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贞姬的《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是一篇试图从文本之外走进文本之中的尝试之作。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红岩》的前文本阶段考察”，第二部分是“构成的真实”。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试图探究《红岩》写作过程中的某种复杂性和写作方式的特殊性。通过考察，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写作方式上有一个“‘个体作者’逐渐淡化或消失，而演变为一种‘集体化写作’”的过程。这样，关于《红岩》的作者是谁就有了全新的结论：“这部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只是执笔者、署名者而已。……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目标而相互协作的写作人员的组合，是这个组合背后的意识形态。这个组合共同创造或者说共同服从了意识形态话语。” 〔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由此思路出发，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是一个作者不断克服“个人体验”的“非个人化的写作”。最后，作者得出了结论：“《红岩》的写作过程是有典型性的。当代写作中，个人体验与政治意图、意识形态目的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冲突。” 同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较早注意到《红岩》在写作方式上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甚至是和其他的革命文学都很不相同的研究者。与朴贞姬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洪子诚先生在他的非常“个人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红岩》的写作方式”这样一个独特的、专门的角度来论述《红岩》，并有和朴贞姬非常相似的结论：“《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在戏剧、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个人写作’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岩》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应该说，朴贞姬的研究抓住了《红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且得出了基本上是合理的结论。但是，由于作者所掌握和使用的资料很有限又多为第二手资料，所以对《红岩》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和实际情形的描述就显得有些粗疏，这样也就相应地影响了所得结论的准确性。比如，把《红岩》的生产过程描述为写作者逐渐放弃个人体验并接受意识形态同化的过程就有推论和想象的成分。个人体验与政治意图的矛盾和后者不断改造、笼罩前者可能确实是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种笼统的概括并不能完全反映每部作品生产过程的具体情形。就《红岩》来说，它的写作过程的特殊性在于，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把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当做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红岩》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挫折”也并不是由于人们想象的“作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由于作者对复杂多变的政治需要缺乏足够的敏感所致。《红岩》的初稿之所以写得“基调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 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3日。，并非完全如朴贞姬所说：“罗广斌、杨益言亲身体验到那异常悲惨的屠杀，要使他们克服或淡忘那种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 〔韩〕朴贞姬：《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北京大学中文系《启明星》1998年“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总第29、30期。研究罗广斌他们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从一开始，他们的口头报告和写作活动就是为了传达官方的声音而非表达个人的经验，那个时候他们的口头报告和文章也是把集中营的生活说（写）得“满纸血腥”，其程度甚至比《红岩》的初稿还要严重，但是这些对“血腥”的描写大多并非是罗广斌他们的“个人体验”，而是根据宣传的需要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杜撰的。由此可见，罗广斌他们在解放初期看似“个人体验”的描写实际上是根据政治需要有意编排的，而且在当时，这种描写方式很受欢迎并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只是由于“革命的不断深入”，原来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描写可能就会变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

　　虽然朴贞姬的文章对《红岩》写作过程的描述很简略，而且多有事实讹误之处 如作者文章的其中一段：“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作为刚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大屠杀中逃生的幸存者，参加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从事评定革命烈士的工作。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采访记录写成《如此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同时，三人参加了四川各界举行的揭露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真相的报告会，作了许多场报告”，就有不少不准确的地方。如杨益言并不是“11·27”重庆大屠杀的逃难者、幸存者，他是在几个月之前（4月7日）被释放的。罗广斌、刘德彬只是“帮助确认烈士资格”，并非“从事评定革命烈士的工作”，杨益言只是在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编辑《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时事情太多、忙不过来，才找来帮助做些校对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并非是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采访记录写成”的，而是根据从各处搜集到的有关大屠杀的几篇其他人所写的文章编辑和整理而成的。，但是，毕竟还是对一个很特殊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具有开拓的意义。所以，有研究者认为：“《红岩》与《青春之歌》等不同。它的写作与成书过程具有某种独特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见有更充分的展开。目前，见到的只有《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等文。”洪子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