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对作篇》：“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ZW(]
《论衡》卷二九，《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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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书论之造”，主要即指子书创作。除了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是子书创作最为兴盛的时期，并有汉初、汉末两个高潮。汉初子书之盛，是先秦诸子争鸣的余响，也是汉王朝尚未完成意识形态的统一与构建的表现。汉末子书之盛，则是汉代政治、思想、文化发生巨变，士人以子书批评社会问题，寻求理想政治和理想社会的产物。其中部分子书的内容与文体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一） 《独断》的公文研究。在现存汉代文献中，蔡邕《独断》是关于汉代典章制度和名物的著作[ZW(]
《独断》至少在晋宋间已广为流传，唐代始有单行本，宋代有刻本流行。现在较常见的是《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本文所引，据《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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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臣编《四库全书》时将其归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由于行政公文是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独断》是一部最集中地记录和研究当时朝廷公务文体的著作。这些实用性文体，基本可分为下行的诏令文与上行的奏议文两类。
诏令文是皇帝向臣下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蔡邕把它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并对每一类文体的适用场合、体制规格、行文用语、发布方式等方面都有详细说明，如：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宫，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
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
奏议文是臣民向皇帝进言的文体，也分为四类，即章、奏、表、驳议。每类各有其体制要求：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云云。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
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
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昩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昩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顿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出君下臣名曰命。
奉而行之名曰令。
著之竹帛名曰政。
汉代应用文体极为发达，《独断》所列，当然没有包括全部，却无疑是确保官僚体制有效运转最重要、最常用的文体。周勋初以为：“考文体论的产生，是由研究朝廷公文格式开始的。汉末蔡邕著《独断》，就对天子下令群臣的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群臣上天子的章、奏、表、驳议等体裁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朝廷的公文格式特别要求措词得体的缘故。”[ZW(]
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周勋初文集》第二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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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独断》可视为有关文体研究的最早论著。汪桂海认为：“《独断》是目前所知对汉代官文书制度所作的最早的研究。”同时又指出：“不过，由于这部分材料并不完全是蔡邕对官志簿的抄录，而是包含了他对所见到的诏令章奏文书的总结。正因为有他自己的归纳总结，难免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ZW(]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一章引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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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独断》仍不失为研究秦汉文体，尤其是秦汉公文文体的重要文献。[ZW(]
刘跃进以《独断》及蔡邕创作为基点，考察秦汉时期主要文体的性质、功用及其演变轨迹，认为中国传统意义的主要文体多在秦汉时期定型，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到秦汉已日益明确。详参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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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又有《铭论》，其论曰：“《春秋》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昔肃慎纳贡，铭之楛矢，所谓天子令德者也。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盘杅之诫，殷汤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显之铭。武王践祚，咨于太师，而作席几楹杖杂铭十有八章。周庙金人，缄口书背，铭之以慎言，亦所以劝戒人主，勖于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诰，先王赐朕鼎出于武当曾水。吕尚作周太师，而封于齐，其功铭于昆吾之冶。汉获齐侯宝樽于槐里，获宝鼎于美阳。仲山甫有补衮阙，式百辟之功。《周礼》司勋，凡有大功者，铭之太常，所谓诸侯言时计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国。卫孔悝之父庄叔随难汉阳，左右献公，卫国赖之，皆铭乎鼎。晋魏颗获杜回于辅氏，铭功于景钟，所谓大夫称伐者也。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也，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ZW(]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75—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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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铭的功用、起源和发展演变作了历史的考察，可以说是一篇专门研究铭体的论文。
(二) 刘安《淮南子》“殊体而合于理”之说。刘安（前179—前122）曾招集宾客方术之士编著《淮南子》21卷，原名《鸿烈》。因书非成一人之手，思想内容较为驳杂，儒、道、墨、法皆有涉猎，而主要倾向为道家，是西汉前期黄老道家思想的系统而详尽的总结。由于《淮南子》持“与化推移”（《齐俗训》）的历史发展观，因此，在文艺上，反对强求一律，主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说林训》：“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棘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异音者不可听以一律，异形者不可合于一体。”[ZW(]
许慎：《淮南鸿烈解》卷一七，《四部丛刊》本。
[ZW)]《修务训》：“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ZW(]
《淮南鸿烈解》卷一九，《四部丛刊》本。
[ZW)]世间万物纷繁复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强求一律。时代不同，地区悬隔，种族有异，决定人们的审美要求也不可强求一律。这就必然带来文学体裁、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这样的论调，已逸出儒家依经立义的原则和标准。不仅如此，《淮南子》没有把儒家经典神圣化，而是指出各有长短优劣。《泰族训》：“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水火金木土谷异物而皆任，规矩权衡准绳异形而皆施，丹青胶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适，物各有宜。”[ZW(]
《淮南鸿烈解》卷二○，《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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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特定的内容，往往需要特定的文学形式来表现。不同文章体裁，各有其艺术特点和表达优劣，因而不可施以统一固定的标准。这里实际上已涉及文体形式与风格的多样性问题，对后世的文体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ZW(]
《文选》卷五二，第2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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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文赋》：“体有万殊，物无一量。”[ZW(]
《文选》卷一七，第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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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杂体诗序》：“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譬犹蓝朱成采，杂错之变无穷；宫商为音，靡曼之态不极。故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不其然欤？”[ZW(]
江淹：《江文通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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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显然与《淮南子》有继承关系。
(三) 王充《论衡》的文体学思想。《论衡》论汉赋体性特征，在汉人中较有代表性，前文已涉及，兹不赘述。除赋论外，《论衡》还对一些具体文体的写作发表看法。如《超奇篇》：“（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遵，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ZW(]
《论衡》卷一三，《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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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这里用“笔疏”指奏书类文字，同时还用了“文笔”一词。从此文内容看，“文笔”主要是指无韵的应用性散文体，与后世“文笔”概念不同。《对作篇》区别“作”、“述”、“论”说：“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ZW(]
《论衡》卷二九，《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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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充看来，“作”、“述”、“论”属于不同的写作形态，具有层次的高下之别，这是一般的学者很少论及的，丰富了作为文体语词的“述”、“论”等的文体学内涵。《对作篇》又解释“上书奏记”说：“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论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ZW(]
《论衡》卷二九，《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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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记郡守之文，退而题记，即为著书之一篇。这种把子书著作与上书奏记相比较的观念，说明了奏疏之文在时人眼中具有相当独立的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汉代是中国古代主要文体大量孳生并定型的时期。文学创作之兴与文章体类之备，催生了相对明确的文体观念，推动了汉代文体研究及文体学的产生。汉代文体学的内容已非常丰富，有对诗、赋等重要文体的性质、作用、表现手法、体裁分类的论述，有对礼制与文体关系的考察，还有对文体语词的语源学探讨，以及对常用公文文体的深入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汉代已经形成，并在观念、内容、方法上奠定了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格局。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发展和成熟，正是建立在汉人的文体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