921时改为120万英镑，1926年再改为1100万港元，纯粹是华资。总行设香港，在上海、广州、台山、暹罗、旧金山有分行。《广东银行昨晨奉总行命停业》，《新闻报》1935年9月5日。因上海为中国商务中心点，特于1916年5月1日设立分行，以李煜堂为监督，姚钜源、董朝章分任正、副司理，皆商界巨子，富有经验，行内一切组织制度皆依照外国各大银行办法，称据“极为完备”。《广东银行开幕》，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4月26日，第11版。沪行开幕之日，特设茶会，中外来宾达数百人。李煜堂演说该行办理情形，“大旨为争国体、便工商、挽利权、维市面诸大端”，《广东银行开幕》，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2日，第10版。表现了华商金融家的民族意识。广东银行资本雄厚，信用昭著，是上海银行公会会员和上海银行公会联合准备票据交换所交换银行。

香港工商银行成立于1915年，并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处设立分行，素来营业颇为稳固。该行营业，以上海分行为多。总分行之间资金互相调拨以作支持，如广州分行系1927年由香港总行拔给资本5万元粤币(折合港币4万元)成立；《杂纂》，《银行周报》第14卷第40号，1930年10月21日，第8页。而上海分行在1930年6月下旬经营形势不佳时，香港总行曾于当月30日电汇数十万元，以资应付。《港粤工商银行停业情形》，《银行周报》第14卷第26号，1930年7月15日，第8页。

香港华商银行由香港世传的越南米商刘焕、刘亦焯、刘小焯、刘季焯等人于1917年8月创办，有资本122万港元，并在上海、广州、西贡及纽约设有分行。香港华商银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23日。

东亚银行由简东浦、周寿臣、李冠春、冯平山等发起创办，1921年又有简照南、黄柱臣等加入，实收资本达500万港元，以后在上海、广州及越南西贡等埠设立了分行。《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创于1921年底，由华侨马应彪、汤信、王国璇、邝明觉、郭泉、陈少霞、蔡昌、蔡兴等联合各殷商所组织，先施公司以法人亦为董事之一。初定资本指标200万港元，因营业日见发展，1924年定为500万港元(实收241万港元)，并在广州、汉口、上海、天津、新加坡设立分行，在九龙设立支行。《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沪分行于1928年加入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成为会员，并为联合准备委员会委员及票据交换所交换银行。《香港国民银行昨停业》，《新闻报》1935年9月17日。

香港嘉华储蓄银行初创于1923年，董事长林子丰，总经理谭希天，在广州及上海设分行。沪行于1932年11月21日在北京路正式举行开始营业礼，因“门面堂皇，地点适中，始业日来宾众多，生意畅旺”《香港嘉华储蓄银行第十届董事会报告书(193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403-1020。。

金华实业储蓄银行由港商所发起，张拔超任董事长，朱仲儒任经理，1933年成立，实收资本40万港元。总行设香港，但并无营业，广州分行以朱仲儒为经理，专营实业及储蓄银行一切业务。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G第13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华业银行创于1934年1月，资本额100万港元，专营商业银行一切业务。该行虽将总行设在香港，但有名无实，上海分行实则为总行。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0页。

永安银行创于1934年10月，总行在香港，分行设于上海。这是一家由永安联号合力支持而成立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注册资本达1000万港元(实收229万余元)，银行监督及主席由永安集团负责人郭乐担任。永安旗下的香港、上海、悉尼三地永安公司，上海永安纺织染印公司、永安水火险公司及永安人寿保险公司等，均为该银行的倡办人。永安银行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商总会月刊》第1卷第5期，1935年1月。

香港汕头商业银行为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会长马泽民与暹罗华侨林兆熊、新加坡华侨刘荣基及刘镇基等所发起经营，实收资本25万港元。刘荣基、林兆熊分别任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马泽民任总经理。1935年初开始营业，总行设香港，在广州和汕头设分行。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D第113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932年10月，新加坡华人所经营的华商、和丰及华侨三家银行合并为华侨银行，成为南洋华侨最有实力之金融机构，分行遍布于南洋地区各重镇及香港、上海等埠。《香港金融》，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其次是保险业，主要有中国福安保寿公司、康年水火保险公司、中国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均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香安保险公司、联安保险公司、陆海通人寿保险公司、福华银业兼保险公司等。

