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Rodriguez 、Alvarado、Walker、Amaya1和Guillet等人对萨尔瓦多、坦桑尼亚和印度等国家小型家庭农场农业风险管理途径的研究，发现处于农业风险环境中的农民一直在不断地改进措施以应付生产风险，这些措施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小农体制下并没有多大差别，同样也反映出中国的情形。
小农体制下传统的风险处理方式可以分为两类：①日常的回避风险措施或风险最小化控制措施，可称为风险控制性机制，主要表现为农民在生产季节之前和生产期间调整耕种策略和资源使用方式；②农民对自然灾害（如干旱）所导致的农作物实际收入低于预期收入的滞后反应措施，即损失补偿或融资机制。
当农作物收入下降到低于预期时，通过耐用生产资料（牲畜和机器）的出售，以及通过农场存货和储备物资的管理，可以保护农场收入。非农业收入也是补偿农作物预期收益下降的一个有力渠道。寻求非农业收入的来源，如就业的流动性，地区流动性和亲属的汇款，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和支出。这种来源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地区内或地区间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相关性。在东南亚，很多家庭的相当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渠道（参见世界银行1982年资料）。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小家庭农场得到来自美国亲属的汇款，这样，农民们就可受到农业与非农业收入间的高替补性保护，这是发展中国家小区域所具有的特征。在同样的为农作物收入下降所困的地区，这种替补性会使谋求非农职业机会大大减少。但地区之间的生产风险相关性并不高；故暂时的迁移与地区内的职业流动相比，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
小农的传统风险控制措施，主要包含在耕种策略的调整中，可以划分为与资源和企业的多种经营紧密相关的措施和与耕种体系内部调整有关的措施。如农民对自然资源通过纵向的、横向的和时间上的综合开发利用以减少生产风险。按次序轮作是一种较好的纵向多样化种植的方式，这使得种植可根据当时的时令和降雨量的多少灵活安排，灵活性较大。
在生产风险与微观环境不完全相关时，空间上的分散种植对于改善农作物收入的稳定性有一定作用。同样的，在各时间上的生产风险不完全相关时，交错种植和连续多样化种植也会减少不稳定性。
以一种作物为主的多样化种植，是通过选择具有不同成熟期、对环境变化具有不同敏感性及其主产品和副产品具有多种最终用途的农作物来确定的。这类多样化种植在间作和套种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按照土壤湿度信息的资料变化处理作物群体以及根据出现的天气状况决定投入要素的使用，也给风险管理注入了灵活性。
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家庭农场可能采用的重要风险管理措施如表1-1所示。表1-1发展中国家小农体制下的风险控制和损失管理策略
〖XB,HT5”SS,J*2;Y<表1-1（续）〓〓>〗风险控制策略损失管理策略
轮作
空间上的分散种植
时间上的多样化种植
种植有潜在安全的作物
种植有多种用途的作物
植株定值（稀疏和补苗）
种植对短暂气象变化不敏感的作物
按堆播种多种作物
混合种植与经营（间作）
分割和跳用投入要素
非正式的相互援助
公共救济
储存与周转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寻求
资产的出售和补充
连锁支出与生产
租赁
〓〓
在多种风险管理措施中，一直受到文献重视的风险措施有三种，即空间分散种植、租赁和间作。国际半干旱地区农作物研究所（ICRISAT）的村级研究，提供了这三种风险管理行为的有效性方面的资料。下面运用这些资料分析小农体制下传统风险管理手段的经济效果。
1231〓空间分散种植
农场地块的空间分散种植，与其他非正式的风险管理方式相比，是农作物保险的一种较好的替代方式。由于存在农业气候因素的不同质性，不同质气候地区的生产风险并不完全相关，这赋予了农民较大的变通性来应付产量风险。
农业气候的不同质性或局部特殊性的发生几率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普遍。例如，在国际半干旱地区农作物研究所1400公顷的实验基地的两端放上两个雨量计，用于测量7月份的月降雨量，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相关度仅为061。同在平坦的土地上，相距又这样近，而相关系数却如此低，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料。
