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绪论里我们已经讲过，文章学的研究对象是普通文章，即书面语言的一部分，不等于全部的书面语言。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把这部分书面语言的本质特征搞清楚。因为文章与文学这两种书面语言长期被混为一谈，造成了社会上众多人心目中的文学理论等同于文章理论、文学创作等同于文章写作的错误认识，所以要说清楚文章的本质，首先要厘清文章与文学的区别，还原它的科学内涵。这是文章学学科面临的首要课题，它关系到学科的研究范畴问题，是建立科学的文章学学科体系的前提条件。
既然要探讨文章与文学这两种书面语言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先从历史的角度去回顾一下这两种书面语言曾经走过的历程，看看它们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轨迹。
一、 历史进程中的文章与文学
（一） 文章起源考
从总体上说，文章与文学都起源于与自然的斗争（劳动生产）和社会交往以及思维的物化（借语言文字表达主观意志）。但是从时间上看，文学应源于文字出现之前，而文章源于文字出现之后。二者的起源是不同的。
文章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有的。人们最初使用文字，用于占卜和记载重大事件。人们耕种土地、盖房子、外出巡察、杀猪宰羊或出现月蚀、日蚀、地震等特殊天象等都要占卜。占卜之后要由专职的“史”（巫或祝）把占卜结果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原始的纪实性的文章就随之产生了。据考证，最早的文章是占卜辞《连山》，产生于夏代，但早已失传。目前存留下来的我国最早的记实性书面语言，是盘庚迁殷至帝乙归妹二百余年间（约前14世纪—前11世纪）的王室档案。已故文章学专家张寿康教授曾说过，“甲骨刻辞和吉金铭文”“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文章形式”张寿康：《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5页。。我们具体分析一则甲骨记事辞：壬午王田（畋）于麦菉（麓），隻（獲）商（商河）戠兕，王易（锡、赐）宰丰菷（饮）小NFC7B兄（兕觥），在五月佳（唯）王六祀彡日。转引自《文章学导论》，同上，第26页。大意是，壬午那天，王田猎于麦山脚下，获取了商河的犀角，王赐给了宰丰并用小兽形的兕觥（酒器）饮酒，在五月王第六次祭祀用了三天。这是一段简短的记事文，时间、地点、事件三要素完备，层次清楚，体现出最基本的记叙表达方式的篇章特点，同时更体现出对史实记录真实、可信的纪实特点。文学是人类史前时期的产物。神话、谣谚等口头文学是原始形态的文学。如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原始形态的文学，是“一种集体的口头创作”，“往往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东西”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60页。。它们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不等同于生活。字里行间，融入了众多口耳相传的想象与创造。我们细读一则关于“大禹”的神话：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仙飞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尧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赐号禹。王利器整理，[清]马骕《绎史》卷十一注引《遁甲开山图》,中华书局2002年1月版。
这就是典型的原始形态的文学，文学性已极为突出，仙凡两隔，神话当中套神话，记述奇诡，充满了神奇的幻想。这段文字仅仅是合乎生活的逻辑，但是绝对不能等同于生活。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内容上，原始形态的文章是反映现实的；而原始形态的文学则是超现实的。这表明，原始形态的文章已经具备客观实在性，而原始形态的文学已经具备虚构性。由此可见，文章与文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同源，而且从各自诞生之日起在内容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文章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反映，而文学则是对生活的艺术的反映。
（二） 文章概念考
原始形态的文章，是与口头语言混淆在一起来称谓的，叫“言”或“辞”，如“言有物”、“言有序”、“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等”（《周易》）。后又用“文”来表示一切书面语言。“文学”即一切文化学术的总称，兼有文章博学、文物典籍，儒墨之学等几重意义。这为后来的广义文章概念奠定了基础。《论语》中虽出现“文章”一词，但它是文采章明之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并非指书面语言。
到了汉代，在《史记》、《汉书》等著作中，开始有“文章”与“文学”的术语。如《史记·儒林列传》中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但内涵恰好与今天的内涵相反。文学，指儒学、学术性著作及各种政令、法律等；文章，则接近后世的“文学”，专指带有文采的辞章。尽管文章与文学的内涵与现代不同，但毕竟有了文章与文学概念的区分了。概念是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反映，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又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总结。文章与文学两个概念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不同的书面语言的差异有一定的辨析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正式与其他学术部门区别开来。萧统的《文选》就把哲学、政治著作及“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排除在“文”之外了。这是当时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他同时又把诏、启、奏、记、铭、诔等实用性文章选入《文选》，归入“文”之列了，表明他对实用性文章与诗赋的差别还没有认识到。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笔”对举之说。刘勰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说。萧绎的文笔之分，比刘勰更进一步。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认为“情灵摇荡，流连哀思”的抒情文学叫做“文”，“善为章奏，善辑流略”的论事说理的实用之文叫“笔”。并认为所谓“笔”，虽不要求“绮縠纷披，宫商靡曼”，像“文”那样具有辞采和声律之美，然而“神奇巧惠，笔端而已”，也要讲究技巧。这与现代文章写作的要求就十分接近了。他还指出一种“直言之言，论难之语”。用现代的文章概念来衡量，萧绎所说的“笔”及“直言之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实用性较强的普通文章。郭绍虞先生在《语文通论》中认为萧绎的文笔之分，突破了在他以前有人提出的“有韵”、“无韵”这种只限于形式的区分。萧绎的观点从实质上揭示了文笔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了古人对文章与文学的差异的初步认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本质上自觉地区分开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这是古人认识水平的一大进步，应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萧绎的文笔之分，虽然是以“内容”为标准来加以区分的，但他的“划分”仍然是不彻底的。其“文”仍然是广义的，既有文学，又有一部分文章；而“笔”是专指现代意义上的“实用文章”。对此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
