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由于香港在中外贸易和交通运输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官营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

一、金融业的联号

广州、武汉陷落之际，国民政府所属中、中、交、农四行的一些机构于1938年10月20日迁移到香港。《倪文钰致副经理函(1938.10.27)》，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277-1-273。翌年，四联总处为调整并加强各地分支处之机构起见，订定改组各地四联分支处办法，规定业务重要区域设立分处，次要地域改设支处，并限各区于1940年1月1日改组成立。依限陈报成立者，计有包括香港在内的15个分处和17个支处(广州湾支处原属香港分处管辖，当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初改为直辖支处)。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册，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9页。

虽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把总管理处主体部分都迁至香港，但仍与上海分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海中行并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中国银行还把在内地汇往上海的的款项先汇到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联系上海的收款人，转由在香港的其他机构或商号，代为取款或转汇上海。直至1941年下半年，港英当局宣布限制提取法币条例，内地以法币汇港转沪这种业务才告结束。吴景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9页。

中国国货银行为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11月创办于上海，为国民政府指定经营外汇银行。孔祥熙和宋子良分别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抗战初期成立香港分行，于1938年3月29日开始营业。中国国货银行广告，《香港华字日报》1938年3月25日。

中央信托局从1934年6月开始筹备，原为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筹备期间由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兼任筹备主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5年明令公布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刚开办时，由国库一次拨足资本法币1000万元，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理事长，张嘉璈以央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张度、刘攻芸为副局长。该局于当年7月30日正式成立，10月1日开始营业。当时全国大中城市，一般都设有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凡有中央银行的地方，大门外照例挂一块中央信托局的牌子，经理由当地央行经理兼任(直至战后行、局才完全分开)。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6-67、118-119页。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西迁，中央信托局因对外接运物资，于1937年底将主力撤退至香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驻扎在内地，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越南海防、河内通过滇越铁路内运事宜，同时继续向欧美洽购军火，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可以说在1942年以前，中央信托局的首脑部门并不在陪都重庆，而是设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中信局在重庆只有一小部分人员，没有干什么主要业务，全局的业务行政是由孔令侃在香港遥控指挥。孔令侃主持工作，因而有了发财的机会，他利用香港是自由商港，大量进行私人进口买卖，赚取外汇。此外，中信局还私设秘密电台，与重庆和上海方面联络，通报关于财经、与敌私谈和平以及日伪情报等信息。孔令侃并在香港创办《财政评论》杂志，由贾士毅负责。另又组织了一个香港银行业联谊会，从事宣传组织活动。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89-90、140、241页。

此外，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原设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先是一部分迁往香港，一部分迁往昆明，直至1940年时全部迁往重庆。中国保险学会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该局易货处总处原设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于1942年4月迁移重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抗战爆发后，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不久感到该处人员不敷支配，应予以充实。为增加工作效率起见，遂将本局干部陆续移港，“惟于名义上仍作为设在上海，以免敌人或有另设总局之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二、外贸业的联号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巩固财政，实行统制对外贸易，于1938年2月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负责管理。贸委会是中国战时出口贸易国营化之官办商业机构的核心，竭力奖励土货，增加产量，扩大外销市场；并会同中国植物油公司、中央信托局等，收购全国重要外销土货，集中香港出口，准予免税，故办理颇有成效。《港闻》，香港《星岛日报》1939年2月10日。不久，中国战时贸易，特别是官方出口贸易，完全经由贸易委员会之手进行，其经营货物包括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苎麻、肠衣、各种动物皮等，业务繁多，范围极为广泛。贸委会下辖富华贸易、复兴商业及中国茶叶等三个公司，以利统制战时贸易。满铁调查部编：《支那经济年報》，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五年(1942年)版，第520页。这三家公司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且都在香港建立了分公司。

富华贸易公司成立于1937年，总公司设在重庆，总经理为席德柄(他是买办世家，祖孙三代都是汇丰等上海外商银行的买办。席氏属孔系势力的得力骨干)，协理为缪钟秀。下辖香港、云南、西北、陕豫、苏皖、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分公司，均设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吴清泰，襄理为孙纯一。《富华贸易公司各地分公司工厂及各办事处一览表(1941.1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309-517。

