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曹操在其政治中心冀州邺城颁令求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以后十九年、二十二年陆续出令重申这一主旨，意思相同，而语气逐步加重。这就是影响汉魏历史转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魏武求才三令。
细按三令内容，大致有两重意思。一是用人不必计较出身、门第，只要有才干、能办事就行。二是用人不必计较德行操守，只要真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不要紧。一句话，才能是用人的唯一标准。
关于第一点，基本符合曹操的用人实际，这主要表现在兖州起兵阶段，曹操所倚赖的主要是他本籍沛国谯县亲族诸夏侯、曹，包括任峻、乐进、于禁、李典、吕虔、许褚、典韦、满宠等，以武将为主。这些人多庶族地主出身，在东汉传统社会难遇礼命，而曹操却给了他们驰骋才能的机会。史书称赞曹操“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ZW(]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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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这批人。然而，这并不能看作曹操在既定人才政策指导下的用人实践。从曹操的浊流出身和低微的社会地位来说，在起兵创业的初始阶段，只能依靠这批人物，而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这只要与袁绍对比，就一目了然了。袁氏“累世崇贵，海内所归”，“五世为相，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焉”。[ZW(]
《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第1106页。
[ZW)]这样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自然使得“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ZW(]
《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第2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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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力量在当时天下群雄中无与伦比。而曹操阉宦出身，为清流士大夫所不齿，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在创业之初，他别无选择，只能吸收、依靠那些地位不高、和他有大致相同利益需要的人。而唯才是举令是他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成为霸主以后提出的。在起兵之初，曹操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用人思想，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求才令的第二重意思，是不计德行，只重才干，这与曹操的用人实践大相径庭。《三国志·魏书》立魏臣传主91人，可视为曹氏集团的主要人物。其中称得上品行不端的,从现存史料看，只有郭嘉、戏志才、杜畿三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ZW(]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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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志才为何有负俗之讥，史无明文。郭嘉则因“不治行检”，名士陈群常在曹操面前指斥他。然而，究竟如何“不治行检”，亦无明文，大概是轻视世俗不拘小节，而非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类。总之，“有负俗之讥”也好，“简傲少文”也好，都不算大节有亏。曹操在天下纷争之际度外用之，并无特别过人之处。汉末群雄，如袁绍、孙权、刘备部属中，都有不少这样的人才。何况，儒家传统的用人思想，本来就不求全责备，允许贤人有过失。《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穆公）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ZW(]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0—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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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ZW(]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一六，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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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先秦君主也好，士人也好，评价人才，并不拘泥于某些僵死的教条。对于先仕公子纠，桓公杀公子纠后又相于桓公，因此负不仁不义恶名的管仲，孔子给予了极高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ZW(]
《论语正义》卷一七，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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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这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对曹操求才令的出台,显然是最有力的经典依据。
曹氏集团中真正称得上有才无德的少之又少，而才德兼茂、智行并高的却比比皆是，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在用人上的实际态度。荀彧固然是曹操良、平之流的谋士，同时又是士大夫的领袖。他之所以能为曹操引来许多名重天下的僚佐，除了才干，还在于其人格魅力。《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彧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名臣钟繇甚至认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ZW(]
《三国志》卷一○，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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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荀彧出身高门，德行为天下仪表，海内所宗，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招来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辛毗等世族名士，使曹操麾下出现“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曾上《请爵荀彧表》，称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ZW(]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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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德行极表赞赏。物以类聚，荀彧负责选举，所引人才，大多数是德充才茂的。其从子荀攸，也是曹操的重要谋士，随军征伐，“常谋谟帷幄”。曹操上表献帝为之请封说：“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ZW(]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攸传》，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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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表彰他才高功巨。荀攸死后，曹操又在《悼荀攸令》中说：“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ZW(]
《三国志》卷一○《魏书·荀攸传》注引《魏书》，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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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赞美他德行卓越。曹操另一重要谋士郭嘉，虽有“负俗之讥”，可曹操在《请追赠郭嘉封邑表》中称他“立身著行，称成乡邦。与臣参事，尽节为国，忠良渊淑”[ZW(]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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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郭嘉即使真有“负俗之讥”，也是无伤大雅的微瑕，其本质是“尽节为国，忠良渊淑”，因而仍是值得褒赏的。刘表之子琮，举荆州降，使曹操兵不血刃就铲平了袁绍阵营的最后势力，其功不小，所以被曹操任为青州刺史、封列侯。操又上《表刘琮令》说：“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体，敦令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窦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笺求还州，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执，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ZW(]
