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关于“真人真事”的“回忆录”，作者自己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开始也写道：“1948年，我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那暗无天日的魔窟里，我们亲眼看到许多革命先烈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听到许多革命前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述着激动人心的斗争事迹。”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红旗飘飘》第六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第183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中，有很多内容既非作者看到的，也非作者听到的，如写江姐一节中，关于江姐下乡到奉节县城得知丈夫牺牲和她被捕后受刑的过程，作者写道：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江姐走到近前，隐约看见城头上悬着一排木笼，木笼里面挂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不知是那位革命者牺牲了，她心里很难过，不忍心看，走开了。又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应该向党汇报。但是，人头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只得到旁边去看布告。

　　布告上，粗暴的红笔勾去了一连串的名字：

　　“匪首彭咏梧……”

　　……

　　有一天黄昏，刽子手把江姐的双手绑在审讯室的柱子上，一根根竹签子，从她的手指尖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同上书，第190页。

　　这两段描写都是作者为了增加煽动性而进行的夸张描写。实际上，江姐带一批支援农村斗争的学生到乡下去，是听和彭咏梧一起暴动突围出来的卢光特、吴子见的说明，知道的老彭牺牲的消息，江姐并没有在城门口看到老彭的人头，而且事实上，老彭的人头也并没有挂在城门上，而是挂在“竹园坪场上”。在《圣洁的血花》中，对江姐受刑的说法是：“特别是江竹筠同志，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罗广斌等：《圣洁的血花》，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1950年，第17页。并没有这里所说的“钉竹签”。

　　再比如，在最后一节写到敌人在渣滓洞的屠杀时，作者写到：

　　枪弹象骤雨不停地向室内倾斜着。子弹在屋子里乱飞，门窗、墙壁在吱吱地呻吟。

　　那时候，每个人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挡住！一秒也不能停留，冲上前去挡住！让密集的子弹穿过胸膛，也要挡住！

　　一个倒下去了，第二个又紧接着冲上去，一个、两个、三个……一排、两排、三排……象一座铜墙铁壁挡住刽子手们的射击，掩护着同志们从后面打窗突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红旗飘飘》第六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第203页。

　　和这段描写形成对比的是钟林在《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中所做的描写：

在一声口笛之后，枪声从各处响了起来，不断地，枪弹从风门上射进来。在门口站岗的同志倒下了，我本能地和其他同志一样，卧倒地下去，我爬到墙和壁的中间，贴紧地下。钟林：《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国民公报》，1949年12月30日。

　　在屠杀开始、枪声大作的一刹那，按照罗广斌他们的讲述，革命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挡住”、“冲上前去挡住”、“一刻也不能停”，而钟林的讲述则是“卧倒”、“贴紧地下”。

　　刘德彬自己在90年代曾说：“罗广斌和我作过几百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就已经有所提炼和丰富。比如，小萝卜头我们只是听说过，未见其人，罗广斌通过他做梦的情节，展现了他在炼狱中锻炼成长的个性，这已经属于艺术虚构。”陈文明：《一个老人和一本书的历史——引人注目的〈红岩〉署名之争》，《长江》1993年，第6期。现在的问题是，“讲述革命故事”为什么可以同时占用“真实”和“虚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范畴？