另外，这一时期是古代文论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论述写作规律的专著，代表性的论著有《典论·论文》（曹丕）、《文赋》（陆机）、《文心雕龙》（刘勰）等。其中的“文”均为广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一词专指书面语言，从此定型了。不再用“言”、“言辞”或“文”来指代了。如《颜氏家训·文章篇》，其中有“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等等。从此广义文章的概念由“文章”替换了“文”。
唐代，延续了“文笔”对举之说。不过因古文运动的发生，“笔”中有“骈、散”之争。唐代诗歌发展到了巅峰，“文笔”之说演变为“诗笔”对举。后人对此时诗笔并举有种种说法。如“杜诗韩笔愁来读”、“孟诗韩笔”、“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清]侯康：《文笔考》，《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49页。等等。因唐代其他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并不盛行，所以“诗”即诗歌，“笔”即散文。这时的诗笔对举倒是有史以来的文学、文章第一次泾渭分明。北京大学卢永璘教授在谈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时说，这时期，诗论与文论逐渐分开，唐以前是结合在一起的，只《诗品》特殊。……韩愈、柳宗元只论文，当时的文论很大程度上属于文章学和辞章学范畴。卢教授的观点从文论的角度进一步佐证了唐代文坛文章与文学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并存的。
宋以后，不再有“文笔”、“诗笔”之分，却从此形成了“大文章”（广义文章）的格局。在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尽管诗词、话本、小说、戏剧应运而生，逐步发展起来，但都因不入正宗或出现较晚，抵不过文章的正统，致使“文章”“文学”不分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如明清评点家仍然把《水浒》、《金瓶梅》等小说称作“文章”。
“五四”以前“广义文章”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文章传统所致。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把能读能写文章作为“文人”的重要标志，以至于写文章变成了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文章写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篇《谏逐客书》，一篇《出师表》都在特定的时期里产生过“轰动”效应。普通文章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确显示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要作用。人们对于文章的重视程度，似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比拟。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既然文章是正统，但为什么到“五四”以后却只有文学理论、文学史而无文章理论、文章史了呢？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全方位”引进，冲击了我们的传统“文论”，原来的文章理论被后来的所谓文学理论所替代了。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代文学理论家，仿效国外的文学理论体系，将诗歌、小说、戏剧摆在了前列，而把有着相当悠久历史的文章归入广义散文之列，放在了纯文学作品之后。于是我们的古代文论真正被“全盘西化”了，不仅丢掉了文章正统，而且还混淆了文章与文学的差异。虽经“五四”时期几位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家的“暂时”区分（有人主张把文章局限在散文、报告文学、论说文、应用文等一般文章的范围之内。叶圣陶、夏丏尊主张将“普通文”、“文艺文”分开等），但最终还是被混为一谈了，由封建社会长时期的“大文章”演变为“五四”以后的“大文学”。文章、文学被混淆的现象，成为社会的主流；而一些学者把二者加以区分的研究与呼吁只是凤毛麟角。文章的概念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发展变化过程，无论人们赋予它什么内涵，都显示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与思维深度。对于历史，我们只能去梳理它，而对于未来，我们则有责任提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与思考。
（三） 书面语言考
自有文字以来，文章与文学的概念虽长期混作一谈，但文章与文学的书面语言形式都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虽然两种书面语言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差异，但都因社会的需要而互不“干涉”，相伴而生。所以考察我国的书面语言实绩，会发现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殷周时期的甲骨刻辞、吉金铭文、《尚书》是文章的雏形；神话、谣谚、《诗经》是文学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没有文章的概念，但当时的文章的确是有史以来最辉煌的阶段。群雄纷争、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一大批贤人能士，进而也酿造了无数不朽的文章。如《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文章。它们成为文章的演进阶段。《楚辞》是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标志。秦汉有《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贵粟疏》、《盐铁论》、《淮南子》、《论衡》、《白虎通义》、《史记》、《汉书》等名篇巨著，同时又有汉乐府《陌上桑》、《东门行》。三国到两晋，有说理有据引典有方的章、表、书、记，还有《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文心雕龙》、《昭明文选》、《颜氏家训》、《世说新语》；同时还有追求丽藻的靡诗艳赋。唐宋有散文八大家，韩柳文章脍炙人口；也有流传百世的名诗佳词。明清有令人叫绝的桐城散文，有《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本草纲目》、《明夷待访录》、《日知录》；也有动人心弦的明清小说。到了近代和现代，更有梁启超、辜鸿铭、鲁迅、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文章大家，同时也有秋瑾、纳兰性德、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家。所以从书面语言本身来看，文章与文学是并举的，是并行不悖的。没有什么“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别。回顾书面语言的历史，我们发现文章与文学就像两株瑰丽的奇葩在争奇斗艳。
