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文学创作中重抒情、重个性、追求文辞华美的倾向逐渐突出。与此相应，文学批评也开始较多关注文学特点、写作方法、文体风格等问题的探讨。然而，这种新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在建安文士的文学观中，仍然占有主导位置。儒家关于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文与质的关系、作家人品与创作的关系等方面的传统观点，在建安文士中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发展。
一、 文章的价值和作用
传统儒家对文章著作一直很重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穆叔对范宣子问何为不朽，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ZW(]
《春秋左传注》，第10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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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所以能不朽，一方面是因为可传圣人之道，竟其未遂之志，是“立德”的变态和延伸，即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另一方面是因为可直接对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即可“立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ZW(]
同上书，第1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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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子产善于辞令，巧妙地解释郑国攻陈的原因，从而避免了霸主晋国的兴师问罪，足见“言”有定国安邦的“立功”作用。正因为言辞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要求君子重视修辞立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修业也。”李鼎祚注引宋衷语曰：“业，事也”，“君子处公位，所以进德修业也”。[ZW(]
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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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立言（修辞）和立德、立功完全统一起来了。《论语·阳货》载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从反面说明了“言”的重要性，其精神与此是完全相通的。此后，儒家的荀子、扬雄等阐发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司马迁深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故“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著成《太史公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ZW(]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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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儒家“立言”以不朽传统感召之下发愤著述的典型。
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强调立言以不朽的传统,在邺下文士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阖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于是童幼猛进，武人革面，总角佩觽，委介免胄，比肩继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训六经，讲礼物，谐八音，协律吕，修纪历，理刑法。六略咸秩，百氏备矣。”[ZW(]
《艺文类聚》卷三八，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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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学，还停留在先秦的广义阶段，既包括经学与其他科学文化之“学术”，如文中提到的“六经”、“六略”、“百氏”、“礼乐”、“纪历”、“刑法”等，也包括诗赋与艺术性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可以视为体现了王粲的文艺观。此文作于汉献帝初平四年（193）王粲依刘表期内，必然早于曹丕《典论·论文》。王粲的观点,显然直接源于汉儒关于《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看法。只是王粲把它抬高到“人伦之首，教化之本”的地位，并用来泛指一切文学，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对当时和后世文人产生更大影响的，还是曹丕《典论·论文》的论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ZW(]
《文选》卷五二，第2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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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显然是从政治教化作用立论的，其范围包括封建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文体，如诏策、章表、奏议、盟誓、檄文、封禅文、碑铭、哀诔以及诗、赋、颂等，在制作礼乐、建立制度、封禅祭祀、外交、战争等各种重要场合都不可或缺，那么当然是“经国之大业”，是封建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故钟嵘径称之为“经国文符”（《诗品序》）。史书的修撰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同时可以劝善惩恶，使统治者的功业德行得以流传后世，因而历代王朝都对它表现出高度重视。子书的内容也多与政治教化有关，“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ZW(]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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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得到汉魏之际士人的推崇，并兴起子书创作的热潮。诗、赋这两种作品，魏晋时抒情性增强，但它们用于讽谏讥刺的传统并不曾被否定。《艺文类聚》载《典论》佚文一条：“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城，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ZW(]
《艺文类聚》卷一○○，第1730—1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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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对此显然持赞许态度。又曹植《上责躬诗表》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罔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也。”[ZW(]
《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传》，第562—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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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诗的美刺作用，对曹植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魏晋时一直持续着。魏时刘劭作《许都》、《洛都》二赋，意在讽谏。葛洪批评当时诗作多虚誉溢美，失去《诗经》的讽刺精神；李充《翰林论》赞美应璩五言诗“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ZW(]
李善、吕延济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二一，《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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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继承了关于诗的讽刺作用的传统看法。
