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计划写作的作品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甚至用什么体裁来写作他们经历过的这个集中营事件，作者们最初是并不清楚的。他们的想法只是把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写出来。对于他们来说，用什么体裁来写作是个很难决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写作在刚一开始就有“会写作的人”在做他们的“场外指导”。写成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就成为“场外指导”首先需要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对这个过程，当事者胡元先生说，1956年罗广斌他们在南温泉写作的时候，他正在重庆大渡口重庆钢厂小平炉体验生活，每周回城时都会绕路到南温泉去看他们写稿子：

　　当时是经常看他们的稿子，提意见，他们也提出一些问题来争论。头一次去，我就因为写成什么形式的问题和他们争论起来，说争论，其实主要是我和杨本泉两个旁人在争，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写成报告文学。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中美合作所（当然，这个说法不准确，只是说起来顺口一点，合作所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东西，应该叫集中营）这件事以前我就听说了，进去了出不来，很多人都知道的，以后我到红岩村就更知道得清楚，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我在昆明时，听说他们那边的特务就老说：“你再不招，把你送重庆。”啊！送重庆就不得了啦！大家都知道重庆有这么个东西，但又不清楚究竟，写出来就会震惊全国：“啊，重庆有这么大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现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当时都不知道的。战斗剧社在五十年代由严寄洲主持，想搞一个关于集中营的电影，但后来失败了。罗广斌说也考虑过写报告文学，但杨本泉却主张写成小说。我说，一个是向全国报告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情况，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秘密的杀人的魔窟，推出去就会震动全国，而且在历史上将成为宝贵的文献；另一个就是先练练兵，对材料熟悉一下，下一步再写成小说，就更方便了。如果先写成小说，就容易让读者认为全是虚构的而引不起重视。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几个也就本泉写过一点儿小说，其他三个人谁也没有写过小说，几个人凑在一起，想一下子写成小说，我觉得比较麻烦。罗广斌在听了很久后才点点头，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可以考虑。但杨本泉始终认为那样费事，写成小说后就可以将其中的事实部分拿出来作为副产品，而且他总担心出了纪实的报告文学后再出小说就少了读者。我说，那不然，报告文学写好了，人们会更愿意看同题的小说。罗广斌最后说，看来还可以再考虑，先写下去再研究。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见附录五。

从胡元先生的这段回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一开始，他们的写作活动就有其他人的参与和介入。他们三个“谁也没有写过小说”的人，之所以敢于奢望“一下子写成小说”，其主要的力量并不是来源于他们自己，而是“写过一点儿小说”的“旁人”杨本泉。是杨本泉为他们设置了明显超过他们自身能力的文学目标。而且，杨本泉的“坐镇”显然给他们“问鼎”小说增加了极大的信心。（2）在胡元先生看来，以他们当时的文字能力，应该从他们所经历和体验过的集中营生活入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把一个“大秘密”向世人披露出来。重庆集中营所发生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价值，值得向世人披露，另外，对于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人一下子想写成小说而且是长篇，胡先生是怀疑的。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

在此之后，我以为他们会把重心落在报告文学上，以后看过的不少篇章，也分不清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到以后为了书名的争论中才知道他们写的是小说。

　　关于书名的问题，他们开始就说叫《锢禁的世界》，我说，好，“锢禁”比“禁锢”好，因为“禁锢”只是一般的意义，“锢禁”虽然拗口，但那只是习惯问题，而“锢禁”比“禁锢”的意境似乎要深一层，“禁锢”只有围困的意思，而“锢禁”却有深入内部整个冻结的味道，是个好的书名，符合实际。他们说还要考虑，还没定下来。又一次去时，杨本泉说：“你看这个书名如何？”便从桌子当头的一堆稿子的最上面，揭开盖着的纸，拿出一张十六开大的白纸来，上面用墨横写着“红岩”二字，我说：“什么意思？”杨本泉说：“老罗昨天晚上找任白戈、任市长题的字，叫红岩。”我又说：“红岩什么意思嘛？”杨本泉说：“红岩就是红岩村，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呀！”我说：“这个不用你解释，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在那儿工作过，我还不知道。但是红岩村离渣滓洞很远嘛，用‘红岩’很勉强嘛。”杨本泉说：“这是任白戈认可的，任白戈是市长啊！”我说：“我不管市长不市长。这个名字离题材有距离，太虚了。不过这个名字想象力很丰富，但作为报告文学的名字不恰当，用做小说的名字还可以。”他说：“就是小说嘛！”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仍然是按最初的计划在写小说而不是写纪实的报告文学。这时罗广斌笑道，他进城去见过任市长。“红岩”书名是任白戈起的还是同意的，我就没有详问了。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见附录五。

