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人间”的删除，一方面表现出秦兆阳对“工农兵”或“农军”作者能否进行此类抽象思考有所怀疑，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是服从于他在编辑思路上将小说纳入“民族风格”的整体思考。从风格的角度说，“人”、“人间”还是一个欧化的语汇问题，这在他对其他一些语汇的删除中还可以得到佐证。我们下面还要谈到编辑对欧化（“现代”）语汇的删除。此外，他对原稿的其他地方的修改，也还体现出限制其欧化倾向，而凸显其“民族风格”的整体设想，如对被动句式与虚词的删改、对句子长度的限制等。而作者的努力与编辑之间的错位，也反映出当时对于“民族共同语”的不同的设想。

“民族共同语”建构

1955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作题为《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报告指出：

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使白话取得了书面语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韵”通过戏曲推广了北方语音。明清两代，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随着政治的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播到各地，几百年来这种“官话”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渐形成现代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普通话”（“普通”在这里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作家抛弃了传统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话写作，学校教科书和报纸也开始采用白话，这样就大大地发展了历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话”，加进了许多其他方言的有用的成分和必要的外来语成分，迅速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现代交通的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在普通话的传播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革命的武装队伍走向各个农村、各个城市，到处跟人民群众亲密团结，生活在一起，一面学习普通话，一面就传播普通话。这个传播的作用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推广到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报告》，《中国语文》，1955年12月号。

这段话肯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白话写作，自此，1930年代以来有关新文学白话写作的功过问题，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段报告描绘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白话自宋元以来已在文学中取得书面语言的资格，五四使白话得到进一步发展，白话的影响已进入学校、报刊等“公共交流领域”。而白话文学在普通话形成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现代战争以及“革命的武装队伍”从客观上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

我们不妨做一点回顾。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尽可努力做白话的文学”，并指出白话文学所用语言为“《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胡适当时即预言：“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中国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他认为新文学是“标准国语”出现的前提，文学作品成为“国语”的重要来源;可以设想这样的“国语”是有一定的深度与难度的。其实在多数新文学的倡导者那里，新文学作品“原是给青年学生看的，不是给‘初识之无’的人和所谓‘灶婢厮养’看的”钱玄同：《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但五四新文学还有另外一个向度的预设，即启蒙的预设，因此，对五四白话能否达于普通民众，后来者自然有批评的权力。其中最突出的是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激烈者断言“五四式的白话”为“新式文言”，原因是这种白话的新字眼、新文法“不是以口头上的俗话做来源的主体”，而是“以文言做来源的主体”，“再生硬的填塞些外国字眼和文法”，这种白话“绝对不能够达到群众里去”，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2—26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即是说“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新式文言“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瞿秋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必要时候也可用方言——“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他把创造“真正的中国的现代语言”的希望寄托在“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的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身上。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收《乱弹》，引自“旧籍新刊”之《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第264页。接续“大众语”讨论的，是19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方言土语”的讨论，这场讨论仍然“构成了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挑战”。讨论在阶级论的框架内对五四白话有所批评，“主要表现为进一步大众化的要求”。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第369页，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但总体而言，“这次挑战最终以失败告终，现代白话文作为一种普遍的民族语言的地位并未动摇”，原因是，“如果以方言土语为‘民族形式’的语言特征，也就取消了统一的‘民族形式’形成的可能性”，同上书，第368页。而这是与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以民族主义为动力形成‘民族语言’” 同上书，第365页。的整个进程相冲突的，因此，五四白话从根本上无法否定，经过讨论，论者已经承认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一种“民族形式”。 同上书，第371页。巴人、周扬等人虽然承认这种新的“民族形式”“没有得到我们人民大众的广大的接受”，巴人：《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文艺阵地》第4卷第6期（1940年1月16日）“还没有最高完成”，但也一直认为这种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这一点却毫无疑义”。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第1卷第1期（1940年2月5日）这种新的“民族形式”一方面是从“旧民间形式中找出了白话小说，把它放在文学正宗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大量地吸收了适合中国生活之需要的外国字汇和语法到白话中来”。所以这种新“民族形式”较旧形式“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体裁自由”、“表现力提高”。同上。

