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题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任可风他们的题目中一再出现的字眼是“逃了出来”、“出来”、“逃出了”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个体生命在一场大劫难中的命运。在《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经罗广斌他们编写过的文章题目是《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显然，编写者的意图重在揭露“蒋美匪徒”的暴行，而不是个人在这场暴行中的命运。虽然，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也都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11·27”的虐杀，但他们也写了侥幸生还的经过。在任可风的《血的实录》中，有关这一部分是用几个“※”和上面的内容隔开的：
最后又把全狱尚未被执行的人，全部集中在我们第二室，清点人数，只剩下少的可怜的十五个人了。
刽子手们暂时集体的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不远处又断断续续地传来机枪声浪，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半了。
“奸匪们已经执行完了吗？注意！一个也不能剩，杀光，马上撤退。”突然门外一阵明晰的电话声，传入了我们的耳鼓，因为是死寂的深夜，所以我们听得很清楚。不久那位善良的朋友就跑下楼来，紧张地说：“毛人凤来电话，幸好那几个混蛋都跑了，没有人接，渣滓洞那批刽子手立刻就要转来屠杀你们，我自己也马上要被迫随着撤退了。在我走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暗号，二十分钟后你们就跑，警备已经撤了。”
在钟林的《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中，全文七部分中的三部分是写“逃出”的过程。第五部分的开头写道：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被打死的都轻悄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两个难友爬到门口边去探望外面狗子们的动静，门外，罪恶的火无情地从几个发火点燃烧着，熊熊地，借着石油的助虐蔓延开来。整个院子被火照耀地通红，使我们并不困难地看清围墙内已经没有狗子们的踪影，为了要给这惨毒无耻的暴行保存一些活口的证人，我们希望能够侥幸逃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同时，就要临到的被火烧死的不可想象的惨痛，更逼迫着我们冲出了。
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分别记述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监禁点政治犯最后一天的经历，由此看来，“侥幸逃出”，是个很确切的说法。从任可风的文章可以看出，白公馆的幸存者是由于“刽子手们暂时集体的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而这时一个“善良的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放走了他们；渣滓洞的幸存者在敌人撤退后，在生的欲望支持下坚强地跑了出来。在钟林的文章中，还写到了他们在冲出渣滓洞之后遇到的“意外的事情”：作者和偶遇的杨纯亮难友被一伙乡民武装抓住了，因为被怀疑是土匪，遭到和在集中营一样的吊打，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一样可能被扭送到当地的乡公所，最后，在被送往大队部的途中，终于由于“一个青年的劝告”，才在半路放了他们。幸存者们是怎么从监狱出来的，我们还可以参照罗广斌给市委组织部的报告中的说法：
今春蒋介石“引退”后，陈然、邓兴丰、我住在楼上，有较多机会和管理人员接近，便开始澄清个别特务脑中的毒素，黄显声也参加这一说服、教育工作。四月，一个特务小周，经过改造，终于请长假回湖南了。剩下的杨钦典算最好。……杨到牢门口讲屠杀情形时，眼泪也充塞了，十分痛苦，后来拿了根铁锤和钥匙给我，约定在楼上用脚点三下，便是他们走了，过五分钟我们便可逃出。
任可风文章中所说的“那位善良的朋友”就是罗广斌在报告中提到的杨钦典。由此看来，白公馆最后能够有19个人成功逃出，和这个“个性强”“不愿意做坏事”的特务的帮助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集中营的同志们并不是没有暴动越狱这样更加积极的想法，但考虑到没办法和渣滓洞取得联系一起行动，而白公馆单独行动只会造成敌人对渣滓洞的难友进行报复性屠杀，所以到最后“突围的计划，就终究没有实现”。白公馆的同志们也不是没有想到死，“到最后，已经面临死的考验了。老谭提出，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于是要求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但从最后的结果看，从集中营脱险的同志们并不是暴动越狱也没有壮烈牺牲，而是相对来说并不高亢的“侥幸逃出”。但即使是这个并不壮烈和高亢的“逃出”，对于一个亲历者来说，显然也是重要的和在集中营中的受苦受难一样印象深刻甚至更加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所以，这些最初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以此为重心来结构就显得自然而然。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看来，这个过程却是并不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出狱过程并不符合编纂政治神话的高度。从对事件做政治审查的角度考虑，“11·27”脱险者的出狱过程在当时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这几十个人的出狱生还不只是政治性高低的问题，而且还有是否与国民党特务暗相勾结的嫌疑。对牺牲的烈士尚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才能成为宣传的对象，对说不清楚的活着的人更会持有保留的态度。所以，在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中，结构的重心放在了逃出之前“蒋美匪徒”的残暴行动上，而完全删去了没有很多“斗争”因而也就没有多少煽动性的“中性”的“出来”的过程。在《红岩》作者们以后的写作中，我们还会看出围绕着如何“出狱”所发生的同样的“沉默”或是更“积极”的“改写”。
