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发行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可以说是记述重庆大屠杀的第一个官方文本。该文本由组织上觉得可靠的大屠杀见证人罗广斌、刘德彬编写，并且经过军队政工人员的严格把关，所以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还是它所依据的任可风、钟林的文章，都把笔墨集中在了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包括在此前后几次的屠杀），即集中在了揭露国民党匪徒屠杀革命者的残暴无道上。但是，大屠杀实际上只是一连串复杂事件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还有它的前因和结果，有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但显然，此时此刻，这些未能写出的东西还是模糊的尚待澄清的海水下的冰山，只有这个很小的“节点”具有政治上的明朗性和“可写性”。对这一点可做侧面证明的是，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写的恰恰是大屠杀之前的狱中见闻，而且杨益言还参与协助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的编辑过程中却见不到对杨祖之（杨益言）文章的采用。和这里内容上的“局促”形成对照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杨祖之（杨益言）撰写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一个是1950年7月1日发表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合写的《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两个文本都把笔触延伸到了大屠杀之前的狱中情形。

　　《圣洁的血花》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作小组”“集体写作”的第一个产品，很多人把它作为《红岩》写作活动的开端。对《圣洁的血花》的具体写作情形有不同的说法，如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说：“1951年‘七·一’，是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大众文艺》决定征文纪念，还组织了评选委员会，杨本泉是评委会成员，在文联开会讨论征文活动时，杨本泉就想到了应当以重庆集中营烈士斗争事迹为主题写篇稿子参加征文，散会后，他就将这事向杨益言讲了，杨益言约罗广斌、刘德彬商量后，就由杨益言执笔，将他们过去写的稿子整理了一篇，交给了杨本泉。杨本泉略加修饰，加了个题目：《圣洁的血花》，便交给了评委会。” （见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第一版）这里显然的错误是把1950年为纪念建党29周年的写作说成了“1951年的‘七·一’，是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另有说法则是：“1950年7月1日，在罗广斌的提议和持下，罗、刘、杨合写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献给97位永生的共产党员……” （见陈文明：《一个老人和一本书的历史——引人注目的〈红岩〉署名之争》，《长江》1993年第6期）。两种说法之不同，在于谁在“集体写作”中起主导作用？写作的具体过程如何？前一种说法突出了杨益言作为协调人和执笔者的作用，而后一种说法则突出了三人“合写”和三人中罗广斌的主导作用。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集体写作”模式和联合署名的角度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这篇一万字出头的文章最初发表在重庆市文联筹委会于1950年5月刚刚创刊的《大众文艺》一卷三期上，旋即被同样是创刊不久的《新华月报》第二卷第四期全文转载，不到半年“华南大众小丛书”《圣洁的血花》，罗广斌等著，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出版，1950年11月初版。，又被广州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作为“华南大众小丛书”之一出版了只有34页的单行本。这里，需要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这篇被多次“复制”的小文章被“复制”的理由是什么？

　　在许多文章中如在何蜀《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见《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期）中说：“1950年7月1日，重庆《大众文艺》一卷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所写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所写《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的。”，提到《圣洁的血花》，都认为该文是罗广斌、刘德彬在“写作”《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的“血染白公馆”和“火烧渣滓洞”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但细加注意就可以看出，《圣洁的血花》和以上所说两篇文章区别很大，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渊源关系。从文章的结构看，《圣洁的血花》分三个段落：第一段写集中营里几个斗争生活和学习生活的片断；第二段写了两个更为典型的英雄形象，陈然和江竹筠；第三段写大屠杀的经过。如果说和“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有什么联系的话，也就只有这里的第三段。经过对照阅读，可以发现，第一段主要是从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改写而来，当然，作者在这里对原文中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大量“中性”描写做了很大的删减和修改，只留下了几个亮度较高的片断：“监狱之花”的诞生、龙光章的病死和狱中追悼会、新年联欢会、狱中学习和“《挺进报》白宫版”；第二段江竹筠部分的前边百来十字，是关于江竹筠在万县被捕的经过，应该是刘德彬提供的资料或者是刘德彬所写，因为刘德彬曾和江竹筠在万县一起被捕并一起被送到渣滓洞关押；在此之后关于江竹筠的文字显然是转抄自罗广斌1950年5月4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只有第三段写最后的屠杀经过的文字，和《如此中美合作所》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圣洁的血花》倒的确如杨本泉所说，是“将他们过去写的稿子整理了一篇”，是几篇稿子的机械组合。在文中，这种组合的痕迹十分明显，如叙事人“我们”一会儿在万县警察局，一会儿在渣滓洞，一会儿在白公馆，包括了杨益言、刘德彬和罗广斌三个人的经历。而实际上，在万县警察局的经历只有刘德彬有，在白公馆的经历只有罗广斌有，只有渣滓洞的事情“我们”三个人都有经历。由于文章是三个人的经历和材料的机械组合，结构上也就显得颠三倒四，第一段已经写了江竹筠在狱中组织难友学习的事情，第二段又开始写江竹筠的被捕。

　　因此，不管这篇文章的执笔人和主导者是谁，从文本可以看出，这又是一篇和《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的“编写”之作，其中心工作是对一些材料的组合与加工，这种组合与加工的结果也和《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就是使得原文故事的连贯性、细节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含混性一并消失，而成为事件机械组合但意义清楚明晰的宣传读物。这也逐渐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这篇看不出什么写作水平的小东西能够得到许多媒体的青睐，这种不期而至的“成功”甚至出乎作者们的意料。恭正（杨本泉）曾回忆说：“这个结果是三个署名作者所没有意想到的。杨本泉则认为这个题材，受到了读者的热情关注是必然的。这也更加说明，还应该再写。”见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第一版。这里，我们要格外注意发表和转载这篇文章的刊物和出版社的国家性质，如发表《圣洁的血花》的《大众文艺》是重庆市文联创办的文学“阵地”，其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为工农兵服务”关于《大众文艺》，重庆文艺界老人林彦说过：“编辑出版文艺刊物，是文艺团体的主要工作之一。……最先编辑出版的《大众文艺》，是市文联筹委会主编，于1950年5月创刊。在创刊号上，刊载了刘伯承、张际春、陈锡联为《大众文艺》的出刊写的题词。任白戈发表了《对于文艺创作二三问题的意见》，曹荻秋为创刊号写了《大众文艺的任务和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见林彦：《建国以后七年间的重庆文艺工作》，《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第62页。；出版《圣洁的血花》的新华书店在刚刚解放时不只是一个图书发行部门，也是代表国家的图书生产单位。用“奢侈”的大号字体排印的这种在当时很盛行的宣传小册子，一方面起着直接的政治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又在引导一种新的文学成规——“大众文艺”的生成。《圣洁的血花》虽然和罗广斌、刘德彬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样“粗糙”、一样“简陋”，但是它把对集中营事件的“报道”和对一个组织的讴歌（“七·一”征文）结合了起来这里，对大屠杀中的遇难者进行了又一次的审查，被“讴歌”的对象就只剩下了二百多个受难者中的97个共产党员，历史再一次被“刷新”和“简化”。，这是它获得“合法性”和被多次“复制”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