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罗广斌就是张羽计划约稿的对象，赵山林这封来信的作用之一是让中青社知道了罗广斌的联系办法——重庆市委实际上罗广斌他们的联系地址应该是重庆团市委而不是重庆市委，不过通过市委转给团市委也是没问题的。；之二是知道了罗广斌不只是知道烈士江竹筠的事迹，还了解更为广泛的有关中美合作所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这封信证实，罗广斌所掌握的“教材”通过口头媒介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受众基础。1957年4月24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给罗广斌写信约稿信中说：

重庆市委

罗广斌同志：

　　从读者中反映，知道您曾向青年介绍解放前中美合作所的血录：火烧渣滓洞，血染白公馆等。我们觉得这些事实对今天的青年教育是很大的。为了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社最近创办了一个大型文艺刊物《红旗飘飘》，专门发表革命烈士、革命领袖、著名人物、英雄模范、著名英雄等的传记小说和传记故事；历次革命斗争、牢狱斗争、共青团斗争等的回忆录。《红旗飘飘》第一集定于5月15日出版，第二期定于5·20截稿。我们拟请您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字数不限，内容要具体，最好能在5·20日前完稿。

此信由张羽主持、王扶起草，写完后由张羽加了“《红旗飘飘》编辑部”的落款。信件原文存中青社档案室。给罗广斌的信应该是根据这个草稿重抄后发出的，当年中青社发出的重要信件均重抄一遍留存。，希望作者为新创刊的《红旗飘飘》丛刊拟写一篇关于“中美合作所血录”的回忆录。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编辑部是准备在《红旗飘飘》第二期上发表罗广斌他们的作品的，所以要求作者在第二期的截稿日期5月20前完成。从作者收到编辑部约稿信的5月初到截稿日期，差不多有20天的时间。按照编辑部的想象，用这样的时间来完成一篇“字数不限”的“回忆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编辑部的约稿信一去杳无音信，直到7个月后才收到了作者的一封来信：

中国青年出版社“红旗飘飘”编辑：

　　五月初曾收到你们的约稿信，因根据团四川省委的决定，当时我们正在成都、自贡、内江等城市讲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革命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其后因反右派斗争等工作紧张，所以一直无法抽时间完成你们提出的任务。这是应该首先说明的。

　　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个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时只讲了其中的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形式。现将整理稿寄上，看是否适合需要。如果不用，希望能将原稿退回。

　　此致敬礼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1957年11月15日

收到国家级出版社中青社的约稿，应该是一件“正中下怀”的好事情，更何况他们在两三个月之前刚刚投稿给中青社。那么，作者们为什么对中青社的约稿如此“怠慢”呢？可能的解释是：一、中青社“红旗飘飘”丛刊的约稿目标明确说是“传记小说”、“传记故事”和“回忆录”，而他们刚刚完成的作品是“小说”，因此，并不能直接使用他们手头现有的成品；二、重新写作一篇作品，即使是“字数不限”的短作品，对于没有创作假的罗广斌他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对于他们来说毕竟不是主要的任务。在南温泉的创作假结束后，他们即被各自所在的单位召回罗广斌和杨益言这时仍在团市委，刘德彬在1954年5月已经调任重庆市小学教师联合会主席、重庆市总工会教育工会副主席。，参加单位的正常工作，即团省委组织的巡回报告和其后的反右派斗争，给《红旗飘飘》的稿子即是这次巡回报告活动中罗广斌在江津所做报告的记录稿，“经罗广斌略加删节，就匆匆寄给了《红旗飘飘》编辑部”。见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第三版。

　　收到作者的来稿后，编辑部即在1958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期上发表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虽然罗广斌他们完成《锢禁的世界》后，从中选发过一些零散的篇章，但《从烈火中得到永生》却是继1950年他们完成《圣洁的血花》之后对集中营事件进行完整描述的又一个版本。这个“回忆录”的脚本并不是他们刚刚完成的长篇，而是做报告时的讲稿。因此，从这个“回忆录”，我们约略可以看到罗广斌他们多年来反复所做的报告的概貌。罗广斌他们的报告从1950年做起，一直做到了60年代，前后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在做报告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对报告内容不断进行提炼和筛选，因此，每一个时期的报告内容会有所不同，如编入《〈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的《话说“中美合作所”》就是罗广斌60年代在一个军事院校所做的报告，和50年代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比较，虽然在文章的结构和内容上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时，和1950年7月发表的《圣洁的血花》对比，也可以看到他们在以后的报告中所谓“提炼”和“筛选”的踪迹。对《圣洁的血花》和报告的关系也有很不相同的说法，编入同一本书中的两篇文章就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据马识途说，《圣洁的血花》“这本小书出版之后，给广斌他们带来了新的工作任务，各个地方都来请他们去做报告，成千上万的青年热情地听他们作报告，为他们的报告鼓动了，转化为物质力量” （见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而署名艾白水的文章则说：“许多听众不满足于只听到他们片断的讲述，纷纷要求他们用文字把所讲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以供阅读保存。为了回答读者的要求，杨益言根据内部散发、印数甚少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刊上的材料加以补充改写，写成了题名《圣洁的血花》的一篇报告文学。” （艾白水：《他是一团熊熊的烈火——忆罗广斌同志》，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大概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甚准确。罗广斌他们的做报告很难说只是由于《圣洁的血花》的影响，而更多的应该是组织的安排；艾文所说，大概是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事情弄混了，1950年《圣洁的血花》发表的时候，应该还不到他们做报告的高峰时期。

