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我国沿海各埠相继落入敌手，迫使相当一批华资企业到香港建立分支机构，寻求生存和发展。上海沦陷前后，有一些民营工厂由海路迁往香港。几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逼近，一些避入上海租界内的工厂也向香港转移。1940年5月11日，国民政府经济部为督促香港华商工厂内迁而给工矿调整处的训令中称：“查上海国货厂商，因环境恶劣，激于爱国热忱，纷迁香港继续生产，其能挣脱敌人势力范围，于国家经济政策及后方日用品之供给，自多裨益。”并指示该处：“惟为发展后方工业，促进内地生产起见，对于上海厂商仍宜助其内迁设厂。”该处即着手动员和资助新华橡胶厂、馥亚电池厂、永华贸易公司等企业内迁。由于这些在港工厂原料需取给国外，后方尚无足够的替代品；内迁路途遥远，运输及资金极其困难；加之港英政府严禁金属及军需品出口，多数未能如愿内迁，但在香港沦陷前后，仍有许多技术人员和技工，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大后方，参加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一、金融业的联号

抗战初期，内地华商银行在香港新创建分行的并不多，主要有国华银行、南京商业储蓄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等几家。国华银行成立于1928年1月，“发起者鉴于欲谋发展我国经济，非由联络华侨，吸收侨汇，以扶助国内工商业着手不可，因邓、邹(即邓瑞人和邹殿邦，均为粤籍殷商。前者曾任兴华公司总经理、香港合群五金厂经理；后者曾任广东省商会联合会主席、广州电力公司经理——笔者按)在华侨方面，有相当信誉，而侨胞与之亦多联系”，乃筹创该行，并先后添设分行(驻港办事处成立于1930年)。抗战爆发后，为便利吸收侨汇，于1938年设香港分行和总行驻香港办事处，又以沈以甘(广东合浦人，曾任广东省银行行长)熟悉华南商情，故聘之为总经理。《国华商业银行沿革》，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423。1941年1月23日，国华银行董事会决定聘卢衍明为总行协理，仍暂兼香港分行经理。《总行驻港办事处致总行函(1941.2.1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195。5月，又决定将总行稽核处事务一概集中到港处办理。《沈载和、卢衍明致函(1941.5.1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409。不久，按照该行组织规程，又在总行设立业务处，并随即在香港组织成立。《总行驻港办事处致总行函(1941.8.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195。9月至10月，国华总行驻港办事处分致内地各分行，称“查分行部业务权限，亟应确定，应于管理集中之原则下，兼顾分行部经理人对外应付之困难”，遂制定了一系列具体业务方面的暂行办法。《唐寿民致储蓄总部函(1941.9.2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200。另“为总分行间取得业务联络及便于随时考核起见”，要求嗣后各分行“如有公债及各项证券进出，无论在投资限度内或经陈准再做者，必须于成交后立即将买卖种类及价格(或均价)电告总行”《国华商业银行总行驻港办事处档》，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8-1-200。。这样，当时国华银行的经营中枢实际上是移到了香港。

重庆聚兴诚银行成立于1915年，是川帮银行中成立最早也是最有实力和影响的银行，在四川金融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经济中心，而聚兴诚银行则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有利因素，获得进一步发展。鉴于香港在抗战前期中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该行于1938年夏成立了香港分行。张守广：《川帮银行的首脑——聚兴诚银行简论》，《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79-80页。

战时内地华资银行对香港联行的经营与管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八·一三”沪战发生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总行管理机构迁往香港。由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许多分支机构被迫停业，留存的分支行也把业务压缩至最低限度。1937年底，陈光甫在重庆设立总经理驻渝办事处，扩展内地业务，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发展了不少分支机构。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处人员便分成两部分，分别去重庆或回上海。该行总行迁回上海，而由总经理驻渝办事处管辖设在国统区的11个分支行。1944年5月，按照国民政府管理银行办法，上海银行在重庆召开临时股东会，决定总行临时迁到重庆，原总经理驻渝办事处改组为总行，并选举新的董监事，陈光甫及其亲信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尽管重庆总行成立了，但上海方面的组织并未正式改变，形成两个总行的局面。