1951年6月，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将鲁迅与毛泽东的语言定为现代汉语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1951年6月6日。1919年胡适的预言似乎得到了印证：“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中国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只是，这创造“标准国语”的人，不仅有一文学家，还有一位深具文学天才的政治家。这是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与汉语研究界的基本共识。但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不同的意见。有的研究者并不认为毛泽东的语言就是纯粹口语或是纯中国化的。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语言一方面“仍大量与来自传统的文学和古语交织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专门术语的某种必不可少的最核心部分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马列主义原先难以改变的外国和理性化的语言，已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毛泽东思想的语言，但它并没有被抛弃”，因此，毛泽东的语言“并不是一种自然和丰富的大众语言”。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收《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也认为，1950—1960年代“在思想和语言表现技巧方面，都被认为是优秀的典范”的鲁迅和毛泽东，他们的语言是“后放脚”，文章是“过渡性”的。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第1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然而尽管如此，“文人的语言不是大众的，但却是中国的”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史华慈论中国》，许纪霖等编，第90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循此思路，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推断。1955年，当专家学者呼吁“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时，人们能够模仿的最优秀的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的中国形态。

而在本书第一章讨论“农军”作者曲波的文化修养时，我们曾经提到，他甚至不太可能阅读鲁迅、毛泽东等人的大量作品，而接触最多的是以“大众”冠名的解放区“通俗”读物，其中的语言方式会更深地影响到他，而那自然也是一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的。这在语汇上看得也是清楚。而秦兆阳为了型塑《林海雪原》的“民族风格”，把一些与城市、与现代想象有关的语汇予以删除，除了前面举到的“人”的例子，我们在原稿的修改中也还有其他的发现。

“灵魂”等语汇问题

先来看一段原稿修改实录。

原稿第20页本书附录一是《林海雪原》三、四、五、六、七、八章原稿与秦兆阳修改的实录，因此在正文论证中大部分修改实录就不照直呈现，而只是部分引用。但下面这两段因比较重要，所以在正文中也照实直录。

原稿与修改实录：表示原稿中被秦兆阳删去的部分，()内为秦兆阳添加的文字或标点。

原来是武工队政治指导员巴本春同志，按着计划星夜大摆地雷阵。守卫着剑波和武工队出入大门。 天亮敌人追来，巴本春同志的地雷大显神威。……

这个故事(就是)使青年(年轻)的(少)剑波惊破敌胆的(故事)，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他得到了军区司令部的传令嘉奖，得到了作为奖品的两件)把这两件珍贵的战利品——笔和金壳表用军区的嘉奖令授予剑波，它们跟着他历经了无数的战斗。这次他们又要一起来完成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一想起了这些往事，他就精神焕发信心百倍了。)

剑波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异常的焕发，他拿起笔来飞快地写下去，这笔就象有灵魂一样，帮助剑波排点着组成小分队人员名单。金壳表闪着光辉，发出“滴答滴答”悦耳的欢声。它欢悦的神气，并不亚于钢笔和剑波，好象它在说话称赞着剑波和钢笔选在小分队榜上那些出色的战士。

上面照实引录的这三段，曲波原意似乎是在点明少剑波的“光荣”历史——得到军区司令部的传令嘉奖，以及这一光荣历史对他当下的激励作用——“他的精神异常的焕发”。尤其是最后一段，从“灵魂”这样的大词，到“焕发、悦耳、欢悦、称赞”这样一些描写少剑波激昂欢快情绪的词，都是在新文学中常见的，我们甚至能感受到曲波写作时之欢悦。而这一段被完全删除，秦兆阳似乎有点想要控制这种过于“现代”的表达。

