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产”是“文化生产”的一个子概念。“文化生产”理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展开的。“生产”和“消费”是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借用来的术语，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过程。作为隐喻式的用法，“生产”和“消费”被传播学、文化研究广泛用于对意义的处理过程的描述。“文化生产”更多地被有效地用于对当代西方通俗文化形式如电视、电影、演出活动、新闻制作的分析。约翰·费斯克给“文化生产”的解释是：“感觉、意义或意识的社会化生产。文化商品的工业化生产。文化生产这个流行开来的术语，是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特征与社会化特征，从而相对于那种广泛持有的信仰即文化源于个体的灵感与想象。”〔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68页。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文化生产”有几种不同的理论渊源。最主要的是瓦尔特·本雅明、布莱希特、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唯物主义批评传统。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出发，关注文艺作品制作的物质条件和制作过程。伊格尔顿认为“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供学院解剖的对象。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73页。。除了西方马克思的传统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社会学的发展也在从社会生产的视角考察文化产品方面取得相当的成果。“这些视角是从组织与工作研究中得出的。这些视角将作品的内容——它对于艺术家或公众的意义——搁置在一边，而将艺术看做是需要通过一个由许多行动者合作的集体过程产生的‘产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4页。由于分属于很不相同的研究范式，这些同样从“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产品的理论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利用了社会学的一些范畴和概念如组织、边界、资源、报酬等，来分析与艺术家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虽然一些社会学家也认识到单纯的生产因素并不能够解释文化产品的全部意义，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视角的研究对于艺术作品审美的一面是悬置不顾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如伊格尔顿等人的意识形态批评则试图打破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文本研究的重点是‘考察生产的情形’，这也是显现文本的相对自主性或审美意识形态‘内容’。文本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着它的意识形态的审美生产，就是说，文本在制作和加工过程中，并不是一只眼睛盯着审美形式，另一只眼睛盯着意识形态，将它们对接起来。相反，审美制作过程同时就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艺术过程也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展开过程”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把“文学创作”改换成包含在“文化生产”概念之下的“文学生产”潜在地包含了以下的内涵：一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在这种观念中的文学创作不再是和其他社会过程无涉的独立自在的活动，而是和其他的社会活动紧密相关或者其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二是生产过程的组织化。文化社会学家用来描述这个过程的一个概念是“艺术世界”，“艺术世界”“表示人们的社会网络，它们的合作行动通过组织有关行事惯例手段的整体知识，来生产出艺术作品，艺术世界由此而得名”〔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4页。。这一概念表明没有许多人的合作，艺术作品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所谓“作者”最多不过是从事“中心活动”的人。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在一个艺术生产活动中，到底谁是从事“中心活动”的人是模糊不清的。例如，“对于交响乐队的指挥来说演奏员是他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谁是‘艺术家’？”同上书，第255页。三是生产过程的商品化。伊格尔顿说：“文学可以是一种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于市场的商品。戏剧不只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能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它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伊格尔顿：《作为生产的艺术》，见陆梅林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694页。四是生产活动的实践性。就是说艺术活动也是充满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而“‘实践’是永远流动、不断变化的，因为它是受到具体时空限制的活动”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文化生产的实践性要求研究者不但要对控制生产的组织结构、生产制度等稳定因素进行研究，还要对生产的具体运作过程进行研究，而且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历史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对历史进行抽象概括。

中国当代的文学生产当然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学生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产品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生产和被商品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在生产方式上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的“当代文学生产”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1年12月小说《红岩》出版前后这一段很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生产。因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以《红岩》为案例的文学断代史研究。而研究据以展开的角度就是“文化生产”。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产品，其次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另外笔者也认为，这一时段的文学生产符合一般的文化生产规律，如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组织化和集体生产的性质等，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生产”的特征在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程度也更高。但是，特别的地方是，这一特殊时空中的文学生产不是作为商品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程光炜先生从1949 年到1976年间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全民总动员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样的宏观视野出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而是整个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庞大过程的一部分。文学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文化工程的一个局部，而社会主义文化工程也不过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工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从逻辑上说，其中的前者永远要服从于后者，服务于后者。在这种情况下的当代文学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研究，因为文本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在文本自身。作为政治神话和寓言，小说文本的真正所指往往是小说写作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研究当代文学，理解当代文学，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弄懂环绕、控制、推动当代文学生产的政治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这种政治文化的研究，正应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传统，那么可以说，这就是政治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居的核心地位。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文化研究者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他们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极其重要。简而言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怎样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和组合的方式。由此出发，小至一个文学主张的提出，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到出版社研究、刊物研究、编辑档案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一视野中来重新认识 。”程光炜：《文化的政治隐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7期。

　　当代文学生产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当代文学生产的组织形式。洪子诚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是由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8页。生产的。进一步往前推论，可以认为这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组织方式来源于新中国建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文学”的写作者都是“组织人”，是国家以及隶属于国家这个庞大机构的各种子机构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包括作家都要在这个机构内找到自己的位置，遵循和追求这个组织的规则和理想才能生存。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成为作家和作家的写作就不再是自主的或个人的行为，而是和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分配给作家的位置和任务是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作家写作成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和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这样，当代文学生产研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开展一项写作活动的动力何在？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表征的现实意图何在？其次需要确定的是，选定某个特定的个人来完成这一写作任务的原因何在？在写作过程中实际进行“中心活动”的人究竟何在？等等。

　　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外部因素，实际上正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正是这些强制性的严格限定了的写作范围和写作方式决定了当代文学文本的情节结构、美学风格甚至修辞用句。我们还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或者说当代文学之所以是当代文学就是由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非常显明的是，80年代之后，当整个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之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经典”作品很快失去了“可读入性”，随之也很快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甚至在“断层论”和“空白论”的持有者那里，这些昔日的“经典”是否具有文学的资格都成了问题。80年代末发生的“经典重评”和“重写文学史”，表现出了“文学”的建构性和历史性。伊格尔顿说过：“当莎士比亚的文本不再让我们思考，当我们从中一无所获时，它们就不再有价值。”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p. 169.转引自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至此，我们可以大致地理解朴贞姬很是疑惑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80年代之后《红岩》遭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双重冷落。生产是有历史性的，阅读（消费）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