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体写作的繁荣，为文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充分的文本资源，也为文体学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土壤。虽然先秦已经出现文体研究的萌芽，如《尚书》篇目中，根据不同表现内容和使用场合，有典、谟、训、誓、诰、命等分类，但先秦学术处于各种学科杂糅不分的时期，文学远未独立，文体分类也必然是朦胧而非自觉的意识。到了汉代，随着诗歌、辞赋、散文等日益繁荣，文学作品逐渐呈现出与一般学术分离的趋势。《史记》为司马相如等文学家单独立传，而没有把他们列入儒林传，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史记》常用“学”或“文学”指学术，用“文”、“文章”或“文辞”指文学作品，表现出对两者之间差别的认识。《史记·儒林列传》：“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ZW(]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1页。
[ZW)]“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ZW(]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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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以“学”称“学术”的例子。又《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ZW(]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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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ZW(]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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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以“文学”称学术的例子。在《史记》中，大凡儒学、史学、律历、章程、军法等，都可称“文学”。又《史记·三王世家》：“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ZW(]
《史记》卷六○《三王世家》，第2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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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ZW(]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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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章”或“文辞”都指富有文采的作品。班固《汉书》也很注意学术与文学的区别。如《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会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于是宠以列侯之爵。”[ZW(]
班固：《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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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ZW(]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第3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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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学”、“文章”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认识，经魏、晋进一步加深，到南北朝，终于发展为文体学上的文、笔之辨。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在文体学史上也有里程碑的意义。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编成综合性古籍目录《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ZW(]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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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虽已亡佚，但其基本内容保存在班固《汉志》中。在此以前，文学艺术作品一般是作为学术著作的附庸而存在的。《汉志》首次以学科分类的形式，把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明确区别开来，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意义。刘师培以为：“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ZW(]
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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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的语言形式上来解释，虽然能给人启发，但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不同的文体，完全可能使用相同的语言形式。诗赋之外，还有不少文体也是用韵的，不可一概而论。《诸子略》道家类著录《黄帝铭》六篇，即是明证。《汉志》诗赋单立，显然是从文学更本质的抒情、审美等表现特征出发的，是文学开始独立和自觉的表现。而诗与赋同列一类，也是出于“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的文体源流观念。
《汉志》七略，从表面看是图书分类，而这种分类的内在理据，则是学科性质与学术源流的辨析，正如章学诚所指出的：“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ZW(]
《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第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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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学科都有各自的起始渊源；其源不同，必然导致各学科的对象、内容、性质、功用之异。在《汉志》中，这种学术考辨，是以各略之序体现出来的；每略之下若分小类，则又各有小序。如“诸子略”序：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ZW(]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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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略”下又分儒、道、阴阳、法、名等十家，各家有小序，如“阴阳家”小序：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ZW(]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34—1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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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不难看出《汉志》各序辨析学科性质、评价学派得失、考镜学术源流的方法。当把这种方法用于“诗赋略”时，便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赋略》序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考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ZW(]
同上书，第1755—17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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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探讨了赋的起源、性质、功用及其发展演变。班固特别强调赋与诗的渊源关系，认为诗教消沉，“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早期赋家，“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即继承了诗的讽谕精神，故班固又称“赋者，古诗之流也”；到了汉代，赋家皆醉心于侈丽闳衍之词，诗教讽谕之义越发衰微，倒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充分发扬了传统诗教。班固的诗、赋文体论，充分体现了汉儒重视教化的文艺观，其是非得失暂且不论。班固的研究方法，不是单纯静态地讨论文体特点，而是在史的脉络中动态地把握文体的源流演变，这种目录学上考镜源流的方法，对于文体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班固之后重要的文体论家，如晋挚虞、李充的文体论，无不注重推溯源流。挚虞《文章流别集》收录各体文章，分体编排，各体之前有序论，融文体分类辨析和探索源流演变于一体，其体例、方法显然是《汉书·艺文志》的翻版。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提出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条文体论原则，并由此确立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传统。这四条原则，既概括了文体学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原始以表末，就是考镜源流；选文以定篇，就是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名家名作，来辨析文体的源流正变。这样的内容和方法，在《汉志》“诗赋略”中显然已粗具规模了。换言之，文体学追源溯流的传统，始于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
