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的是“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把在写作方式上既有很大特殊性同时又有很大典型性的小说《红岩》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详细梳理《红岩》组织生产的整个过程和对生产过程当中详尽而具体的细节的甄别，呈现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通过对《红岩》生产这一个案的研究，为和《红岩》有关联的以“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为主的一批“革命文学”提供一个比较性的参照，并努力从中进行有限度的概括，整理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解答。

　　在这样的目标下，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搜集和使用了相当一批非正式出版物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对当事者访谈时的口述实录，一些组织机构如出版社保存的原始档案资料，也包括相当多的与此题目有关联的当事者如当年的责任编辑张羽、作者之一刘德彬、参与写作活动者沙汀、马识途等人的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字记载，这些文字记载包括工作日记、没有发表的手稿、来往书信、会议记录、采访记录等等。作为参考，这些非正式出版物资料将有选择地在本论文的附录中予以展示。

　　对《红岩》生产过程的分析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但是在具体的分析结构上，吸收英国的保罗·杜盖伊等人在《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中阐述的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的一种社会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以研究不同过程的接合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对一种文化人工制品的经历进行分析。这些不同过程接合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化不定的和出人意料的结果。‘接合’一词是指将截然不同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暂时统合的过程。一次‘接合’就是在某种条件下将两个或更多的不一样的或截然不同的要素统合在一起的一种结合形式。这种接合并非总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恰好相反，它是在形成条件和存在条件方面都需要偶然的环境。”〔英〕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琳达·简斯、休·麦凯、基思·尼格斯：《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根据这种方法，可以看出，《红岩》生产的全部过程，也同样是由几个不同的中间有断裂的阶段组成的，这几个阶段的“接合”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全部秘密和复杂性，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作为官方文学的“革命文学”的产生也并不是“必然的、注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而是由种种历史条件和偶然机遇的结合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