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平等都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效率与平等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时，经常是愿意放弃一个方面的某些部分而去更多地实现另一个方面。它具体表现为人们在通过市场取得了效率型的原始分配（即减少由于收入和再分配的替代面产生的原始分配扭曲）之后，通过利用各种再分配的尺度（例如直接税、间接税、各种转移支付），来处理这种效率与平等之间的选择，即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改变各个阶层居民之间由社会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利润、利息、租金、资产升值等收入）形成的初次分配格局，以期弥合初次分配在劳动与资本之间造成的贫富不均的社会鸿沟，适当地纠正初次分配所形成的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从而重新形成一种新的分配格局。再分配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每一种再分配行动的结果都会产生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效应。当其减少了贫困和缩小了收入差距时，它就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当其增加了贫困和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时，它就产生了负效应。国家在实行再分配时一般采用社会保障开支和税收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手段，由于这个过程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所以，这个过程也表现为政府实现其再分配职能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考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著名的“倒u字理论”，即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阶段初期，由于强化市场机制，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呈扩大趋势；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以后，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和调节不断加强，该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则开始逐渐缩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了30余年的快速增长，可以说主要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但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了贫富悬殊。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也不过在024~036之间。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N］ 经济参考报，2010-05-21显然，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巨大。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 109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5919元，城乡收入比为323∶1，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比仅为18∶1（1987年为217∶1），这说明在经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扩大了一倍多。实际上，如果考虑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电煤气及教育、卫生等公共福利项目的隐性收入，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则可能高达4~6倍。

当前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平或道义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重视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市场经济国家调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手段有很多，但最常见的方法是采用社会保障开支和税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手段，通过再次分配的方式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当前在我国农村实施全面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是不现实的，而全面实施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则是一种可行选择。在实施农业保险后，各级政府通过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方式在灾害之年向农民进行转移支付，可以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化，相对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在这里，把农业保险看做是具有再分配职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且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优先发展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从工业化发展的工农关系理论来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已经初步具备了对农业进行全面保护和补贴的物质基础。所谓工业化，实质是资源在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动态再配置过程，是工业生产的资本化不断扩张并在经济总体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源不断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工业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当工业自身的剩余除了可以支持工业化进一步完善外还可以用于支持其他产业发展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受到保护，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大量补贴才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也只有在此时，农业只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的地位会显得特别突出和光荣，农业将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农业成为关系到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的小行业。大问题应当受到关怀，小行业能够得到关怀。工业化的成长过程一般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亦即农业支援工业阶段、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以及工业支援农业阶段，不同阶段的工农关系是不相同的。李薇农业剩余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西北农业大学博士论文，1992（6

据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农业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81%，城市人口比率为179%，人均GDP不到150美元；2010年我国农业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已经下降到1017%，城镇化率上升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人均GDP达到29 992元，已经超过了4680美元。我国目前产业结构的比重已经接近工业化高级阶段水平，但我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50%，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下降必将是缓慢的，甚至可能出现一定时期的凝固化。据此特征，参考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见表3-2），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部分发达地区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高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工业发展不再应该继续依靠农业提供的剩余积累来推动；政府政策取向是取消农业挤压政策，废除长期实行的不平等的税收、价格、资金投入等挤压农业以支持工业的手段。第三阶段是工业支援农业阶段，这时农工贸易条件应该得到进一步改善，不仅要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农业税收和收费，而且农业的发展应该得到工业积累的支持，即工业部门应该开始反哺农业。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地位，在任何时候都大无法动摇的，但当前我国的农业产值仅占GDP总值的1/10左右，但同时却养活着全国1/2的人口，农业已基本成为我国关系整个社会生存的大问题的小行业。“三农”发展的大问题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关怀，而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小行业也应该能够得到关怀。表3-2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

〖XB,HT5”SS,J*2;Y<表3-2（续）〓〓>〗项目单位工业化阶段标志值

初级中级高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2400以上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城市化比率〓〓资料来源：四川省经济发展研究院主编：《经济决策参考》2006年第3期。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离以工补农即农业保护阶段，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依然还很遥远。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万亿元，我国的财政总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当前财政到底有没有补贴农业保险的能力呢？简单估算如下：按照2010年底全国1826亿亩耕地计算，全部参加农业保险，政府补贴保险费的50%，每亩地大概需要补贴保险费30元左右，总共需要财政补贴农作物保险保费548亿元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额度、补贴能力更为详细、科学的测算，请见第9章的研究内容。，仅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066%，再加上对牲畜保险的保险费补贴，全部农业保险的保险费补贴也就在800亿元左右，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左右。但实施了全面的农业保险以后，就可以节省下农业救灾费（大约每年100亿~200亿元），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化和生活的安定，有利于农村市场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的稳定，从而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稳定也有重要促进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社会效益和相对于民政救济、扶贫活动的高市场效率，是非常明显的。从某方面说，我国当前具有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农业保险制度能否建立，并不在于政府有没有补贴能力，而在于是否真正意识到建立的必要性和国家对城乡各项事业轻重缓急的不同考虑及安排。

实际上，胡锦涛同志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把农业保险工作放到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环境、大背景中去考虑，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战略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