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的“跃进焦虑”

1958年6月27日出版的《读书》第9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澍”的短文《从印数看“厚古薄今”倾向》，不妨照录如下：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书共用了173，000令纸，其中印我国古典文学书籍就用了77，000令纸，占45%；印现代著作只用了二千余令纸，占17%。

都印了什么书呢？它们的印数如何？举例看看。

《三国演义》279，000部《林海雪原》50，000册

《红楼梦》200，000部《六十年的变迁》60，000册

《唐诗三百首》262，000册《致青年公民》（诗集，郭小川著） 17，000册《封神演义》103，000册《短篇小说选》（1956年）62，000册《老残游记》84，000册《芦花放白的时候》（李准著）17，000册

比一比，问题就很明显了。一个国家的出版部门，要出版一些古典文学著作，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多出版一些表现当前人民生活斗争，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品。然而去年的情况正好颠倒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出版者的厚古薄今思想。

这是一篇典型地反映了1958年式“跃进焦虑”的短文，表面上看，论者是在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古薄今”思想，似乎印数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出版者的思想，如果出版者由“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那么现代著作的印数就可以增加，就可以更好地“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但在1957年，决定人文社各种书籍印数的，恐怕还是隐隐约约有个读者需求的潜在制约吧。当时书籍的印数直接关系着作者、出版社的利益。有人在讨论书籍印数的决定权时，提到了出版社、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三者虽然谁也命令不了谁，但书店可以决定自己跟出版社要的书，比如“出版社要印五万的，书店只要两万；想印三万的，书店倒要十万”，于是，“乍看起来，印多印少完全决定于书店”，但是：

《把一切献给党》印四百万册，《保卫延安》印八十多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一百万册，决非书店偏爱的缘故。新华书店决没有这样大的魔力，可以左右千千万万的读者心甘情愿的掏腰包。书店工作作得好，剧本也许可以多销二倍、三倍。即使如此，与一百多万册的书又怎样比法。可见得，书籍印数的大小，基本上是客观社会历史诸条件所决定的。严宪：《书的稿酬与印数》，《文艺报》，1957年第14期。

的确，没有人“可以左右千千万万的读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如果有，就是作品本身能否吸引读者的问题了。

1957年6月9日出版的第9期《文艺报》，刊载了该报记者常静文的调查报告。常静文“为了了解劳动群众对文艺作品的需要”，“访问了主要以工人为服务对象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图书馆、东郊区关厢文化馆图书室和北京国棉一厂、二厂的图书室，调查了文艺书籍的藏书情况和工人读者的借阅情况”。根据常静文的分析，工人读者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工程师、技术员等文化水平较高的，爱读大部的翻译作品，象《安娜·卡列宁娜》、《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具有高小毕业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爱读战斗故事和现代的翻译小说，如《海鸥》、《日日夜夜》、《匪巢覆灭记》、《红色保险箱》等；老年工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并认为现代作品里没有“文章”，有人甚至说，现在书印那么多，简直是浪费。而纺纱车间的小姑娘们，则爱读象《刘胡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和其他短小故事。

尽管这份“情况分析”的分类标准有些混乱，杂糅了文化程度、年龄、性别三种分类依据，但的确又包括了工厂中能够阅读文艺作品的人群。同一篇调查中还提到：

据国棉二厂李家凯同志说：工人们对中国古典作品是普遍感觉兴趣的，因为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即使已经看过一遍，再看也不厌烦。但是，对中国现代作品，看一遍就算了，很少再能引起看第二遍的兴趣。

国棉一厂的韩忆萍说：反映工农兵的作品少，优秀的作品更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深入底层，但直到今天优秀作品仍是很少的那一些。

“新文艺”好作品少，或者说，能够吸引读者的作品少，在当时被普遍反映于报刊。在北京以外的地区进行的针对省立图书馆的调查， “厚古薄今”的读者阅读倾向也折射了这一点：

据浙江图书馆反映，文学书籍的流通情况近两年来有了显著变化，1956年以前，苏联的现代文学作品如《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茹尔宾一家》、《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暴风雨》等十部小说，青年们争相阅读，借阅这些书的有五万人次。我国现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描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小说如《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等，因为这些文学作品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对神圣祖国的热爱，广为读者爱好和关注，有的书图书馆的拒绝率达到90%以上。1956年以后，借阅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人次突然上升，《警世恒言》、《拍案惊奇》、《隋唐演义》等书从不在书库停留，每天来的四百个读者，80%借不到这一类书。资本主义国家的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人次也上升很多。……至于我国的现代文学作品，除一些带有浪漫主义的作品仍拥有较多的读者外，象吴强围绕莱芜、孟良崮两大著名战役，豪放地描写解放战争的小说——《红日》，出版至今，只有180次借阅人次。《多读好书 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读书》，1958年第5期。

