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大屠杀事件的讲述并不只是甚至并不主要是通过文本的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口头的做报告的形式。

　　这种口头讲述从集中营的难友们逃出魔窟、获得自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任可风在他的《血的实录》一文的最后，写到他28日逃出白公馆后和朋友的秉烛夜谈：“二十八日，在饥饿中取小路进城……赴故人李先生家，作第一个避难所，相见后，惊喜若狂。入夜点烛共话，李先生颠倒杜诗欢然的说：‘共此灯炷光，今夕复何夕？’”任可风：《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四版。任可风的这段话，写出了这些从地狱边缘走过来的大难不死的人们在见到亲朋故友时恍如梦中的感受和酣畅淋漓的诉说。与此类似的情节，是1950年春天罗广斌和到重庆开会的马识途连续两三个晚上的彻夜讲述和倾诉。对此，马识途回忆说：“直到1950年春天，我到重庆去参加西南局组织部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我才见到了他。他找到我的住处来，我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我索性叫他不要回去，和我一块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一点睡意也没有，继续作通夜的谈话……我们谈到天亮，毫无倦意，但是白天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相约晚上再来谈。他这么和我相处了两三个晚上。虽然我们都感到筋疲力尽了，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9、120页。我相信，这种毫无倦意的彻夜讲述是每一个从“11·27”这个死亡之夜活过来的人的共同的经历，这时候的讲述和倾诉几乎是一种自发的生理上的强制行为，不只是为了庆幸自己的侥幸生还，更是为了放松高度紧张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讲述却不是这种人际交往和心理治疗意义上的讲述，而是有社会意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种意义上的讲述就是做报告。这种讲述在烈士追悼会开过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了。刘德彬曾回顾说：“1950年1月18日，‘烈士遗物展览会’在大同路渝女师极其隆重地举行。‘11·27’脱险同志除已离开重庆和个别住院以外，全部在‘展览会’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宣扬烈士英勇就义和揭露敌人的罪行，罗广斌和我也不例外。”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本书附录四。讲述“重庆大屠杀”成为经常性的反复进行的活动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以后。在曾经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所在地发生的那场大屠杀，被人们想当然地归罪于美国这个“现行反革命”，通过讲述那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和死难的革命志士在监狱中的英勇斗争来控诉美帝蒋匪的“滔天罪行”，激发群众尤其是青年们的爱国主义感情，进而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参加到抗美、反美的政治任务当中去，成为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以及其他一些生还者和烈士家属们的一项理所当然的政治任务，尤其是对解放后同在团市委工作的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而言，更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青社编辑张羽1993年8月26日日记记载：“傅伯雍（渣滓洞脱险者）夫妇来访。谈：初，在烈士追悼会工作。刘德彬受伤住院，这时，带着绷带出来工作。事紧，宣传无人，才找了杨氏兄弟。最初三个报告者：罗、刘、沈重（工人），后来沈换了杨。”这里所说的“沈重”似应是“孙重”。可见，在最初的时候，不是大屠杀脱险志士的杨益言是不合适作报告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孙重没有再作更多的报告是不清楚的。刘德彬在几十年后回忆说：“50年到56年这一段时间，团市委组织了罗广斌和我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配合肃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以见证人的身份宣扬烈士的高贵品质、控诉美蒋特务罪行，前后报告达数百次。”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本书附录四。当时，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这个报告小组所做报告的次数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有各种各样笼统的说法，有的说是“成百上千”次，有的说是五六百次，有的说是二三百次，总之，这在当时是一个频繁的反复进行的活动。在张羽的手稿《〈红岩〉的诞生》上，罗广斌曾经把张羽原文中的“作了五六百次报告”改为“作了几百次报告”。这些报告会所产生的政治效果是直接而明显的，当年任重庆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回顾罗广斌的报告会产生的效果时说：“老罗是个出色的宣传员和鼓动家，他的报告感染力强，生动具体，真挚感人。每次报告少则千人，多则上万人，不论是在饭厅、礼堂或广场，大家都肃穆静听，他朗诵罗世文走赴刑场的遗诗《望春》，他描述许建业面对酷刑的凛然正气，江姐至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陈然就义巍然不倒的伟大形象……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灵。有的一边听报告，一边流眼泪；讲到美蒋特务的暴行时，大家义愤填膺，振臂高呼：‘给烈士们报仇！’……报告以后，许多青年纷纷要求加入共青团，不少团员、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要求到朝鲜前线去英勇杀敌！”廖伯康：《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6页。对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这个报告小组的报告效果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的说法是罗广斌的报告最好，其次是刘德彬，再其次是杨益言；但也有的说杨益言的报告比刘德彬的好，因为刘德彬口拙一些，但罗广斌做报告多、效果好是大家公认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罗广斌“是一副利嘴，很会讲，而且也最会写，脑子最灵，聪明地很” （见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张羽在1985年12月19日下午的一次谈话记录）。另一个原因是罗广斌的传奇经历：“哥哥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自己则坚决加入共产党，成为不怕坐牢、绝不屈服的革命斗士；在紧急关头机智勇敢地冲出牢门而脱险；这些事迹，使广大青年把罗广斌看作是传奇式的英雄，对他表示极大的信任和尊敬。” 曾德林：《绝不许悲剧重演——悼念罗广斌同志》，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对罗广斌来说，讲述革命历史故事是他的“个人特长”。早在40年代中期罗广斌开始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展现出自己讲故事的天才。1945年，罗广斌在昆明联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开始参加政治活动，这时候，他已经是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联大附中分部的领导人。这年春天的一天，罗广斌组织“民青”的成员到昆明的郊野露营，他们的露营活动中安排了纯粹属于休闲的游泳、野炊等等游玩内容，但与一般休闲活动不同的是，还安排了“晨操”、“讲革命故事”等并非游玩的活动内容。参与此次活动的马识途回忆说：“早上起来做晨操，下午到湖里去游泳，都是广斌发挥他的特长，领着大家干。……我却比他们大十岁以上，多少有些距离了。但是我也有发挥我的特长的机会，那就是晚上在帐篷里给青年们讲故事。我把过去经历过的革命生涯，随便拈一点出来，加油加酱，摆给大家听，便可以逗得大家深夜不睡，要求我再讲一个两个。我讲得乏了，不免口干舌燥，难以支持，这时广斌却自告奋勇地替我讲故事。我原以为广斌一生经历很浅，那有多少故事可讲？谁知他却讲得有声有色，把大家吸引住了。最后他才说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和我的革命伙伴们。原来这些故事是我在平时晚上乘凉的时候，对广斌讲的，本来意在启发他的革命觉悟，谁知他竟牢牢地记住，现在拿来给青年同伴们讲了。他讲的其实比我对他讲的还生动些，因为他作了某些剪裁和润色。原始的素材经他这么一艺术加工，变得更为生动了。我真没想到广斌竟然学到讲故事这么一套本领。而这套本领正是他在学校作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这个看家本领后来他在各地青年中进行活动，都起过很好的作用。这说不定于他后来写《红岩》时，也是起过作用的。” 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1945年年底，在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激励下，罗广斌决定辍学做一个职业革命家。1946年初，他到滇南建民中学投奔在这里“开垦革命基地”的马识途、齐亮等人。在这里，罗广斌这个尚未毕业的高中生竟然成为这个学校教初中的最好的教员，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用马识途的话说是“他的确精于各种玩意儿”，如做飞机模型、编排壁报、教唱歌曲、打排球、刻图章、做书签等等。在建民中学，罗广斌讲故事的才能又一次得以发挥。马识途说：