综上所述，文章与文学虽然被长期混为一谈，实际上文章与文学的发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轨迹。它们的起源不同，原始形态的文章与原始形态的文学有本质的差异；文章的概念由最初的“文采章明”之意，到魏晋之“文”、“笔”的出现，到“文”代指一切书面语言，再到“广义文章”大一统地位的确立，经历了太多的曲折；而文章与文学两种书面语言的实绩，又给我们呈现出了实用文章与文学作品并驾齐驱、异彩纷呈的发展状态。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文章与文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两种不同的书面语言。
二、 文章与文学的本质区别
在我国文化史上，因为有“文章正宗”的传统，文章与文学在古代未得到本质上的区分。由于文章与文学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彼此“和睦相处”、“互不侵犯”，就更难引起人们对二者差别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从此打破了文章正统的格局。古今文学理论得到了整理和发扬，并形成了—个完整的体系。文学理论被用来代替文章理论，或包容文章理论。真正文章理论的整理与研究受到冷落。由于文章理论的研究处于弱势，因而也导致人们容易忽视二者的差别。文章与文学从表面看，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都需要运用多种语言形式，都要经过构思、运笔、修改等写作环节。但具体考察文章与文学这两种书面语言，就会发现，二者在反映客观事物的方式上，在构思的方法上及写作的章法、技法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 文章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不同
文章真实性的特点，从文章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甲骨刻辞是最早的文章形式，这种文章雏形，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因为甲骨刻辞要如实记载占卜的全过程和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文章的“真实”，是指写进文章中的内容（质料）均为客观事实。更具体地说，文章是表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文章的真实，是现实的真实，自然的真实，客观实在的真实。而文学的“真实”是指作品中的内容符合生活的逻辑，人物是生活中可能有的，事件是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去“对号入座”。
比如冰心的《“面人儿郎”访问记》，文章介绍了郎绍安这位驰名中外的工艺美术家的生活经历及其成就，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新旧社会的不同。文章生动地描述了访问时的具体情景，怎样见面、交谈、辞别。文章中描写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不能掺杂半点虚构的成分。可以说，文章反映主客观世界的方式是完完全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而文学反映主客观世界的方式则是艺术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生活”，而“文学作品的形象要是真实的，就是符合于现实生活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要和普通的实际生活完全一样”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3页。。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但又是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可能有的人。文学形象是集生活中各色人种的特点于一身，它极具概括性，常常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比如，鲁迅写“祥林嫂”，她的“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的情节取自一个原型，她的再嫁与抢亲情节又概括于农村的类似事件，阿毛被狼衔走是一个看坟人遇到的实事，鲁四老爷的书房又是以作家的故乡为蓝本。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祝福》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3页。
老舍在谈到“骆驼祥子”的创作过程时说过“祥子”这个形象产生的缘由：“记得是在民国二十五年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乘着军队移动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匹骆驼回来。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核心。”同上书，第170页。可见“祥子”这个形象是现实生活中两个原型的综合，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一个既牵回过骆驼又买过三回车的“祥子”，“骆驼祥子”纯属“合成材料”。
文学理论家曾说过：文学作品“即使写真人真事，也还是经过了作者一定的分析、综合、选择取舍的加工，决不只是照抄日常生活的实际情况”，“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只是它的创作原料……”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0页。文学也讲真实，但它是“艺术的真实”。鲁迅曾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掇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致徐懋庸》，《鲁迅著作全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页。可以这样说，文学艺术是对社会生活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形象化的集中反映。
明清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写，削高补低都由我。“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清楚地划开了文章表现真实和文学需要虚构的界线，切中肯綮。
小说的创作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戏剧也是如此。曹禺为创作《日出》，曾特地躲到下等妓院附近去观察。虽然有一些间接的体验，但剧中的陈白露及小东西等人物形象也绝不等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
