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帝以后,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官方学术,开始走向衰亡。《后汉书·儒林传上》述其衰亡之迹：“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揽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桓帝以后，“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ZW(]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第2546—2547页。
[ZW)]可见，作为博士官学的今文经学在和帝以后开始衰微，逐渐失去了对学人士子的吸引力。
然而，今文经学的衰落，只是一种学经学思潮的衰落，并不代表着儒学的衰落，更不意味着儒学丧失了统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就当时最高统治者来说，对儒学仍是大力提倡和贯彻的。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徐防上书以五经章句试博士弟子，开五十难以试之，一律以章句为依据，解释多者，引文明确者，定为优等，“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ZW(]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第1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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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平元年（106），尚敏、樊准上疏，建议朝廷选拔官吏，应当录取经学者，以宠进儒学之士，“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ZW(]
《后汉书》卷三二《樊准传》，第1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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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采纳其建议，下令“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逸大儒，硕学高操，以劝后进”，使学人复于经学，达到“人心专一，风化可淳”的目的。[ZW(]
袁宏：《后汉纪》卷一五《后汉孝殇皇帝纪》，《四部丛刊》本。
[ZW)]顺帝时，将作大臣翟酺上书，建议重修太学博士房舍，以“诱进后学”。帝感其言，乃更修校舍，建房240栋，1850室。后来，梁太后又下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吏，悉遣子弟就学，规定于每年春三月、秋九月，诸生会于太学，习乡射礼，讲论经学。于是游学之人一时大增，多达三万余人。桓帝时更定太学考试方法，通二经补文学掌故，通三经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通四经为郎中，通五经补为吏，随才而用。灵帝熹平四年（175），“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ZW(]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第2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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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立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ZW(]
《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第1990页。
[ZW)]。献帝也“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ZW(]
《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第2058页。
[ZW)]。到了建安时期，战乱频仍，争霸群雄依然不废儒学，尊重、笼络儒士。曹操崇儒，已如前述。袁绍在冀州，派人强逼郑玄随军。刘备仰慕名儒，当孔融派人求救时，受宠若惊地说：“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ZW(]
《后汉书》卷七○《孔融传》，第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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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南下荆州，“荆楚群士从之如云”[ZW(]
《三国志》卷三九《蜀书·刘巴传》，第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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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表在荆州，“州界群寇既尽，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衷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ZW(]
《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注引《英雄记》，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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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兖、豫学士归之者以千数”[ZW(]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二《汉纪》，《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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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宋衷、赵岐、王粲、邯郸淳、杜袭、裴潜、司马芝等都是当时著名儒士，可谓人才济济，形成了汉末重要的儒学阵地——荆州学派。
郡国学始办于汉景帝末年，东汉一直没有停办，桓灵之时仍在继续。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外出巡视，至县城时常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刘梁任北新城长，学习文翁，大造讲舍，亲自教授。孔融任北海相，“承黄巾残破之后，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显儒士。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王修为孝廉。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名为郑公乡”[ZW(]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注引《续汉书》，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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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在东汉后期，更是风靡一时。《后汉书·儒林传论》描述当时学生登门求学之盛况：“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ZW(]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第2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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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郭林宗，党锢之后，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郑玄被禁锢，隐居乡里，研究经学，弟子自远方来者数千。治《左氏春秋》的颖容，献帝时避乱荆州，聚众数千人。这些儒学名师，不慕权势，隐居乡曲，著书立说，教授门徒，为儒学在汉末的传播和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赵翼《陔余丛考》说：“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ZW(]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六“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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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汉末私学兴盛的高度肯定。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东汉以来，尽管今文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已日益衰落，然而，儒学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利器依然得到上自朝廷下至各级地方官吏的大力提倡；儒学作为封建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依然为广大儒士研习、传播、发扬光大。不管是太学、郡国学还是民间私学，仍然把儒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今文经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没落，其实质只是师法家法的打破，烦琐章句的简化和神学迷信的廓清。因为就在今文经学日益失去活力的时候，一种新的儒学思潮——古文经学却吸引着越来越多士人的注意，并最终形成全面繁荣的局势。
