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局势，对华资联号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由于香港置身于战争之外，地位“稳固而保险”，遂成为内地资本大迁徙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大批富商、企业主、官僚政客、普通难民纷纷抵港，香港人口很快即增长了1倍，1940年时已经猛增至164万人。《本港历年人口统计表》，陈大同、陈文元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版，原书无页码。据战时《大公报》调查材料，内地逃港人群中，拥资100万元以上者计有500余人、拥资1000万元以上者有30人、拥资亿元以上者3人，这些人移居香港后仍继续经营工商业。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省港线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途径，香港的贸易“超过从前黄金时代”。《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0月27日。内地大量游资抵港，香港金融极为活跃，又成为金融枢纽。商民猛增对香港社会的繁荣和政府的税收亦十分有利，当时香港西商会分析认为：以沪、粤为主的内地工厂和商行大量迁港，推动了本埠工商经济的大发展。《西商会报告》，《香港华字日报》1939年5月3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大片土地相继被日本侵占，许多企业因所在地沦陷而惨遭破坏，被迫将经营重点迁移到香港。首先兴起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各地工商企业的迁港潮。当沪战发生时，上海资金已有流港之征象，及上海沦陷后，许多高等难民迁港做寓公，将存款移往香港，“故上海资金源源流港”。《各地金融经济报告·香港》，《中行月刊》第16卷第6期，1938年6月。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逐渐南移，国内银行迁港营业者，为数激增。如中国国货银行、国华银行、南京商业储蓄银行等，新建港行；新华信托、中国农工、中国实业、四明、福建省银行等，多在香港添设办事处或通讯处。这种情况，使香港华资金融业“市道极佳”，时人称道：“吾人所有财力，多数集中本港”，“本港银业，可谓极一时之鼎盛”。《香港略志·工商业概况》第3页，《香港华侨工商业年鉴》，香港协群公司1939年版。
我国棉花运销出口贸易，向来以沪为总枢纽，上海棉业行业自“八·一三”战事后，即陷于停顿，业商大部分迁往香港经营。据由港到沪之棉业界人士所讲，1938年内地产棉完全运港销售，沪上营业者只有少许存棉，而港地棉业颇为发达，不亚于过去上海状况，故有此后上海棉业市场，将由香港取而代之的说法。《沪棉业市场移港·本年产棉运港销售》，《新闻报》1938年5月8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所藏经济类剪报资料汇编，卷号05-020。
除了银行和商店外，迁港数量最多的是工厂，工厂主或建分厂，或设分行所，也有不少将整个企业迁港营业的。张晓辉：《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沪战期间所建立的则有中国植物油料厂、大中工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天厨味精厂、天宝味粉厂、新亚制药厂、同仁制药厂、必灵制药厂、世界书局、中国国货公司等一大批分支机构。
广东工商企业的迁港潮继之于后。1938年10月，广州等地沦陷，粤商大批入港，其规模宏大，涉及面宽广，包括金融、机械、织造、小五金、制药、火柴、抽纱、制漆、电筒电池、食品、餐旅、爆竹、印刷、草席等诸多方面。据香港《星岛日报》记载，广州沦陷后，织造厂纷纷迁港继续营业，使全港织造厂多至数百家，出口以汗衫、衬衣、内衣、手帕、土布、线袜、毛巾、麻布等为多，总计1939年出口总值达3239万港元，为香港最大宗的出口货。广东制药业历史悠久，产品精良，驰名国内外。此时为便利海外侨胞购办起见，多迁港营业，并成立了广东国药联卫社驻港同人机构。张晓辉：《抗战初期沪粤工厂的迁港潮》，香港《华侨日报》1995年1月8日。
不少广东企业迁港后，成为同行业之佼佼者。如广州大华铁工厂、捷和钢铁制造厂、协同和机器厂等，构成香港机器制造业之骨干；八达电机棉织厂、泰盛染织厂、吴义兴电机织染布厂等，也成为香港织造业中最具规模、机械设备最为完备的企业。其他如香岛制漆公司、兴华电池厂等，在同业中也属龙头老大的地位。
上述情况，促使香港华资经济“大见蓬勃”，各业经营均“异常发达”。《去年本港工业异常发达》，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3月24日。这为联号的大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和环境。
然而，战时华资联号的极盛只是昙花一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形势骤转，香港和上海“孤岛”均沦陷，航运断绝，华商资本惨遭虏掠。在日占期间，绝大部分联号被迫停业，商家星散，“一切处在战时状态下，香港简直是一座恐怖死城”！郁郎译、大同辑：《从历史中探讨香港商业》，《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
香港沦陷后，各银行因环境关系，无法维持，多已办理结束，也有个别的仍坚持在原地经营。如1942年9月，盐业银行香港分行及九龙办事处遵总经理指示遣散行员。《总处致沪行函(1942.11.7)》，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191。但该行港行应否关闭，未奉总管理处通知，于是致函总经理请示，并谓“关于撤退一事，沪行缜密考虑之下，以为我行情形与他行稍有不同，其历史亦较他行为悠久，非至迫不得已时，似未可轻言撤退，且一经结束，将来恢复为难，如他行全数撤退，则我行当亦年能独留”《香港行致沪行总经理函(1943.2.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82。。总处复函云：“希仍在港继续营业。”《总处致港行函(1943.10.18)》，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106。
另有一些联号不得不再次内迁，如吴蕴初失掉了几年前建成的天厨味精厂港厂和价值200多万元的新机器，其夫人吴戴懿率领一部分职工，设法通过日军的封锁和检查，终于将一些生产方面的必要设备运到重庆，转入天厨渝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