沪战爆发后，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赴港，以香港分行为其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地，与内地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联系频繁。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华南沿海沦陷后，又定于1940年初将广州分行合并入香港分行。金城银行香港分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9年12月31日。一说1940年1日1日，金城香港办事处改为分行，早已于1938年迁港的广州分行亦在同月16日并入香港分行。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6页。

中国通商银行战时陆续把资金和业务转移出上海。1938年4月，该行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不久，又将各地通商分支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携运香港，寄存于香港美国大通银行。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盐业银行本在粤、港两地均有分支机构，1938年10月18日广州沦陷前夕，该行粤处随全体商业银行绕道澳门移往香港办公，集中到港行二楼进行善后。《倪文钰致副经理函(1938.10.27)》，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273。

有的银行则收缩了对香港联行的经营，如1938年7月14日，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致香港办事处专员王兼士函云：“我行在港设立机关，用意为接应湘渝，并为发展华南之预备，目前不过便于通信而已，暂不营业，因香港政府注册困难，费用至巨，故对外称兴业办事处，成立以后在可能范围内酌量收付。”《徐新六致兼士函(1938.7.14)》，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8-1-757。11月28日，董事会决议裁撤香港办事处，原任专员王兼士调任总行副经理兼经济研究室主任。《总办事处致总行函(1938.11.29)》，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68-1-335。南京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设于1938年，仅两年后即行结束。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泰晤士书屋1940年版，第56页。

二、制药业的联号

30年代末，香港华文报刊所载药业广告，基本上都属国药商。而且大型广告，数目众多。除了粤港联号外，亦有众多来自上海的企业广告，如五洲大药房、施德之药厂、同仁制药厂、新亚化学制药厂、信谊化学制药厂、寿世药室总行、雷天一药行、安芬氏药行、中国生化制药厂、工化大药房等。在香港德辅道，则集中了一批上海药行的分支机构或分厂。

上海新亚化学制药公司为全国新药业之巨擘，抗战时期，经其总经理许冠群创办或投资合作的厂商共达35家之多，成为一个范围庞大、机构复杂的托拉斯式的新亚企业集团。新亚总公司设于上海，新亚建业公司是总枢纽，许冠群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底，许冠群因感受战事影响，鉴于上海已成为孤岛，形势险恶，更为争取西南和南洋市场，企业有分设之必要，以利分工合作，遂携经理顾健夫作香港之行。经过年余策划，1939年3月15日，“巍峨宏大”的香港新亚制药厂在九龙落成揭幕。各界要员及名人如钱新之、叶琢堂、宋汉章、李福霖、徐永祚、王晓籁、贝祖诒等，纷纷题词作贺，热闹非凡。《新亚药厂新屋落成纪念调查》，香港《大公报》1939年3月15日，第2版第1张。香港新亚制药厂资本为港币10万元，许冠群自任董事长，以其弟许冠英为厂长。谈玉林：《许冠群》，朱信泉、严如平主编《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4-265页。除自行生产各种药品外，并代理世界各药厂产品。

上海五洲大药房由夏筱芳、项松茂等创办于1907年，至抗战前夕，广州、天津、北平、济南、汉口、杭州、重庆、郑州等地领牌联号已达约55家。五洲大药房先是合资经营，1915年改组为有限公司。《五洲大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编印，第91、125-127页。广州支店创于1934年，由方卿咸主持。抗战之初，该公司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毁，货源不足，生产发生困难，曾派人赴香港设立办事处，采购原料以供沪厂生产之需，并在香港设立工场，生产“人造自来血”等本牌药品，维持东南亚一带市场的需要。但时隔不久即停办。上海医药公司等编：《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270、272页。

同仁制药厂驻粤机构自1938年10月广州事变发生后，即迁往香港，在九龙深水埗设立了港行。《同仁油启事》，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7日。

施德之制药厂原来设于广州的粤局因珠江航运不畅而无货应市，遂于1939年3月结束经营，并迁港营业。《上海施德之药厂重要启事》，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8月11日。同年5月初在香港新设分局，生产该厂招牌药品“济众水”。上海施德之济众水广告，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5月8日。

三、制造业的联号

抗战前期，内地特别是上海的一批大型制造企业因迁移关系而在香港设立了联号。如中国化学工业社1912年创于上海，“为我国化学工业中之巨擘”。主要业务为制造“三星牌”各种日用品，畅销于国内外。上海沦陷后，由部分股东发起成立香港公司，设厂于荃湾，产品推往国外销场。《华资名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第43页，《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