诗歌也是文学样式之一，往往要表现诗人的情感、思想，它同样也是通过高度地抽象概括，用形象、精练的语言来反映诗人对生活的理解。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受语言形式的众多约束（韵律、字数的限定），决定诗歌反映生活、反映客观世界不能“精雕细琢”，诗歌的内容极具跳跃性，具有高度抽象、概括的特点以及高度艺术化的特点。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诗歌是一种内涵丰富而高度凝练的文学体裁，思维的跳跃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如实地描写“生活原型”（包括人和物）；小说需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戏剧需要用情节的波澜吸引读者和观众。跳跃性、典型性、曲折性都离不开作者的再加工和再创造。可以说文学是对客观事物的曲折的、形象而集中的反映；而文章是对客观事物的如实反映。文学要通过艺术形象间接反映作者的爱憎，文章则直接阐明作者的观点。
总之，文章与文学虽然都强调真实，但文章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有本质区别。文章的真实不仅要体现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具有客观实在性。文学的真实只要求体现历史的必然性，只展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人与事。文章的质料强调“六真”，即真人、真事、真物、真景、真情、真理。如记叙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必须全真；说明文介绍事物的性质、特征、用途等，必须准确；议论文的引言、举例、数据等，必须核实、可靠。所以非虚构性是文章的本质特征。文学作品则相反。阿·托尔斯泰在《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一文里说过，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创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虚构与否是文学与文章在内容上的重要差异。
（二） 文章的典型与文学的典型不同
有些记叙性的文章、议论性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围绕一个“人物”来展开的，也可以称之为典型。但普通文章中的典型是根据实际存在的事物选择、提炼出来的，其加工原则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文章的典型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是从真实的事实中去筛选、撷取最有代表性、最能感动读者的那一方面。如鲁迅的杂文是“贬锢弊常取类型”，透过“一鼻、一嘴、一毛”的提取，造成一种神似的类型形象，如他笔下的“看客”、“媚态的猫”等。这种从生活中提取的类型形象同样具有概括意义，又是独特心灵的个性代表。总之，文章的典型是从现实材料中选择、提炼出来的。
文学的典型则是“塑造”出来的，是根据作家创作的需要，去“制造”典型。不但可以塑造典型人物，而且还可以塑造典型环境。文学的典型是艺术虚构的结果。如鲁迅小说中的“阿Q”，作者曾专门谈到这个人物典型的创作过程：他“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见《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1页。等等。可见，阿Q这个形象是根据作者的创造目的虚构出来的，阿Q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全由小说的宗旨来制约。作者旨在通过这篇小说来充分揭露中国旧时代农民身上的劣根性，那么阿Q这一形象无疑必将成为“劣根性”的代表（典型），于是“阿Q”这个形象自然必须集一切批判对象的特征于一身。
总之，文章的典型与文学的典型都源于生活，但前者是在已存在的事实（材料）中“选择”典型，后者则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去“制造”典型。典型产生的方式、途径截然不同。
（三） 文章与文学的写作心理不同
文章，作为一种科学认识，主要通过概念、判断进行概括，以抽象思维为主，以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为辅；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认识，主要通过形象观念进行概括，以形象思维、灵感思维为主，以抽象思维为基础。文章和文学都是作家心理活动的外化，都是有目的的、主动的、积极的心理活动。感觉的锐敏，知觉的精确，记忆的耐久，思维的严密，感情的崇高，意志的坚韧，兴趣的健康，对于文章家和文学家都是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但是由于文章与文学存在着本质区别，文章的写作与文学的创作，其心理基础是有差异的。
文章的写作心理主要是联想。联想的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是由此及彼。联想包括感性联想和理性联想。感性联想多半由具体的事物或情景引起。如鲁迅的《拿来主义》一文在批判“送去主义”时，作者由送古董到巴黎去展览，几位“大师”捧着古画和新画去欧洲“发扬国光”，联想到“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这就是由具体事物引起的感性联想。荀子《劝学》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由前两句推出第三句的结论，就是理性的联想。写文章时，这两种联想都需要，作者要调动一切已有的知识信息，“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张怀瑾：《文赋注释》，北京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2页。，要“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335页。联想以现实为基础，其联想的内容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如茅以升的《最早的桥》是一篇说明文，全文的主旨是要说明什么是中国最早的桥。作者在写这篇说明文时，绝不能像老舍写“骆驼祥子”那样，想象最早的桥是什么样，凭空的想象与有生活基础的想象都是不允许的。作者必须依据“桥”这一客观实体，去考察历史上关于桥梁史的记载。作者考察了东晋王嘉编写的《拾遗记》，还考察了《诗经·大雅·大明》中关于“梁”的记载，最后才得出结论：“我国最早的桥，就是浮桥。”作者在文章里向读者介绍了许多有关桥的知识，全文的写作完全依靠联想。文章写作是作者在已有的知识信息中，去搜寻适当的文章材料。普通文章的任何文体的写作都是以联想为主要写作心理基础的。
文学创作则是以想象为主要心理基础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看“骆驼祥子”这个形象的诞生过程，老舍曾经这样描述：“怎样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于是，我还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该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71页。可见，小说作者考虑的是“人物”可能怎样生活，应该怎样生活，而不是记述他过去怎样生活、正在怎样生活。丰富的、合乎情理的想象是创作过程中重要的心理基础。换句话说，缺乏想象能力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想象可以分三类。首先，想象可以把现实生活中被时间、空间分开的事物捏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形象。其次，想象能使一个客观事物被另外的客观事物所补充。如孙悟空这个形象就是人与猴互补的结果，非人非猴也是一个全新的形象。最后，想象可以把客观事物加强或削弱，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小人国”。总之，想象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张怀瑾：《文赋注释》，北京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2页。，是一种超现实的关联。文学创作离不开这种创造性思维。