《读书》援引浙江图书馆的反映，意在给批判“厚古薄今”倾向作注脚，进而强调书评工作的重要性，但我们却从中再次发觉了读者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对现代文学的冷淡。1956年以后，借阅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人次突然上升，可能和1955年全国范围内的查禁“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出租业有很大的关系，当大多数需要精神食粮，但文化水平又不很高的读者，不想再读第二遍“新文艺”作品时，就只好把眼光转向古代了。

《林海雪原》版本表

时〓间版权页显示版本情况

1957年9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1版，字数396，000，印数00001—50，000册

1958年6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1版，第4次印刷，印数300，000—400，000万册据李频说，他看到“1958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据版权页上的印数统计是30—40万册”，参见李频：《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第47页。1958年7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1版，1958年7月第1次印刷〓（缺）

1958年7月作家出版社北京第1版，字数396，000 ， 1958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印数350，001—550，000册

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1版，字数392，000〓印数00001—30，000册1962年9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1962年9月北京第2版〓1962年9月上海第8次印刷〓字数404，000〓印数810001—893500

1963年2月作家出版社1957年9月北京第1版，1962年9月北京第2版，1963年〓年2月北京第9次印刷，字数404，000〓印数 893，501—993，500册

1964年1月作家出版社1957年9月北京第1版，1962年9月北京第2 版，1964年1月北京第3版，1964年1月北京第7次印刷，本次印数：（平）471001—521000册，（精）0001—1000册〓累计印数：1565500册

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第1版，1962年9月北京第2版，1964年1月北京第3版，1977年5月北京第9次印刷，字数406，000〓（注：未标明印数）

结合上表显示的信息，可以大致推算出，从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林海雪原》至少印刷了七次，累计印数近百万。李频看到的1958年6月的印数为30—40万，说明截至1958年6月，《林海雪原》至少印了40万册；1958年7月，出普及版的第1版，到8月份第3次印刷，累计印数达55万。 40万+55万=95万，即，到1958年8月为止，《林海雪原》的印数至少为95万。

在人文社找到《林海雪原》的原始档案之前，对《林海雪原》的印数统计，姑且依靠对能找到的版本版权页的综合分析。据曲波的爱人刘波说，人文社一位编辑曾受她委托，试图统计《林海雪原》的总印数，未果，因为人文社保存的《林海雪原》最早版本为1959年9月，而70年代以后的版本又没有印数。一百万册的印数，与1958年的总人口数相比可能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但若和同期的其他畅销书相比，可能就多少能形成一些感性的认识。可以从《文艺报》1957年第7期的资料中找到《林海雪原》印数的参照点：《保卫延安》83万册，《把一切献给党》408万册，《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112万册，《高玉宝》72万册， 《红楼梦》23万册，《三国演义》38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00万册。不可否认，这些书籍当中，有的书的销量高涨，可能与单位集体征订有关。此外，据说“1954年图书每种平均印数为四万九千多册”《编者的话》，《读书》，1955年创刊号。，根据1957年龙世辉给《林海雪原》制定的印刷限度，以及《林海雪原》初版时的印数来看，图书的平均印数大约就在五万册左右，《林海雪原》的印数为平均印数的十倍以上。当然更有见诸报端的交口称誉，“最近一个时期，许多读者在互相推荐着一部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许多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都被书中充满传奇色彩的紧张万分的故事所吸引，表现出真正的喜悦和满足”初辛：《〈林海雪原〉吸引人》，《新民报晚刊》，1958年2月27日。另有文章说：“《林海雪原》在我们农村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泛地流传开了。”参看吴敏之：《农村青年评〈林海雪原〉》，《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这样的评价以可观的印数为后盾，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一般读者——这里仅指不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研究的非专业读者——购买小说，是他们行使“表决权”，参与对小说评价的有效方法之一。不过，这种选择和评价，也不可能完全独立、自发，还是会受到各方面或显或隐的影响。

首先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共和国文学等级中的位置当时的《读书》杂志是这样来定义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是专业性的国家文学书刊的出版机构，大致相当于苏联的‘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 参见《出版社巡礼·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读书月报》创刊号，1955年7月。，先天地决定了小说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特定的阅读期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人民文学》，在当时公认是“中央的”，“提高的（高级的）”，据说，人们几乎约定俗成地认为，“地方”应该向“中央”看齐，“低级”向“高级”看齐。冯康男在《关于“地方”和“中央”》（载《文艺报》，1956年第22期）一文中说：