中国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创于20世纪初，号称“中国始有之最完善保寿公司”。1913年10月中旬，又在广州闹市开设分局，“以利同胞投保寿险”。该公司实力雄厚，实备资本50万银元，总部设于香港，另在省港置业达几十万元。总司理李星衢，经理人刘毓芸，常年总理为李煜堂、马应彪等10位殷实港商。中国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28日。康年水火保险公司是由康年人寿保险公司股东另集资本于1916年成立的，实备资本50万港元，正司理李星衢，副司理刘毓芸，常年总理为黄碧荃、黄衍堂及马应彪等。康年水火保险有限公司开办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6日。

均安水火保险公司由梁正修、关仲晁、刘其华、陈昭诚等创办于1912年9月，有资本50万港元，总公司设香港，广州为分公司。上海中国保险年鉴编辑所编：《保险年鉴》下篇，上海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编印，第90、160页。

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始创于1915年初，实备资本100万港元，其创办人李煜堂、陈符祥、霍宝材、李自重、李炳超等基本上都是港粤籍华商，故业务除洋面水火险外，还开保港澳及粤省各埠之屋宇家私货物，总写字楼和注册写字楼，分设于上海、香港两地。《香港上海联保燕梳有限公司启》，《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3月27日。上海联保总公司设于香港，在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重庆、汉口、大连及南洋各埠均有分行。

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创立于1915年7月，由港、粤、沪三处先施公司各拨资金40万元而成，专保水火险及买卖股份产业按揭汇兑等营业，董事长蔡兴，总司理为先施公司。总公司设于香港，在上海、天津、广州、中山石岐及新加坡有分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创办于1922年11月，亦以先施公司为总司理，专营人身保险，保户以华南占大多数。有资本69万余元港币，董事长为蔡兴。总公司设于香港，在上海、广州、中山石岐及江门等埠建有分公司。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199页。

永安水火保险公司和永安人寿保险公司均创办于民初，由香港永安公司及华侨商人所发起，都以郭乐为董事长。总公司均设香港，在国内外广设分公司及支公司。沈雷春编：《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社1939年版，第197-198页。

中国福安保寿公司1901年1月创于香港，有资本100万银元，经营水火寿险兼仓库按揭业务，中国福安保寿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01年2月7日。据称为最早承保寿险业务的华商保险公司。至20年代初，分公司遍布于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埠，在国外也有分支机构，计达50余处。1925年3月28日，广州分公司营业，总经理为锺启琛，总司理杨志成。广东革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谭延闿、胡汉民、林森等党政要人应聘为名誉董事，汪孔殷、雷荫荪、邓仲泽、梁惠乔、冯炳南等社会名流及富商亦列为董事。中国福安保寿粤东有限公司广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香安保险公司创办于民初，实备资本银100万元，专保洋面往来货物及陆上屋宇货物家私等火险。总局设香港，广州有分局，司理为王国璇、郑和轩。香安保险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4年6月6日。

陆海通人寿保险公司创办于1927年9月，由陈符祥、杨金添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有资本50万港元。总公司在香港，分公司设于广州和台山。上海中国保险年鉴编辑所编：《保险年鉴》下篇，上海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5年编印，第108、160页。

再次是信托公司。中国信托公司成立于1930年，由华侨麦佐衡、李嘉、李勉辰、李常炳等创办，资本总额100万元，实收30.9万元法币。李嘉和麦佐衡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总公司在香港，分公司设于广州、台山和上海。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册，I第11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不过“香港并不经营业务，营业重点始终在上海”；何旭艳：《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广东信托公司创办于1931年10月，以林逸民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办理银行信托业务，实收资本27万港元。总公司在香港，但其营业以广州分公司为主体。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525页。