古文经学倡始于刘歆，至西汉末逐渐盛行，虽一直未立学官，到东汉以后却终于压倒今文经学，成为时代学术主流。经今古文的区别，除了字体的不同、篇章字句的差异外，更表现在治学目的、方法和精神上的迥异。今文家认为六经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故着力于阐发其微言大义，往往沦为主观臆断、徒口腾说、繁杂芜蔓、支离破碎。古文家则致力于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脚踏实地研究、整理古文献，注解简明，学风朴实。今文家好为章句，恪守家法师说，门户森严，诸生各执师说，互不相让，难以通融，严重束缚士人的思想，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到哀、平之际，又与盛极一时的谶纬思潮结合，使儒学趋于宗教，经学沦为神学，其形态上的粗疏荒诞及内容上的非理性色彩，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判。古文家不像今文家那样专守一经，大都遍习五经，博学贯通，不拘门户，不囿师说，求真求实，羞为章句之学，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自西汉刘歆拉开与今文经学论争的序幕，经东汉班固、张衡、王充、桓谭、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蔡邕等持续不断的努力，至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ZW(]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论》，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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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使今文经学一蹶不振，而古文经学从此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
古文经学家打破了古今文经的界限，表现出囊括古今的气度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使儒学在坚持纲常名教、礼乐刑政等基本内容和精神的同时，呈现出空前的活性和张力。这可以郑玄注经为例证。《后汉书·儒林传》称：“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ZW(]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董钧传》，第2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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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谓：“郑注《周礼》并存故书今书，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ZW(]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清光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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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自己在《六艺论》中也说：“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ZW(]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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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兼容古今、择善而从的治经态度，体现出古文经学家在坚持儒学基本内容、主要精神的前提下不囿于一家、不固执己见的自由倾向和圆通意识，而“如有不同，即下己意”则展示出注重自我的个性特征。汉末儒学大师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也可与此互相发明。如荀氏家族中，荀绲为荀彧娶宦官五侯唐衢女，荀爽劝李膺“屈节以全乱世”，都表现出不拘常节，追求个体自由的倾向。马融则更为突出。当邓骘召其为舍人时，因“非其好也”，遂不应命。既而饥困，乃悔而叹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ZW(]
《后汉书》卷六○上《马融传》，第19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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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绛帐女乐中讲学，表现出旷达任性、贵生好乐的风范。这正是汉末儒士追求自由、独立、圆通的人生价值观的典型体现。
汉末士人在生活情趣、人生态度上的自由通脱倾向，相对于两汉动辄以礼、规行矩步的儒生来说，自然是一种解放。然而，这种解放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两汉礼教过于压制人性的一种反动，而非对儒学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否定。儒家思想，依然是士人的精神归宿。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也依然是士人的主要精神风貌。这在两次党锢之祸期间，士大夫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现。儒家纲常名教是党人与宦官外戚斗争的主要武器。在当时，党人是作为良知、正义、名节、操守等儒家道德的典范而得到全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的。曹操年轻时即深受党人精神的影响。如灵帝下诏，要求三公举奏州郡不法官吏，三公阿附宦官，多所包庇，独操上书指责三公，为灵帝所重视和采纳。接着又上书为谋诛宦官而死难的窦武、陈蕃理冤，言辞激切。董卓作乱，曹操深入虎穴，企图刺杀董卓，为国除害。可以看出，青年曹操是党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对宦官、对军阀的斗争，与党人“澄清天下”[ZW(]
《后汉书·党锢传》：“（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陈藩传》：“藩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藩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藩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之志，甚奇之。”
[ZW)]的志向，是一脉相承的。在以后的事业中，荀彧、荀攸、钟繇、陈群、杜袭、郭嘉等与党锢集团关系密切的汝、颍士大夫，始终是曹操最为倚重的力量。可见，曹操虽然在生活作风上不斤斤于礼教的繁文缛节，但在政治理想和实践中，却是忠于儒家原则的。[ZW(]
自汉室都许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这是汉王朝全面崩溃、无力补天后历史的必然选择，不可作道德评价。
