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报告会终于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和“反响”。195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收到四川省长寿县干部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亲爱的编辑同志！

　　您们好！

　　近来你们工作很忙吗？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我准备给你们反映一些群众意见，(转下页)来信介绍了在“大张旗鼓”的革命传统教育运动中罗广斌所做的关于重庆集中营革命斗争事迹的报告在当地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希望中青社能够“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罗广斌的这些材料。这封很有历史意义的读者来信开启了中青社和《红岩》作者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频频来往。

（接上页）经过是这样的，近来我地大张旗鼓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重庆市委罗广斌同志向青年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最典型的火烧渣滓洞、血染白公馆等，这些事实对今天的青年教育是很大的，但我因文化有限，无法形容出来，据说很多地方都准备邀请罗广斌同志去作报告。我想报告的面总起来是很小的，为了使这些鲜明的事实能够普遍到群众中去，除了举办各种报告会外，更主要的还是由您们收集全部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意见是否正确，请作参考。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得到您们满意的答复。

　　此致

　　革命敬礼

　　赵山林 上 1957年4月11日〓列宁曾说，共青团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因此，中青社的定位自然而然的就是出版供这个“学校”使用的“教材”。

〓朱语今：《回顾与希望——为本社三十五周年纪念而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十五年》（非正式出版物），1985年。

　　赵山林向中青社推荐罗广斌他们的报告会并非偶然。罗广斌和他所熟悉的题材“江竹筠”早在这封来信之前已经成为中青社的约稿目标。当然，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这种默契是和中青社的工作目标以及建社以后的出版方向有关的。

　　中青社成立于1950年1月，当时叫青年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建社的目的很明确：教育青少年，配合团中央搞好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帮助全国的青少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红岩》出版的年代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是要把出版当作教育的工具。”这样，“教材”的出版，就成为中青社的中心任务和出版目标。在中青社开始运作的时候，这个“出版方针”虽然并不是很明确的，或者说虽然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有一个正确领悟和贯彻实施的过程。当年中青社的编辑黄伊回忆过中青社在“不成熟”阶段的“挫折”：“青年出版社早期自己没有编辑部，那时我还没有到编辑部，也不知道委托谁编辑了一套《青年文艺丛书》。解放初期，不是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判运动，拿肖也牧开刀吗？也牧的作品，还有其他两个作家的作品，都收进了《青年文艺丛书》，接二连三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了，而且调门很高。风声紧，来势猛，青年出版社在社会上的名声弄得很狼狈，有点吃不消了。”（见黄伊：《编辑的故事》，金城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当然，“教材”包括了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用途，开始出版的主要是关于团的工作和青年修养的读物，1952年起又逐渐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在与开明合并后，出版社规模扩大，“教材”的领域也相应扩大了范围，分别由四个编辑室的工作来体现，即第一编辑室青年读物编辑室，出版共青团的知识等类书籍；第二编辑室文学编辑室，出版文学类书籍；第三编辑室社科编辑室，出版历史、马列类书籍；第四编辑室自然科学编辑室，出版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中青社1950年至1984年历年畅销书目录可以看出，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教材”只有许莼舫著的《平面几何学习指导》、《立体几何学习指导》、《许莼舫初等几何四种》、《几何作图》以及符其珣翻译的《趣味物理学》、“本社”编的《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等不多的几种，大多数还是前三类。从中青社1984年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可以看出，有不少书籍是由团中央办公室或宣传部编辑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由其他单位集体编写的书，如总参谋部动员部编的《民兵军事训练手册》等。这和“教材”集体编写的惯常方法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的意义上解释了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集体生产模式。作为“教材”，它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不是思想的独特性，而是在客观、准确和绝对正确基础上的思想高度。在这些方面集体协作的写作方式具有个人写作所不具有的优势，“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集体写作方法在《红岩》的写作过程中是体现得比较明显的。虽然在1961年文艺政策调整时期周扬提出：“有集体创作，不能排斥个人创作，即使集体创作，也得有一个人执笔。”甚至认为，“领导（思想）、群众（生活）、作家（笔）是错的。主题思想从作者笔下出来，才能有血有肉，理论、政策只能作指南。”（见中青社编辑张羽1961年工作日记中对一次周扬讲话的记录）。这说明周扬是想改变此前标语口号式、政治说教式的文学面貌，恢复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但是，短暂的政策调整过后是更加激进的政策紧缩。

