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时，罗广斌他们也算是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但从上章所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大多是领导安排的类似于公文性质的写作，只有零星几篇字数不多的小作品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此后多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报告。把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的愿望一直就有，但是需要机会和时间。在做报告的过程中，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一些大屠杀事件的当事者和烈士家属给他们提供了许多他们原来未曾掌握的材料和情况，但这也只能说是为以后的写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如果没有合适的时机，写作仍然只是一个偶尔挂在嘴边的话题。

　　1956年，他们终于赶上并抓住了一个时机。这年3月，刘少奇连续两次对文化领域发表谈话，一次是3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期间对周扬和刘白羽的谈话，一次是3月8日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在这两次谈话中，刘少奇都专门谈到组织青年业余作家写作的问题。在前一次谈话中，他说，作家协会“应该帮助他们，给他们写作机会，切实保证他们的创作时间，如果不能长期离开工作，可以利用短期的创作假期的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79页。。在后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业余作家是大有希望的，作家协会一定要看重他们，培育他们，要采取欢迎、帮助、支持的态度。要采取一种政策，即：一方面让他们参加工作，一方面给他们写作时间，一个时候还可以离职写作。”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89页。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应该是很快就层层传达到了各级作协。这样，作协重庆分会也开始酝酿给一些“业余写作者”申请创作假。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通过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得到了这个信息，大家认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实现常常闪现在脑海中的写作愿望。当然，他们这时也有个条件，就是在《重庆日报》工作的老报人杨本泉可以做他们的写作顾问，具体帮助解决他们几个人都不知深浅的技术难题。杨本泉不但是杨益言的哥哥，还是刘德彬的高中同学，1949年他们三个人编辑追悼会会刊的时候，杨本泉就曾助过一臂之力，帮他们联系印刷等事情。现在，杨本泉也愿意帮助这几个弟兄把他们的革命本钱变成更大的财富。同时杨本泉也在筹划申请创作假，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写作计划，因此罗广斌他们希望能把这两个写作活动安排在一起进行，以便随时得到杨本泉的指点。

　　对这次写作的发端，作为重要当事者的杨本泉是这样回顾的：“阴沉的傍晚时分，杨本泉从文联散会后来到重庆村25号看望母亲时顺便将文联会议的内容告诉了杨益言：刘少奇同志曾有过这样的讲话：应该给那些有斗争经验的同志一些时间，让他们去写。文联的同志正在酝酿为一些人请写作假。……杨益言将这事通报给了罗广斌、刘德彬，三人约好，由杨益言出面邀请他哥哥回家吃饭。热情奔放的罗广斌一见杨本泉，就瞪着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说：‘你什么时间请写作假，我们也什么时候请写作假，杨益言是你弟弟，刘德彬是你同班同学，我比你小一岁，也算是你老弟，你写过许多东西，我们没写过什么，你帮过我们的忙，现在还是请你作我们的写作老师罢。’” 恭正（杨本泉）：《追踪〈红岩〉传说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另一个重要的见证人是胡元。对此，胡元回忆说：“那个时候，1950、1951、1952年，他们经常出去讲演，杨益言在1950年就写了一点东西，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在写作之前，杨本泉就给我讲，说他老弟想写。杨益言、杨本泉、刘德彬我们都是一个文艺社的，刘德彬是个老大哥，他年纪比较大，他参加革命比较早，他是1938年的，1938年就入党了，这个人老实、忠厚；罗广斌是个少壮派，这个人我以前不熟，罗广斌的记忆力好，风风火火的，他说干什么就干，得有这么个人才行！杨益言写了点东西，他是我们‘突兀社’的，但他在‘突兀社’没写什么东西，他是学电机的，但他有个哥哥杨本泉，杨本泉是能写的，下笔快。我和杨本泉以前来往就比较多，住得也近，晚上吃过饭后我们经常和《重庆日报》的几个人出去喝点儿酒，喝点儿茶，听听评书，在一起活动比较多。有一次，他就在这个时候说到他的老弟想写东西的事。” 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见本书附录五。