二、百货业的联号

近代国内大型百货商店都由华侨投资创办，一般是香港总店在穗、沪等处分立联号，可直接从香港进货。它们运用新式经营管理方法，带动各地大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百货商业达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准。民国初年，香港先施、大新等公司相继开设粤店，其经营范围更大，经营手法多种多样(包括经销环球百货、分柜售货、童叟不欺、货不二价、印售礼卷、免费送货、兼营酒店、旅业、附设工厂等)，带动中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百货商业发展达于鼎盛，为旧中国当时的最高水平。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0页。

香港先施公司是我国的首家百货公司，主要由澳洲酝酿成立于19世纪末，但在内地建立联号却是在民国初年。由华侨商人马应彪、蔡兴、马永灿、郭标、区彬等人筹办，集资2.5万元，于1900年1月8日正式成立。“先施”之名，系由英文SINCERE一词译音而来，取“诚实可靠”之意。先施公司在港英政府注册，起初规模很小，形同一般的店铺。但其经售物品，多由西方输入，款色新奇，吸引了不少顾客。开头几年发展颇为坎坷，直到1904年，营业才渐有起色，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又得到华侨陈少霞等多人的赞助，扩展经营，置业造楼，成为具有规模的大型百货公司。

清末香港人口不多，商品市场消费有限，而国内经济发展较快，与香港相毗邻的广州是广东省城、华南最大的都市，具有开办百货商店的优越条件。看准了这一点，先施公司的股东们决定在广州创设联号公司。马应彪、黄焕南(福建籍华侨)等筹资40万元投入广州，1912年6月21日，位于长堤的广州先施公司开张。《长堤先施公司开张一周年纪念》，《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6月25日。该公司实力较雄厚，经营商品范围很广，号称“专办环球百货”，在内地首创“不二价”，开了风气之先。除了百货商品外，公司还兼营品茗室、酒菜部、摄影部、戏剧场，成为当时羊城首家综合性购物娱乐公司。1914年，又增添设备华丽的东亚酒楼，是当地最大的一流旅店。此后，陆续附设机器、五金、化妆品、汽水、皮革、木器、肥皂、服装、制帽等加工厂，自制产品，都以“先施”作为商标牌号，实行产销结合，批发零售兼营，别具一格，蜚声一时。为了方便运输，公司还在珠江边上设有专用码头。

先施公司在广州办得很成功，经营不断扩大，以后又在市内十八甫、惠爱路等处增设分部。加上公司在广州兼营的人寿、水火保险及信托业务，最多时曾雇佣职工上千人。该公司在广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各股东更是力谋拓展经营，雄心勃勃地向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进军。1917年，集资60万元的上海先施公司在热闹繁华的南京路落成开业，翌年其营业额即高达439万元。商业部百货局编：《中国百货商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马应彪任沪行董事长兼监督，黄焕南为董事兼正司理。上海先施公司仍以经营百货为主，并附设东亚旅店、东亚酒楼及先施乐园，为公司招徕许多顾客和生意。

1919年初，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联合为一个总公司，并在香港政府注册，以香港为总行，广州和上海为分行，由马应彪任董事长兼总监督。当时公司共计拥有资本700万元。《穗沪港先施公司启事》，《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8日。到了20年代初，先施公司的联号已散布于国内外各通商大埠。公司下属还有几家子公司，即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等。到1939年统计，先施公司资本总额已达1000万元。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2页。

