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1957年初作者们完成写作向重庆市文联交差之前，他们的作品就有了两个可用的名字，一个是胡元认为“符合实际”的好的报告文学名字“锢禁的世界”，一个是“想象力很丰富”的小说名字“红岩”。但是，作者们向文联交差的那个“油印稿”却没写任何名字。这里的问题是，写的是“小说”，“红岩”又是大家公认的好的小说题目，而且是市长任白戈首肯的，为什么一直到1961年才又由任白戈最后定名“红岩”呢？作者们在此期间的犹疑不定说明了什么呢？也许他们的心情是：用“红岩”，名不副实；用“锢禁的世界”，心有不甘。起名“红岩”，实际上是作者们为自己设置了更高的任务和目标，但这个很“勉强”的目标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虽然他们意识到了定名“红岩”的政治正确性，但是要想从技术上拉近“红岩村”和“渣滓洞”的距离却殊非易事。

　　在《锢禁的世界》中，作者们很努力地把写作的范围从集中营那个“小圈圈”扩大到了集中营之外农村、学校、工厂发生的对敌斗争，如由刘德彬执笔的《云雾山》一章等，但这些内容在以后的修改中却又被作者们删去了。删去这些内容大概是因为，集中营之外的对敌斗争超出了作者们的经验范围，尤其是其中工厂、农村的斗争情况只有刘德彬略知一二。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所谓的“狱外斗争”从政治上说是模棱两可的，正如罗广斌在写给市委的《狱中情况报告》中所说，是由于解放前夕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的“左倾”盲动错误，才让国民党特务机关抓住了机会，造成了一连串的被捕和组织的破坏。这样，把写作的范围从狱中斗争扩展到狱外斗争就成为别扭和勉强的事情。这就是在1959年二稿写作时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大量压缩狱外描写的原因。大家都清楚，虽然大多数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在狱中进行了坚强的斗争，但是，无论如何，被捕入狱本身毕竟是一个负面的并不风光的事情，因此，自然而然就会希望通过空间的转换实现写作角度的转换。既然“狱外斗争”是个更难说清的事情，作者们就只好把写作的重点放在狱中。但是，既然所写主要内容是监狱这个“禁锢的世界”，那么，用监狱之外的地名“红岩”做书名就显得没有根据。因此，这时候的“红岩”还只是作者们理想中的写作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对“红岩”一词所蕴涵的内在意旨进行深入挖掘和领会。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其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向“红岩”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高度一步步靠拢。到修改发生“转折”和“飞跃”的小说三稿的时候，“红岩”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表征一种人的精神状态，可以解释为集中营中革命者的斗争意志像嘉陵江畔的红色岩石一样巍峨挺立。这样，从《锢禁的世界》改名《红岩》就不再是实际空间的转移，而是集中营空间内涵的转换，即从囚禁革命者的人间地狱转换成了革命者磨炼革命意志的“学校”和革命者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战场”。到了这个时候，淘汰“禁锢的世界”，改名“红岩”才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到1961年小说出版前夕，终于接近了任白戈对集中营进行书写的设定目标。最后定名《红岩》，其实是对作者们工作成果的某种肯定和承认。

　　但眼下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不但没有实现“红岩”所设定的革命寓言书写的目标，即使纯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写作也很不成功。他们既不能肯定自己写的是小说，也不甘心写作一部在文学系列中“等级”较低的报告文学，结果就弄成了一部“号称”小说、但又并非小说的“东西”。胡元说：