除了上面重要的改写之外，我们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观察任可风他们的“原文”与罗广斌他们的“改编本”在其他地方的异同。
先看任可风的《血的实录》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
任可风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一·二七——这血的日子，歌乐山上的西风依旧走入重锁的囚门，灰色的囚室内笼满了暮意。”一下子就把读者的视线凝结在了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看似平常但却孕育着风雨的特殊的日子。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却在文章开始补充了在此之前十月二十八日陈然、王朴的被害、十一月十四日一批人的被害以及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天集体大屠杀开始之前黄显声将军的被害。这些内容显然是事后根据人们从各处汇总来的情况编写的，并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
任可风的文章接下来是：“正在晚饭中，管理人员突然忙乱起来……”对比罗广斌的文章，这句话改成了：“‘犯人们’吃晚饭时，特务狗子们突然慌忙起来……”在这里，“管理人员”、“忙乱”这些有中性色彩的用语被改成了“特务狗子们”、“慌忙”这种带有贬义的词汇。
任可风文章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干脆被删掉了：“楼上忽然响着一片从来未有过的紧张的脚步声，不该当班的管理人员都全体出动，在楼梯上仓皇地上下着，图书管理员刘后总（一位新四军同志）腋下夹着行李，经过我们窗前，很激动地说了一句：‘我走了！’”稍后边和刘后总有关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也被删去了：
未隔五分钟，狱外连续地响了几十排枪声。
“嘿！他们自己同志和图书管理员都要干掉吗？”我们室中几个同伴同时奇怪起来。
“刘后总一定完了！”
“一定完了！”
这里的刘后总即刘厚总，是1941年4月杀害新四军首领项英的大叛徒。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细情况，是在1942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在罗广斌的报告中是这样介绍刘厚总的：“刘厚总：湘南土匪出身，后来参加新四军，作战三百多次，由战斗员升分队长、支队长、大队长，后来做到游击副司令。新四军事件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随从项英副军长、周子奇（名字是否准确可以查出）参谋长出走时，枪杀了项、周，携枪械、手表、黄金、钢笔等投降国民党军队，但并未用他，相反的，把他囚将起来，很久才放，黄金等也没有还他。他在磁器口一带讨饭，写信给何应钦等说明他的情形，于是被捕，再度关在白公馆。在牢里表现得很干脆，充分具有农民性格，也没有继续作坏事，相反的，与‘政治犯’接近，有时还告诉点消息给大家。”紧接着“刘后总”的事情，在任可风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狱中难友的对话：
“这是蒋匪撤退的前奏了。”
“天亮了，死也值得。”
“一定先从我们这一室开始执行！”
“没关系，陈然、王朴、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
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其他文字没有改变，只是最后一句改成了“没关系，陈然、王朴……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这里，把“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用省略号代替，不是因为人名太多，而是因为这里的涂孝文涂孝文，又名涂万鹏。1937年春，任成都“民先队”队委，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调延安学习。1945年夏，作为四川省代表之一，在延安出席过党的“七大”会议。1946年7月，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担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6月被捕后叛变，出卖了杨虞裳、唐虚谷、雷震、李青林、江竹筠等二十余人。1949年10月28日，因失去利用价值被特务枪杀于大坪。和蒲华辅蒲华辅，又名蒲正应、蒲文昶，曾任江北县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被捕后叛变。刑讯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内职务，并出卖了党组织情况及华健、韩子重等同志情况。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于重庆大坪。虽然被集中营的敌人枪杀，但他们都有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经历。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的罗广斌自然不会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严肃”的“会刊”当中。至于不是叛徒的邓兴邦为何也被省略掉，不好猜测，或许邓兴邦的政治情况在当时并不是很肯定，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夹在两个叛徒的名字中间，就没有单独拿出来，顺便一起删掉了。
再下面是对革命者的对话语言所做的一些修辞上的“洁化”处理。如把革命者怒骂“监所主管人员”的“你个龟儿子，卖屁股的！”改成了“奴才！你们这群失掉人性的奴才！”把“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改成了“总有一天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还有一处删改，就是刘国志等人被拉到狱外枪杀，写到刘国志他们在狱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狱内也高喊同样的口号作为呼应。然后，在任可风的文章中，下边几行被罗广斌删去了：
枪声响了，外面的口号声也随着停了，我们高呼：
“刘国志同志万岁！”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这几句被删掉大概是因为中间的一行“刘国志同志万岁！”实际上，当时在重庆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志士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民革、民盟等进步民主党派的成员，以及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高呼过的口号是各种各样的，在解放后的文字书写中很快就被规范成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现在再来看由刘德彬编写的《火烧渣滓洞》对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做了怎样的删改。
