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对《红岩》的评论和研究的对象一直是《红岩》本身，几乎没有谁对《红岩》创作前作者们的文字活动略加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风靡全国的小说《红岩》写作之前，作者们带有文学性的文字活动少之又少，但是，《红岩》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文学史问题在这个时期都开始萌发，诸如“写什么？”、“谁来写？”、“怎么写？”等等问题都可以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得到初步的答案。而在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中，最有意义的是谁有资格来描述历史？
显然，并不是谁都可以代表历史发言，对发言人的选择并不主要根据写作技能而是主要考量他们在革命斗争（包括此前和此后）中的可靠性，用多少年后诞生的一个术语来说，就是看一个人是不是“根红苗壮”，不但在已经成为历史的革命活动中要清楚明白，更重要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蜕化变质”的可能。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通过对解放初期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书写活动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时候通过公开媒体对大屠杀事件进行讲述的人并不只是日后《红岩》的作者，而且这些人大都是有写作经历和写作能力的文人知识分子。这个时候，《红岩》的作者们的确也在进行和大屠杀相关的文字工作，如编写二百多个烈士的小传，给市委撰写关于集中营的情况报告，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等。所有这些文字工作都属于说明性的公文写作，而非个人的文学创作。和他们在此期间进行的其他工作如筹办烈士遗物展览、向群众进行口头宣讲等等一样，都是在一个组织机构内进行的革命工作。而公开发行的稍微带有文学性的文章如《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并非如大多数人认为的某某篇是某某人所写，而是对其他人所写文章进行编辑和改写的结果；《圣洁的血花》被许多人认为是他们三人合写作品的开始，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人合写的作品，同样是编辑和改写的产物，不是正常的个人写作。由此可以看出，《红岩》作者们从1949年末解放到1950年5月之间的“写作”活动并不少，但这些“作品”却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他们这些写作在当时是重要的，更是严肃的，每一次都是重要的政治工作。正如作者们在后来写作《红岩》时，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所说：“要把这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考虑。”王维玲：《话说〈红岩〉》，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因为是政治任务，所以在选择工作人员的时候就得主要考虑人选的政治水平和政治资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是搞这个的！”但他们又能“搞这个”的原因。实际上，不但他们能搞，而且他们几乎是仅仅能搞的人。想想看，罗广斌给市委的情况报告、罗广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追悼会的“会刊”，哪一个都不是其他人能搞的，其原因无它：罗广斌是白公馆脱险逃生的19人当中唯一的中共党员；渣滓洞脱险的15人当中，共产党员比较多，这些人如钟林、孙重、傅伯雍也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其他工作，但其中罗广斌、刘德彬参加的“组织组”的工作肯定是最为慎重也最为重要的，刘德彬之所以能参加这个工作，也是因为相对来说，他是这些党员当中最为清楚可靠的。正是这种政治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对集中营事件的“发言权”。在完成了这几次写作之后的1950年到1956年，他们屡屡被派到全省各地做报告，频繁讲述他们在集中营亲身经历过的“蒋美匪帮”的罪行，也是这个“发言权”的表现。对于内情复杂、含义混杂的解放前夕的《挺进报》事件和由此引发的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政府需要他们这样的相对来说清楚可靠的当事者进行正面的“有教育意义”的解说，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只作为无数死难的和活着的战友的代言人而发言的”张羽：《〈红岩〉的诞生——谈共鸣和交流》，未发表稿。，不如说他们是作为其所在组织的代言人来发言的。由此，我们对《红岩》作者在《红岩》出版后所写的总结文章中所说的：“《红岩》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先烈，是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阶级战士”（见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1日）就需要进行同样的推论：《红岩》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与其说是在“中美合作所”里牺牲的先烈，不如说是赋予作者发言权和写作权的机构和组织。
说起《红岩》的写作，有一部分人强调是从1958年或者1959年开始的，而另有许多当年的知情者则把时间尽可能地往前推，认为《红岩》的作者们都不是写小说的，因此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一位作者撰文描述《红岩》的写作过程，就用了“大树不是从腰部长起的”这样形象的题目，他认为：“如果按时间顺序作一个回溯，《红岩》的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一个年轮又一个年轮地增长的。”按照作者的描述，这个“年轮”的情况是：1.《狱中情形报告》；2.编辑《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3.《我从集中营出来》；4.《圣洁的血花》、5.给群众进行传统教育的《报告提纲》；6.《在烈火中永生》；7.《禁锢的世界》；8.《红岩》；9.《〈红岩〉前续》。人们之所以有这两种说法，大体上是因为从90年代初开始的延续十多年的刘德彬《红岩》署名权官司。把时间往后推的，意在把1958年后被迫退出“写作小组”的刘德彬排除在外，而把时间往前推的是为了维护刘德彬的权益和名誉。此事孰是孰非，不在本书论述之列。而我在此描述《红岩》作者们在写作《红岩》之前的写作活动，是为了论列作者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资源和资本进入《红岩》创作的。确实，《红岩》的作者们并不是突然开始了小说写作，而是有一个很长的“生长期”，这个“生长期”的作用并不在于为小说写作积累了多少写作所需的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而在于逐渐累积了一种可以写作小说的资格和身份。正是因为有了多年的“发言人”经历，当他们在1956年提出把这些“发言”“写出来”的时候，得到市委的支持才显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