　　可以说，“真实”和“虚构”在“讲述革命故事”的文化行为中是一对被超越的和无用的概念，“讲述革命故事”遵循的成规是“有用性”，与之矛盾的是“无用性”，而不是“虚构”。“讲述革命故事”是一件有着现实功用和强大功能的政治行为，“故事”只是进行政治启蒙和动员的有效工具。解放后罗广斌他们进行的每一次文化行为都是“有用的”和“有效果的”：1950年1月15日召开的烈士追悼会和1月18日进行的烈士遗物展就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仪式和表演，目的是鼓起人们对残酷的国民党匪徒的仇恨，对残酷大屠杀的展览和展示是意在推进“血债血还”的逻辑，进而推动尚未完成的与国民党军队的最后决战。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激发人们的反美情绪，鼓动青年踊跃参军、百姓支援前线，成为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任务，罗广斌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讲述的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那个血债故事成为合适的“讲义”和“教材”，加上由罗广斌、刘德彬等大屠杀事件亲历者的“现身说法”，更增加了说服力和煽动性，其效果不只体现在看不见的情绪变化上，更体现在“要求入团”和“踊跃参军”的直接行动上。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期刊登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一年后出版的单行本《烈火中永生》，虽然是由口头传播变成了文本的形式，但同样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只是，这次由文字激发的行动不是和敌对势力的战斗，而是去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全社会面临的严重困难。虽然作者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治敏感”的增强，在1964年认为《在烈火中永生》有较多的小资产阶级气息，希望在再版时予以修改1964年7月31日作者来信（似为罗广斌执笔）：“这份稿子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流露得比较多。表现在：1、对敌我关系的某些明显界线，划分得不够彻底；2、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感情不够高昂；3、描写和语言运用的不准确。请审读时帮我们注意修改；如果问题太多，还可以打样后再打清样，寄到重庆文联，我们再加修改。罗、杨、刘”，但在当时，这本小书还是被认为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三年困难时期，它在鼓舞青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黄伊：《张羽的编辑生涯》，见《无名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

　　并没有集中营经验的“群众”之所以在听报告的过程中一次次要求做报告的当事者修改所讲内容，是因为有些内容虽然真实但并不一定听着过瘾。按照“成规”的定义，“一人群p，当他们是一种再次发生的情景s中的动力因素时，其成员的行为中存在一种规律性r是一种成规。”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所谓成规，是一个人群之间的协议，群众在此并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和报告人共同遵守某种成规的“动力因素”，他们有权要求做报告的人把报告讲得“鼓舞士气”、“震撼人心”而并不追究真实与否的问题。在这里，真实与否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罗广斌40年代在昆明讲故事的时候就“有时候因为摆的多了，难免串台，张冠李戴”，但大家并不责怪他所讲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大家给他出主意，使他讲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02页。。“革命故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使用的策略和成形手法是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所讲故事是“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历史事实，用“当事者”和“历史事实”来赋予故事以权威性；另一方面，对故事进行“加油加酱”的夸张，以达到惊人、愤怒或强烈的认同。因此，只要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群众允许作者做出适度的夸张和渲染，至于是否符合文体的规范、所写文章是否是严格的“回忆录”或“小说”等等属于审美成规的问题，人们是不予考虑更不会予以追究的，笔者在下一章论述的《红岩》的写作过程，虽然作者们使用了不同于“回忆录”的“小说”样式，但同样是遵循这个“有用性”的成规来运作的。

四〓再次约稿和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

　　1957年年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约稿编辑张羽结束了《红旗飘飘》的工作，奉命调到专门编辑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单行本的第五编辑室。张羽日记1957年12月20日记载：“晨，朱语今同志找我，谈要调我到五编室搞传记，征求我意见，我完全同意。”从21日开始，张羽到第五编辑室上班。按照张羽当年的同事、中青社编辑黄伊的说法，张羽的这次调动和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有关。黄伊在一篇回忆张羽的文章中说：“1957年7、8月间，反右派运动开始。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把肖也牧错划为右派，对张羽进行了批判。虽然没有给他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同年底把他调离《红旗飘飘》，到新成立的第五编辑室，去编辑回忆录及人物传记的单行本。这一次调动，本来是让他去坐冷板凳的，可张羽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竟以‘等外之民’的身份干出了第一等的工作。”（见黄伊《张羽的编辑生涯》，《无名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到第五编辑室后，张羽迅即展开工作，看稿、约稿。从1958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羽在这一天做了四个工作，其中的一个即是“给罗广斌信，约稿”见张羽1958年1月20日工作日记，未公开出版。，请作者在交来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基础上，再作补充，写成中篇的回忆录。张羽的这次约稿在一个多月后得到了作者的回应，3月4日，作者来信说：“鉴于工作较繁重，完稿时间暂定在今年五月中旬前后。”全信如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五编辑室：