第7页

原稿与修改实录：

……小分队怎样组织？林海！无边的林海！匪徒！凶残的匪徒。百姓！善良的百姓！亲人，保姆，老师，姐姐，何政委田副司令的谆谆叮嘱，他一幕一幕，反覆的循环，不息的想着。最后，终于集中了，他爬起来，(走到桌边)拿起他那来之非凡的钢笔，(把夜明表搁在桌子上，)摆下他那不平凡的金壳夜明表，开始写他的任务想定及计划。笔声喳喳，表声滴滴，伴着这位年轻的指挥员，他沉思着，写着，不平凡的笔和表陪伴着。在不知一个什么问题上，使他很久地写不下去(了。)，显然是在反覆思索，突然他把笔向桌上一放，笔正碰在张开的金表壳上，发出锵的一声响，这响声是那样的亲切悦耳(。)，活像情人的接吻一样的甜蜜亲热。

最后一句“活像情人的接吻一样的甜蜜亲热”，这是典型的新文学的写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小说中的“灵魂”、“情人”、“接吻”、“光辉”、“欢悦”这一些词汇都保留并发表的话，那么评论家们将小说往“民族风格”中定位是否会困难一些呢？

此外，秦兆阳还有意地删除了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关的一些语汇，这显然有利于“传统”与“粗鄙”的世界的建构。我们看到，曲波在原稿中使用了“细胞”、“交流电”、 “五层大楼”、“玻璃”等指示现代世界的语汇，或者“规律”、“现象”、“灵魂”等抽象词汇，而这些语汇均被秦兆阳删除。词汇对应的是其所指向的那个生活世界或想象世界，这几个词汇与城市生活可能有着更为紧密的想象性的联系，在当时中国，大楼、玻璃、交流电，大约是城市生活中所可能常见到的，而删之，就将小说的世界限定在一个比较农业社会的，城市以外的空间中了。

原稿第2页有“大家都喘了一口粗气，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紧张的愤怒”，这句话被删。如果要保留，在“细胞”后加上“仿佛”变成比喻句就可以了。再看原稿第34页“这一连串的问题好象交流电波一样在他脑子里返覆掠过”原稿中用“返覆”，可能是错别字，当为“反复”。，这句话已经以“好像”来表明比喻用法，亦被删去。由此大致可以断定，不是修辞的原因，而是编者不希望现代的或者说与城市想象关联的语汇出现在文本中。下面一个句子，编辑的改动已与作者原意不符。原稿29页有“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和五层大楼上半块玻璃那样的比重”，编辑修改成“这块巨石和牡丹峰比起来，只不过像整个人体上一片小指甲那样大”，原稿是将指甲与玻璃作比，而改过之后，是指甲与整个人体大小进行对比，五层大楼在当时中国确实也还是少见之物。

被动句、虚词等问题

废名（冯文炳）是杰出的现代小说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转而研究文学语言问题。他有一个有趣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很小，语法上欧化的只有“两事项”，“一是动词被动式的使用，一是‘虽然’分句放在后面”。他做了细致的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被动句如《水浒传》的“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但是毛泽东的句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中间没有类似“雪”的东西，就以三个动词被动式做谓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主语。废名：《毛泽东同志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废名集》第6卷，第30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按照废名的见解，被动句是现代汉语欧化特征最明显的表征。根据王力先生的研究，古代汉语中“被动式的作用基本上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王力：《汉语史稿》，第5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而“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就不一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的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同上。这是王力在1958年前后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借这个成果来简单地分析一下秦兆阳的修改。在小说原稿中有一句“这天傍晚，他们登上一个陡峭的山头，刚一喘息，望见脚下的山崖里有一缕炊烟徐徐升起，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秦兆阳将“两个人的疲惫完全被驱逐了”修改成“两个人立时忘了疲倦”。如果按照王力的说法，那么，“疲惫完全被驱逐了”是五四以后被动式的新用法，不一定表示不愉快或不幸，这句话从语法上无大错，但显然是欧化语言。而秦兆阳的修改，是要民族化，口语化。