中国茶叶公司成立于1937年5月，总公司初设上海，后迁重庆，经理人为寄景伟、吴觉农、朱钱农等，在香港及内地各埠广设分公司。《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直属机关一览表(1941.10.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309-517。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于1939年2月，总公司设在重庆，董事长由孔祥熙兼任，总经理董承道、席德柄(后)，协理周苍柏、沈士华。下辖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香港及仰光分公司，均设经理和襄理。其中香港分公司经理为林荣森，协理为周辨明。《复兴商业公司暨各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一览表(1941.11.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309-517。同年11月，香港分公司成立，具体负责桐油的输出业务。

富华公司成立后，出口的猪鬃一直经由滇缅公路转运香港输向欧美。复兴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收购和运输桐油等农副产品，人事调配权都集中于总公司。抗战初期，席德柄住在香港，公司的业务由协理缪钟秀主持。王慧章：《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统一管理和紧缩开支，1942年2月富华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1943年中国茶叶公司亦并于复兴公司(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实行所谓自由贸易，因而撤销了复兴公司)。

中国植物油料厂隶属于国民政府实业部，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公司筹备处，同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当时实业部鉴于桐油事业与国际贸易之关系重大，投机商常哄抬油价，而油质不高，影响出口，于是与各产桐区政府及油商联合投资，创设中国植物油料厂，以改进制炼和贸易。该厂成立之时，计有桐油厂19所，设总处于汉口(后定于上海)，并在汉口、长沙、常德、重庆、万县、宜昌、沙市等地开设分厂。各地商人大多反对该厂，且加以抵抗，但并不能阻止其发展成为一全国规模之半官半民机关。《香港分公司译敌人对我抗战贸易设施之调查报告(194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309-1047。吴鼎昌、周诒春曾先后担任中植厂董事长，张嘉铸为总经理。分支机构最多时曾达80多个，职工2600余人，资本初定为200万元，先收足100万元。袁剑秋：《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34-39页。上海沦陷后，特在香港九龙加设厂处，以便继续出口贸易。《华资名厂产品介绍》，《香港商业录》第45页，《香港商业年鉴》，香港新闻社1949年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该公司以香港办事处为据点，继续开展桐油的国外贸易。香港被日本人占领后，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才完全中止。

国民政府中央电工器材厂于1939年7月正式在昆明成立后，各分厂所需的原料及设备由总厂在香港、上海等地派驻代表，统一办理。其第三分厂从湘潭迁移后，即在香港设立了预备厂，装配进口的军用电话机。郑友揆等著：《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三、运输业的联号

抗战爆发后，粤汉、广九两铁路于1937年8月23日正式接轨通车，省港物资联运遂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枢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筹划军备及后方生产机器等，向英美等国订购抗战必需物资，主要利用港澳内运，由于任务极重，“以现有运输工具，现有运输组织，在此担任抗战军运时期，自非扩充不可，遂有在西南各省筹设军运机构之计划”。黄菊燕选编：《战时西南运输档案史料》，《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5期，第16页。

经过短暂的筹备，1937年10月1日，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因军运保密简称西南运输公司)在广州正式成立，担负繁重的国际运输任务。广州市长曾养甫兼该处主任，不久改由宋子良专任。

西南运输处是抗战前期中国政府所属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在香港、河内、长沙、汉口、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新加坡等地均设有分处，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对内联系中南、西南各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综合运输网。其中香港分处于1938年2月开始办理进出口物资运输，设置运输科，分铁路、水路、公路、仓库、装卸5股。由于铁路费用低，时间快，故该处物资主要经铁路装运。同年5月，又“奉命对于各机关在(香)港起卸之货物运输全权负责办理”，并设“关于铁路主持之机构，专一筹运”。夏兆营：《论抗战时期的西南运输总处》，《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85页。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贯通华南沿海与内陆的港粤国际交通线遂失去效用。西南运输处已于此前(9月)迁往昆明，香港分处亦于翌年2月并入总处，但仍留有交代清理人员，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