　　以上两种回忆为我们想象当年的实际情形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叙述者有着不同的强调重点。杨本泉显然把历史的出发点放在了他们弟兄二人身上，认为是他提供了文联为了响应刘少奇的指示而“正在酝酿为一些人请创作假”的重要的信息，而胡元则为我们说出了“风风火火”、“记忆力好”、“少壮派”的罗广斌的重要作用。对此，三人中革命资格最老、年岁最大的刘德彬就曾说过：“罗广斌同志是我们三个人的头，是我们三人创作集体团结和亲密合作的核心。” 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本书附录四。 当年三个人所在单位重庆团市委的书记廖伯康也曾说过：“他们三人中，罗广斌是统筹全局的，（负责）全书的结构和谋篇布局的，因此，首功应是罗广斌同志。” 见廖伯康1993年9月的一份未发表稿。实际上，不光是“全书的结构和谋篇布局”，罗广斌更重要的作用是对这样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起了发动机和支柱的作用，没有罗广斌“说干就干”的精神，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不是写小说的人”所写的小说。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环绕在“作者”周围的那些“会写小说的人”，没有他们，也同样不会有这样一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所写的小说出现，在这些众多的“会写小说的人”中间，杨本泉是最早参与这一写作活动的一个。

1956年10月，在得知杨本泉获得单位批准三个月的创作假、准备创作有关川北红军的故事后，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联名向市委书记处写报告，要求给他们创作假，把他们知道的集中营烈士们的事迹写出来。市委批准了他们的申请。显然，这个申请的批准是和他们在此之前已经进行多年的口头报告会等宣讲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和报告会有着相同的政治功利性考虑的。实际上，在他们写作的过程当中和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之后，他们的口头报告会也没有停止，他们后来到北京住在中青社修改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即是为了解决频繁的报告会与小说写作的冲突，使他们的写作能够得到时间上的保证。因而他们的写作可以说是口头报告的延伸形式，是“应群众的要求”，把口头的报告“写出来”，变成更容易流播和保存的书面形式。说是“长篇写作”的开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们“写作”的开始，因为从前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作者在此之前的文字活动似乎不少，但是，这些写作活动，或者是属于只限内部阅读的公文写作，或者是对其他作者文章的编辑和改写，真正他们自己写作的东西是很少的。但是，这次却不同，他们在多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收集了不少的资料，报告会的成功也鼓起了他们更好地开掘集中营生活经历这个丰富资源和“矿藏”的雄心；能够请假三个月脱产写作，说明他们的工作计划得到了权力部门的首肯和支持；为了弥补在文学修养上的不足，他们还专门请了有写作经验的杨本泉做他们的“教师”和“教练”。万事俱备，10月中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杨本泉四人开赴重庆的避暑胜地南温泉，开始了他们的长篇创作。

　　对他们这“一段值得记忆的日子”，艾白水（杨本泉）是这样回顾的：“在南泉时的生活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每晨六时半起床，散步去搭伙的食堂吃早饭后，赶在八时前回来，上午八至十二时，下午二至六时，像在机关里一样准时上下班，各人坐在各人的桌前翻阅资料或写作。中午午睡半小时。晚上则是自由活动时间，喝酒、聊天、散步、看书，各从其便。”艾白水（杨本泉）：《他是一团熊熊的火——记罗广斌同志》，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艾白水（杨本泉）在90年代的“回顾”不排除有意贬低1956年写作过程、从而把它和其后“真正的”小说写作区别开来以便把刘德彬排除在《红岩》的署名成员之外的成分。生活方式“像在机关里一样”，写作方式同样如此：“他们的写作方式不同于作家通常思维的方式，却和共青团领导机关写文章的方式很相近，按照杨本泉的主意，罗、刘、杨三人每人各写部分自己较熟悉的片断，这个‘板块分工’的写作方案很快就定下来了。”恭正（杨本泉）：《追踪〈红岩〉传说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对此刘德彬的回忆更为详尽：“经批准后，我们于1956年秋住进南温泉红楼。先是集体凑材料，分析材料，写出写作提纲。又集体讨论，并根据提纲分出章节，由三个人根据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承担了有关章节的写作任务。例如罗广斌写的白公馆的陈然、小萝卜头；我写的江竹筠、老大哥、黑牢诗人蔡梦慰、流浪儿蒲小路等；杨写龙光章、水的斗争等。分别写好后，互相传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再修改。三个人认为可以了的章节，则由杨本泉负责润色。”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附录四。