其次是虚词的问题。原稿37页有“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原稿46页有“杨子荣像一个捕鼠的大狸猫，蹲在一棵大树根下——两只眼透过黑暗，紧盯着吱咯响声的地方，若有两分钟的时间。突然，他看的地方闪了一下擦火柴的光亮，接着便是一闪晰晰的灯光。而没有任何声音。杨子荣的心突然像火光一样的亮堂了。欢欣着他的新发现”；原稿46页有“杨子荣……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经过秦兆阳的修改，“剑波在盼望着他的成功；也在担心着他的饥饿和安全”、“ 欢欣着他的新发现”、 “窥视着这个家伙的秘密洞”，这三句带虚词“着”的句子被悉数删去。语法学家指出：“在各种语言中，有不少语法成分是从实词变来的。例如现代汉语表示完成体的‘了’和表示继续体的‘着’是从表示‘终了’‘了结’的‘了’和表示附着的‘着’演变来的。”并且，“由实词演变为语法成分是产生新语法成分的一条重要途径”。高明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第179—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由此可知，曲波的“着”的使用，亦是一种欧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几乎亦为编辑所压抑。

单纯修辞角度做出的修改

“农军”出身的作者，文学素养和文化水平不高，因此，最容易犯的一个写作毛病就是啰嗦累赘。从技巧上，秦兆阳做了不少处理，比如说将冗长、啰嗦或者逻辑不通的句子删改。

秦兆阳对于小说原稿的修改，有很大部分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的，这一部分，自然是为了使小说的叙述紧凑、连贯。如在原稿的第1至3页，有五个自然段是何政委的讲话，而秦兆阳删掉了将近一半，被删去的句子罗列如下：

1．从近来主观责任来看，麻痹松懈，是造成我们没有尽到保护土改，保护群众，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直接原因。

2．部队只满足以往的胜利，以为残余的匪首可以被我们吓死。土改全面展开，又满足于群众的欢腾。这就给了敌人空子，给了敌人机会。

3．这些敌人是人民的死对头，在将死的今天，拼命挣扎，……

4．侥幸的猜测助长了我们的太平观念，以致有今天的吃亏。

5．他们是人民的死对头，不经致死的打击，确切一点说，不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不会不反革命，不会不杀人放火的。

6．保护群众的胜利果实，生命财产。

这几句话比较啰嗦重复，意思重点是检讨麻痹大意，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凶残，因而没有尽到保护土改、保护群众的责任。

再看一个修改阅读效果的例子。

原稿第116页：

原稿及修改实录：

匪徒们一阵狂叫后，涌出洞口。刘蕴苍把绳子一拉，轰隆隆一声巨响，山崩地裂，滥石头开花。冲出来的匪徒，肢体零碎，血肉横飞。连血带肉糊在洞壁上，木房上。死尸七横八竖地堵塞在洞口。通天洞变成了一个大烟囱，一股火药加腥臭气味的浓烟，从洞口……

此段删节显然基于秦兆阳对自然主义描写的不能接纳。曲波，作为一个军人，如实写出战争中的血腥经验，并不觉得过火，但在秦兆阳或许 “不忍卒读”。对无关细节的过分的“恶”的罗列，在读者情绪上可能激起“恐怖”，而不是“仇恨”。

此外，原稿中过于粗俗的玩笑，也被删除。如原稿第87页，刘蕴苍以“人参籽”的谐音“妊娠”拿白茹开玩笑说“反正你得养小鸽子”，这里也是体现着民间智慧的，但这以生殖形式出现的玩笑多少有点接近荤笑话，因而被删除。

总之，秦兆阳对于曲波原稿的修改是多样而复杂的，上面的分析也仅就他型塑“民族风格”展开讨论，难免挂一漏万，因而附录中尽量将可见的修改情况照实录下，供后来有识者进一步研究。而讨论秦兆阳的型塑时，还得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即曲波小说原稿的情节模式以及他的叙述语言的基本状况乃是具有比较突出的“民族风格”的特点的，这是编辑可以如此剔除欧化修辞的一个基础。本书想要呈现的是，小说原稿更芜杂，也更接近彼时“农军”作者真实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某种状况。

第三节〓“文字清洁工”和“思想把关”