淞沪会战后，上海美亚织绸公司分迁内地，并在香港和广州等地设立分厂，继续开工生产。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2页。

大中工业社1938年成立于上海，翌年即在香港分设针厂、纽扣厂及钉厂，每月大量生产各种优良纽扣和缝纫钢针，运销内地、南洋及欧美一带。《华资名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第44页，《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

天厨味精厂1923年创于上海，是中国第一家味精厂，后来发展到香港和重庆，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味精生产企业。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危急，吴蕴初一面将其“天字号”化工企业集团沿长江内迁，一面召上海天厨味精厂厂长俞伯康到香港，负责在当地建厂。当时香港和南洋味精销路奇好，这一信息给了吴蕴初很大的鼓舞。他将味精存货运往香港，约值90万元，作为筹设天厨味精厂香港分厂的资金。1937年冬，吴氏抵达香港，不久恰逢港英政府标卖土地，便于1938年4月在九龙马头角道购地16.2万平方英尺，正式筹建工厂，先后投资达200万元。同年6月，香港天厨味精厂破土动工，仅半年多光景，即投入生产，年产量达10万公斤，并于1939年3月和9月在中国国民政府和港英政府获批注册。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上海天宝味粉厂规模宏大，曾设广州分厂以应华南市场之需。1937年穗厂被日机空袭炸毁，遂另设香港分行，继续负责华南各省市的批发业务。《天宝味粉厂》，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刘鸿生曾是开滦矿务局总公司买办，白手起家，渐成巨富，人称“煤炭大王”。以后又创办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任总经理，被称为“火柴大王”。他还担任过上海华南水泥公司总经理、章华毛绒纺织公司董事长、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并参与创办了大华保险公司、上海华丰搪瓷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在诸多行业里，都成为所谓“大王”，因头衔太多，人们干脆称他为“企业大王”。

抗战初期，刘鸿生抱着决绝的心情，丢下了在上海的企业，于1938年7月1日逃抵香港。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不甘寂寞，要有所作为，此后一段时期，他由香港去西南各地考察，计划创办新企业。他连续几次召集刘氏各企业在沪的主要负责人到香港商议，决定在香港、重庆办企业。第一个着手筹建的即是香港大中国火柴公司，刘亲自在当地选购厂址。1939年春，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长乐振葆南来，刘氏(为该公司总经理)曾当面建议由本公司拨资在香港设立分厂，但遭婉拒，因公司的董事们不敢贸然在香港投资。后经各方劝说，才由大中华火柴公司汇去7万港元作为对大中国火柴公司的投资。香港公司的筹备甚为顺利，刘鸿生托香港中国国货银行向上海刘鸿记账房提取了国币11万元，作为认购新公司的股份款额。其他欲购股份者甚多，唯以定额有限，未能一一允许。同年6月6日，大中国火柴公司登记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工厂设在坪洲岛，于翌年4月初开工。大中国火柴公司资本港币30万元，董事长为刘吉生，刘鸿生在港兼任经理。厂内分制片、制梗和火柴三部，雇佣男女工人共约550多名，有办事人员约30名，日产火柴约三四十箱，主要销往香港、内地以及南洋各埠。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145页。该厂股东除刘氏外，还有宋子良、当地火柴同业、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股东共40余人。以香港大中国火柴厂为基地，再向后方发展刘氏企业，乃当时的如意算盘。但此厂建成不及一年，香港沦陷，战事变故之快，出乎刘鸿生的意料之外。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余芝卿是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抗战初期，他潜往香港暂避，并以大中华橡胶厂兴业公司名义向港英政府登记注册，在港设总管理处，上海则称办事处，全部企业由余氏在香港遥控。沪地部分工厂，还分向德、美驻沪领事馆注册，悬挂外国国旗，以求庇护。汪仁泽：《余芝卿》，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粤昌照相咭纸公司1919年创于上海，规模颇大，专制各种(款)大小美术照相咭纸出品，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利便华南各地之需求，并争取海外贸易市场，于1938年设香港分厂，由粤籍人士李竹鹤任经理，至1941年，营业达于鼎盛。《粤昌照相咭纸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粤兴照相咭纸公司1922年创于上海，沪战爆发后迁设香港分厂，生产颇具规模，大量供应内地和南洋各埠。香港公司经理陈闵滔和襄理胡丽泉均是粤籍人士，陈闵滔亦即公司创办人之一，并任沪总厂副总经理。《粤兴照相咭纸公司》，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香港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版。