香港永安公司(名称含有“永保安宁”之意，寓意于善颂善祷)创于1907年，由郭乐、郭泉昆仲发起，选办环球货品，兼营金山庄及进出口生意。后改组为有限公司，1916年增股为200万港元。其后发展重点北移沪上，陆续创办上海永安公司、永安水火保险公司、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商业储蓄银行等，并附有上海大东酒店、天韵楼娱乐场等机构和香港维新织造厂及货仓等业务。《几家华资公司史略》，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由于香港永安公司先曾在上海设立办庄和永安水火保险公司代理处，所以对上海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等到香港永安公司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后，就打算在上海再开设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海永安公司开幕之时，全市都为之轰动。香港永安公司是上海永安公司的最大股东(占后者全部资本的20％)，而郭氏家族握有香港永安公司的实权，故控制了沪永安的经营大权。郭乐采用的是“参与制”，运用此法是永安集团迅速发展的关键。魏明康、姚海明、姜伟主编：《中国近代企业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大东酒店是港、穗、沪联号，均创于民国初年。1918年11月18日，香港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酒店广州分店开张，至此港、沪、穗三地的大东系列酒店和旅社遂形成联号。广州大东酒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9日。香港维新织造厂有资本10万港元，工人200余名，年营业额盛时可达30万港元。《维新织造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香港大新公司创办于1912年，由旅澳华侨蔡英辉、蔡昌、蔡兴、蔡子辉等倡组，并据“大新”之谐音取英文名“THE SUN”，以太阳为商标，寓意旭日东升。经过苦心策划，锐意经营，大新公司信誉良好，货源充足，故生意日益兴隆。蔡兴、蔡昌兄弟认为广州是省城及各县出入口之孔道，对此极为重视。1916年，在广州城内惠爱路开办大新分店，附设酒菜部和游乐场，在市民中树立了影响。1919年1月4日，再添设广州大新公司西堤分行。大新公司广州西堤分行开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月9日。并兼营酒店业，内设设备齐全的亚洲大酒店，于同年10月1日新张。亚洲大酒店新张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10月1日。

广州西堤大新公司依傍珠江岸边，又居商业繁荣地段，环境优越。公司楼高12层，顶上有大新花园，为当时华南最宏伟、华丽，花色品种最为齐全的百货企业。除经营环球百货外，还办有游乐场、理发店、照相室、浴室及餐室等，论企业规模亦数当时广州之最。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蔡氏兄弟的名声也随之远扬环宇。

港、穗大新公司生意兴旺，30年代时其资本已由40万港元扩至400万港元。《几家华资公司史略》，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遂仿效先施、永安公司，积极筹建上海大新公司。1929年后，出现全球性的不景气，中国政府颁布华侨投资奖励办法，蔡昌抓住机遇，在华侨华人中集资600万元(其中广州大新公司占股100万元)，从港澳发展到上海。1934年1月，上海大新公司奠基，1936年11月正式开业，成为中国近代四大百货公司之一。

三、制造业的联号

化妆品业的联号有广生行、百家利、和平、南华、海棠、三达化学、南方香亚等公司。其中以香港广生行最为重要，至20世纪30年代时已发展成为港粤沪广生行有限公司，有资本240万港元，分支遍布于国内外。所生产的“双妹牌”各种化妆品，大量销售于内地及南洋群岛一带。港粤沪广生行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2年12月9日。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广生行的规模也逐渐扩大，1920年时在上海开设的分店有四五十家，抗战前几年在广州开设的分店多达35家。王翔等编著：《老商标的故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百家利化妆品厂创于民初，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洋货短缺，国人倡用国货之机，改组为有限公司，有资本40万港元，发展迅速。30年代初又设广州分厂，使年营业额最多时可达100万港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百家利化妆品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15日。

和平化妆品厂1917年由华侨高亮清等创立，总公司设在香港，以广州为分公司。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页。

南华化妆品厂创办于1926年，由陈熊、陈永年昆仲独资经营，设有广州分厂，机器设备完善。《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南华化妆品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7月27日。