其实他们写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也差不多，只是把事实夸大了一些。报告文学夸大是不可以的，小说就可以。比如江竹筠受刑，就没有用竹签子。但这种夸大的事情在他们的报告文学中就有。所以他们写的到底是什么，是很不清楚的。在这里，“是什么”和“当作是什么”之间的错位是使得胡元先生感到迷惑的原因。显然，胡先生是在按照“审美成规”的“真/伪”逻辑来进行判断，而作者们则是在按照“事实成规”的“有用/无用”的逻辑来行动。胡先生根据文本内容的“虚构/真实”之对立来判定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分野，但是，正如胡元所说，在他们以前的“回忆录”中也是有虚构的。实际上，不只是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虚构，就在解放初期的报告会上，他们作为“虎口余生”的亲历者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有许多虚构。作为政治文化活动，取得预定的效果才是最终的目标，适当的虚构是允许的也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只要这种虚构是合乎逻辑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它就是“真实的”，甚至比事实更真实。所以，当做回忆录也好，当做小说也好，其区别只是写作技巧的不同，并不影响所写内容的“真实感”。甚至看起来悖谬的是，越是“大胆虚构”的小说，就越被人们认为更真实。

　　他们三个人合写，怎么能写小说呢？这个人写某人，那个人写另外几个人，我记得杨益言写的龙光章，刘德彬写的是谁我忘了。这样的一些东西，你要把它弄成小说，它不是小说，小说你得把它打烂了重新组合起来才行，你这样写就是报告文学，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写报告文学，结果又不是。单章单章的我都看了的，不是小说嘛！杨本泉的意思是，报告文学已经有人写过了，写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另外，报告文学打响了，你再写小说就不行了，我说，不见得。后来他们也有过动摇，但是当时的状态我估计就是：不管怎么着，先写出来再说，反正这些资料，弄成小说也可以，弄成报告文学也可以。结果呢，写成了这么一摊子，大家就各忙各的事儿去了。 2005年7月24日下午5：10—6：30笔者在成都红照壁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胡元先生家中对胡元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见附录五。