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不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粗略地看，和钟林的文章没有原本和改写本的关系，但仔细审查，还是到处能看到前者袭用后者的踪迹，只是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文字修改。进行修订的原因不是钟林的文章有文字问题，而是太过个性化，作者显然是想把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们的心理变化尽可能具体、细致地再现出来。从一般的读者心理来说，人们会关心在那个生死时刻革命者的所思所想，作者显然也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运思的。因此，贯穿全文的是作者对自己从屠杀前夕到脱险成功全过程当中心理变化的细腻刻写。先是写在屠杀前夕的“愉快”心情，写革命者们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提出“保养身体”和进行“出狱后如何做事做人”的学习，然后写到大屠杀之前的一系列情形。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特务在撤退之前要把他们移交和释放，所以，把特务在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反当成是对上述错误看法的证明，作者一再述说“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所以，突然而来的激烈的枪杀显得更其突然。接下来，作者写了从感到“必死无疑”到一次次的侥幸生还然后又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到最后终于“‘活’出来了”的“生死轮回”的过程。
刘德彬的文章也写了在大屠杀当中人们的心理情况，但他不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而是对“大家”的心情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也想到卑鄙的匪特们在他们末路穷途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无耻的屠杀，但是，在牢中的政治犯们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的，虽然大家都有着对在新社会里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和期望，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死，但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将实现，就在这解放的时候成仁就义，牺牲生命能够得着理想的实现，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在这样崇高的意念下，没有人去考虑自己的是否会被屠杀的问题。”
显然，刘德彬把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哲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处理，把革命者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屠杀改写成“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把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没有人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被屠杀”的单纯心理问题改写成为在某种“崇高的意念下”产生的思想境界问题。
另外，对钟林文中的某些“自然主义”的“实录”，刘德彬也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如钟林文中的这样一段：
“不要打我的脚，我坐起来你打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碰碰，”狗子们那里等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碰碰碰碰碰……”
“你妈的万岁嘛……”一个狗子狞笑着。
“碰碰……碰碰……”
在刘德彬的文中删去了“你妈的万岁嘛……”这句近似实录的“情景”语言，改成了：
“不要乱打，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是陈作仪的蕴藏着愤恨的声音——他被打伤了脚。
“碰碰，碰碰！”狗子们那里肯让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碰碰碰碰……”
现在我们可以对罗广斌、刘德彬解放后进行的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所做的第一次公开的文字活动进行初步总结。
在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大屠杀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中并没有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像有的人后来所说的“在重庆解放前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里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敌特秘密杀害了。我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杨益言：《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岩〉专集》第26页。虽然作者说的是“他所认识的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而没有绝对地说“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但还是容易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活下来而又算是会写作的人就只有写《红岩》的他们几个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任可风等人显然是会写作的。