龙世辉看重《林海雪原》的原因

本章第一节提到龙世辉初见《林海雪原荡匪记》手稿时，既做出这部小说能代替旧读物的判断，又对小说的质量有所怀疑，是在秦兆阳和楼适夷的鼓励下，才坚定了修改和发稿的信心的。龙世辉个人性格的犹疑，及其初作编辑的压力，都是他摇摆不定的原因。但从审美趣味上不是甚为接近《林海雪原》，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二十多年后，龙世辉在编辑陈国凯的《代价》时顺带提起：“我做编辑工作二十余年，虽然也经手某些颇有票房价值的作品，但真正感动我的还是这一部（指《代价》——本文作者注）。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这一部。”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林海雪原》自然属于龙世辉经手的“颇有票房价值”的一部作品，但从他这一段话看来，《林海雪原》却没有让他“真正感动过”，因此，很可能《林海雪原》是在票房价值上打动他的。这与当时整个国家的出版情况有一定的关系。

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

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新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也很不够，以致市场上有毒害的图书并未彻底清除。

在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出版机关应该努力增加和改进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儿童读物的出版，特别要多出版一些故事性的、有趣味的、适宜水平低的读者的需要和青年、儿童的心理的读物，并以低廉的价格发行。……现在不少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地克服。

1956年和1957年，中国作协曾经召开两次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1956年是全国范围的，1957年是北京地区的），会上提出了取消机关刊物，要求刊物内容独创性，经营企业化，这些想法虽然没有完全付诸实行就夭折了，但估计对出版社和杂志社造成过一定的冲击。因此，能代替“旧小说”的市场预期是《林海雪原》吸引龙世辉的主要原因，而这后来也得到了批评家的肯定，比如何其芳就认为《林海雪原》“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龙世辉编辑文稿的大致情况

《林海雪原》是龙世辉“首次独立编辑”的文学作品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前面谈到他编辑时候的不自信。据龙世辉的研究者说，曲波1956年8月完成《林海雪原荡匪记》初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经龙世辉审读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之后，“又历时数月作了一次修改”。将修改过的稿子再次送来时，曲波“自谦地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改起来有一定困难，恐难达到要求，只好委托编辑部全权处理”。得到作者“全权处理”的委托后，龙世辉“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把“全身解数都使上了”，将“书稿作了深度加工”。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龙世辉究竟做了哪些“深度加工”，下文我们会用仅见的一点资料作详细分析；而从龙世辉研究者所举的书出版之后，曲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反应来看，大约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曲波赠给龙世辉的小说精装本环衬上题有“亲爱的世辉同志：在英雄们事迹的基础上，加了您和我的共同劳动，我们的友谊和它一起诞生”，似能表明曲波对龙世辉“在出版他的处女作上所付出的辛苦劳动、所贡献的艺术才华”的感激，题赠“以示铭记”。同上。社长王任叔“听说了《林海雪原》的编辑过程后，特地从书稿档案室调出原始材料，亲自一页一页地检查、审读原稿和编辑加工情况。最后，在原稿最末一页上签上评语：‘应该这样改’”。随后，龙世辉还被王任叔亲自提名晋升为编辑，并连升三级工资。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这两个人的反应应当说是能说明龙世辉修改把关的重要性的。

一个典型的龙世辉编辑的案例

虽然至今为止没有找到经龙世辉修改过的曲波手稿（这份手稿可能是存在的，详见本书后记），但有一段文字很可能是龙世辉修改的手笔，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探讨龙世辉的修改原则。在前面讨论秦兆阳的修改的时候，曾经提到，秦兆阳比较反感在行文中的倒叙；在曲波原稿“杨子荣智识小炉匠”那一章中（原稿第35页），原本有一段关于杨子荣身世的叙述，秦兆阳作了很大的删节，但当小说正式发表时，被秦兆阳删掉的这一段身世描写却改头换面在小说“杨子荣献礼”这一章中出现了，作为杨子荣进山前的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以突出强调他的“阶级仇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敌斗志”。龙世辉就小说技术的评价与秦兆阳不尽相同。他认为《代价》“作品艺术上也是好的，而且好得有些出人意外。文字漂亮，语言朴素，结构完整，手法新颖。作品开头不久，就制造一个大悬念……”转引自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7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秦兆阳认为小说枝蔓太多，主要的情节常被中断，而龙世辉则认为小说“结构完整”；秦兆阳认为“作者缺乏基本的组织文字的能力”，而龙世辉则说“文字漂亮，语言朴素”，对同一作品，两人的感觉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由此也可以理解当初秦兆阳把曲波小说中“不恰当的渲染和形容”删去，而龙世辉又予以恢复的部分原因。