从文章的写作心理和文学的创作心理的差异看，文学的主体性比文章的主体性强烈得多。所谓文学是“心”学，也就是这个道理。文学创作给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而文章写作则是需要“按部就班”、“以文运事”，必须按照客观事实去组织篇章。
（四） 文章与文学的社会功用不同
文章与文学都以书面语言为存在方式，都拥有众多读者。无论文章还是文学都会给读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区别的。
文章因其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科学性，它比文学反映的面要广阔得多。因为科学认识的对象是广袤无垠的整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思维三大领域。凡是用文字总结的一切科学认识成果，无论自然科学信息、社会科学信息或思维科学信息，都可以构成文章的材料。毫无疑问，文章能向读者输送一定的科学信息，它对读者、对社会可以产生直接的、甚至深远的影响。人们很难想象，用小说或诗歌的形式去表现全部自然科学的信息，用一首诗来描述日全食的过程。如果一定要试验的话，人们可能可以把日全食的过程写成诗，但那其中的内容已经不是描述和解释科学现象本身了，而是一种艺术化的抽象与概括了。
文章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古代，先秦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以及《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经济影响了两千多年。《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来而无往，非礼也”等等，至今还挂在人们的嘴边，百吟不厌。尤其《孙子兵法》，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在日本曾经有170多位研究者，出版200多种研究专著。另外，西方的法、英、德、美、俄、捷克等国也先后翻译了《孙子兵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撰写《一九九九——不战而胜》一书，直接运用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思想。《孙子兵法》中“伐谋、伐交为上”的思想，成为当今国际斗争中运用最多的斗争形式，它不仅仅是兵书，同时在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和大企业家，他们的理论和商业上的成功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
在当代，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每个公民必须遵照执行；一篇有价值的科技论文，会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并对未来的科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一篇通讯报告，以其真实的报道，或揭露社会时弊，或展示先进人物的高尚情操，都会在社会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简短的说明文，可以直接告诉读者商品的性能和作用；一封家书，可以传递亲人真挚的问候、美好的祝愿。总之，文章是向读者传达一定的科学信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因而人们鉴赏文章也着眼于历史的真实，侧重实用功能的评价。普通文章与读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它甚至可以直接指导人们的言行。
文学反映客观世界的方式是艺术的，反映的内容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文学作品有时也写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矿物以及一切美好的景物，但那只是一种陪衬或手段。其目的是象征社会，影射人生，或者烘托人物，寄托心境。高尔基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面对的是全人生。换句话说，文学主要向读者展示一种高于生活的艺术境界，通过形象的塑造，给读者以美感享受。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是陶冶人的性情，所以文学鉴赏只着重于语言的生动性、形象的整体性、多义性以及文情的感染性，欣赏价值是主要的。比如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它留给读者的只能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或长或短的历史的回忆，让读者从中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生活，人的心态。读者随人物命运的悲喜而悲喜一番，从中得到一种审美愉悦。这和普通文章不但能吸引读者，而且能指导读者的言行显然是有差别的。
从人们日常的写作活动看，在有文化修养的人群里，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毕竟是少数，不是文学不重要，而是文学创作的特点使然。但是任何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无论是何种职业，每天都离不开普通文章的阅读和写作。文章比文学作用于读者更直接、更频繁。从二者所显示出的不同的社会功用看，普通文章的实用性显然是极为突出的。
（五） 文章美与文学美各领风骚
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都追求表现美，这是文章与文学所共同的，内容上的思想美，形式上的结构美，也是文章与文学所共有的。但是文章与文学终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所以文章美和文学美还有各自的特点。
“实在美”是文章所独有的。因为文章的材料是真实可信的，所以无论是感染力、战斗力还是号召力，文章均超过文学，文章有时会直接作用于人的言行。鲁迅曾经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阅读心理更多地趋于务实、求真。所以小说尽管有曲折的情节、典型的人物，却不如报告文学具有生活的真实更能吸引读者，更能撼动读者的心。又比如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它仅仅以真挚的情感、朴素的语言，赢得了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佳篇。作者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时这样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只在真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可见，文章的“实在美”的确具有感人的魅力。散文所具有的文章性质要远远高于文学性，将在后面的论述中详谈。