《人民文学》是中央的，《长江文艺》是大区的，《湖北文艺》是地方（或省级）的；并由此推出《人民文学》是提高（或高级）的，《长江文艺》是比较提高（或比较高级）的，《湖北文艺》是普及（或低级）的。最简单也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是中央的，那是地方的。

要证据么？有。如最近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举办的文艺编辑训练班，对学员条件特作了下列规定：“中央文艺报刊、出版社编辑有三年以上的文学编辑工作经验者；地方文艺报刊、出版社中的编辑组长以上者……”显然，在这里，各个文艺报刊、出版社被划为两大类，即“中央”和“地方”……

既然各个文艺刊物不仅有名字的不同，而且还有“级别”之分，当然，作家就要把“提高”的作品给“中央”，把“普及”的作品给“地方”了……广大读者自然也以阅读“中央”刊物为无上光荣……

再从各个文艺刊物本身来看，毫无疑问，“低级”要向“高级”看齐，“地方”应该服从“中央”——这样说似乎太有点“行政方式”的味道，还是说“地方”学习“中央”吧！这种“学习”精神也确实可嘉，几乎是从形式到内容，学得一模一样！不是这样吗？如果你到书店、图书馆去看看全国各地的文艺刊物，就不难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千篇一律，万部一腔”！ 1957年2月号《人民文学》，以头条刊登《奇袭虎狼窝》，这很容易被人当做示范作品来看。《奇袭虎狼窝》是从《林海雪原》中选取五章，由秦兆阳亲自捉笔修改的。“编者按”简单交代了曲波的身份，“原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接着就以不短的篇幅，详细介绍即将出版的《林海雪原》的历史背景和全书内容，认为该书的出版“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奇袭虎狼窝·编者按》，《人民文学》，1957年2月号。。这一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评语，使《林海雪原》，对许多惟《人民文学》马首是瞻的读者， 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

其次，《林海雪原》出版后，作家社进行了种种后续的、或间接或直接的宣传、推荐工作。注重图书宣传是人文社的一贯作风，他们重视新书的宣传与推广，看重出版社在读者中的影响，为此，《读书》杂志还专门赞扬过“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书评工作，是正确的做法，值得推广仿效”《多读好书，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读书》，1958年第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创办《文学书刊介绍》，1958年又推出《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3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书刊介绍》创刊号面世，在《创刊说明》中诚恳地向读者表示：

我们创办这个刊物的基本任务，是在于加强出版社与读者群众间的联系，扩大本社出版物的影响，经常向读者介绍本社出版的优秀文学书刊，报导本社的出版消息，使读者对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及出版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因而获得选购和阅读的便利；并通过这个刊物，广泛吸收读者对本社出版物的批评和建议，以反映我们的工作在读者群众中实际所起的作用，和读者对我们工作上的要求，使我们的出版工作，能够在群众的爱护和督促之下，不断地求得内容到形式的改进和提高。

1958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其办刊宗旨是：

为了开展文学书籍的评介工作，向读者推荐好书，以帮助读者阅读，推动群众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文学书籍评论丛刊”。评论范围包括全国各地已出版的文学作品，以建国后出版的文学书籍为重点，尤以我国现代创作为主，古典文学及翻译作品也给予一定篇幅，以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方针。除书评以外，“丛刊”还报导一些有关文学书籍出版的情况、动向、新书预告、内容简介等，可供广大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阅读。这段《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办刊宗旨，引自《文艺报》1958年第12期，该期封底为《文学书籍评论丛刊》的广告。《文学书籍评论丛刊》创刊号，不见藏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可以看出来，刊物的宗旨，都是为了“加强出版社与读者群众间的联系，扩大本社出版物的影响，经常向读者介绍本社出版的优秀文学书刊”，帮助“广大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阅读”。这与整个国家的出版领导部门的指导思想相一致。1954年4月，出版总署发布了《各出版社应注意和介绍所出版的好书》的指示，明确规定：

今后凡出版一本品质优良的新书，特别是那种读者层广泛的质量好的新书，都应约请一个至几个书评者撰著评介文字，投寄适当的报纸、杂志发表（无论该书评报刊发表与否，出版者对书评者均可酌给稿酬）。如果万一一时找不到书评者撰著评介文字，至少也应在出版社内部的编辑人员中指定一人写出一篇数百字的简单介绍。总之，绝不能使好书湮没无闻。

