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一个充满实用理性精神的政治家，头脑清醒，机智灵活，善于根据现实情势需要，随时改变调整自己的施政措施，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政治效果。早在建安八年（203）出师河北前，他就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ZW(]
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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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又在《以高柔为理曹掾令》中重申这一原则：“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ZW(]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高柔传》，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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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是始终主张儒法并取，礼刑兼施，德才互用的。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所轻重，但丝毫没有否定儒教，轻视德行之意。
学界通常认为，曹操一生事业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拨乱时期和治平时期，其转折点为建安十三年南平荆州，袁绍阵营最后覆灭。此前十八年，是拨乱之政，具体内容，就是沿用春秋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的霸政模式，挟天子以讨袁绍联盟，这是战略进攻阶段，以武力为主。此后十二年，曹操实行战略部署的大转移，即放弃“尊王”的一统霸图，转修内务，经营王政，这是战略防御阶段，以文治为主，即所谓治平之政。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是平荆州一个月后发生的赤壁之战。此战使三国鼎立之局最终形成，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自此失效。加上曹军严重失利，不得不退回北方，作战略防御，从此对孙、刘不再发动战略性进攻，而一心一意经营中原。这是历史大势所趋，而非出于人的主观意志。以当时形势，魏、吴、蜀任何一方都没有实力统一中国。曹操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必然性。《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姿别传》说：“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ZW(]
《三国志》卷一四《刘放传》注引，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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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王朗传附子肃传》：“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所谓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ZW(]
《三国志》卷一三，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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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充分肯定了曹操的战略转移，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一般来说，拨乱之时，兵戈交加，人心动摇，需要明赏罚、严刑杀以行禁令、立威重。作为创业之主，曹操自然不能例外。然而，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曹操依然尊崇儒学，推行教化，颇有光武“投戈讲艺”之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彧从容与太祖论治道，如此之类甚众，太祖常嘉纳之。[ZW(]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注引，第317—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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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是曹魏政权创立过程中的第一功臣，被曹操目为“吾之子房也”，固多奇略异谋。然而，他常常与曹操谈论的，却是儒家礼乐教化之事。孝廉出身的曹操，对此甚为相得，所以“常嘉纳之”。又同书《袁涣传》：
布诛，涣得归太祖。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自大乱以来，数十年矣，民之欲安，甚于倒悬，然而暴乱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欤！涣闻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以义，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损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赖公，得免于危亡之祸，然而民未知义，其惟公所以训之，则天下幸甚！”太祖深纳焉。[ZW(]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涣传》，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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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涣初随袁术，后附吕布。布亡，归太祖，事在建安三年。其时四郊多垒，军戎乃当务之急。袁涣身为投诚之人，不献奇谋异策，反说以仁义道德之事。曹操对此竟能深纳，可见其重儒术教化，并非故作姿态或虚与委蛇，而是真心服膺，并见之于行动的。[ZW(]
退一步说，即使曹操并不真正信奉儒家教义，至少他是深知儒学凝聚人心、安邦治国的重要作用的。《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载任城王曹彰勇猛好武，“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可见，在曹操心目中，儒家圣道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
[ZW)]建安八年，曹操下《修学令》说：“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ZW(]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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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还师途中经过涿郡，曹操又下《告涿郡太守令》说：“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而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敬遣丞掾修坟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ZW(]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卢毓传》注引《续汉书》，第650—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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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丧乱之际，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保存、发展儒家文化的贡献，深得后人称赏。《宋书·礼志》载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瑰、太常冯怀上疏：
畴昔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ZW(]
沈约：《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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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载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颁教曰：
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弥，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ZW(]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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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载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尚书谢石上疏曰：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ZW(]
同上书，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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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和太常是负责礼乐文教的朝官，征西将军是雄踞一方的藩将，尚书则负责官员的铨选，位高而权重。当他们要推行儒教时，都不约而同引曹操为典范而大加褒扬。可见，这种评价，至少在魏晋之际还是很普遍的，当时很少有人视曹操为儒教的叛逆者和破坏者。
曹操在鞍马之间，孜孜于弘扬儒学，既出于个人的修养和抱负，又迫于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强大势力。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累世为官，享有特权，在中央朝廷和地方上都有重大影响力；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世传经学，标榜名教，并广招门生以扩大和加强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宗强族大，往往拥有大量私人武装，以保护家族利益。黄巾兵起，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然而，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势力和影响，仍在汉末群雄纷争的局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袁绍是世家大族的代表，“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ZW(]
《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第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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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不必说。董卓率凉州军团闯入洛阳，杀伐废立，权倾天下。然而，他丝毫不敢轻视世族，破格擢用了一批世族名士，对于公然反对者，一时也不敢杀害。盖勋写信骂他“小丑”，董卓虽“意甚惮之”，而“外示宽容”[ZW(]
