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被禁闭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被撤离大陆前的国民党军队分批杀害，11月27日，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集体大屠杀，二百多个革命者被集中枪杀和火焚。大屠杀发生过后，集中营的两个监禁点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人侥幸生还。在惊魂甫定之后，他们中文化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一些人拿起笔来，写下了刚刚发生过的梦魇一般的经历。一些个人回忆录式的文章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如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等。或许，对他们来说，把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写出来和向人述说一样，具有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作用。当然，除了这些从血泊之中爬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人们之外，也曾经被禁闭在渣滓洞、但已经在此之前被释放的日后《红岩》的作者杨益言也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迅即写出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在这些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四版。这篇文章记述的是重庆白公馆集中营“11·27”死亡之夜的情形。注意，这里的集中营是“瓷器口集中营”，这里的大屠杀是“瓷器口大屠杀”，而并非日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只有“瓷器口”和“歌乐山”这两个和政治无关的地名，而并没有出现什么“中美合作所”，甚至也没有“白公馆”这个名字。可见，把这些名字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是后来人们有意追加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距离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只有8天，而它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五六天，可以想见，写作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在大难不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作者力求能够原汁原味地把那生死关头的一瞬刻写在纸张上。
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非常类似的文章是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这篇文章分七部分从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连续刊载于重庆《国民公报》。该文是对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另一个监禁点渣滓洞的残暴屠杀的翔实记载。钟林是194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帮助辨认、收殓遇难者的尸体。面对这些“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现在成了横七竖八的尸体的人，作者说：“我咬紧牙齿，立志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的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经能够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的笔是那样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钟林：《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重庆《国民公报》1949年12月29日。虽然作者是这样的谦虚，但从文章可以看出，他的笔显然并不“笨拙”，对那个难忘的夜晚的叙述“如意”而且“生动”。
第三篇是杨益言（署名杨祖之）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和任可风、钟林的文章一样，该文是大屠杀之后发表的有关大屠杀事件的最早的文章之一。由于杨益言是后来《红岩》的作者成员之一，因此，这篇文章更显得既扑朔迷离又极为重要。这篇文章从1949年12月5日至16日，连续刊登在《国民公报》上。在该文的末尾作者写道：“1949年11月29日闻‘11· 27’血案后，12月1—4日赶完。”显然，杨益言的文章比劫后余生的任可风、钟林等人的写作更为及时和迅速。和任可风等从大屠杀侥幸脱险的人们着重于回忆刚刚过去的惊心动魄的脱险过程不同，作者杨祖之（杨益言）早在几个月之前即已离开魔窟，所以他的文章是对自己从1948年8月4日被捕到1949年4月7日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期间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追忆。
这几篇作品的作者固然都有集中营生活和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事件的亲历者，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经历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促使他们写作的由头。从他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此之前大多具有写作的经历，任可风在4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解放初期，任可风在《大公报》当记者，钟林在《新华日报》工作，他们都是有写作能力的人。杨益言虽然没有多少写作经历，也没有在报社工作，但是，他的胞兄杨本泉却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读书时就参加了文学团体“突兀文学社”，解放初期又是《国民公报》的副刊编辑。杨益言在重庆解放后应时的文章写作和能够及时在《国民公报》连载发表，和杨本泉恐怕不能说没有相当的关系。
相同的是，这几篇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从事无巨细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在惊魂落定之后，他们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局外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作为亲历者的资源和资本。在战火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粝，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的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相比较，无意识地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史实”，因此，它们具有特别的参照价值。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是从集中营侥幸生还的在组织机构的框架中工作的罗广斌和刘德彬怎样对这第一批有关大屠杀的书写进行了“编写”和利用。对任可风、钟林文章的分析我们将放在稍后，和对《红岩》作者罗广斌、刘德彬对它们的修改、利用的分析一并进行。在此，我们只对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杨益言是此后《红岩》写作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但在写作该文的时候，作者还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机构，甚至还没有加入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三人工作小组”，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作者。所以，虽然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就有显示“进步”身份和博得政治资本的潜在意图，但显然的是，作者此时的政治水准和政治敏感度并不高，也没有办法和途径领会和掌握更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因此，文章虽然结构严密、描写细致，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集中营管理人员的残暴和狱中政治犯们的斗争生活，但由于没有掌握符合官方要求的“构架”此类重大事件的基本方法，所写内容就不免“芜杂”和“复杂”。
这种“芜杂”和“复杂”的表现之一是，文中所写内容大都没有表现斗争的尖锐和严酷，而多是相对平和中性的集中营“生活”，如“爱国青年”一节写特务白佑生在渣滓洞主持的对政治犯的“感化”教育活动，如狱中的文化和政治学习以及“茅房新闻社”中的信息传递活动。即使是有一定斗争性的活动也没有进行“升华”和“拔高”的“提纯”工作，如“生·死”一节，也写到了在《红岩》中“光华四射”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的原型龙光章的病死，也写了“女难友”在狱中的生育，但是这里的“生”和“死”还只是一个没有充分意识形态化的自然的生理过程。如龙光章的死，作者说：“万一生了病（其实也容易生病）那只有凭运气定生死；医药成大问题。集中营里的医官，连硫磺粉总共有八种药。十一月初李先念将军的干部龙光章先生，就是这样拖死了的。龙死前，楼上楼下的朋友都在想法救治，有的要求所长代卖自己的衣服，有的把家里托私人带进来的食品送来，全室的几十位难友都吃白饭，把‘营养’统留给病人，然而龙烈士终于死。在全体绝食抗议的控诉下龙死后的第二天我们‘破例’在渣滓堆举行了一次追悼会。”这里具有中性色彩的“生病”、“医药”和“医官”显然是和敌我二元对立的修辞策略不相融合的。把龙光章的死说成是由于“医药成大问题”，而不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迫害和虐待，就大大降低了龙光章死亡的象征意义。此外，该文的“芜杂”和“复杂”还表现在作者对集中营生活的追忆过于追求“实录”效果，没有很好地掌握选择性报道的要求，在文章中出现了大量容易产生“歧意”、“误导”或者“不严肃”的描写。如在第一段“我也作了政治犯”中，作者写道：“把一双脚站在尿坑里去看，用粉笔屑写的诗字迹有些模糊了：‘老虎凳真正凶，不分皂白就开弄，那怕你是贞节女，也说偷了野老公。’另一首大概是用嗖掉了的铅笔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又如第二段“鬼门关”中所写的作者被审问的经过，在革命文学的叙事成规看来也相当“陌生化”：“第二天，我被带进了‘特区’——审讯犯人的地方，在一间楼屋门前停了下来；一位高级官僚似的‘法官’堆着满脸横肉迎了出来，在一张长条桌的旁边，招呼我坐下。另一个问我‘要烟不？’带我进来的兵在他们示意之下，替我冲了一杯茶。”当然，作者在写作中出现的这种内容上的“芜杂”和“复杂”不只是对内容进行“架构”的技巧问题，而是和作者的政治身份相关的观察视角问题。在被捕入狱的1948年和写作该文的1949年末，作者和政党政治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杨益言确曾被捕入狱，但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只是被国民党特务误抓的所谓“嫌疑犯”。因此，对重庆集中营的生活，他是一个“合适”的旁观者。他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也是以旁观者和见证者的角度来叙述的。此时，作者并无意于把自己混同于革命者，因为，即使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群众，曾经被关进渣滓洞的非常经历也足以作为发言的资本，即使是他所写的“倾向性”和“战斗性”不是很强的“回忆”，也能符合当时还不是很严密的意识形态对历史叙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