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既是汉代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赋的文体特性的探讨，自然成为汉代文学批评中的热点问题。
前文已谈到班固在《汉志》中提出的赋源于诗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汉志》“诗赋略”中，四家赋的第一家即屈原赋，可见，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也是被视为赋体的。汉代其他材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馋放逐，作《离骚赋》”；《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馋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可见，以骚为赋，骚赋一体，在汉代是比较普遍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这是辨体不够严密；而汉人的这种赋体观，实际上表现了对骚、赋两种文体源流衍变关系的看法，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从汉初贾谊《吊屈原赋》、《鸟赋》等开始，骚体赋一直是汉赋重要的体式之一，即使在汉大赋鼎盛时期，也从未间断过其创作；贾谊之后，淮南小山《招隐士》、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都是骚体赋名作。这些以“赋”命题的作品，不管是体制、句式、词汇，还是内容、情感、格调，都明显依傍屈原；而东汉以后开始盛行的抒情小赋，其创作精神与骚体文学的息息相通，也显而易见。因此，对汉人来说，以骚为赋，是自然而然的。其次，从汉大赋来说，尽管其表现内容和风格与《楚辞》有较大差异，但对爱好、熟悉屈原作品的汉人而言，《楚辞》作品主客问答的形式、铺陈夸饰的文风，无疑会渗透到汉大赋创作中，从而成为汉大赋的文体渊源之一。换言之，楚辞在赋体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致汉人干脆把两种文体合而为一。汉代以后，也有人持这种看法。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ZW(]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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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文体区分日益细密，很少有视骚、赋为一体，但不能无视两者的渊源关系，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谓“灵均唱骚，声貌始广”，“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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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诠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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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强调了楚辞在赋体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汉人虽然没有在理论上明确阐释这一点，但其以骚为赋，正表现了对这种文体关系的自觉体认。
汉人赋体观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赋、颂不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荀赋之属”著录“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将颂体作品归入“赋”类。又《汉书·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ZW(]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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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论衡·谴告》载此事云：“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ZW(]
王充：《论衡》卷一四，《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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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显为同篇作品，而一称“赋”，一称“颂”。又《文选》录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汉人又称为“颂”。《汉书》卷六四《王褒传》：“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马融《长笛赋序》：“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ZW(]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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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文选》李周翰注曰：“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ZW(]
《六臣注文选》卷一八，《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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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注解，对于揭橥汉人的文体观来说，是非常正确的。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赋、颂不分是普遍现象，这不仅表现在文体观念上，也表现于创作实践中，如挚虞即批评“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ZW(]
《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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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承其论曰：“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ZW(]
《文心雕龙注·颂赞》，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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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是辨体批评兴盛的时代，在当时人看来，赋主体物、铺陈，其功用则在讽谏，而颂为“诗之美者也”[ZW(]
《太平御览》卷五八八，《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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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颂主告神，义必纯美”[ZW(]
《文心雕龙注·颂赞》，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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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颂之间的文体界限是很分明的。因此，从辨体角度看，挚虞、刘勰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批评，实为以今律古，只指出了汉人文体混淆的现象，未能深入揭示其内在原因。
儒家诗教的核心内容，不外“美刺”二字，美即颂美，刺即讽谏。赋体发展的早期，不论是屈原赋、荀卿赋，还是汉初的骚体赋，都无颂美之意。新体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作品，尽管被讥为欲讽反劝，但其本意还是要讽谏。到宣帝即位，学界和文坛逐渐出现颂美当代之风。《汉书·王褒传》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氾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ZW(]
《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2821—28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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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对诗文创作颂美盛德之事的褒奖，影响当时及后世赋体写作甚巨。元帝、成帝以后，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政治趋向以礼乐治国。刘向说成帝定礼乐疏曰：“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ZW(]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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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衡上元帝疏曰：“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內，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ZW(]