他们的文章，无论是结构的严整性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都在《红岩》三位作者之上。正是他们这些从政治上讲可能不太成熟的文章显示出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和文字上的生动鲜活，给我们留下了更为真实的细节。但显然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任可风、王国源、钟林等虽然是最早写关于集中营大屠杀事件的人们，但此后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关于这一题材的更多文章，很快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对这个政治性明显的重大题材拥有了主要的发言权，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罗广斌在报告中对任可风、王国源的介绍看出一二：
“任可风：很够格的客里空，专门吹牛。他说他是陪都工商学院教授（确否待查），是教社会学的。他说‘社会学’的英文是Sciolog（其实是Sociology），自称‘风流’，别人说他是‘下流’，有‘鸡巴教授’之称。陈然原来认得他，在外面他对陈然表示进步（他不知道陈然的身份，以为是进步青年）而且暗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是负责人，可以介绍入党。目前他也说是‘十几年的老党员’，但未必真实，如果真是，也应是被严格整风的对象。……杨其昌、王国源、周绍轩、尹子勤、江载黎：民革组织的，在基本上说，是‘顺应潮流’投机性质的人，当然，这也不妨碍他们某种程度的进步。在狱里，互相埋怨、自私、斤斤计较，特别重视经济问题。屠杀时江喝得大醉跪在地下向特务求饶，叫谁都生气。出狱后，各自星散，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了，只有江还在民革充负责人，背后跟两个便衣，颇有不可一世的味道。”
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的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虽然他们最初的成果都是“编写”所成，但这些“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
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因此，每一点对“材料”看似细微的“修改”其实都大有深意。比如，最早的几篇文章对禁闭和屠杀革命者的地方都是称为“集中营”或“瓷器口集中营”，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会刊”中却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一看起来很小的变化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是和建国前夕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相联系的。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集中营”只是一个中性的通用的称呼，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有了政治的含义，就把这个“杀人的魔窟”和本来与屠杀毫无瓜葛的美国联系在了一起。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盟国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实际上这样的机构当时在重庆还有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不过，中美合作所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何蜀先生的文章《文艺作品中和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释。他说：“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在编辑“会刊”之后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从此之后，“反美、抗美、蔑美”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罗广斌他们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做报告、写作便都和这个无中生有的中美合作的大屠杀有关，甚至“反美”宣传成为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主要动机。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修改是，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都是用第一人称，围绕作者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来结构文章，而罗广斌、刘德彬的文章则是使用第三人称，目标是对这起事件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报道，虽然他们的讲述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这个最初的文字活动开始，罗广斌他们的写作动机就不是为了记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表达个人体验。但这并不是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记述就是“客观的”、“全面的”、没有政治倾向性的。虽然他们是经历过“11·27”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但他们所“亲历的现实”已然经过了政治的调节和纠正，因为，他们对大屠杀事件的认识视角和罗广斌他们一样是政治的而非道义的和理智的。罗广斌、刘德彬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位置为他们把握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剔除在任可风和钟林文章中的某些“瑕疵”，从而使得历史看起来更具连续性。这些“瑕疵”包括对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和蒋匪特务们所做的中性描写，包括一些有损革命者形象的“不洁”语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