作家社把《林海雪原》当做“读者层广泛的质量好的新书”来推广。1957年9月《林海雪原》出版，第11期《读书月报》每月必登的“新书目”包括了《林海雪原》，该期杂志正文中有龙世辉写的该书内容的简单介绍。在早期，宣传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各种知情者的背景介绍；二是编辑化名，以普通读者身份写就的读后感。经手此书编辑出版全过程的龙世辉、曲波的老战友马晴波都属于知情人，前者了解作品的底子和修改目的、作者的初衷等等，后者了解作者个人经历、兴趣、爱好、写作基础，能满足读者对幕后消息的兴趣，对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作者，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让读者产生感性认识，增加对作品的理解。而早期的普通读者，是龙世辉“装扮”的。

龙世辉以许晨为笔名，在1957年12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读〈林海雪原〉的一点感受》；12月20日，戈多的书评文章《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谈〈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刊登在当时还在北京出版的《大公报》，戈多也是龙世辉的化名。两篇文章都配有广告性的篇末附注，标明该书的出版状况。在侯金镜写作长篇评论文章之前，除曲波友人马晴波、马少波写过文章以外，龙世辉是介绍《林海雪原》的主力。龙世辉自觉地以描写人物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和肯定作品的标准。在他写的有关《林海雪原》的四篇文章中，都以人物作为中心议题。龙世辉谈到了《林海雪原》的可读性，比如“故事情节紧张曲折而惊险”，书中所穿插的几个优美的传说，自然环境的描写等等，但他又特别强调《林海雪原》，不同于一般的“惊险小说”，它“真正吸引、激动、鼓舞读者的，还是书中所描写的机智、勇敢、坚强的战士们的英雄形象”《读书》，1957年第11期。。由于考虑了《林海雪原》读者群的广泛，龙世辉的书评，可能潜藏着不同读者群的划分，并试图吸引各阶层的读者。《中国青年报》和《大公报》上的两篇书评这三篇文字，可能是最早介绍、评论《林海雪原》的，可参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所录《林海雪原》评论目录。，几乎同时发表，但引导重点不太一致。正值“党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所以当龙世辉给《中国青年报》写书评时，他拟想中的读者对象是青年，而且是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在书评中，龙世辉以一个“城市知识青年”的口吻，讲述《林海雪原》中“大智大勇的集体主义英雄”，“是怎样给我们树立榜样的”。 龙世辉：《读〈林海雪原〉的一点感受》，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12月18日。 在这位“青年读者”这里，《林海雪原》的意义，是能帮助城市知识青年，克服畏难情绪，“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任务中，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文武全才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型知识青年！”同上。而他给《大公报》的稿子，开篇就宣布：“读过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人，谁都会爱上杨子荣这位战士。”在这篇文章中，他集中谈杨子荣这一个“孤胆英雄”，认为杨子荣“概括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最优秀的品质，创造了一个勇敢和智慧高度结合的阶级战士的典型，一个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的崇高形象”。其中尤其列举了杨子荣进山前，关于“仇人的概念”的延伸和扩展的那一段心理描写，而且特别强调“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要扮得像个匪徒，不但是外表，连习惯、作风、气派都要毕肖，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他因此不得不把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的一切暂时收藏在心底，使自己扮演成一个与匪徒一模一样的人：满脸络腮胡子，头发长长，晃头甩臂，哼着淫调，嘟噜着暗语黑话”。龙世辉：《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谈〈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大公报》（北京），1957年12月20日。这篇书评，意在提醒那些可能会被“匪气”所吸引的市民读者，要注重杨子荣作为“阶级战士”的形象。

引导与构造“读者”