淘化大同罐头食品公司香港分公司成立后，业务不断扩大，并渐承担起南洋销售的大部分，厦门总公司转而专营国内业务。抗战初期，时局紧张，总公司把厦门工厂的机器大部分迁至香港，又将管理中心移往香港，成立总管理处。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大业印刷公司香港厂有工人200多名，系分批由上海搭乘轮船赴港，自1938年8月29日至9月7日陆续到齐。9月15日正式开工，每日分班轮流工作，承印中国农民银行战时发行的钞票。《盐业银行驻大业公司港厂代表报告第2号(1938.10.1)》，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273。

江浙大亨虞洽卿于1941年6月7日结束了对西北近半月的考察后抵达香港，谈及开发西北实业计划，他认为西北盛产煤铁、棉毛，未尽量开发，此次拟邀留港实业界人士一谈，希利用港沪游资会同陕实业界人士一起组织一个企业公司，从事开发工作。《新闻报》1941年6月1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所藏经济类剪报资料汇编，卷号01-016。不久，虞氏即创办陕西垦业公司，设总公司于香港，在陕另设分公司，港地各界及华侨人士无不踊跃认股，该公司尤重视开发该省的丰富资源煤铁、棉毛。《虞洽卿氏投资陕省》，《申报》1941年6月19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所藏经济类剪报资料汇编，卷号01-016。

四、百货商业的联号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国货运动亦推向高潮，许多城市都成立了国货公司。经过多次讨论协商，由实业部所属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出面，联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国货联办处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简称国货联营公司)。1937年5月17日，国货联营公司正式开业，总公司设于上海，性质为官商合办，实业部长吴鼎昌任董事长，蔡声白任总经理。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战时国货联运公司迁至重庆，成立了西南业务处，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呼应联络，并相继在香港、贵阳、桂林、新加坡、广州湾等处设立了国货公司。

抗战初期，王性尧到香港筹设香港中国国货公司，按照与中国、交通等合作银行达成的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对香港中国国货公司的投资比例是国货联营公司占1/3，中国、交通、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三家占1/3，向外招募占1/3，招募不足之数再由国货联营公司与中、交、新华三行各半分认足额。以后，对各地中国国货公司的投资比例也照香港成例办理。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席叶兰泉亦积极配合，发函给所属各会员，劝其附股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发起组织香港中国国货公司，定集资本20万港元，由国货联营公司、各华资银行及华资厂商各认1/3。《本港新闻》，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4日。

香港中国国货公司于1938年10月20日开幕，次年9月和1940年3月相继增设九龙、澳门分店，1941年又添香港旺角和澳门绸布商店。它们销售的商品，都是上海“孤岛”生产的轻工制成品，规模大，花色齐。这是由各工厂正式组合的公司，自去香港和国外设立联合门市部以推销国货的经营方式，是华商出口行中前所未有的创举，有利于出口商品的扩大和新产品的推销，故销售额年年上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3页。

1941年6月，国货联营公司在香港召开第二届股东会议，修订了公司章程，正式确定公司的私营性质，改选了新的董监事，吴蕴初被公推为董事长，资本额亦由100万元增至500万元。业务上与香港、广州湾、桂林、贵阳等国货公司合作办理国货运销，与南洋企业公司协作开拓国外市场，与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合作办理国货工业货款等，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老介福绸缎庄是上海著名的绸缎老字号企业，集中发行沪上名厂绸缎，号称“呢绒绸缎总汇”，约1860年由闽籍商人祝氏兄弟创办。清光绪七年(1881)，程苇舟(即程苇记)、李南山(李钰记)承鼎祝氏之营业牌号，继续营业，唯当时“老介福”之牌号权益，系由程、李两姓向祝家租用。直至1920年祝氏兄弟将牌号售归程、李二姓所有。抗战初期，为了利于大后方和南洋方面的业务，老介福绸缎庄于1939年设立香港分庄。老介福绸缎庄广告，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11月28日。设在香港皇后大道的老介福绸缎庄为上海绸缎总汇，集中发行上海各名厂的产品，时新纱罗绮绡，花色达几千种，每天均有货色运到。老介福绸缎庄广告，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4月9日。1942年11月，又在上海成立老介福绸缎局股份有限公司，向汪伪政府注册，额定资本为“中储券”160万元，董事长兼总经理为程用六，董事兼协理为李继襄。上海市档案馆编著：《旧中国的股份制(1868—194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