海棠化妆品厂创于1927年，由吴广智独资经营，广州分厂则由其弟吴广仁全权主持。产品素负盛名，畅销于国内外，年均营业额达100万港元。《海棠化妆品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三达化学制造公司创于1930年，有资本20万港元，由本港富商谢伯昌与友合股经营。使用多台机器，生产化妆品和药膏，年营业额为10余万港元，畅销于东南亚各国。战前在内地广州、梧州设有分店。《三达化学制造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卷烟业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为著名。1905年由粤籍华侨在香港初创南洋烟草公司，因资金及经营问题几经周折后，逐渐立稳脚跟，产品畅销于南洋群岛。民国初年，重点向国内发展，1915年成立广州分公司，又以北京为首善之地，上海为商业之枢，华商出品，当于此先图发展，故1917年于京、沪设立分公司。当时以无限公司注册，资本额100万港元。1918年改为有限公司，资本额500万元，分公司已遍布于国内外。1919年11月1日，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该公司总行亦由港迁沪)，额定资本达1500万港元。至30年代抗战前，该公司制造工厂共有9间，其中上海5间、香港3间、汉口1间。另外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均有焙烟厂。《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之历史》，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

电炬(即电筒电池)业有岭南金属制品厂，1928年创办于香港，规模宏大，占地1.2万平方英尺，管理得法，资本很快即由2万港元增至10万元。生产电筒，初销华南各地，不久即扩至南洋及澳洲。30年代初，又设广州分厂，以应内地之需。港、穗两厂营业额合计达到50万港元。《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岭南金属制品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10日。

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港澳厂家回粤大办火柴厂，计达19家，使广东火柴工业兴旺一时。梁荣主编：《论广东1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陆棠记锡器厂1932年由南洋华侨创办，有香港、广州两厂。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香港邝生记制帽厂创办于清末，厂主为邝又生，生产各款帽子，具有一定规模。除在香港设有2家分栈外，民初还在广州、佛山、南海盐步、东莞、石龙、惠州、河源、江门、梧州等地广设分栈，承担制销任务。邝生记制帽总工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2月20日。香港福安鞋厂创于1915年，经理姚富为南粤番禺人，生产主要为手工操作，原料来自内地，支店分布于上海、广州及澳门等地。《福安鞋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广新织造局生产上等线衫线袜，在广州设有分局，另于东南亚各埠亦有代理。广新织造局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6年5月16日。

其他还有金新织造厂、美和制帽公司等联号。

四、食品业的联号

西式糖果饼干业是国内20年代后新兴的产业，初均由香港马玉山糖果饼干公司、黄植生、安乐园、嘉顿厂等生产，广州分店销售，后穗市亦设分厂进行生产。陈国康、梁文：《广州饼干业简史》，《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马玉山糖果公司由华侨马玉山、冯筠隆等创办，1911年秋由菲律宾分设香港公司，并以广州香香糖果公司、上海天香糖果公司、澳门六合糖果公司及烟台居广公司为各地代理处。《香港马玉山糖果公司扩张生意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7月1日。至1925年时，该公司有资本130余万港元，在各地分支行不下10余间，有资本五六十万元。香港本铺及各厂场工人约560余人，上海分行有工人300余人，再加上菲律宾、新加坡、福州等处联号，合有1600余工人。《要闻·马玉山公司之地位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香港马宝山糖果公司开创于1927年，有机器百余部，资本额10万元，工人170余人，年营业额40万元。自南京国民政府提高进口关税后，为避征税，特在上海另辟新厂，于30年代初投产。《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马宝山糖果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6日。

香港安乐园公司由张吉盛、张彼得等于1909年独资创办，后来发展成为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时有资本40万港元。安乐园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7月24日；《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安乐园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2日。他们以小本制造饼干业起家，在同行中，继马玉山公司之后到广州设店。广州店的经理由港方总店委派，采取高薪制。早期广州的工场不大，成品由港厂供应，每晚付省港轮船运穗，翌晨抵达，直接提货到门市部出售。后因中国政府抽收入口税，且业务越做越大，遂在广州设厂制造。陈国康、梁文：《广州饼干业简史》，《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至1925年时，安乐园粤支行在广州市内已有分铺4间。香港安乐园有限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2月7日。

广州美利权是香港美利权糖业公司创办的支店，经营冷饮冰食业务。该店开业于30年代前后，彭就、郑叔明等曾任司理，以军政商学各界及青年男女为其常客。冯佳：《我所知道的广州市西餐业》，《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香港嘉顿糖果饼干公司由黄毓明、黄宽民等创于1928年，有饼干厂和糖果厂各1间，机器价值1.5万港元。30年代初设广州分厂，联号产品分别销往南洋和闽粤一带。《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嘉顿糖果饼干公司》，《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9月6日。