所以，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与儒家历来所持的文学政教观紧密衔接的，是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高度提炼和概括，“这种纲领性的归纳和强调，确有独到之处，且极引人注目，以致被视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提高文学的社会地位’的代表性论点”[ZW(]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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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关于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还有另一层面的论断，即“不朽之盛事”。这与“经国之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文章本身，因其政治教化作用，是“经国”的内容之一，所以可不朽。另一方面，“夫著作书论，乃欲阐弘大道，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ZW(]
桓范：《世要论·序作》，魏徵《群书治要》卷四七，《四部丛刊》本。
[ZW)]，仍源于儒家立言不朽的传统。立德唯圣人所能，立功为权势之阶，富贵所系，但机遇难得；唯立言一项，不依赖于他人，全在个体把握，一般士人都可践行，故曰“不假良史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本人虽贵为太子和帝王，却仍孜孜追求通过著述以致不朽，对以著作传世的人深表钦慕。《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典论》佚文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崇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在《与王朗书》中又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ZW(]
《太平御览》卷九三，《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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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谈立功，似有置立言于立功之上之意。他对去世未久的徐幹留下一部《中论》深表赞美，说：“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ZW(]
《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注引《魏略》，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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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就是曹丕欲传名于后，以求不朽的著作。书成后，甚为自得，登极之初，即抄录一份送孙权，一份送张昭。明帝曹睿时又刻石于太学，共立六碑。
曹丕的文章观念，其实代表了建安文士的共识。即以功名心特别强烈的曹植来说，虽然说过“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似乎对文学极为轻视。但他同时又说：“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ZW(]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传》注引《典略》，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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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业不就的情况下，仍有以著作不朽的意思。其《薤露行》诗说：“孔氏删诗书，王业粲以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ZW(]
曹植：《曹子建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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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把文章视为王业的一部分，同样可以千古流芳。大抵曹植轻视文章，是一时的愤激之语。[ZW(]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但子建却说文章是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笔者同意鲁迅的观点。
[ZW)]其挚友杨修却信以为真，特意写信批驳曹植的观点：“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则皆有愆乎！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ZW(]
《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传》注引《典略》，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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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章与“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连结在一起，其立意与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极为相近。稍后桓范也说：“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惟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ZW(]
《世要论·序作》，魏徵《群书治要》卷四七，《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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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普遍的文学观念，提高了邺下文士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著书立说和诗赋创作中去。这无疑是形成建安文学彬彬之盛的重要原因。
二、 文与质的关系
在先秦儒家著作中,“文”与“质”往往用来称述人物道德品质、文化修养，或概括政治、社会生活，其内容都相当宽泛，非单指文章而言，但其中包含了语言著述、文化学术，与文章有关。文的本意是线条、色彩交错，引申为华丽、有文采之意。凡事物未经雕饰即谓之质，如器具的毛坯、绘画的底子，因此质含有质朴、朴素的意义。文采雕饰是外在的，人为的，而毛坯、底子是内在的，本然的，因此文、质又分别具有外部形式和内在本质的意义。正因为这对概念内涵的多样性，才可以用来表述几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
《论语·雍也》载孔子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ZW(]
《论语正义》卷七，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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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原意是就君子人格的养成提出标准。质是指原始的、本能的、自然的品性，文指礼乐教化等一切可以将人的生物性修炼、升华、美化的文明。《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ZW(]
《论语正义》卷九，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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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宪问》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ZW(]
《论语正义》卷一七，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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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揭示了达到君子（成人）的途径，又暗示了“文”的内容。在儒学思想体系中，文学修养本来就是人格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质彬彬”命题的提出，对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人或引申为文学风格应该丽采与质朴结合，或应内容与形式并重。这其实是一种高远的理想境界，一种不断完善、永无止境的审美追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完全实现的。
从表面看，孔子非常重视文，追求质文相称，对二者并无高下轻重之别。然而，由于孔子只把文作为修成君子人格、推行礼乐教化的手段，当二者不可兼得而有所轩轾时，孔子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ZW(]
《论语正义》卷一，清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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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视为余事。《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ZW(]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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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子夏所问诗句中体会到先仁后礼、先质后文的道理，以绘画之事先有素底后加色彩为喻，让子夏自己去领悟。子夏驰骋想象，果然从孔子的比喻中体会到仁义之“质”与“文”的关系。刘向《说苑》载孔子语曰：“吾思也，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ZW(]