　　从以上两个当事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红岩》生产的开始阶段在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体现之一是，他们的写作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像在机关一样的作息时间安排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们的整个写作活动本身就是机关工作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这个写作团体就是在一个组织的框架中运作的，并且得到了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对此，当年曾在重庆市文联工作的杨世元说：“《红岩》的写作有很大的特殊性，它既反映了创作者（主要是罗广斌和刘德彬）的革命经历和狱中磨难，也如林默涵所说，是部‘党史小说’。它既是罗、刘、杨的创作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列上组织日程，各方面尽力以促其成的一项工作任务。”杨世元：《大树不是从腰部往上长的——〈红岩〉著作权争执之我见》，未发表稿，见附录三。重庆市文联为他们安排创作假，等于是专门负责文学生产事务的重庆市文联向他们三人所在的工作单位重庆团市委和他们的人事主管部门重庆市委组织部提出了临时“借调”的请求，同时也等于是重庆市文联向他们三人提出了“订货”的要求。这样，他们的长篇写作就既反映了他们个人对写作工作的热情和愿望，也反映了重庆市文联对这一题材的认可和希望，文联也可说是这部稿子的“出品人”和“制片人”。“作协重庆分会秘书长、作家李南力先后派编辑部何世泰、余微野去南泉陆续取稿。”市委宣传部是文联的上级主管，文联的业务也是他们关心的范围，所以“市委宣传部也派干部林彦、曹开去看望他们”。陈文明：《一个老人和一本书的历史——引人注目的〈红岩〉署名之争》，《长江》，1993年第6期。作品完成以后，把手稿进行打印和存放的也是市文联。

　　他们在写作方式上的独特性表现之二是，这是最典型的当代文学生产中的集体创作方式，同时也是集体创作方式中的一个独特案例。从刚解放时完成市委交派的编辑烈士追悼会会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开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就形成了三人合作小组，以后的几次文字写作和报告会，三个人都是形影不离，以至“罗、刘、杨”成为一个稳定的“符号”和“美谈”，用以指称一个以言说大屠杀事件为专长的工作集体。三个人的性格互补和默契配合显然在以往的工作中大见成效，在接下来更加繁重和没有成功把握的新任务中形成合力、共同出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胡元回忆他们写作的情形说：“那时候，他们四个人围着一个大桌子，有乒乓球台子那么大，靠窗户这边是罗广斌和杨益言对坐，靠里这边是杨本泉和刘德彬对坐，我去了，杨本泉就把他的位置让给我，他坐在桌子当头，次次如此。”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见附录五。从胡元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活动不仅在时间安排上像杨本泉所说的“和机关里一样”，从写作者的空间安排上也是机关办公室的布局。

　　从延安时代的歌剧《白毛女》等戏剧创作开始，由多人参与完成一件作品的集体创作模式开始出现，但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明确的概念却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才提出的。“大跃进”时期有更多普通群众参与到了文艺生产当中。为保证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成为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但是，写作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劳动，因此，不管怎么结合，某篇或者某段文章的最后执笔者只能是某个个人。如果是短篇，往往是在写作的前期有多人参与进行“思想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最后由其中的一人执笔完成。在“三结合”的情形下，往往是在“领导出思想”和“群众出生活”之后由有写作能力的“青年作者、报刊编辑、新闻记者和文学教员”来执笔完成。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在此之前的写作情形就是这样，如《圣洁的血花》的素材是由他们三个人共同提供的，最后把这些素材组织在一起的执笔者是罗广斌，所以，他们在刊物上的署名是三个人，而作为单行本出版时的署名却是“罗广斌等”。如果所写的作品篇幅较长，一般是在集体讨论之后由多人分别执笔，但这种所谓长篇其实往往是多个短篇的集合，如罗广斌他们在刚解放时所“写”的《中美合作所血债》。因此，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集体创作既可以是短篇文学作品，或通讯报告等体裁，也可以是话剧等创作。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由于写作周期、文学处理与艺术连贯性的限制，集体创作的可行性较小。”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罗广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开始了长篇写作，让我们的文学史最终增加了一部并不多见的多人署名的作品，但也许正是这个开始决定了他们此后经历的无数次的“大修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