罐头业有香港冠益食品公司，创于1898年，有资本10万港元，生产各类莱果鱼肉罐头。杨大金编著：《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再版，第830页。20世纪30年代，出品达上百种，年营业额超过50万港元。并在沪、穗等地建立了联号，其中1933年在上海加建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新式工厂。《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冠益飞潜动植国产食品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29日。

五、交通运输业的联号

1919年初，广州市政搞拆城筑路，改良街市，所费巨大，财政预算不敷200万元，遂发行公债以资补贴，岂料公债信用薄弱，应募者廖廖，于是登报招商承办。港商(亦为广东台山籍旅美华侨)伍学晃、伍藉磐等愿报效补置工程等费100万港元，以承办省城电车路。《广州市电车路合同之案呈文》，《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6日。当年8月中旬，与广东省政府妥定合约，香港广东电车有限公司在港英政府注册成立，总局设在香港，粤局设在广州。旋即登报募股，计共筹集资金350万港元。香港广东电车有限公司招股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16日。此后，成立了以伍学晃为总经理、伍藉磐为经理，包括陈孔钦、余道生等12人的董事会，紧张地开展工作。后因经营不善，加之广州市政府向公司借款40万元作为拆城筑路费用等，加重了公司的负担，被迫停业。但伍氏等经营的电车公司标志着广州市现代公共交通的开始，也是华侨投资市内交通的开始。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人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直至抗战以前，海外华侨和香港华商对广东公共交通业的投资都比较突出，许多新建的汽车公司都与香港有直接联系，并由港商担任经理。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18卷，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民国前期，香港的内河航运业又增设了10多家联号公司，所辟航线一直上溯至内陆腹地。《追溯香港海上交通》，见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港、粤轮运业沿着同属珠江水系的广西地区伸展，许多航运公司将触角延至桂省各江城镇，派员发船，建立分公司。如20年代初，由梧州地区华商成立的瑞兴、祥安两个航运公司，其总部都设在香港。黄滨：《粤商与近代广西城镇经济新主干行业的创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81页。

在远洋航运方面，1919年10月，旧金山华侨集资500万元创办了中国邮船公司，购有3艘轮船从事中美间的航运。该公司是广东银行的联号，由该行的创办人及总司理陆蓬山担任总理。总公司设于旧金山，在上海、香港均有参事局。上海参事7人中，劳敬修、陈炳谦、李煜堂等皆为粤籍商人。以公司港、沪两参事局并计，股东权数，实与旧金山相等。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1162页。

香港中澳轮船公司由郭标、郭顺、刘光福、叶同贵创办于1917年，有资本50万港元，在上海设分公司。中澳轮船公司广告，《申报》1920年3月14日。1921年时，该公司在港、沪、穗三地又增招新股，香港各大百货公司均为董事，以旅澳华侨郭泉为主席，经营至澳洲的航运。香港中澳轮船公司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3月11日。

中华航业公司则由秘鲁华侨创办，总公司设利马城，分公司设于上海、香港和智利。1919年4月成立，1921年5月注册。资本400万元，置有轮船4艘，往来于香港、南洋各岛及南美之间。董事为邬子才、霍景维、何寿康、李少南、谢宝山等，监察为古镜初、刘越信等。自中国邮船公司破产后，仅中华航业公司继续支撑局面。但20年代末，由于中国出口货物日见减少，该公司营业不振，亏累不堪，负债过巨，又被美商在侧陷告，公司的“岭南”号轮船抵港，被港英当局扣留拍卖。南洋各地商民闻讯，亦纷纷追索欠款，因此该公司不能支持，被迫于1928年初停业。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5-1166页。