　　和其他编辑室一样，配合团中央教育青少年是文学编辑室的主要任务。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说：“从1950年到1957年，青年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文艺图书442种。综观起来，最突出的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和时代和党教育青年的要求结合得很紧。”见李庚：《感言》，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十五年》（非出版物），1985年，第11页。文学编辑室最初主要的出版方向是人物故事关于人物故事的作用，原中青社编辑黄伊曾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央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十年代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良好的作用。”（见《张羽的编辑生涯》，《无名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选择的人物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前涌现的革命英雄，这些人物所在的战争年代“像更稀少更富戏剧性的危急关头一样，具有充分的显示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英〕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80页。。因而，这些特殊年代的英雄在“道德尺度”和“功绩尺度”上都比一般的常人要“高”，非常适合作为和平年代的青年人的楷模和榜样。中青社当年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回忆说：“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叫《刘胡兰小传》据李庚的文章，最早以青年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是许立群同志带领团中央宣传部一些同志主编的《伟大祖国小丛书》。销行甚广。这时，还没有编辑部。江晓天的说法可能是指正式建立编辑部以后文学编辑室所出的第一本书。，作者梁星，9万字，这本书一出可了不得了，不断再版，印了上万册，很是轰动，很受欢迎。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社会影响太大太强烈了。后来，就有意识地来抓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有意识搞的第一本是《董存瑞的故事》，然后是《牛虻》的翻译出版。这时，团中央领导改组，胡耀邦任总书记，胡耀邦经常向中青社提出出书的建议，他亲自点名抓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写关于志愿军英雄的小故事，比如罗盛教等。”据作者于2004年12月对江晓天访问的口述资料。《青年英雄的故事》是由团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宣传介绍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等六位烈士的事迹。除了《青年英雄的故事》，中青社关于革命故事的出版，从1984年中青社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可以选列如下：《刘胡兰小传》，1951年；《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高玉宝》，1955年；《向秀丽》，1959年；《青年英雄的故事》1964年、1965年；《忆张思德同志》，1965年；《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1966年；《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1965年；《闪光的道路——张海迪事迹》，1983年等。

　　1955年底，为了加强传记文学和革命故事的出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专门成立了传记文学组，由张羽张羽，1921年5月1日生于河南灵宝县，又名张甲，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在上海参加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地下学联的报纸《学生报》的工作，1949年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参加《青年报》和华东青年出版社的工作，1953年3月，调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和黄伊负责。1957年5月，文学编辑室开辟了一个传记文学的新领地，就是著名的丛刊《红旗飘飘》。在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出版方面，《红旗飘飘》是中青社出版史上的一个亮点，与稍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堪称“双璧”。从张羽当年的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1956年10月中旬以后，编辑部连续召开密集的会议，研究探讨传记文学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红旗飘飘》的筹备。张羽日记1956年11月29日记载：“谈传记组工作问题：⑴小武同志休假后，会后几个月的工作布置。⑵筹备《红旗飘飘》丛刊一事。⑶组稿：甲、黄伊、王扶跑有关部门（报刊编辑部、革命博物馆、党史资料馆、档案局、优抚局、各纪念馆和部队机关的老同志），张羽集中跑作协系统文化系统及个别老同志处；乙、外埠发信；丙、争取在这期间约好20部稿。⑷发稿工作：甲、邹韬奋；乙、南征散记；丙、《红旗飘飘》第一号。⑸修订选题（补充选题）。⑹买录音机事由黄伊负责。⑺资料、档案、来往信件记录由王扶负责。⑻组稿由黄伊负责。⑼发稿和计划由张羽负责。”创办这个丛刊的原因是在传记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约稿过程中，张羽和黄伊发现不少线索，也约到不少老同志的稿子，但是他们发现“在大堆的稿件里，要选出一部成部头又达到出版水平的稿件，非常困难。有的长稿，部分可取，全稿不统一，不协调，无法出书；有的短稿虽然可用，但限于篇幅，无法出单行本，而这些稿子退了可惜，留着暂时无用，退修又煞费时间，而读者看苏联革命年代描绘英烈的作品上了瘾，迫切需要我们也能出版这样的读物”张羽、黄伊：《我们所认识的肖也牧》，《个旧文艺》，1980年第四期。。丛刊的出版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红旗飘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只要一翻开报纸，就看到《红旗飘飘》的名字；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新办了一个叫什么飘飘的丛刊”。《红旗飘飘》出版之后，“首都各大媒体抢着转载”，中青社对转载者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管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大小报刊，转载时都要注明选自《红旗飘飘》”黄伊：《出版〈红旗飘飘〉的回想》，见《编辑的故事》，金城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956年夏天，张羽的工作日记上，列出了《红旗飘飘》的77项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和约稿计划，其中第5项的题目是“江竹筠”，拟定写稿者为“罗广斌等”。这是张羽日记中有关重庆地下斗争题材和作者罗广斌的第一个记载。从这个当年很简略的选题计划，我们不能肯定张羽是从什么渠道得知罗广斌这个写作的线索的，但他在80年代曾回忆说，在他1953年从上海调来中青社之前，就在上海看过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辑的《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也听到从重庆调到中青社的刘令蒙和文赞扬谈起过重庆集中营的事情。张羽日记1983年11月15日记载：“同团中央肖玉兴、李培金谈《红岩》：出版过程中，谈了我在上海时已见过重庆集中营《血案实录》，留有印象。来出版社后，也听到从重庆来的刘令蒙、文赞扬谈及此事。”这也是中青社和《红岩》作者关系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