甚至在同一个村庄内，产量结果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同质性。根据国际半干旱地区农作物研究所对多种作物的单个农场产量与村庄平均产量间相关性的研究，对大多数作物来说，产量间是正相关的，但是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例，其相关度要么很低，要么统计检验不显著。AKOAO村庄的地方品种的棉花尤其如此，1975—1980年间40%的农户产量与村庄平均产量反向变化。在AKOAO，空间上的分散种植对于稳定地方品种棉花产量看来是有效的。在该村庄，风险同质的地区实行强制性农作物保险，对很多棉花生产者来说还可能增加农作物收益的不稳定性。
然而，空间分散种植似乎并不如作物多样化种植与农作物净收入稳定性间的关系密切。Walker 、Sigh和Jodha（1983）通过两个地区的个案研究发现，作物多样化种植与农作物净收入的变异系数呈显著性负相关，而较大的空间分散种植与农作物净收入的变异系数，则在一个地区表现为负相关，而另一个地区呈不显著相关。
1232〓租赁
农地的租赁经营，产生的原因有很多（Newbery，1975；Binswanger，Rosenzweig，1984），订立契约的方式更是有许许多多。其中风险分担通常被引证为一个重要原因，而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是租赁还可以担当处理以前耕作年度里所发生的损失的应付手段，在旱灾发生较多且强调租赁的重要性和使用的地方（如印度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尤其是如此。
关于租赁契约中损失管理的潜力，可用来自ICRISAT在印度Sholapur易旱区村庄两项研究的资料加以说明。1972—1973年度的重大旱灾导致了大量的耕牛死亡或出售，由此又导致了许多农户灾后重新恢复生产的能力的下降。两个村庄的所有农户中，大约有24%不得不把他们的全部土地出租（Jodha，Asokan Ryan，1977）。租赁的大量实行使地、牛的比率不断平均化。在大量实行租赁以前，两个村庄所拥有的每头耕牛的平均耕地面积，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分别是183公顷和309公顷，对佃农分别是34公顷和72公顷。租赁继起后，拥有的每头耕牛平均占有耕地面积，对土地所有者下降到55公顷和58公顷，对佃农增加到72公顷和82公顷（Hodha，1981a）。而对于劣等地，租赁种植就更为普遍，因为这些地上的作物更容易遭受损害（Singh，Walker，1982）。租赁契约的条件非常灵活，足以满足双方的需要。租赁方式的确定决定于土地所有者对前景的估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旱灾而失去了生产能力。独立于收成的固定租金额支付和净产品共享两种方式都暗含着将风险转嫁给佃农。当投入和产出都由双方共享时风险是共同承担的，有助于处理风险损失的租赁约定内容决定于旱灾引致的损失的滞后效应。这些约定内容包括：①除耕牛外的所有投入要素都共同使用（这些投入要素在以前的旱灾期间都丧失了）；②农作物投入及产出共享，且预先向土地所有者提供贷款，其份额可以调整以满足收获前的各自资源约束条件；③采用与劳动和信贷相联系的土地出租方式；④土地所有者和佃农间的其他要素和产品市场合约。
在印度Sholapur村庄，直接涉及风险转嫁的租赁方式覆盖了大约29%的租赁观测户，大约57%的租赁契约有明显的风险分担含义，而60%多的租赁契约有风险或损失管理的含义。在Sholapur，租赁显然有助于要素禀赋的平均化，并使生产风险分散。
1233〓间作
小农场农业或许并非唯一的特征，即间作（或混合种植）的高发生率，非常引人注目。作为一种减少风险的措施，间作在农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受到广泛赞扬（Papendick，Sanchez，Triplett，1976；Bliss，1979）。多样化种植的风险减少机理不同于间作自身风险减少的性质，间作相当于独立地分片单播了几种作物。当农艺学家们按单播和间作方式计算土地的产量等价比时，大多数人都采用这种做法。除了减少风险，间作在其他方面也优于单播（Jodha，1981c；Norman，1974）。间作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增强了产量的稳定性（Willey，1981）：①在不利的困境下仍有较高的产量；②病虫害的发生率降低；③产量可互相补偿。
人们一直用在实验地的试验来说明困境下的较高产量。试验表明在湿度不足的情况下，间作显示出超过独作的产量优势（ICRISAT，1980）。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间作和分片独作几种作物的作物群体的差异造成的。
减少风险的第二个潜在原因，是间作对寄主（host）、昆虫和寄生虫有特效（Bhatnager，Davies，1981）。例如，在印度的木豆作物中，当大豆与高梁间作时，枯萎病会减少（Willey，Rao，Natarajan，1980），然而，与高梁间作的大豆却易遭受豆荚钻孔虫害（Bhatnagar，Davies，1981），还有一些零碎资料表明秕粒花叶病也是一种较大的病害。
