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汉代文体之繁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产生了众多新文体，二是某些文体，如汉赋、五言诗等，虽然先秦已有萌芽，但其体制的成熟、定型乃至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却归功于汉人。这两种情况，在史传著作中首先得到反映。如汉初盛行骚体赋，《史记》立《屈原贾生列传》，并收录屈原的《怀沙》、贾谊的《吊屈原赋》，一方面表现贾谊与屈原在人生经历、思想情感上的息息相通，一方面揭示贾赋与楚辞的渊源关系。又如，汉武帝时期，是汉赋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史记》特立《司马相如列传》，详细记载这位辞赋代表作家的生平事迹、创作背景和动机以及时人的评价，并全文收录《子虚赋》、《上林赋》，为读者了解汉大赋这种宫廷文学的产生背景、艺术魅力与表现手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在“政事”或“立功”方面并无多大作为，其进入史传，主要是凭借辞赋家的身份，这表现了时人对辞赋创作的重视，也标志着汉赋的文体独立以及文体典范的确立。汉武帝之后，尤其到了东汉，文章写作进一步兴盛，故班固《汉书》收录的文章，不管在范围、数量还是文体类别上，都远远超过《史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说：“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ZW(]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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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详列相同传主下《汉书》收录文章多于《史记》的篇目：

《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按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汉书》全载。

《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贤良策》一道，皆有关世事国计。

《路温舒传》载《尚德缓刑疏》。

《贾山传》载其《至言》。

《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

《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

《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论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国主和亲，反覆辨论，凡十余翻，皆边疆大计。

《公孙弘传》载其《贤良策》，并待诏时上书一道，帝答诏一道。

以上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其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

《韦玄成传》载其宗庙议礼之文，原本经义，可为后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刘歆等所论庙制。按匡衡等皆玄成以后之人，与玄成何涉？以其于礼制相互发明，故并载《玄成传》内。

《匡衡传》载其所上封事，元帝时论教化之原，成帝时论燕私之累，皆有关君德。

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谕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亦载），《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序目，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ZW(]

《廿二史札记》卷二，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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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杰出的文学家，班固对言情体物的文学作品不能割舍，因此收录了许多诗赋；班固同时又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其著史有强烈的政治教化和经世致用目的，因此，大量收录实用文章，仅赵翼所举，即有策、对策、疏、书、上书、答诏、论、议、封事等文体，此外还有诏、奏、诰、玺书、册书、册命、制、报书、令、笺、讼、弹劾、檄、对、谏、说、约、序、七体等，总计近三十体。《汉书》几乎成了西汉两百多年间各体文章的总汇，为后世文备众体的总集的出现和文体著录、辨析准备了一定条件。这正是汉代文体繁荣的表现。

《后汉书》大量收录奏疏诗赋，详细著录传主的文体创作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显示了东汉文体创作的进一步繁荣。现转录相关材料以窥一斑：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ZW(]

范晔：《后汉书》卷三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40页。

[ZW)] （《后汉书·贾逵传》）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ZW(]

《后汉书》卷四○下，第1386页。

[ZW)）[《后汉书·班固传》）

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ZW(]

《后汉书》卷四二，第1441页。

[ZW)）[《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

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ZW(]

《后汉书》卷五二，第1722页。

[ZW)）[《后汉书·崔骃传》）

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烈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ZW(]

《后汉书》卷六○上，第1972页。

[ZW)）[《后汉书·马融传》）

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四百篇，传于世。[ZW(]

《后汉书》卷六○下，第2007页。

[ZW)）[《后汉书·蔡邕传》）

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ZW(]

《后汉书》卷七○，第2279页。

[ZW)）[《后汉书·孔融传》）

瑷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ZW(]

《后汉书》卷五二，第1724页。

[ZW)）[《后汉书·崔瑷传》）

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ZW(]

《后汉书》卷八○上，第2616页。

[ZW)）[《后汉书·文苑·李尤传》）

所著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ZW(]

同上书，第2623页。

[ZW)）[《后汉书·文苑·崔琦传》）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后汉书》对传主文辞著述的著录是非常详尽的，既包含各种文体，又包含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最后还记录其总篇数。据郭英德统计，《后汉书》共著录了六十余种文体，除去同体异名、文类泛称、不明何体几种情况，还有42种，分别是：诗、赋、碑（含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含应讯、问）、吊、哀辞、祝文（含祷文、祠、荐）、注、章、表、奏（含奏事、上疏）、笺（含笺记、记）、论、议、教（含条教）、令、策（含对策、策文）、书、文、檄、谒文、辩疑、诫述、志、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ZW(]

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文史》2002年第3辑。

[ZW)]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文体种类已非常丰富，后世的主要文体，在东汉已大致具备了。

