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儒家经典，甚至不输于《孟子》和《荀子》。长久以来，学者一直认为《礼记》是从附属于《仪礼》的笔记发展而来的。这些“记”的创作从先秦就有了，分为两种。一种是目前附在《仪礼》各篇末尾的记，另一种是单独成篇的记。由于秦火以后这些记一度失去流传记录，所以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后来传世的《礼记》的主要作者是汉朝的儒生。《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这样的记一百三十一篇。所谓《大戴记》和《小戴记》的说法是从郑玄开始的，认为西汉学者戴德编定的本子有八十五篇，他的侄子戴圣编定的本子有四十九篇。这个传说在清代经学家那里受到了批评。人们倾向于认为大小《记》都是东汉才编定的，不过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了《大戴记》和《小戴记》的说法，至今仍然沿用。由于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注解，并且在唐朝被抬举成大经，这个传本越来越受到历代学者和朝廷的重视，以至于后世言《礼记》就是指小戴《礼记》。最近出土文献的新发现有战国竹简《缁衣》，和现存《礼记》中的《缁衣》基本一致。这些新发现使当代学者逐渐相信《礼记》的大部分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写作的，而且可能也吸收了《子思子》等并非“记”的著作。当然，它的编订是在东汉完成的，因为现在见到的传本里有古文经学派的文字，而在西汉《礼记》的传人是拒绝古文说的。最近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代的思想，不过也相对忽略了汉代思想在《礼记》中的比重。历史上对于上古文献的研究受到当时学术界疑古风气的影响，最近的研究是受到一部分学者信古风气的影响。不同的见解对于我们都有启发，让我们警惕自己的认识也只是一时可以通行的说法，未必妥帖。

《礼记》在儒家经典系统里的地位不断提高显然是由于受到历代朝廷的推动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动，但是也要看到《礼记》这部书的特性。现代礼学家曹元弼等人把《礼记》的篇章分为三类：学类、政类、礼类。《内则》等礼类的篇章是进一步注解《仪礼》的，它们甚至比《仪礼》还要琐碎晦涩，不过《礼记》的大部分篇章是对于儒家礼节的义理方面的阐发。这些阐发实际上已经是后人对前世儒教礼乐文化的解释了。更有些是和《仪礼》不同的论题，例如《乐记》讨论音乐理论，《学记》讨论教育问题，《大学》等篇章讨论人生哲学。《礼记》的丰富内容更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面貌，使得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论语》。《中庸》和《大学》两篇甚至被后人提出来和《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可见《礼记》的特性。由于它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后人甚至更依靠它而不是《仪礼》去理解古代儒教的仪节，在某些时候它甚至取代了《仪礼》，朝廷开列经典有《礼记》而无《仪礼》。《礼记》在科举教育中成为后代学子了解古代文化的基础教科书，《礼记》中的文字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郑玄对《礼记》的注解极大地支配了后人对经文的理解，实际上他已经利用了很多后世的思想，有些解释并非经文原意。郑玄以后，对《礼记》的注解历代都有新作，以唐朝人陆德明的音释和孔颖达的作品最为著名。三种注释后来都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本书选取的三篇文字来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