　　胡元先生的这段口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多少年来，许多当事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红岩”这个名字是1961年在北京中青社第四稿修改完成时定下的如张羽说：“书稿讨论会之后，修改工作开始。在作者动笔之前，编辑室同志和作者一起对小说的命名问题进行了研究。……当时，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总共有十几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可见众望所归。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见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如何蜀说：“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完成的《禁锢的世界》书稿即将出版，罗广斌向重庆市委请示了两个问题：书名怎么办？作者是否仍署罗、刘、杨三人？市委书记任白戈指示：书名可定为《红岩》。”见何蜀：《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3期。，在此之前就只有一个临时用名“禁锢的世界”，但实际上，早在1956年第一稿的写作过程中，人们就开始酝酿这个最后的目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作者们就有两个待用的名字：一个是现实的名字；一个是理想的名字。一个是最初定下来的“符合实际”的适合做报告文学题目的《锢禁的世界》；一个是慢慢琢磨出来的“离题材有距离”的适合做小说题目的《红岩》。

　　虽然在刚开始就想出了理想中的题目“红岩”，而且，这个题目得到了市委书记的认可并题写了书名，但是在《红岩》前三稿中使用的名字却始终是那个不理想的名字《锢禁的世界》，直到1961年才再次由任白戈敲定这个早在五年前就定下来的名字，为什么？

　　其实，名字“锢禁的世界”并不是作者们的首创作者们的写作习惯是在写作之前先搜集各种材料，包括其他人的相关文章，在解放初期他们编辑追悼会会刊时的工作程序就是如此。，烈士诗人蔡梦慰在狱中写成的长诗《黑牢诗篇》第一章的标题是“禁锢的世界”；罗广斌他们把“禁锢”颠倒使用，改成《锢禁的世界》，但这也并非他们的独创，在蔡梦慰的长诗的第一章第一段就写道：“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个不屈服的人，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一把将军锁，把世界分隔为两边。”蔡梦慰：《黑牢诗篇》，公安部档案馆编注：《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他们把这里的动词“锢禁”形容词化，获得了陌生化的效果，得到了胡元的赞赏，他觉得这个题目和作者们要写的内容很是贴切。但是，一般人对“锢禁”这个不常用的词还是感觉到很别扭，所以，虽然稿子上用的是“锢禁的世界”，但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人们甚至作者还是习惯称之为“禁锢的世界”，以至于两个名称常常混为一谈。

　　但是，很显然，这个创作集体对这个很是贴切的名字并不满足和满意，于是又有了一个“很虚”的新书名“红岩”。“锢禁的世界”和“红岩”指称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一个是位于重庆郊外国民党政权监禁政治犯的集中营，另一个是位于重庆市区共产党办事处的所在地。这两个不同的空间并没有关联，早在国民党对文化、教育界人士实行“六·一”大逮捕、一批政治激进人士被关进渣滓洞之前的1947年2月，驻扎在红岩村的共产党办事处就被迫撤回了延安，“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其实并没有指挥发生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生死斗争。所以，当年胡元先生觉得用“红岩”做书名“很虚”，不只是因为“红岩村离渣滓洞很远”，还因为“红岩”这个空间名称所隐喻的内容离“渣滓洞”很远。

　　当时几位作者没有向胡元先生说明“红岩”一名究竟是谁的创意，也没有详细阐释“红岩”的内涵和外延，但显然的是，两个名字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创作方向，所以才产生了胡元和杨本泉之间关于书名的争论。和对一个空间内涵进行直接描写的书名“锢禁的世界”相比，“红岩”是借用一个具体的空间名称来喻指更大的空间重庆和“锢禁的世界”之外的“解放的世界”，而后者对前者来说，是包围和另一个意义上的“锢禁”的关系。这样，“红岩”这一“想象力很丰富”的题目一下子就把写作的主题从揭露集中营的“大秘密”和国民党特务在败退前夕的滔天罪行，改换成了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匪特进行坚强斗争的革命者的歌颂，把写作题材的范围从集中营的“小圈圈”转移到了集中营之外“指挥斗争的领导机关”红岩村。

　　与此同时，使用比喻手法的“红岩”书名意味着整个篇章的寓言性质，这也决定了写作采用的体裁形式应该是适合于“想象”和“象征”的小说，而不是适合于“纪实”的报告文学。这样，写小说就不只是出于杨本泉对文学等级的考虑，而是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考虑。在写成报告文学还是小说的问题上，胡元的看法表面上看不无道理，罗广斌最初也这样想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写成小说是对的。胡元的看法只是知识分子的皮相之见，他只看到了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和一个绝大的秘密的揭露对读者可能产生的震惊效果，而没有考虑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实际上，解放初期人们关于大屠杀的讲述就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但是到1956年，罗广斌他们经过多年的政治宣讲，比胡元更知道群众需要什么。虽然罗广斌他们还不能清楚地知道小说形式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功能，但知道只是如实地描述“中美合作所”这个“杀人魔窟”里的“真实的情况”，并不能使领导满意也不能使群众激动。在下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人们对于这个油印稿的“一致的”意见，的确并不是怎样写得更真实，而是怎么更有“小说的味道”。1959年2月16日罗广斌、杨益言给中青社王维玲的信中说：“人们的关于怎样改写，一致的意见倾向于：人物和事件需进一步概括，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开展和提高，使之更能感人。因此在形式上带有小说的味道。”见1959年2月16日罗广斌、杨益言致中青社的信，原件藏中青社档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