远在重庆的宝元通百货店，战时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其业务系临时转运性质，虽未向港英政府登记，但系合法商号。《宝元通百货店致重庆商业同业公会函(1941.5.21)》，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085-1-105。

五、进出口业的联号

香港是战时内地华商特别是上海工商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重镇，相关联号纷纷建立。如南洋企业公司1940年成立于上海，经营农矿工商企业的策划创设与管理，推进投资及进出口贸易、证券、运输等业务。公司下设企业、信托、贸易三部，并在国内及南洋各地设分公司。香港分公司系由原南洋企业公司香港办事处增资改组而成，其因有三：(1)缘该办事处向港英政府注册，未能取得有限责任之法人地位；(2)因无上述法人地位，对英属南洋各地经营业务难期便利；(3)缘上海总公司在西南各省分设机构，或有所经营，处现状之下，亦有移港管辖之必要。香港分公司额定资本500万港元，先收1/4，大部分由上海总公司认股，余由各方参加，于1941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南洋企业公司香港董事会文件(1941—1942年)》，第31-32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373-1-547。

在南洋企业香港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董事会议上，周作民公推为董事会董事长，缪云台为副董事长，朱文熊兼任总经理。决定将所有前沪公司香港办事处、西南总代表办事处、仰光总代表办事处等即行移转香港公司管辖，以后凡在西南各省及英属南洋各地之业务概由香港公司辖营。《南洋企业公司香港董事会文件(1941—1942年)》，第19-22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373-1-547。香港公司机构设贸易部、企业部、信托部及秘书室、会计室，均有经理或主任负责，《南洋企业香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会稿(1941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373-1-547。其组织格式与上海总公司相似。

周志俊(明焯)是周学熙的二儿子，是周家实业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办的久安资本集团，是周氏家族南下上海的生力军，包括纱厂、印染厂、机器厂、信托公司、银行、百货、房地产业等，形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为了支援抗战，久安集团于1940年与永安纱厂、中纺纱厂、英商信昌洋行在香港组建了安华贸易公司，开展运输业务，主要路线是由广州到韶关和由昆明到仰光，运销自产的纱布和战略物资，以供应大后方。1941年底，日本侵入上海租界和香港，久安集团在沪工厂或被日本军管，或被迫停工，损失巨大。设在香港的安华公司的资产也损失殆尽。宋路霞：《周馥家族百年轶事(下)》，《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第60-61页。

以古耕虞的“古青记父子公司”为基础的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于1938年在重庆成立，股本为法币50万元，古氏任总经理，周克铭为董事长(不久即由吴晋航继任)。同年，该公司成立了香港分公司，并经粤汉路将约1.5万箱猪鬃运抵香港，古耕虞亲率公司技术人员清理货物(当时香港还没有经营猪鬃的专业商人和技术员)，并出口美国赚取外汇达500万美元，王慧章：《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55-56页。因而奠定了其在同业中的最高地位。

南侨公司系由华侨集资创办，经营进出口贸易，1931年成立于上海，由曾万铺和赵桂德分任总经理、副经理。战时移总管理处至香港(战后返沪增资改组)。《上海重要进出口贸易公司业务概览》，第1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战乱时期，外贸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内地有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而调整或收缩对香港联号的经营。如1940年8月20日，位于香港皇后大道的丰源行香港分行迁并入上海总行，所遗香港业务为便于各界接洽起见，特设通信处于香港雪厂街，并留俞鲤庭、奚松涛两人驻扎联络。《丰源行香港分行函(1940.8.20)》，重庆市档案馆藏，档号0178-1-5617。抗战初期，晋商经营的广升誉(由广升蔚发展而来)、广升远业务日趋没落，除留下香港、郑州及济南等分庄外，其他分庄全都撤回山西太谷，专力研制成药，以守资力，以待后举。张庶平、张之君主编：《中华老字号(第3册)》，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