　　胡元先生的回忆很重要，他的说法改写了有关《红岩》写作过程的种种记载。他首次披露了《红岩》作者们在1956年就预设了“红岩”这个名字，而并不是如许多当事人所说的到1961年3月三稿完成后在中青社的“命名小会”上决定并最后由市委书记任白戈确定。也就是说，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这次写作，罗广斌他们暗地里是往小说写作的方向努力的，最起码也要搞成一部回忆录，总之是一次正式的写作活动而不是什么“材料整理”。但罗广斌很策略地为他们以后的进退留下了余地，对外只说是“整理材料”从胡元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只是在写成报告文学和写成小说两者之间略有分歧和犹疑，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是试图写东西的，不管是报告文学也罢，小说也罢，并没有从开始就打算“整理材料”、“为作家提供创作素材”。对此，刘德彬的解释是：“五七年初写成的《锢禁的世界》油印稿，作者都讳言是小说稿，是因为罗广斌同志打过招呼，对外只说是‘整理材料，不要说写小说。我们都是新手，以后还不知写成啥样子’。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绝口不提在写小说，包括向市委请创作假，也都没有明确说是写小说。直到1958年中青社前来约稿，明确是写长篇小说，并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这才使我们思想上放开，不再讳言是写小说了。”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本书附录四。，只不过这个谦虚的说法最后弄假成真，不幸成为事实。日后《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曾经评价他们的这个油印稿说：“他们是试图写东西的，当然那个东西不像个什么东西，只是一堆材料。”《三个作者的情况——张羽谈〈红岩〉》，张羽1985年12月19日下午的谈话记录，原件存张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红岩》作者1963年5月13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所说的一句话。在这篇“经过多次审阅才定稿披露”杨世元：《大树不是从腰部往上长的——〈红岩〉著作权争执之我见》，未发表稿，见附录三。的应该是相当慎重的文章中，作者说：“1956年，我们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了一个报告：愿意把我们知道的东西整理出来。市委给了我们三个人以半年时间，分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书面材料。后来，领导上要我们选择、整理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资料。这样，便写出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底，共青团中央和中共重庆市委进一步要我们大胆地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个题材……”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3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1956年想写小说但却不幸写成了“一摊子材料”这样一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失败经历，说成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计划和安排的：第一步整理材料，然后根据材料写成回忆录，最后写出小说。这样，整个写作过程就成为一件始终在作者掌控之中的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平滑运行的过程，掩盖了不同写作阶段之间的断裂和跌宕起伏，而不同阶段的断裂和之后的接合正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实际上，1957年初完成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未能成形的“小说”，而1959年初开始的小说写作是这次写作在断裂两年之后的接合，两篇回忆录只不过是这次断裂中的一个插曲。这种断裂告诉我们，在这样一种写作条件（三个作者和一个“顾问”）下，一个计划并不能完成，这样，日后的旧事重提和与前一阶段的“接合”就一定是有了新的条件和外力的注入。只有考察是何种新条件的出现和新力量的注入，我们才能完整理解《红岩》生产的真实过程。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罗广斌“留有余地”的谦虚说法的某种作用。这种对外是一种说法、对内是另一种做法的方式可以为当事者保留面子，但也为日后的争执埋下了伏笔：90年代刘德彬和杨益言之间的署名权官司的焦点就是这个第一稿的体裁究竟是什么。对于1956年所写的这部40万字的“东西”的文体，在90年代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大都和迁延长达十年之久的《红岩》署名权官司有关，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成为各方辨明刘德彬是不是《红岩》作者之一的一个重要关节。因为，在完成1956年的这一稿之后，刘德彬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中右”，1958年11月中青社向三位作者约写《红岩》的时候，刘德彬就被市委领导排除在有资格继续写作的人员名单之外。虽然在罗广斌、杨益言写作第二稿的时候，刘德彬也参与了讨论和提供了资料，但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写作。这样，第一稿的性质成为争讼双方争夺权益的关键环节。如果它是小说，那么，不管在此之后进行了多少修改，都难以把刘德彬排除在外，就要恢复刘德彬的署名权；如果把它说成是回忆录或者其他非小说的文体，那么，从1959年开始的几次修改就是和这个初稿关系不大的另外的写作，最多也是从一种文体到另一种文体的改写，这样(转下页）(接上页）就把只参加了第一稿的刘德彬排除在《红岩》的作者之外了。杨益言、杨本泉、王维玲等不主张刘德彬为《红岩》的第三个作者的人们认为，这部稿子是“十分忠实于历史的事实，就象他们在报告台上动情讲述那活生生的史实一样”的回忆录（见恭正（杨本泉）：《追踪〈红岩〉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在一篇署名艾白水实际上是杨本泉本人所写的文章中，作者写道：“1956年10月，重庆日报社例外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创作假，让我去写1952年采访到的川北老苏区的红军故事。罗广斌他们三人闻讯，也向市委组织部请准了二个月的假，于是我们四人一车到南温泉招待所住了下来。我以一个编辑的地位，协助他们开始了基本上是回忆录式的写作。”紧接其后，作者又说到：“但是他们那时写作的最初设想，却不过是一种纪实的报告文学体裁。”（见艾白水：《他是一团熊熊的火——记罗广斌同志》，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对杨本泉来说，这个初稿是回忆录还是报告文学是差不多一样的，只要不是小说，就能达到排斥刘德彬的目的。但是，为刘德彬鸣不平的许多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他们在1956年写的就是小说，而且举出并不是“十分忠实于历史的事实”的许多事实来反驳。如林彦曾说：“我在当时看过这个油印稿本，就是分章节写的，有些章节不全，还是以后陆续补送的。那个稿本尽管写的粗糙，谈不上完整的结构，十分松散，但也决不只是一些真人真事，只是一些材料。”（见林彦:《为了不再令人遗憾》，重庆《现代工人报》1993年11月6日）刘德彬说：“这个油印稿印数很少，后来有的称《红岩》第一稿，有的称《红岩》草稿。它是我们数年积累材料，经过整理初步加工出的作品，不免比较粗糙，比较原始。但它已突破写回忆录真人真事的局限，对主要人物的一些情节已有虚构、创造。” （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发表稿，见本书附录四）为了说明问题，刘德彬考察了1957年选发在各地报刊上的初稿中的部分章节，对其中的一些“虚构情节”进行了陈列：“一、《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1日发表的《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我们未见过其人，连罗广斌关押白公馆时也未见过，根据狱中老同志谈到的一些传说，根据当时环境虚构、想象出来的。……二、《中国青年报》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江姐在狱中》：1.这里，我们把江竹筠改成了江英；2.当时她受的酷刑由双手夹竹筷子（特制的）改成钉竹签子，增加特务的残暴性，如：拔出来的不是竹签，而是肉丝和碎骨，沾在小刷把似的竹签子上，一根、二根、三根……左手、右手……特务吼叫着，江英昏了过去。3.江姐的丈夫原名彭咏梧，这个改成了彭咏农，他牺牲后，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在奉节城示众，江姐本人并未见过人头，这里却说：‘江姐刚到奉节县城就碰上了。江姐却告诉同志们说，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重新再来……’。4.至于黄玉清、李惠明等烈士，这章里却改成了黄玉珍、李群等。三、陈然《我的自白书》是1956年写到陈然时，说陈然有‘假如没有了我’的想法，想写一首诗，但始终未写出来，最后由我们几人集体创作成的。” （见1992年4月18日刘德彬致中青社编辑张羽的信）

