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应对农业自然风险方面，农民自身在耕作改制、品种更换、栽培管理等方面采取了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大都体现为灾前微观角度的风险处理手段。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两项重要风险管理措施：一是通过大型工程建设，采用工程技术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抵御灾害的能力；二是建立农业后备基金，对灾后损失提供补偿。前者目的在于进行灾前预防，并在灾时抢救。这是一种积极的灾害处理方式，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然而目前人类的抗灾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很多灾害损失是无法抗拒的。因此，建立农业后备基金，对灾后损失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以保障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是必要的。处理灾害的这两种手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农业自然灾害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农业在抗御灾害的能力方面，基础相当脆弱，无法经受大的风险，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首先，水利工程设施普遍老化，排灌能力大大减弱。很多地区，还是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修建的水利工程，大部分已进入更新期，加之管理不善，多处于带病运转状态，甚至已到报废程度。前几年每到夏季，安徽、江苏等地就连降暴雨，很多地方缺少排涝设施，即使有也多年失修。由于不能及时排水，造成大片良田被毁。第二，监测预报灾害服务体系不健全，盲目垦荒，滥伐森林现象严重；很多地区还没有建立专门的植保部门，不能及时发现和防治病虫害，使其得以滋生和蔓延。第三，单家独户经营，缺乏统一的组织，不能有效地开展整体防治和综合防治。而很多灾害只有通过整体防治才会有效。

尽管人们对灾害的发生采取了很多的预防和阻止措施，但损失的发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发生后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的干扰，也会影响到市场的调节机制运行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为此，对农业发展提供救灾保障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农业灾害经济补偿体系主要由农民自保、民政财政救济和少量的农业保险补偿、社会捐助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民政、财政救济在我国农村经济补偿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保险补偿和其他社会救灾只是辅助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以民政、财政为主体的保障形式，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种形式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特别是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缺陷日益突出。首先，由于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广阔，民政用一定量的不充足的资金（全国平均每年100亿元左右）来应付大量的难以测定的灾害损失风险，同时还担负着城市福利和城乡优抚、扶贫的责任，势必形成杯水车薪的局面。同时，由于民政救济面积广和它的无偿性，救灾资金在分配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弊端，突出表现在：第一，由于救灾资金是国家无偿提供的，农村社队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只注意发展生产，不重视后备基金的建立。一旦发生灾害，伸手向国家要钱，无偿性养成了对救济的依赖性，而这又势必加重国家的负担。第二，风险承担和利益所得极不对称，在救济资金的分配上形成了不分损失大小，不分困难程度的平均主义。第三，缺乏专门定损手段，一般是据根乡村灾情上报数字来判定损失程度和下拨救济款，缺少科学依据。—些地方总是报多不报少，使国家蒙受损失。第四，灾款发放过程中缺少明确标准，给谁、给多、给少都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常常出现发放不及时，优亲厚友，甚至截留救济款或物资的现象。由于这一系列弊端，降低了民政、财政救济的社会效益，对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很不利。

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补偿制度，有着民政救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保险公司是专门经营风险的企业，能够运用特有的技术手段，比较具体地测定风险，确定损失率，及时提供经济补偿；它有着自身的经济效益，有较丰富的危险管理经验，通过有效防灾，可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20多年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农业保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农业保险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原则上存在偏差。

总体来看，对农业防救灾起直接保障作用的各条渠道，都应该有其特定的可选择性和优越性，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我国，民政、财政救济和保险保障、社会救灾等的职能作用还未科学、合理、全部地释放出各自的潜力，有必要重新建立我国的农业灾害经济补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