出版社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已经包含着引导读者的意思，只是没有公开明言。而当时的一些杂志，则是公开宣言要引导读者的阅读。1958年10月，《文学知识》创刊，编者在《创刊的话》中，把“在群众生活中拔白旗插红旗”、“树立正确的阅读方向”作为办刊宗旨。在具体办刊过程中，准备从三个方面着手：“一、经常推荐好作品；二、批判坏作品；三、随时评论大家正在阅读的作品。”《创刊的话》，《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当时正在走红，销量过百万的《林海雪原》，在该刊创刊号上成为被评论的对象。而且，这次评论，采取的不是理论权威撰写评论文章的形式这当然也是因为早在当年3月和6月，侯金镜和何其芳都已经给《林海雪原》下过评语了。，而是以农村青年谈《林海雪原》为话题，来树立引导的方向，同时，也完成对《林海雪原》读者的初步构造。座谈在河北建屏柏坡乡下放干部和青年农民之间进行。由吴敏之整理的意见，将《林海雪原》的优缺点按对半开。这和何其芳的结论是一致的。首先承认“《林海雪原》在我们农村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泛地流传开了”，小说的优点是写出了“色彩鲜明的英雄故事”，“成功地表现了所有指战员们的共产主义风格”；而且反面角色各有特性，如“许大马棒的暴戾跋扈，座山雕的奸险，妖道的凶险，马希山的刚愎，李德林的怯懦，侯殿坤、谢文东之流的逢迎吹拍……”再就是列举出很具体的《林海雪原》学习古典小说的地方，如栾超家在车站照镜子，脱胎于《红楼梦》中《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马希山在李鲤宫前的“豪语”“少剑波呀！少剑波……真叫我马某笑你不会用兵，要在此处安上人马，我马某……”更是《三国演义》华容道曹操式的自嘲。他们认为《林海雪原》对古典小说的学习，更多地落实在“传奇色彩”上，包括赵云式的神威和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智勇。对《林海雪原》的缺点的指摘，基本围绕着理论权威圈定的范围。共两个缺点，即“少剑波的个人突出和爱情描写”。所谈观点很像是对何其芳批评的具体论述：“最主要的是，少剑波在集体中的作用被过分地夸大了，每次战斗结束，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借着战士的口把胜利归功于他，当然不可能是归全部功，但也总是那么地念念不忘。”吴敏之：《农村青年评〈林海雪原〉》，《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并具体列出了奶头山、威虎山战斗后战士们的欢呼，以及少剑波在一首诗中多次自称“少帅”。附在座谈记录旁边的，是北京兴平机械厂工人赵敬铭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说，“厂里看《林海雪原》的人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的确，这是一部好小说”。但对少剑波和白茹还有点意见，“在这个人身上疏忽了革命所给予的锻炼和党的培养”，而作者对白茹“实在过于美化了”。赵敬铭：《谈少剑波和白茹》，《文学知识》，1958年创刊号。

这些在侯金镜和何其芳等人圈定的评价范围内展示的意见，如果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都不能算“第一位读者的理解”。对于他们来说，那些理论权威的文章以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评论，都已经在《林海雪原》的“接受链”上保存，他们是在这条“接受链”上建立自己对作品的接受与评判的。或者，换一个角度，如果被调查者的意见是经过取舍，被整合成调查报告中的几条，那么，也只是《文学知识》“构造”读者以引导读者的一种努力。当时相信书评“指导的巨大效果”的，并不只《文学知识》一家杂志。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从《读书》杂志上找到。《读书》在强调书评的作用时，举了《海鸥》的例子：

我们要积极地培养读者读好书的风气，应该看到这种指导的巨大效果。方志敏、刘胡兰、王孝和、董存瑞、黄继光这些不朽的英雄人物已经成为青年人的榜样，这和我们提倡阅读有关作品是分不开的。《海鸥》中译本出版后，一经提倡，即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卡佳”的热潮。这本书印行了83万册，有一个时期，清早，书店还未开门，就有人等着买这本书；晚上，书店要关门了，那些站着已看了多半本《海鸥》的读者还舍不得离开。青年们阅读文学作品不只出于爱好文艺，而是把它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多读好书 多读反映现实的作品》，《读书》，1958年第5期。

五年之后，1963年，《文艺报》也刊登了一份来自农村的调查，调查报告写道：

……农村对文学书籍的需要增长得尤其显著，因此需要将推广和指导农村阅读当代优秀作品的工作更好地做起来，过去在这方面应该说做得不够的。在调查中，很多同志提到《红岩》《红旗谱》《李双双》《林海雪原》这些好作品，评论较多是引起注意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书评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作品，提高欣赏水平，因此对这方面的工作决不应该轻视，而是需要更多地考虑广大的农村读者，做得更经常，更认真。《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文艺报》，1963年第2期。

调查报告指出，像《林海雪原》这样的作品，引起注意的重要原因是“评论较多”。如果调查报告所言确实反映了大多数被调查农民的想法，那么，就得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各种批评文章对《林海雪原》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调查报告所言只是个别人的观点，而被调查者所强调，那至少可以说明，《文艺报》仍然延续了当年《文学知识》、《文艺学习》、《读书》杂志“构造”读者的评论，以引导读者的阅读倾向的办刊思路，并试图向读者展示书评引导的现实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