　　比较《圣洁的血花》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修辞用语，可以看出《圣洁的血花》虽然通俗易懂，但明显属于书面语言，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却是适合于做报告的口语，因此两个东西应该没有直接的延续关系。但从内容上看，两篇文章却有类似的地方。《圣洁的血花》是他们在1956年写作《锢禁的世界》之前关于重庆集中营的最全面的记述，因此，他们的报告提纲和《圣洁的血花》有参照的关系大概是不错的，只不过在后来做报告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报告提纲进行了不断的加工和修改。对这个过程，张羽说：“作者根据群众的意见，经过调查研究，讲稿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张羽手稿：《〈红岩〉的诞生》（未发表），原件存张羽先生家。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比较《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此前的《圣洁的血花》及作者们的其他作品，来辨析究竟作者们在与听众的“交流与共鸣”中、“在群众的要求下”进行了哪些修改和补充？这些修改和补充是为了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报告和回忆录中的历史是可以不断修改和补充的，那么，这种讲述的性质又是什么？

　　《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有6个小段，每段有一个小标题，分别是“魔窟”、“考验”、 “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 “最后的时刻”。第一段是对集中营的总体介绍。在《圣洁的血花》中对集中营的介绍还是很简略的，在这里，作者们对集中营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但却是牵强的介绍，其目的是把集中营的一切“罪恶活动”和美国这个50年代中国最大也最现实的敌人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要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一番重新梳理，把美国和中国联合成立的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情报机构（美国当时对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确实进行了有限度的参与）说成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政府联合起来残害、虐杀共产党的“人间地狱”；第一段的第二个内容是宏观地介绍革命者在集中营中所遭受的非人的虐待和显然是夸张了的牺牲。这里的介绍虽然夸大其词，“加油加酱”，但却只是总结性的概况而非细节的实录。这种写法既表现了敌人的残酷，同时又避免了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的“写真实”。

　　第二段“考验”是在作者们此前和此后的文字书写中都没有写到的内容，写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曾经发动“西安事变”的国民党将领杨虎城将军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被关押的经历和1946年之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军委委员车耀先在此被关押和被害的经过。把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和“11·27”大屠杀事件并无关联的“大人物”的事情补充进来，显然能够极大地增加敌人的罪恶，增强报告的“分量”，也能够转移人们对《挺进报》事件复杂性的关注，把视线集中到国民党特务“一贯”反动的罪恶行径上。

　　第三段“意志的闪光”和第四段“‘挺进报’”分别写江竹筠和陈然，是对《圣洁的血花》第二段的扩写。在《圣洁的血花》中写江姐和陈然，主要是写他们被捕和受刑的经过。在这里大大补充了他们在被捕之前的革命活动，如江竹筠的童工出身和她1947年下乡支援农村斗争的经历。对陈然的介绍和《圣洁的血花》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在《圣洁的血花》中只是对陈然受刑的残酷场面和过程做了“自然主义”的细致描摹，人物的对话语言显然没有经过“崇高化”（对革命者）或“非人化”（对敌人）的“加工”处理。按照更“激进”的文学观念的要求，这种处理就显得“敌我不分”和“立场不清”，因而，《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对陈然就更多地介绍他被捕之前负责印刷《挺进报》时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被捕之后代替受刑内容的是陈然在白公馆继续进行斗争、传递狱外消息、出版《挺进报》的经过。

　　第五段“望窗外已是新春”，写“春节大联欢”。在《圣洁的血花》中根据杨益言《我从集中营出来》所写的表现集体斗争的第一段在这里被大大压缩，这可能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报告版本不得不做出的剪裁，所以，在1959年2月出版的扩大为4万多字的单行本《烈火中永生》中，新补充了6条内容，分别是：“在黑色的山谷里”（第1段，对集中营的背景的交代）；“日光、空气、水及其它”（第5段）；“‘监狱之花’的诞生”（第6段）；“追悼会”(第7段，写新四军战士龙光章)；“铁窗里”（第10段）；“坚强的人”（第11段，讲一个从白公馆地下室越狱逃跑成功的谁也不知道姓名的英雄的故事，但这个英雄在白公馆外边被特务追捕，最后死于电网上）。

　　第六段是“最后的时刻”，写大屠杀的经过。可以看出，这个颇有悲剧意味、容易产生歧义的“最后的时刻”在讲述过程中的分量变得越来越小了。在《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由罗广斌、刘德彬编写的《“中美合作所”血债》一文中，这个内容还是所要讲述的全部内容，在《圣洁的血花》中这部分内容只占全篇的三分之一，而到《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就只占全篇的六分之一，到单行本《烈火中永生》，这一部分内容更减少到了只占全部文本的十二分之一。大屠杀的内容虽然是越来越少，但是，在这些文本中作者还没有改变历史的基本事实，没有安排在之后的小说中所写的胜利越狱的情节。在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中补写的第11段写了一个越狱逃跑的无名英雄，虽然在最后写道：“这个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给了同志们以无穷的力量，激发着人们进行新的尝试的勇气。”但是，“最后的时刻”还是显示出，到最后，敌人也没有给革命者生还的机会，几个生还的人，不过是侥幸从后窗逃了出来。在“回忆录”中，我们感到最为震惊的还是“大屠杀”的残酷和对革命者在胜利在望的特定时刻死于非命的无限同情。在《红岩》中，这个很有用的故事被“故事大王”罗广斌加以利用，“分配”给了虚构的主角“许云峰”，而且，许云峰挖的越狱通道并没有自己使用，像这里的那个匿名的英雄，而是留给了监狱中的大多数同志，最后，许云峰虽然被敌人枪杀了，但大多数的革命者却通过这个通道冲出了“地狱”。这个虚构的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节，使得《红岩》突破了此前所有的关于大屠杀的想象和讲述，是小说的高潮，也是小说取得成功的关键构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