《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第1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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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宛反对迁都，“卓犹敬其名德旧族，不敢害”[ZW(]
《后汉书》卷六一《黄琼附孙琬传》，第2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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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出他在笼络世族上的努力。然而，由于董卓武夫出身，以边将入主朝廷，本不能赢得世家大族的好感；加上他残暴专制，倒行逆施，严重威胁着中原世族的利益，因此，引起了从朝廷到地方的普遍声讨。当他准备迁都长安时，首先遭到高门世族杨彪的反对。司空荀爽、司徒王允、张温等在朝的世族官僚“共谋诛卓”，准备随时推翻董卓的统治。同时，地方上一些世族州郡牧守，也在酝酿声讨董卓。首起盟约者，是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佃、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其中刘岱是出身于“八居九列，四登三事”[ZW(]
《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传》注引《续汉书》，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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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门，张邈、张超也是“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ZW(]
《三国志》卷七《魏书·臧洪传》，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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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族。由于得不到世族的支持，董氏集团成了过街之鼠，在四面楚歌中迅速崩溃瓦解，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曹操起兵时，历经坎坷，才凑成五千人的队伍。首战荥阳，几乎全军覆没。又到扬州重新募兵，只招到三四千人，而且一夜之间突然叛散，剩下几百人而已。这是由于曹操出身卑浊，名微人轻，没有号召力，只能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名豪大侠，富室强族”之间，直到加入讨董盟军后，由于其出色表现，才引起了世族的注意和好感。曹操在政治生涯的初期，并非总是那么老练成熟。当他不慎得罪世族时，立刻遭来毁灭性的打击。兴平元年（194），曹操用兵徐州。吕布乘机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兖州。兖州郡县纷纷倒戈，甚至曹操身边的“督将大吏”都参与了这次事变的策划。整个兖州形势大变，只剩下鄄城、范、东阿还在曹军手里。曹操回师，想拼死夺回濮阳，可他率领的青州军并不力战，他本人也几乎丧生于大火之中。这次惨败的直接原因是陈宫、张邈叛迎吕布。但陈、张二人与曹操交情本深，为什么突然叛变？两个人叛变，为什么能导致整个兖州易手？其深层原因是曹操杀了曾为九江太守的边让，得罪了世家大族。陈宫、张邈、边让都是兖州名士，与世家大族深有关系。边让与孔融齐名，是一个“心通性达，口辩词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ZW(]
《后汉书》卷八○下《文苑·边让传》，第2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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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生。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他“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ZW(]
同上书，第2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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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杀了他，结果“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这种形势导致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ZW(]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选》卷四四，第19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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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次教训，对曹操来说，是惨痛而深刻的，它促进了曹操在政治上的成熟。官渡之战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官渡之战时，曹操兵寡粮短，处境艰难。然而，最大的危险并不在此，而是当时风雨飘摇的内外局势。袁绍陈兵官渡，曹操派到徐州去的刘备叛变，使整个豫州骚动不安。许、蔡以南的郡县都降袁绍，许都官员和曹军将领多同袁绍交通信息。关中诸将中立观望，首鼠两端。田丰说袁绍，刘备说刘表，劝他们乘虚袭许，孙策也在秘密部署袭许的兵力。而最让曹操担忧的是，士民纷纷向北流徙，汝南黄巾余众也在袁绍鼓动下反对曹操。没有叛变的郡县，都不敢向百姓征收赋税。在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千钧一发的形势下，如果后院失火，则将不战自溃，且再无立足之地。曹操深知这一点，所以打算撤回军队，镇压后方，但又怕一溃而不可止，导致全军瓦解。在这进退维谷的存亡之机，曹操终于决定借用世家大族的势力和影响来稳定后方。他派豪强大族臧霸带着自己的精兵回到青、徐，镇抚东方；派世族名士何夔作谯郡的城父令，陈群作鄼令；谯郡其他各县也都用素有声望的名士镇抚，从而安定了人心，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没有战前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政治部署，官渡之战是不可能胜利的。
以上分析表明，曹操尽管有过打击豪强世族的行为，但多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之计，而非一贯的、主要的政治方针。事实上，在东汉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军阀要想发展壮大实力，完成统一，都必须争取、依靠世家大族，曹操也不例外。建安十二年春，曹操下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ZW(]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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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袁绍的势力范围已尽归曹操，北方的统一已基本完成，所以曹操大封功臣。然而，曹操在令中单独表彰“贤士大夫”，这是对以世家大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的充分肯定和特别安抚，并表示了要继续笼络、依靠世家大族的愿望。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中，世家大族也确实占有重要位置，是曹操的政治支柱。在曹操集团的决策机构中，荀彧、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华歆、王朗、司马懿、韦康、张范、崔琰、郗虑等重要成员，都是世族出身，名重天下，在曹魏政权中地位显赫。袁涣、司马朗、裴潜、贾逵、苏则、桓阶、常林、杨俊、杜畿、王凌、王象等世族地主，先后被曹操任为州郡牧守，以加强本集团的政治支柱，有效地稳定了封建秩序。这些世族官吏在治理郡县时，也确实不负厚望，以推行礼乐教化为己任。袁涣为梁相，“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丰，世乱则礼俭”，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为政崇教训，恕思而后行，外温柔而能断。以病去官，百姓思之”[ZW(]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涣传》，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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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为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ZW(]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杨俊传》，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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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畿为河东太守，“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徭役，随时慰勉之……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ZW(]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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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ZW(]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注引《魏略》，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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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治绩卓异的地方官吏，其统治方略，显然是与曹操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
世家大族既是曹操政权的政治支柱，儒家思想学说又是以世族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支柱，这就决定了曹操不可能反对、排斥、打击儒学，更没有造成儒学信仰的破产。因为这样必然会四面树敌，自取灭亡，陷入政治上的危机。曹操是精明的政治家，他在戎马倥偬之际标榜儒教，弘扬儒学，正是为了赢得以世家大族为首的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不断发展、壮大政治实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ZW(]
朱熹论曹操说：“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一四○）这是理学家的观点，今人固然不必苟同。然而，他敏锐地指出曹操窃取“圣人之法”，实际上正说明曹操并非儒学的反对者和颠覆者。儒家思想对曹操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ZW)]事实证明，曹操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