《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3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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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盛德大功而不制作礼乐以颂扬之，将不得鬼神庇佑。在这种政治思潮之下，赋体创作大兴颂美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汉以后，这种思潮不但没有衰歇，反而随着经学日益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更为深入人心。至明帝、章帝、和帝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颂美之风达到鼎盛。傅毅《洛都赋》、《反都赋》、《窦将军北征颂》，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反都赋》，班固《典引》、《两都赋》、《窦将军北征颂》等都是当时颂美文学的代表作。永平十八年（75），成帝曾下诏比较司马相如、司马迁优劣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期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ZW(]
《文选》卷四八，第2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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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典引序》具载此诏，其作《典引》，旨在颂扬汉德，以为汉德远轶夏、殷、周三代；又作《两都赋》赞美建武之治，尤其是永平以来建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乐盛事。作赋须颂，已成为时人的普遍观念。正因如此，班固对曾得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屈原颇有微词，批评他“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ZW(]
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第一》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ZW)]屈原之个性及《离骚》之怨刺，显然与颂美精神格格不入，其遭班固贬抑自是理所当然。
王充是东汉后期颇具异端思想的学者，著《论衡》85篇，对盛行于学界的谶纬迷信之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深表不满，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ZW(]
《论衡》卷二七《定贤篇》，《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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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以司马相如作品为代表的汉大赋过分铺张，华而不实，喧宾夺主，失去了讽谏意义，因而不值得赞赏。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对汉赋的全面否定。《论衡·须颂篇》：“问儒者：‘礼言制，乐言作，何也？’曰：‘礼者上所制，故曰制；乐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颂声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卫孔悝之鼎铭，周臣劝行。孝宣皇帝称颍川太守黄霸有治状，赐金百斤，汉臣勉政。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ZW(]
《论衡》卷二○，《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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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扬圣上明德，是臣子的责任，也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宗旨。以此为标准，王充认为：“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ZW(]
《论衡》卷二○《佚文篇》，《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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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充看来，只有东汉以来的赋作，充分实践了“臣子当颂”的原则，因而给予热情肯定。《论衡·案书篇》：“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ZW(]
《论衡》卷二九，《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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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须颂篇》：“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ZW(]
《论衡》卷二○，《四部丛刊》本。
[ZW)]可见，臣子当颂，作赋须颂，已成为东汉以来文人的内心自觉，并以此作为评价文学创作的重要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赋的主要功能已由讽谏转为颂美，赋、颂之间的主要文体界限业已消泯，因而才出现了赋、颂不分的文体观念，汉人也无意作此区分。刘师培《文心雕龙讲录·颂赞篇》曰：“案彦和以为赋、颂本为二体，不能相谋，故《广成》之类实非其正。然东汉之时，赋、颂不甚区分，如马融《长笛赋》称为‘颂曰’，是直与《长笛颂》相同，亦足征二体之混淆矣。”[ZW(]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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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东汉之时，赋、颂不甚区分”，可谓深中肯綮，只是刘师培没有进一步探讨这种文体观念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内在必然性，未免未达一间。
汉人对大赋尽管有不少争论，但从总体看，还是有比较一致的倾向。比如扬雄早年见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ZW(]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第3515页。
[ZW)]后来他逐渐意识到以排比铺陈、靡丽多夸为主要特征的汉赋不能起到讽谏作用，无益于政治教化，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ZW(]
《汉书》卷八七下，第3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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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教功利出发，扬雄视作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ZW(]
扬雄：《法言》卷二《吾子》，《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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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拟赋家为地位低下的俳优之流。当然，扬雄并没有因此彻底否定赋的价值，只是在他心目中，赋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别：“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ZW(]
扬雄：《法言》卷二《吾子》，《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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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扬雄认为“丽”是赋的共同特征。然而，铺排雕饰过度的，是“丽以淫”，是辞人之赋；合乎儒家法度的，是“丽以则”，是诗人之赋。在扬雄看来，从景差、唐勒开始，一直到贾谊、司马相如的赋，由于不合世用，无益教化，只能归入“辞人之赋”，是应该否定的。这种看法，只从教化功用出发，无视汉赋的艺术成就，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然而，他对汉赋铺陈、靡丽的文体特征的把握，不论是早年还是晚年，都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其褒贬态度有别。其实，汉代对靡丽之赋持欣赏、褒扬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ZW(]
《汉书》卷六四下，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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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以帝王之尊，对辞赋的态度却比一般儒生宽容，认为辞赋与古《诗》同义，具有教化作用，又有了解自然的认识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冠冕皇堂的理由之下，充分肯定其“辩丽可喜”的审美作用和“虞说耳目”的娱乐功能。这种摆脱了功用说束缚的文学观，是文学开始独立自觉的重要表现。又《汉书·叙传》：“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ZW(]
《汉书》卷一百下，第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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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略带批评的语气下，表现出班固对司马相如在汉代文学中崇高地位的肯定，以及对汉赋之“丽”的欣赏。正是这种比较普遍的肯定与欣赏态度，使汉末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的文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