六、其他行业的联号

制药业有永安堂、二天堂、余仁生、黄耀南、专一堂、辛毓麟堂、保心安、姚佐顿、延寿堂、天相堂、保济堂、百好堂、天寿堂、伍乐之医所、天和堂、朱中兴、永华药厂、东方大药行、蜘蛛药行等一大批行号。根据1911—1937年香港报刊杂志广告所提取的一部分。

永安堂创于清末，创办人是南洋华侨胡子钦，最初设于缅甸仰光，专售国药。胡子钦殁后，由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继承父业。永安堂沪行创办于1927年，资本额20万元，抗战前夕的1936年已达90万元，为上海西药行中实力最雄厚者。上海医药公司等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75页。1932年胡氏昆仲将总行迁至香港，次年又添设汕头分厂(产品专销国内市场)，永安堂的分行或制药厂广泛分布于国内广州、汕头、上海、厦门、福州、天津、梧州、桂林以及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上海医药公司等编：《近代上海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二天堂药行由越南华侨韦少伯等投资创办，总行在堤岸，1929年建香港分行，1934年附设化妆香品厂，规模宏伟。并在上海、广州设立分厂，成为港粤沪越联号制药企业。生产“佛标牌”血中宝、二天油及化妆品等，享誉海内外。《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二天堂药品化妆香品厂》，《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3日。

余仁生药行的创办人余广生、余东旋父子乃马来亚华侨商人，经营锡矿、橡胶园、杂货店及中医药贸易。1909年以“余仁生”名义在香港经营中药产品，翌年又设新加坡分店。20年代设广州分店。主要业务为制销传统中药，所产30多种丸散均以“余仁生”为商标，在南洋群岛华人社会中广为人知。《余仁生(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大学图书馆藏书。

黄耀南药行的创始人黄耀南在香港行医数十年，19世纪中叶设医馆，后又建立制药工场，生产祖传密制普救丸和男女健身补品等40余种。民国时期合股经营，经理为严完善，1936年时在广州和新加坡设分行，分别负责南洋及内地潮州、福建销场。黄耀南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897年8月9日；《黄耀南药行》，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保心安药行由郭兆枢独资经营，创于清朝末年，以生产“童子牌”“万应保心安油”闻名，民初已在广州设支店。保心安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8月6日。产品销往国内外，内地(以南京销量最多)和东南亚市场由港厂供给，粤地则由穗厂供给。《本港华资工厂之调查·保心安》，《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17日。

天和堂民初由华侨创办于越南堤岸水兵街，后在广州设立分店。制售万应油、普济水、百胜丸等16种药物，为了利便同胞采用，又于1930年2月新设香港分店，“铁盒装载，完全国货”。安南天和堂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0年2月25日。

香港朱中兴药行创制“救时普济水”几达30年，为利便内地顾客采购，特于1937年2月设广州分行。《香港朱中兴新设广州市粤局》，《香港华字日报》1937年2月23日。

印刷业有亚洲石印局、永发印务公司、华美印务公司等。亚洲石印局创于1914年，拥有许多机器设备，为香港石印业之巨擘和华南同业鼻祖，抗战前在上海和广州均建有分厂。永发印务公司创于1917年，拥有机械100多架，技工600余人，在国内外有分所10余处，经营由华南延伸到南洋一带。《亚洲石印局》、《永发印务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钟表业有李占记、利安钟表行等。李占记是驰名省港澳的老字号钟表店，以专修名贵钟表的高超手艺和重视质量而闻名于世。该店创始人李兰馨自1915年起，相继在广州、澳门开设分行，均保持其特色，以修为主，兼营零售，生意越做越大。甄人、谭绍鹏主编：《广州著名老字号》，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其他还有不少，如香港裕丰泰火腿行约创于19世纪末，制办南北火腿，至为精良，在南洋和美国驰名已久。1912年10月在上海设一分行，以便南北客商就地采办。新开裕丰泰火腿行广告，《申报》1912年10月24日，第4版。香港公司成立于1916年，其上海分行出口花边绣品等，是沪上华商西洋庄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又如服装业的荣芳洋衣号等。

第四章〓抗战时期联号的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