〓〓胡元固执地想说清楚这个油印稿到底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绕来绕去说了那么多，最后也不能说清楚，只能以“反正这些资料，弄成小说也可以，弄成报告文学也可以”来做结。从后来罗广斌他们对这些“资料”的处理过程看也果然如此。先是“当做”小说把油印稿中比较成熟的某些片断发

表在重庆和北京的报纸上。油印稿在报纸上发表的情况是：《重庆日报》1957年2月28日—3月3日发表《云雾山》，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4月4日—6日，发表《江竹筠》，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4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萝卜头》，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1957年5月1日—2日《四川工人报》发表《工运书记》，署名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1957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江姐在狱中》，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这些文章的“编者按”中都说明是选自作者们的“长篇”或者“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如《小萝卜头》的“编者按”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同志是从重庆‘中美合作所’（解放前美蒋特务残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大集中营）虎口余生中逃出来的，他们曾亲眼看到党的忠勇的儿女的坚贞不屈的斗争。在他们合写的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暂名）……这里发表的‘小萝卜头’是其中的一章。”1958年3月，当时在中青社第五编辑室专门编辑单行本革命回忆录的张羽给罗广斌他们写信，希望他们在“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再做补充，写成中篇的回忆录，他们就把油印稿中的某些内容摘出来和原来在《红旗飘飘》上发表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回忆录合在一起，“写”出了四万多字的中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对这些“材料”的另一种“处理”的努力是交出版社出版：在他们写作过程中或写作完成之后，曾和重庆人民出版社联系过，但显然在当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之后他们又委托杨本泉在中国青年报社工作的熟人何才海投稿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中青社的投稿信是这样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兹送上“锢禁的世界”（暂定名）初稿中的一部分，共18章。这些章主要是写江竹筠、陈然等烈士的。

　　因为机关工作稍多，现在没有时间改完全部初稿，以后当陆续送上，供你们审阅。

　　如果你们看了以后，觉得可以修改出版的话，希将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当在进一步修改以后，再将定稿寄给你们。

　　初稿将由中国青年报何才海同志分批转给你们。

　　敬礼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1957年）2月28日，依然是石沉大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次投稿并没有明确表明是“长篇小说”还是“回忆录”，大概是想把决定可以当做什么来出版的权利交给出版社。但是，中青社既没有把《锢禁的世界》当做报告文学，也没有把它当做长篇小说，而是退稿。如果没有一年后的“大跃进”和“向建国十周年献大礼”，罗广斌他们的书稿很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