为了在分析的时候能够说清楚，现将原稿及修改后的情况照录如下：

曲波小说原稿第35页：

他脖子上有一条二寸长的疤痕，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他家的一条老牛跑到恶霸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的祖坟的“地气”，把子荣的老爹扯了去，硬灌了一瓢尿搅的稀屎，老头就这样被糟蹋死了，妈妈因此而哭死了，妹妹被拐去当丫头，后来也不知被卖到哪里去了？

年青的杨子荣，天天想报仇，可是总没有机会下手。直到祸不单行，仇还没有报，杨子荣又遭到残害。在那年大年三十，杨大头的后宅院着了火，烧的是个一塌糊涂，杨大头就把这笔纵火的账硬赖到杨子荣身上，弄了些狗腿子把子荣捉去吊在大梁架上毒打一顿，脖子上给砍了一菜刀，他昏过去了。当晚杨大头要埋了他，幸亏好心的长工杨四铁，偷偷地放走了他，一直七年漂流在外，杨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抗战开始后，他就参加了八路军，如今杨大头被村里斗争了，群众翻了身，杨子荣的大仇也报了。

《林海雪原》初版中文字实录，《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9月，但笔者能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的最早的版本是1958年8月第3次印刷的1958年7月版的《林海雪原》，经过笔者仔细对照，这一版本和1957年9月的初版页面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开本略小。本文所引的《林海雪原》小说中的原文，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该版。（）号内是初版本与曲波原稿不同的文字，我判断是龙世辉所加：

（原来这疤痕上）记载着他永远难忘的仇恨。是在他十八岁那年上，他家的一条（心爱的）老牛跑到恶霸杨大头的祖坟上吃了两口青草（。）杨大头说牛踏破了他的祖坟的“地气”，把子荣的老爹捉了去，硬灌了一瓢尿搅的稀屎，（又叫炮手们恶打一顿，老人经不起折磨，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子荣的妈妈怨气成疾，加上长期过度的劳累，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年青的杨子荣，天天想报仇，可是（一来力孤势弱，二来）没有机会下手。（真是祸不单行），仇还没有报，杨子荣又遭到（差一点致死）的残害。是在那年大年三十，杨大头的后宅院（失）了火，烧的他（焦头烂额，杨大头以为这是杨子荣的报复，）把这笔纵火的账（强）赖到杨子荣身上，他招来些狗腿子，把（杨）子荣吊在（大槐树）上毒打一顿，脖子上（被）砍了一菜刀，他昏迷过去了。（杨大头为了根除后患，决心害死杨子荣，当夜预备把杨子荣抬上西南山的岩石摔死。）

幸亏好心的长工杨四铁（——杨子荣青年朋友，）偷偷地放跑了他，从此后一直七年漂流在外，杨大头死了他才回到老家。（这时候他才知道他的小妹妹被杨大头抓去当了丫头，后来又不知把她卖到哪里去了。）抗战开始后，（这仇恨激励着）他参加了八路军，（使他对人民解放事业抱着无限的忠心。）

（他咀嚼着，想着，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他们是旧社会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孽种要在我们手里，革命战士手里，把他们斩尽灭绝。）《林海雪原》，第192—193页。