范晔是南朝人，那么《后汉书》所录传主写作情况，能否视为研究汉代文体的可靠史料呢？对此，刘跃进指出：“虽然《三国志》、《后汉书》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两书的作者（包括注释者）已经生活在文体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传主的著述情况，往往是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秦汉文体材料的取舍，只能参照秦汉时代的著述，譬如《史记》、《汉书》、《东观汉纪》以及秦汉时代流传于后世的单篇文章。”[ZW(]

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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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提出相当有意义。因为《后汉书》成于刘宋时代，距东汉已有两百年左右。书中所著录的文体是否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是应该顾及的。需要补充的是，判断《后汉书》所录东汉文体是否使用“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不能只根据它写作的年代去推断，更为慎重的处理方法应该是把它所著录的文体和现存汉代相关的文体史料以及晋宋以后的文体分类作一对照，才能得出比较稳妥的结论。

《后汉书》是以《东观汉纪》为主同时博采十八家《后汉书》编撰而成的，它保存了许多汉代的文献。从现有文献看，《后汉书》著录的绝大多数文体，在汉代已经存在了。《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体例，即能归类的，列出类名；不能归类的，则列出篇名。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傅毅《七激》等，这些作品在魏晋以后已归入“七”体，但在《后汉书》中，都是以未归类的篇名出现的。又如班固的《典引》在《文选》归入“符命”类，《文心雕龙》归入“封禅”类，《宾戏》在《文选》归入“设论”类，《文心雕龙》归入“杂文”类，而《后汉书》也只列篇名。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可见，范晔在著录《后汉书》时，主观意图还是要保存后汉时代的文章原貌，而不是按“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来著录。[ZW(]

当然也有个别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后汉书》所载“连珠”，从现有文献看，似乎是晋以后才明确作为一种文体的，而关于连珠体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文献所限，一时难以断定东汉时代是否已出现连珠这样的文体类目。

[ZW)]总体来看，成书于南朝的《后汉书》，不失为研究汉代文体发展的重要文献。

确定了《汉书》、《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自然推断出两汉是新文体迅速孳生的时代，也是文体大备的时代。至此，不能不提及章学诚关于文体发展史的论断。《文史通义·诗教上》：“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ZW(]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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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著名的“文体备于战国”说。笔者在《“文体备于战国说”平议》一文中指出，这一论断，在概括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的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辞章的深远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然而，章学诚在以《文选》为例，具体论述这个问题时，却缺少说服力。战国辞章，尽管蕴涵着丰富的后世文体因素，但体制成熟、形态独立的文体，除了诗、赋、论体文外，并不多见，故“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之说，与刘勰高倡文体原于“五经”，甚至认为“百家腾跃，终入环内”[ZW(]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宗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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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至少是言过其实。因此，许多文体论者尽管没有直接批评刘勰、章学诚的观点，但他们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不取刘、章之成说，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否定。如任昉《文章缘起》[ZW(]

四库馆臣疑此书今传本为后人依托之作，吴承学、李晓红认为馆臣所疑依据不足，不可采信，详参其《任昉〈文章缘起〉考论》，《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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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先秦至东晋时期85种文体的起始之作，战国只有四种，且集中在战国晚期，分别是：

赋〓〓楚大夫宋玉作

歌〓〓荆轲作《易水歌》

离骚〓楚屈原所作

对问〓宋玉《对楚王问》

另有四种文体，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别是：

诏〓〓起秦时

玺文〓秦始皇传国玺

上书〓秦丞相李斯上始皇书

铭〓〓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铭

任昉所标举的文章，大致是秦汉以来有明确年代和作者，体制成熟、独立成篇的作品，而非从经、史、子著作中截取的片断。论“文体大备”，这样的标准显然更为合理、科学。只是在任昉心目中，战国文体符合这种标准的，只有四种，数量绝少，可见他绝无“文体备于战国”的意思。通观《文章缘起》全部条目，始于西汉的有39体，东汉有22体，两汉合计61体，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因此，任昉心中的文体发展大势，套用章学诚的话，可谓“文体备于两汉”。后世许多学者，正持这种看法，只是有时又有西汉、东汉之别。如包世臣以为“文体莫备于汉，唐宋所有，汉皆有之，且有汉人所有而唐宋反无者”[ZW(]

包世臣：《复李迈堂祖陶书》，《艺舟双楫》，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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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朴安《读汉文记》：“文章体裁至西京备矣，彦昇言之最详，‘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不仅备体，且有能独擅其体者。”[ZW(]

王水照：《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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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则认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ZW(]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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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些学者都充分肯定汉代在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汉代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尽管都有新文体产生，但只是零星的、个别的，绝非汉代这样集中地、大规模地孳生新文体。换言之，文体大备于两汉，中国古代文体谱系的基本格局，在汉代已经成型，并由此促进了文体学的产生，这在中国文体及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