产量互补产生于各品种对生物学风险和农业气候风险的发生及其时限的空间和时序上的适应。这些风险对作物的生长有不同的影响。间作中风险的减少，来源于间作体系中至少一种作物对另一种作物的失败或低产的补偿能力。例如，间作的谷物粟在其他作物遭受灾害时，通过更多地利用光、热、水及土壤养分可以部分地补偿其他长势不好的谷物。补偿程度取决于一种作物对另一种受到不利影响的作物所“释放 ”出的光照、土壤养分或土壤湿气的利用能力。在单播作物种植中通常不会有补偿作用的，因为所有的作物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受到影响。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某些风险如虫害和病害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单播中的植株，这样当然也就存在不同植株之间相互补偿作用。
如果产量的补偿是普遍现象，那么在以混种或间作方式种植的品种间的产量方差将低于单播方式按相应面积比例种植的相同作物。在高风险环境、高补偿程度下，我们预料将看到产量间的反向相互替换关系。遗憾的是，研究人员很难获得足够的年份资料和足够的地区资料来比较间作和单播。收集并分析这种资料的少数几个尝试之一，是Rao和Willey（1980）评估高粱和木豆间作的产量稳定性。基于有限的合理性和标准差，他们发现间作能比单播提供更高的产量稳定性。然而，他们所用的资料没能将时间效应和地点效应分开。也就是说，产量稳定性和适应性混在了一起。有一个不够理想但仍然有意义的替代方法，是估价农民田地里普通间作方式的风险效果。我们假定：在补偿程度较高的地方，作物间的产量方差较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间作产量在时间上显著正相关的地方，种植系统减少风险的能力较低。
根据ICRISAT的资料所作的一项评估，可以对预期补偿效果的大小进行计量，在评估中，他们分析了两个间作系统，即一个传统式的和一个稍有改进式的；收集了两个村庄（Aurepalle村和Kanzara村）各30个种植户1975—1980年6个种植年度的地块资料。在每个村庄，间作都是可以见到的最普遍的种植方式。
Aurepalle村传统的种植体系组成是：分行间作两种中期谷物（地方品种的珍珠粟和高粱）与一种花期谷类豆科作物（木豆）。这三种作物都播种在高风险、低肥力的环境里。我们可以预想：只有当高粱在苗期遭受损害时，珍珠粟和高粱间的产量互补效果才强烈。如果第一场季风雨来得晚，那么出芽率就会减少，农民的反应是在田里种植更多的木豆（Caster）。木豆和两种谷物间的补偿范围较广。可以预想，一种作物遭受灾害的时间越晚，被另一种作物补偿的机会就越小。
ICRISAT计算了169个样本地块上三种作物的产量相关系数，基本验证了上述的假设。计算中他们对产量进行了校正，即用最小二乘法、虚变数回归法分别对农民和季节两个变量进行产量回归以剔除不同经营管理效果的差异。有四个农户的高粱产量按直线性管理效果作了校正；对于珍珠粟和木豆，没有发现各农民在技术效率方面显著性差异的根据。这正符合人们对低投入的传统种植体系的预想。还须注意的是在资料中一直没有对特定地块的产量差异进行明确的控制。如果很多年来互补效果都很强，我们预想两种作物的产量间则为负相关。也就是说一种作物的低产，会由于作物间竞争性的减少受到另一种作物高产量的补偿。较低的相关系数意味着较大的风险缓冲能力。根据排除了管理效果影响的产量资料计算的这种相关系数的大小，取决于产量风险的多元分布及特定作物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特定的种植体系，预测在高粱和粟的产量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在任一谷物和木豆的产量之间有零相关或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正如所预料的，高粱和珍珠粟间的产量是显著性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3；而它们与木豆产量间的联系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06和011。这一资料间接地表明，对于这种种植体系，间作所提供的风险保护作用微弱。同样的发现也适用于第二种种植体系。第二种种植体系的特征是地方品种的棉花、地方品种的高粱和木豆三种长期作物，种植在Kanzara村，该地有较充足的降雨量。190个地块调整后的产量资料表明，棉花与高粱、棉花与木豆及高粱与木豆的产量之间在005的水平上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42、025和015）。人们可以预期， 对于大约同时成熟的作物都有这样的结果。
总体来看，依据ICRISAT对印度南部农村的村级实证研究，在小农体制下，租赁被灵活地应用于分散种植年度内和年度间的生产风险；在某些生态环境下，作物品种的多样化种植与空间上分散种植，甚至在像村庄这样小的地区内也可以增加产量的稳定性；与预期相比，间作本身对产量稳定性的贡献微弱，但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