如果仅从这几段文字修改的前后对比来看，龙世辉作为编辑所下的功夫的确很深。他的编辑既包括文字上的概括、提炼，也包括思想内容的提升与拔高。

曲波在原稿中把参加革命前的杨子荣描写成一个苦大仇深，但似乎又有些窝囊的人（父亲被地主折磨致死，接着母亲“哭死”，妹妹被拐卖，杨子荣流落他乡）。曲波可资模仿的文学资源，如《水浒传》等，使他很容易按照“报仇雪恨”这一叙述模式来组织情节。他塑造的杨子荣，更像传统意义上的草莽英雄，家庭突遭横祸，个人走投无路，参军的目的一是抗日救国，二是为个人报仇。在民间，“忠义”价值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英雄理当杀身报国；个人的仇恨也自应雪耻。而龙世辉的修改，才使杨子荣具备了“革命战士”的认识水准，“仇人”从具体的杨大头转向抽象的“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参加革命就从报私仇上升为消灭“制造穷困苦难的罪魁祸首”。就这一处而言，杨子荣脱离了草莽气以及“农民习气”。对杨子荣的思想作出抽象概括，是编辑帮助作者“写”出的，似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较之“农军”作者的思想水平更高。或者说，编辑使用这一套“革命”话语较“农军”作者更为熟稔。

这几段文字中其他各处的修改，多是从技术而不是从思想角度展开的；多数的修改，遵循的是使叙述更细致化、合理化、过程化的原则。对于原稿中写得极为简略的杨子荣父母之死，龙世辉做了一点铺叙，写其父被“炮手们恶打一顿”，“老人经不起折磨，就这样活活地被糟蹋死了”；杨子荣母亲之死原稿只有一句“哭死了”，而经过修改使这一死显得更合情理，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子荣的妈妈怨气成疾，加上长期过度的劳累，结果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再如写地主杨大头家被烧情状，原稿只说“烧的是个一塌糊涂”，这的确是“农军”作者语汇有限的一个突出体现，而龙世辉直写杨大头被烧得“焦头烂额”，这种描写就相对具体一些，并指出“杨大头以为这是杨子荣的报复”，把杨大头找人抓杨子荣的原因做了交代。原稿写杨子荣被杨大头毒打后“当晚杨大头要埋了他”，仅一句话粗写；而龙世辉则修改为：“杨大头为了根除后患，决心害死杨子荣，当夜预备把杨子荣抬上西南山的岩石摔死。”这里既明确了杨大头害死杨子荣的心理动因是“根除后患”，又具体写了害死的地点和方式。

上引原稿中有不少地方是有小的语病的，如“烧的他”中的“的”应为“得”，但龙世辉未做修改。可能类似的情况有不少。当时校对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林海雪原》发稿后”，“在校对时给书稿找出了100多处错误”，为此“刷了满墙的大字报”来批评这件事。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3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而龙世辉在1959年《林海雪原》再版之前，“又改正了近100处别字，22处标点错误”同上书，第46页。这一事实也能得到印证。这些事实都证明龙世辉在第一版对文字的细节把关不是极严。但上面提到的他修改、铺叙、细致化原稿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全书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修改，那工作量的确相当大，龙世辉介入文稿的程度也很深。但因为我们仅见的材料就这么一点，所以也不敢作过于绝对的推断，只能就目前所见，可以判断龙世辉这一部分的修改是十分深入的。

在小说中，杨子荣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稍微有些“政策性”的话语都掌控在“田副司令员”或少剑波等中高级领导口中；或者，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作者在写作小说时，对杨子荣的思想水平并没有太高的安排。但曲波毕竟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因此，当编辑把私仇提升为公仇时，是能为他所接受的，甚至他可能会为自己没有在小说原稿中达到这一“思想水平”而感到遗憾。1958年，当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0期上发表文章答读者问时，就特意讲述了一段党支部（曲波是连队指导员）如何对杨子荣“进行教育”，帮助他“把个人私仇提高到阶级公仇的地步上去”的故事。在不知情的读者那里，会把这一“副文本”提供的故事当做小说的有效补充来看，曲波的目的也在此。但实际上“私仇”到“公仇”的提高是编辑所为，是在编辑“出思想”之后，曲波虚构了“真实的材料”来演绎编辑提出的这一思想。这是作者对于编辑的修改的一个“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