文章还具有“哲理美”。在普通文章里，作者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以直抒胸臆，直接表露作者的爱憎，而不必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来间接透露作者的心声。实际上文学创作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不是为表达作者的心声，而是要艺术地反映或者映射社会现实甚至是预言社会的未来，文学要在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艺术地展现作者的思考，因而是间接的表现，有时甚至是隐晦的表现。而文章作者在论事说理的过程中常会自然地、直接地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古今文章都是如此。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召公谏厉王止谤》，《古文观止》，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146页。。又比如毛泽东的政论、鲁迅的杂文，从中可以提炼出许多至理名言。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过“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其中的哲理性与深刻性无疑构成了这篇政论文永恒的魅力。又如鲁迅在《二丑艺术》里说的：“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它是鲁迅思想深邃的具体体现，是对“二丑”形象鞭辟入里的剖析。由于普通文章反映现实生活以及作者思想的裸现性，文章更容易浓缩出作者精粹的语言；更自然更直接地显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刻性。这使文章独具“哲理性”。
而文学因其“用形象反映生活的特性”使它独具“艺术美”。文学要用“形象”说话，用“情节”表现，“形象”与“情节”既不可能是“客观实在”，也不可能被浓缩为“警句警言”，所以文章的“实在美”和“哲理美”是文章所独具的，是由文章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它是文章生命力的具体体现。梁启超曾说过：“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也就是说，阅读文学作品，读者是随着内容的展现、情节的转换去享受一种内心情感的体验，同样也可以给读者带来思想的震动和精神的升华。可以说文学作品是专事创造艺术美供人们欣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蕴蓄着千姿百态的美的人物、美的意境，给读者留下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艺术画廊。
总之，文章美与文学美各有千秋，彼此无法取代。区别文章美与文学美的差异，可以纠正文学美取代文章美的偏颇，可以使读者从更深层去把握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使文章与文学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长。
综上所述，文章与文学从各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原始形态的文章就具有很明显的纪实性，而原始形态的文学则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文章追求内容的“真实”，文学也讲“真实”，但“真实”的内涵不同。文章讲求的是客观实在的“真实”，而文学则是“艺术的真实”。文章的内容无论人事也讲求典型性，文学则更是强调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文章的典型是从真实的事件中选择出来的，而文学的典型则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制造”出来的。另外，由于文章材料的客观实在性和文学材料的虚构性，文章的写作心理与文学的创作心理也有差异。文章的写作心理以联想为主，而文学则以想象为主。文章与文学以往一直被混淆在一起，其实，文章与文学的社会功用就有显著差异。文章与文学都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文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现实的，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则在审美层次上发挥作用。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似乎只有文学具有美感，而普通文章是否具有美感往往就忽略不计了。事实上，文章也讲求美，而且文章也具有美，只不过与文学美不同罢了。可以说文章与文学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而所有差异都由文章的纪实性与文学的虚构性所引发，所以文章与文学的本质区别即文章具有纪实性，而文学具有虚构性。只有认清文章与文学的差异，才能更有助于文章与文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三、 文章与文学分野的必然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文章与文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面语言。小说、诗歌、戏剧都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所以这三种书面语言属于文学应该毫无悬念。但是按照“四大文学体裁样式”的思维惯例，还有一类文体需要我们去辨析，那就是散文。以往从来没有人真正探讨过散文的归属问题，似乎它“天经地义”就应属于文学。那么我们现在来认真解剖一下这种文体。
作为四大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包括报告文学、通讯、传记及狭义抒情散文等。
关于报告文学，以往是被列入文学的，被称作文学的“轻骑兵”。报告文学既有报告性，又有文学性，它允许艺术加工、合理想象，但这种艺术加工、合理想象，决不能改变生活中的客体原貌。报告中的材料，必须“人有户口，事有见证”。这是一条铁则，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夏衍说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真人真事”。事实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必须从属于“新闻性”和“报告性”。刘亚洲说过：“强调文学性并不意味着主张虚构。我也认为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我这几篇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里没有一个细节是虚构的。其实，真实的东西并不一定不生动，而是看你能不能把它们写生动。”见《报告文学创作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理由也说过：“我主张报告文学应该是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应该坚持在创作上忠于生活，忠于事实。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不但说虚构是行不通的，哪怕就是采访中的疏忽、写作中的失误也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此路不通！因为在报告文学的读者里面有一些是很严肃的读者。他们是知情人，他们也是对事实的最公断的评判者。”见《当代作家谈创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285、287页。所以，报告文学虽冠之以“文学”，但它并不允许虚构，其真实性还是主要特征，显然报告文学应归属于文章。