　　但是他在那里最能吸引人的本事，恐怕要算他摆龙门阵了。他利用晚上休息时刻，或星期天带同学出去野游机会，给同学们讲故事。他除开从书本上摘取一些故事来讲以外，还从我向他进行革命教育时给他摆的一些革命先烈斗争故事中摘取精彩的，加以改造，加油加酱，因而摆得有声有色。……有时候因为摆的多了，难免串台，张冠李戴，惹得大家笑起来，但是并不是笑他，而接着就是大家给他出主意，使他讲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

　　选择有一定条件的中学作开展革命工作的“基地”，是当年地下党“开垦”“政治上的荒地”的一个主要工作，因为青年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激进的爱国思想和新的政治主张。当年四川地下党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停读大学，到农村的中学担任教职，同时传播革命的火种。1948年初，罗广斌也曾停止在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的学习，到重庆西南的秀山县县立中学教书。邓照明等人在1946年2月到1947年年底曾经在秀山中学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罗广斌和陈家俊是在重庆“六·一”大逮捕之后，由组织派遣到这个有一定条件和基础的革命基地去的。在中等学校进行革命启蒙，就要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就要利用“出墙报、搞歌咏、演话剧、读书会，星期六组织晚会等等活动”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1页。。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休闲娱乐而是有目的的政治启蒙，是为了启发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吸引他们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运动。正如马识途所说：“他的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不是为了闲耍，而是和我们在那里进行的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的。”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4页。同样，罗广斌他们在50年代的报告会也是为了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从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由新政权领导的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对外的朝鲜战争和对内的肃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