1月20日来信收到了。如果我们整理的有关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先烈们的这样一些片段，还有出版价值的话，我们当然乐于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根据你们来信的意见，我们想，是否可以这样：第一，以“红旗飘飘”已登稿为基础，适当增添一些内容，为了便于回忆整理，希望将前寄原稿寄回；第二，字数约4—5万字；第三，鉴于工作较繁重，完稿时间暂定在今年五月中旬前后。……

此致

敬礼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1958年3月4日

　　说是到5月中旬完稿，到了约定的交稿时间，还不见来稿，张羽便开始去信催稿，还以“跃进”的精神相激励。在这次催稿信的最后，作者说：“收到稿后，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使得早日和读者见面。盼望立即得到你们的回信。”但这次催稿毫无结果，作者们不但没有回答出版社提出的问题，甚至连回音都没有。又过了4个月，1958年9月1日，出版社再次去信催稿。

全信如下：

广斌同志：

我社前寄去一信，不知是否收到。您写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补充稿，何时能够交来，请来信告之，我们希望您能早日寄来，以便安排计划。盼回音。

此致

敬礼

五编室 1958年9月1日对这次催稿，作者的回信很及时，9月7日，作者回信说：

第五编辑室负责同志：

催稿信收到已久，迟复信，请谅。

很抱歉，我们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原以为在5月份可以把稿子整理一遍，寄给你们，因为工作关系，拖下来了。

从最近工作情况看，只能一小时几小时地抽时间整理，大体预料，可在10月内完成。如来信所示，我们亦当以跃进精神，争取在10月内一定完成，寄上。

　　此致敬礼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9月7日

　　看来这次是因为确定了可以完稿的时间，能够给出版社一个肯定的答复，所以，才如此痛快地给了出版社一个回信。11月，作者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中篇“回忆录”的“写作”。11月6日作者给出版社寄稿并附信说：“送上原计划写的‘圣洁的光辉’（暂名）稿件一束，约四万余字，另附上一个目次，几张附图和说明，请查收。”还说：“由于工作关系，还是照前信预定时间推迟了几天才大体上完成任务。怕时间晚了，稿件较乱，也顾不及抄正就送出了。可能会增加你们处理上的麻烦，这是需要首先表示歉意的。”

　　1959年1月5日，作者来信把订正后的校样寄回，并建议把题目“圣洁的光辉”改为“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出版。

　　在这次中篇“回忆录”的组稿过程中，虽然作者们有间断性的对出版社的回应，但完成稿件用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其中的原因确如作者在给出版社的信中所说，是“由于工作关系”：1958年初，罗广斌主动要求到重庆郊外的长寿县长寿湖开发农场、劳动锻炼在一篇回忆罗广斌的文章中，作者说：“1958年初，狮子滩长寿湖开始蓄水发电。……为了开发长寿湖，中共重庆市委决定，下放市级机关干部和部分知识青年，去长寿湖劳动锻炼，开办农场。市委从团委抽调了向洛新、罗广斌等同志作为先遣队，第一批来到长寿湖。”（见曹靖：《罗广斌在长寿湖》，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在长寿湖农场，他担任农场的党委委员和农场下属的渔场场长；刘德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中右”，受到批判，被贬到长寿湖农场的一个偏僻小岛上任生产队长。三个人中只有杨益言没有离开重庆，但也被卷入“大跃进”的狂潮中，没日没夜地参加单位组织的全民炼钢。因此可以想象，收到张羽的约稿信时，他们一个正在忙着打渔，一个正在忙着种地，一个正在忙着炼钢，而且，三个人分属三地，通讯联系相当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及时完成中青社的写作任务呢？

　　1957年初完成“长篇”写作的初稿后，他们几个人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单位，参加没完没了的巡回报告。7月以后，反右派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既要检举本单位的右派言行，又要防止自己被人抓住辫子（刘德彬没能逃过此劫，被人整理出不少和右派靠边的言行），到能够顾上喘口气的11月才回复中青社4月份的约稿，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虽然罗广斌他们也想把自己有意义的经历写出来，在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和迫在眉睫的实际工作相比，写作就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情，毕竟他们是“业余”写作者，如果“主业”太忙，没有“余”可用，也就没有“作”可写了。两篇回忆录能够整理出来，实在是中青社“压迫”作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