通讯是典型的新闻体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此不赘述。
传记无疑也是要展示真实的历史图景。传记源于文章。《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章总集，其中《尧典》和《舜典》，记载了尧舜一生大致的事迹，是传记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最早源头。古往今来，传记都要写出传主的生平事迹。司马迁曾经这样评价前人给黄帝立的传：“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春秋》、《国语》“其所表见皆不虚”。“不虚”，是指《春秋》、《国语》选择材料时，宁可“疑则传疑”、“疑者阙焉”。我们再看看班固《汉书·司马迁传》里对司马迁的看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里又这样赞扬班固写的传记，叙事客观，“文赡而事详”。从古代这三位传记作家对前辈的评语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传记的写作所持的共同观点，即表现真实。我们再看看现代人对传记的看法。郁达夫曾经说，要把传记写成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的传记文学。吴晗说写《朱元璋传》做到了无一事无出处的地步。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也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艾芙·居里《居里夫人传》，事迹是艾芙确实所知，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辞，不曾捏造一件衣服的颜色。罗曼·罗兰《贝多芬传》描写贝多芬的外貌，笔笔有依据。古今中外的传记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传记不能虚构。事实上，我们应该特别明确，传记不以塑造人物为目的，传记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作为传记，它应该完全忠于史实，不能随意编造。
狭义散文，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文学性。但“真实性”是散文的“首要特征”。让我们看看散文家们对散文是怎样认识的。吴伯箫认为“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这仿佛是散文的传统。古代散文是这样，现代散文也是这样”吴伯箫：《散文名作欣赏·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周立波认为“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家们要依靠旅行访问、调查研究来积蓄丰富的素材；要把事件的经过、人物的真容、场地的实景审查清楚了，然后才是提笔伸纸”周立波：《散文特写选·序》（1959—19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又比如王安忆曾经说：“我以为小说和诗都是虚构的产物，前者是情节的虚构，后者是语言的虚构。而散文在情节上和语言上都是真实的。它在情节上和语言上都无文章可做，凭的倒都是实力。”王安忆：《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小说家池莉在她的《文集》第四卷的卷首认真做过这样的说明：“我在这一集里所写的内容与前几集的不同，因为这一集里所写的内容是我的真实的生活。”《池莉文集·序》第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一集的名字叫做《真实的日子》，收录有她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是她从怀孕到生下女儿一直到把女儿带到三四岁这段生活的真实记录。作为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能够在自己的文集里做出这样明确的解释，说明这个作家有较强的文体意识。同时也有利地佐证了即便是在小说家那里，他们自身对于散文的真实性的特点相当地认同。从作家对散文的评价看，散文在真实性这一点上与文章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再看看文学理论家是怎么看待散文的。唐弢曾经说过，“诗和散文（狭义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凡是古来稍通文墨的人，大抵都写诗，而写得最多的是散文。我想这是因为散文原来带有应用文性质，后来才慢慢地另外分出了一支：美文。具体地说，人们经常写应用文，写着写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岁月的冲洗，不知不觉或者有知有觉的，竟将应用文写为美文了”。也就是说，散文从一开始是实用文，古代的所谓散文往往即是区别于诗赋的实用性极强的应用文章。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国书面语言发展的实绩。从读者的需要看，散文的真实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欲令读者动心，作者就要交出一颗真心。散文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来自作者人格与心灵的坦白。”“真实的东西，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个性鲜明的，从而更能引起人们的新异感受。”叶圣陶：《读者的话》，见《剑鞘》，霜枫社1924年版。总之，无论从作家的写作实践，还是文学理论家的总结，都表明散文具有明显的真实性特点，而从读者的需要看，散文更是离不开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编者无意中涉及了小说与散文的区别。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录了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和散文《藤野先生》，课本中特意注明：《一件小事》中的“我”≠作者，而《藤野先生》中的“我”=作者。小说中的人物不能等同于作者，这是典型的文学作品的虚构性的具体表现。而散文《藤野先生》虽标以“散文”，但它并不具有虚构性，全文记叙的是鲁迅先生在日本求学的真实事件，包括对藤野先生的细节描写以及与他的关系，都是真真切切的，“仿佛就在昨天”，全部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这篇散文具有明显的文章特性，“注解”本身也从旁佐证了这一点。鲁迅先生曾说过《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都毫无例外地属于文章。