刘向：《说苑》卷二○《反质》，《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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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否说过这段话，固然未可轻信，然而，联系他“绘事后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这种先质后文、质美则自文的观念，无疑是符合孔子精神的。
邺下文士在文质关系论上继承了儒家传统，同时又有发展变化。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ZW(]
《三国志》卷二一，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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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幹是邺下文士中最为曹丕所称赏的，因为他“怀文抱质”,符合儒家“文质彬彬”的人格理想和审美标准。所谓“抱质”,指他志高节清,是从道德品行上着眼；所谓“怀文”,指他著成《中论》二十余篇，足以不朽，是从文章学术上评价。儒家论人,德行第一。在很多情况下，质与文的关系，实际上成了德与文（或艺）的关系。徐幹自己的思想，亦可与曹丕的评论互相发明。他在《中论·艺纪》中说：
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圣人之所不能已也。艺者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则不能丰其体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ZW(]
徐幹：《中论》卷上，《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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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幹首先指出德是人的根本，艺是德的枝叶，二者自有本末轻重之分。然而，徐幹并不因此像道家、法家那样否定、排斥艺。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重“艺”的思想，从孔子“文”、“质”统一的观点来论述“艺”与“德”的关系。“艺”属于文，是人的外在文采的一种表现；“德”属于质，是人的内在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不能无艺，否则不能成为纯粹、文雅、完美的人。艺不能离德，否则就失去了根本和依托。真正的君子，必须以艺成德，德艺兼备。“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所以“宝玉之山，土木必润；盛德之士，文艺必众”[ZW(]
《中论》卷上，《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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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徐幹特别强调通过艺来修炼德行，培养人才：“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体全然后可登乎清庙，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义不行，非艺不治，非容不庄，四者无愆，而圣贤之器就矣。”[ZW(]
《中论》卷上，《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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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儒家那里，艺文只是成为君子的阶梯，徐幹则把它视为“圣贤之器”所不可缺少的素质，其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
关于德行与艺文的关系，王粲也有论述。他在《砚铭》中说：“昔在皇颉，爰初书契，以代结绳。民察官理，庶绩诞兴。在世季末，华藻流淫。文不写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沉。墨运翰藻，荣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ZW(]
《艺文类聚》卷五八，第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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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与文统一的要求出发，王粲主张文学创作应与作家外在的“行”和内在的“心”相一致，不能文人无行。为此，他严厉批判了汉末辞赋创作中“华藻流淫，文不写行，书不尽心”的不良倾向，表现了对作家人品的严格要求。这种要求，自然是符合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的。
应玚的《文质论》是表达邺下文士文艺思想的又一篇重要文献。一般认为，此文是针对阮瑀《文质论》而发。阮瑀所论的质与文，与孔子一样，主要是就人的修养而言的。但是在“文”与“质”的关系上，阮瑀反对孔子“文质彬彬”的见解，重质而斥文，推崇以自然“敦朴”为主旨的老庄思想。他认为美的形式是没有实用意义的，犹如“日月丽天”，虽有光彩但“远不可识”，并进而认为“丽物苦伪，丑器多牢”，“大臣木强，不至华言”[ZW(]
《艺文类聚》卷二二，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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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看法，表现出把优美的形式与质实的内容对立起来的倾向。应玚在文质观上维护孔子的思想，批评阮瑀“弃五典之文，暗礼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寻老氏之蔽”。他主张文与质不可分割，犹如“日月运其光”，“芳华茂于春”，二者不可偏废。“质者端一”，固有其“潜化利用”的实用价值，但“文”也是治世经国所必不可少的，如“摛藻奋权，赫弈丕烈，纪禅协律，礼仪焕别，览坟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显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ZW(]
同上书，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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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玚在阐发文的重要性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句话：
若夫和氏之明璧，轻縠之袿裳，必将游玩于左右，振饰于宫房，岂争牢伪之势，金布之刚乎？[ZW(]
《艺文类聚》卷二二，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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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是针对阮瑀“若乃阳春敷华，遇冲风而陨落；素叶变秋，既究物而定体。丽物苦伪，丑器多牢。华璧易碎，金铁难陶”[ZW(]
同上书，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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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语而发。阮瑀认为，“文”虽丽却多华而不实，“质”虽没有动人的外表，但利于致用。应玚在此针锋相对地指出，“文”可以娱乐耳目，美化生活，这正是它的作用，因此根本无需从是否牢固坚实的角度去与“质”争长短。文艺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先秦两汉已有人认识到。如《荀子·礼论》、《吕氏春秋·仲春纪》都肯定了美丽的色彩、悦耳的音乐具有“养目”、“养耳”的作用，为人性所需。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ZW(]
《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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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毅在《舞赋序》中为“郑卫之乐”辩护道：“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其何害哉”[ZW(]
《六臣注文选》卷一七，《四部丛刊》本。
[ZW)]
，都充分肯定了诗赋、音乐的娱乐和审美作用。应玚则把这种作用与“文”的巨大政治作用并提，足见其重视程度，从中颇可看出儒家传统文艺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是以儒家重视文的作用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