在《诗赋略》中，共收录106位作家的1318篇作品。对如此众多的作品进行目录编次，必然涉及分类问题。班固把“诗赋略”分为五种，其中歌诗为一家，赋为四家，实际上已把诗和赋作为两种文体，明确区分开来。四家赋又分为屈原赋类、陆贾赋类、孙卿赋类、客主赋类。由于各小类没有叙论，刘向父子将赋分为四类的原因就不太清楚，从而引起后人的种种猜测。章学诚说：“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各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欤？若杂赋与杂歌诗二种，则署名既异，观者犹可辨别。第不如五略之有叙录，更得其原委耳。”[ZW(]
《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第1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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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例言》说：“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ZW(]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9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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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前三种赋是以体裁分。他论屈原赋类说：“此十二种大抵皆楚骚之体，师范屈宋者也。”[ZW(]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914册，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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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贾赋类说：“此二十一家大抵不尽为骚体，观扬子云诸赋，略可知矣。”[ZW(]
同上书，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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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卿赋类说：“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赋之纤小者。观孙卿《礼》、《知》、《云》、《蚕》、《箴》五赋，其体类从可知矣。”[ZW(]
同上书，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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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主赋类说：“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纤小者，故其大篇标曰《大杂赋》，而《成相辞》、《隐书》置之末简，其例亦从可知矣。”[ZW(]
同上书，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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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因此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提出第一类主抒情，第二类主说辞，第三类主效物，第四类多杂诙谐，即从姚氏得到启发。刘师培《论文杂记》则以客主赋类为总集，其他三类为分集；分集中屈原类为写怀之赋，陆贾类为骋辞之赋，荀卿类为阐理之赋。这与顾实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
上引各家的论述表明，《诗赋略》中对赋的著录和分类，隐约以文体表现功能为标准，同时触及了文体分类中的形式范畴，从而为后人辨析文体提供了一个基础。《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文体分类学的开端，明确的文体分类，是从目录学开始的。而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孕育着文体学研究追源溯流的传统。因此，《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古代体文学研究，不管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始和垂范意义。
当然，在汉人的观念中，能归入“文章”或“文辞”的，不仅诗赋二端，还包括奏疏章表等大量实用文体。《汉志》没有把这些文体独立出来，而是附于六艺、诸子中。如六艺略《尚书》类著录《议奏》42篇，《礼》类著录《议奏》38篇，《春秋》类著录《议奏》39篇、《奏事》20篇，《论语》类列《议奏》18篇。又如诸子略《道家》类著录《黄帝铭》六篇，《纵横家》著录邹阳、主父偃游说君主侯王的书疏说辞等。对此，刘师培《论文杂记》分析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ZW(]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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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汉志》的这种归类，直接启发了后世文体源于经书说。
除以上所论，《汉书》在文体研究上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如《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ZW(]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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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独立为一家，指出其渊源与作者特点。尽管此处作为学派的“小说”，不同于后世作为文体范畴的“小说”，但后世关于小说文体性质、功用及文体特征的认识，无不肇端于此。班固引用孔子对于“小道”、“君子弗为”的批评，又强调小说“然亦弗灭也”，肯定其不可抹杀的价值，这为小说在以诗文为主导的古代文体谱系中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古代小说观念的形成及小说文体的发展有深远意义。又《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ZW(]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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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社会风气；不同的社会风气，又会形成不同的性情气质，从而影响到诗歌的体貌特征，这里实际上涉及文体的地域性问题。《地理志》对此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如对《诗经·国风》豳诗、秦诗的评论：“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ZW(]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1642—1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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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对齐诗“舒缓之体”的分析：“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虖嶩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ZW(]同上书，第1659—1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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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诗曰：“（郑国）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ZW(]
同上书，第1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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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从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性质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功用出发的。然而，班固能由此深刻认识到诗歌艺术风格与地域特征、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风俗的关系，从而为后代的文体风格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是他的过人之处。[ZW(]
参看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理论》，《文学评论》1990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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