当然，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总有例外，在散文创作中也是如此。有个别散文尽管内容大半真实，但文中确实存在虚构的成分，它也只能归属文学。如冰心的《小桔灯》，虽标以“散文”，但文中有作者想象出的并不存在的“朋友”和“小楼”，所以它只能算作文学作品。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散文历来以“美文”著称于世，其美学价值是很突出的，是否可以因此而归为文学。我们认为，文章虽要求反映实情、实景，但并不意味着就不注重形式美。古今文章，内容、形式双美者不乏其例。《曹刿论战》（《左传》）、《召公谏厉王止谤》（《国语》）、《赵威后闻齐使》（《战国策》）、贾谊《过秦论》、李密《陈情表》、韩愈《祭十二郎文》等等，都是内容充实、语言优美的传世佳篇。优秀的文章同时也具有形式美。“形式美”并非文学作品的专利。而相反，文学作品里也有审美价值不太高的情况，如郭沫若、郭小川早期的个别诗歌。所以考察散文的归属，并不能简单地从“审美价值”去考察，而应从本质特征入手。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广义散文中的绝大多数文体明显具有文章特性，只有狭义散文中有个别作品带有虚构成分，应属于文学。在此我们特别指出，我们做这样的划分，并非为划分而划分，完全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且我们并不主张无目的地去划分散文的归属，那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一般重“求同”思维，而轻“求异”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无疑也影响了人们对文章与文学差异的研究。古代的刘勰、萧统、萧绎、姚鼐等，都未能正确区分一般文章和诗赋作品；现代的叶圣陶、夏丏尊、蒋伯潜、蒋祖怡等也未能最终完成对文章和文学的分野。因此，长期以来在政治家、学者、作家的讲话和著述中混淆两种概念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毛泽东论鲁迅时说，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说：“短篇小说是用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新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胡适：《论短篇小说》，见《大家经典书系——短篇小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郭沫若也说“旷代文章数阿Q”。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意识到普通文章的实用性，尤其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更是渴望学习普通文章的写作知识，许多文科院校纷纷开设应用文写作课程。应用文写作当然是文章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学的知识，不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掌握，即使理工科的学生也应该懂得。因为理工科的学生同样要写毕业论文，同样要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同样要学会推销自己的方法。许多理工科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很好的试验结果或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但是写不出一篇论证有力的学术论文来，写出的论文，要么缺乏逻辑性，要么语句不通，对他们的学习和工作都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叶圣陶曾经说：“能写文章算不得什么可以夸耀的事，不能写文章却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同哑巴差不多，对生活有相当大的坏影响。”《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26页。这种相当大的坏影响已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客观事实了。
在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体系中，因为文学理论一统天下，所以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没有文章理论的一席之地。在中学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也讲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但往往是就事论事，就文章内容如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固定模式的分析。所以常常会出现有人从小学读到大学，但是让他写一篇实用文章，却很为难。这就是在语文教学中缺少文章理论作指导的恶果。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别看我上了大学四年中文系，现在让我写一个小小的通知，我都不知从何下手。一位师范院校的学生到中学教育实习后深有体会：“我在中学实习时，教的是说明文，讲完后我让学生以《我们的教室》为题写一篇说明文，结果学生交来，有的学生把本来普普通通、有些破旧的教室写得光彩照人，如本来白色的屋顶，偏偏写作‘镶着五光十色的天花板’。学生们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呢？我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掌握说明文要求真实的特性，不自觉地采取了虚构的手法。”所以从目前的语文教学的实践看，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大学不讲文章理论，中学语文教学又无文章理论可依，于是一味地孤立地讲每一篇文章，完全以应试为目标，因此造成整个社会普通文章的写作能力低下，这与经济飞速发展的现状，是十分不相称的。叶圣陶很早就告诫我们：“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他还说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若侧重了文学，他们看报纸、杂志与各科课本、参考书、就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同上。叶老尤其强调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文章教学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叶老虽一再提倡文章与文学的区分，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但一直未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重视普通文章的氛围。
随着社会的进步，各门学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种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普通文章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越来越显得不容忽视。文学的繁荣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文章的繁荣、发展同样也是锐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事实证明，文章和文学的分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分野会使二者的概念更能切合各自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澄清人们认识中许多模糊的概念，纠正许多习惯性的偏见，从而使文章学和文艺学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