《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注引《魏武故事》，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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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从品行着眼，褒扬他的投诚之功。章表之类行政文书，最能标明政策之所在。曹操上表褒功，每每论及德行节操，足见其人才政策，绝非不重德只重才的。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荀彧被征为汉献帝的侍中和尚书令。曹操就把选举人才的事，交付相府东曹，任命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负责选举。选官是重要而敏感的位置，体现着执政者的行政意图，引导着社会舆论和风气。《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太祖为丞相，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征事。初授东曹时，教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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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崔琰之得任选官，完全因为他正直清高，可以厉俗率时。崔、毛二人任职期间，也确实深切领会并很好完成了曹操所寄予的政治使命。《三国志·魏书·邴原传》：“崔琰为东曹掾，记让曰：‘征事邴原、议朗张范，皆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ZW(]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陃原传》，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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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懿德而令不仁者远，正是曹操对选官的期望。《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曰：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复何为哉！”[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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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卷注引《先贤行状》曰：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人拟壶飧之洁，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洁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ZW(]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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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毛共典选举，事在建安十三年之后。由于他们举用清正之士，以俭率人，转移一时风气，使曹操的丞相府在河北开创了一个“治平尚德行”的文治局面。曹操对此赞叹不已，极力支持他们的铨选工作。《三国志·魏书·毛玠传》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毛玠传》，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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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玠典选举，因清恪坚贞而招致怨恨排挤。曹操令中不容置疑的态度，表现出对东曹选官的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了重德轻才的倾向。同卷又载：“琰尝荐巨鹿杨训，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太祖即礼辟之。”[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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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是个别现象，它至少说明，曹操选人，是非常重视德行的，绝不像他自己所说，凡“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一概录用的。
曹操重视德行，还可从立嗣问题上看出来。由于关系到权力的继承、事业的兴衰和社稷的安危，一般的君主，除非特别昏庸，对这个问题总是慎之又慎。曹操长子早卒，依封建纲常，立次子丕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曹植以文才得宠，“几为太子者数矣”[ZW(]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传》，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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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问题复杂化了。建安十六年，曹操诸子高选官属。曹丕欲辟邯郸淳为文学官属，“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ZW(]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邯郸淳传》注引《魏略》，第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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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颙“少秉高节，玄静澹泊”，素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美誉，是天下清议所激赏的德行之士，曹操对他颇为倚重，曾特意出令说：“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邢颙传》，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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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为曹植家丞。可见，在立嗣斗争之初，曹植占有很大优势。可是，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ZW(]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传》，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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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腹党羽杨修、丁氏兄弟等，也多是与他气类相投的才子，行为放达，不拘礼法，不能起到严师诤友的辅弼作用，这自然会使他越来越陷于被动。本来，曹操以邢颙为曹植家丞，是抱着很大期望的，而“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邢颙传》，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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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桢、司马孚等多有劝谏，可曹植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知问题的严重性。结果，曹植在舆论上就失去了当时许多德行卓异、清介刚正之士的支持。当曹操私下向部属征求立嗣问题的意见时，并非曹丕同党的崔琰、毛玠、邢颙等以德行著称的士人（其中崔琰还是曹植妻子的叔父）都不约而同地倒向曹丕，从而使再三狐疑的曹操清醒起来。再加上“司马门事件”发生，使曹操充分认识到曹植性格中放纵任性、不拘礼法、不堪持重的一面，从此完全失去了对他的信任。立嗣之争以曹植的失败告终。并不是说曹植砺德修行、恪守礼法就一定能成功，但他任性放达的行为促成、加速了他的失败，则是显而易见的。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出，“唯才是举”并非他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曹操固然重视实际才干，但不管在拨乱之时还是治平之时，他都丝毫没有轻视德行。曹操集团中品行不端者寥寥无几，而德充才茂者比比皆是。在曹操事业的后期，也就是治平时期，甚至出现了重德轻才的倾向。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曹操却频频颁发求才令，宣扬“唯才是举”的思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卫广来在《求才令与汉魏禅代》中认为，求才三令颁布在建安十五年之后，此时曹操已放弃武力征伐，在北方转入文治阶段，这与他“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政治方略和人才思想不吻合，唯才是举令不是为了完成统一而提出的。曹操的佐命人才也在建安十三年以前全部到位，求才令颁布后，实际上没有吸收到新的人才。也就是说，求才三令与曹操选拔人才的实际活动并无关系。三令的出台，实际上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举令，目的是摧毁二十等爵制，突破“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开建五等，以便曹操封公独立建国，从而以让贤的方式完成汉魏皇权转移的历史任务。建安十八年曹魏建国后，北方政府出现魏官、汉官两个系统，发生了官员魏官化的问题。建安十九年举偏短之士令中，所举陈平、苏秦皆为反复之人，目的是解除部属舍汉归魏的名节顾虑。曹操部属多具东汉古文经学派通变的特点，对此易于接受。此令在这一脉络上承前启后，而三令都具有董昭所说“定人”的意义。汉魏皇权禅代，正是在求才三令的政治引导下通过和平过渡的让贤方式完成的。[ZW(]
《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ZW)]卫先生的结论是否可靠,自然有待于继续探讨。然而，它至少可以进一步说明，唯才是举不是曹操的用人政策。曹操选人，始终是德才并重的。在人才思想上，曹操没有突破儒家传统，而只是对汉代名德选举造成的种种弊端，如以族取人、名实不符、虚伪矫饰等的反正。把“唯才是举”视为曹操对传统儒学的叛逆、对世家大族的排斥和打击，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