[ZW)]傅咸批评“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ZW(]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七《傅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7—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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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曹氏父子在弘扬儒学、推行礼法方面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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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对儒学的弘扬，已如前述。曹丕即位之初，即令鲁郡修孔子旧庙，封孔子后裔羡为宗圣侯；令郡国向中央政府推荐通经术者，到皆试用；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梁》博士；修定郊庙祭祀之礼。故曹植为曹丕作诔文说：“礼乐废弛，大行张之；仁义陆沉，大行扬之。”虽有颂美成分，然绝非纯出虚美。详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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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儒士人格开始出现二重化趋势，即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并存，这正是古文经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汉末士人精神风貌的主要特征。
曹魏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了谯沛起家时的武将群体学术文化修养不深外，大部分属于汝、颍、青、徐士大夫阶级，接受古文经学的教育和熏陶。如荀彧，祖父淑，荀卿十一世孙，为正宗古文经学“礼乐派”；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ZW(]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裴潜传》注，第675页。
[ZW)]
；陈群，祖陈寔，父陈纪，也是古文世家；崔琰，师从郑玄，为冀州士大夫之冠；卢毓，父卢植，古文经学大师。由于这些人以事功见长，与建安文学关系不大，故本文不作深究，而仅对建安文学的重要作家的学术背景略作勾勒。
曹操，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博学多才，光和年间，曾因从妹夫宋奇被诛而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ZW(]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3页。
[ZW)]
，所谓古学，指马融、郑玄所传之古文经学。
曹丕，邺下文人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ZW(]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第57页。
[ZW)]
；其《典论》一书，为社会政治文化论集，多体现古文经学思想。
曹植，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ZW(]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传》，第557页。
[ZW)]
。从他初见邯郸淳时的谈论内容看，显然是古文经学的学风。
孔融,建安七子之一，孔子二十世孙，治《左氏春秋》，敬重郑玄，特为其立“郑公乡”。
祢衡，狂放刚傲,唯与孔融、杨修亲善,又撰《吊张衡文》,赞美古文经学家张衡的道德文章，流露出异代知己的相惜之情。祢衡经学授受虽不可考，然其深受古文经学影响，殆无疑义。
王粲，建安七子之一，其曾祖父、祖父皆位至三公，世传经古文学，荆州学派重要成员，受知于古文经学家蔡邕，有“《尚书释问》四卷，郑玄注，王粲问，田琼、韩益正”[ZW(]
《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70页。
[ZW)]
。所著诗歌、赋、论议等颇多。
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十岁左右即从大儒蔡邕受学，得“童子奇才，朗朗无双”[ZW(]
《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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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誉。
杨修，在曹氏兄弟立嗣之争中为曹植心腹，其父、祖虽治今文，然观其性格才艺及立身行事，当深受古文经学影响。
刘桢，建安七子之一，平原侯世子，太子文学，著有《毛诗义问》十卷。
徐幹，建安七子之一，临淄侯文学，转五官将文学，著有《中论》，大都阐发义理，言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是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又据《两汉三国学案》，《中论》论诗，皆源于鲁学，而鲁学在汉属古文经学。
应玚，建安七子之一，平原侯庶子，转五官将文学。“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讽诵，故世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为古文经学家的治学方法；叔劭，除《风俗通》外，“又著《中汉辑叙》、《汉官仪》及《仪礼故事》”[ZW(]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应玚传》注引华峤《汉书》，第601页。
[ZW)]
，可见其家世有古文经学传统。
陈琳，其儒学背景史无明文，然《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载：“（昭）曾察孝廉，不就，州里才士陈琳等称善之。”张昭曾师从白侯子安学《左氏春秋》，这可视为陈琳亲善古文经学的旁证。又陈琳归曹操后，有人讥讽他，他写《应讥》反击道：“夫世治，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揆宜以处事。”[ZW(]
《艺文类聚》卷二五，第461页。
[ZW)]其处世态度显受古文经学家影响。
蔡琰，蔡邕之女，自幼受父教育熏陶，博学有才辩，又妙善音律，有五言、骚体《悲愤诗》各一首，又有《胡笳十八拍》一篇。[ZW(]
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真伪尚多争论，而五言《悲愤诗》多认为确系蔡琰所作。
[ZW)]
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ZW(]
《三国志·魏书·繁钦传》注引《典略》，第603页。
[ZW)]
，战乱依刘表，为荆州学派成员。
路粹，少学于蔡邕，曾为曹操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人睹粹所作数孔融罪奏，“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ZW(]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路粹传》注引《典略》，第603页。
[ZW)]。
邯郸淳,临淄侯文学,“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ZW(]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邯郸淳传》注引《魏略》，第603页。
[ZW)]
，荆州学派成员，有诗、赋、小说等传世。
以上情况表明，汉末建安文士，绝大多数都有接受古文经学教育熏陶的经历。少数士人，如祢衡、陈琳等，其学术背景虽史无明文，但在汉末古文经学占绝对优势的大环境下，他们的思想、性格、作风深受古文经学精神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建安文学中主缘情、重个性、尚通脱的倾向的出现，无疑是与古文经学关注个体、追求自由、重视圆通的精神相一致的，是学术思潮影响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建安文学的这种新特质，近现代学者关注颇多。自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文的自觉”说在学界广为流行，王瑶、游国恩、王运熙等学者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特别是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又提出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文的自觉来源于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的见解，为“文的自觉说”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从而赢得了更普遍的赞赏和接受。然而，他们过于强调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来源于经学的衰落和儒教对士人思想束缚的松弛，而较少注意儒学自身的发展变化，即古文经学对先秦儒学和汉代今文经学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个性的觉醒自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但是否立即带来“文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而建安文学之所以呈现彬彬之盛，形成后世钦慕不已的建安体，却是以儒家传统的文艺观为基础、以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为底蕴的。建安文士的文学理论、创作实践，无不渗透着儒家思想（主要是先秦儒学）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一点，学者关注不多，本文后两节拟就此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