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体”与“建安体”一样,以时代立体,虽然在某些具体语境中,可指某种文学体裁,但不局限于具体体裁,更多时候,是对六朝文风的总体概括。作为一个文学接受史上的概念,“六朝体”名称的确立及通行,去六朝已颇为久远。元初刘埙《隐居通义》卷一五“庐山公九锡文”条:“韩文公效此体作《毛颖传》,而洪庆善乃云,《毛颖传》柳子厚以为怪,洪以为子虚乌有之比,其流出于庄周寓言,则是不知韩之所始矣。但袁、韩俱以文为戏者,而淑之文则六朝体耳。”[ZW(]
刘埙:《隐居通义》,《丛书集成初编》本。
[ZW)]
这是笔者见到明确提出“六朝体”的最早文献。刘埙认为,韩愈《毛颖传》与刘宋袁淑《庐山公九锡文》一样,都是“以文为戏”的俳谐体,只是文风上有区别。《毛颖传》是古文名篇,而袁文则“六朝体耳”。对于何谓“六朝体”,他没有解释,大概指此文语骈而藻丽,是典型的六朝文风,不同于韩愈古文。元中后期,祝尧撰《古赋辨体》,分赋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这里,“六朝体”不是一个完整自足的概念,而是与“三国”连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时代次序使然,更因为在祝尧看来,三国六朝是辞赋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其特点是辞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如果再细分,三国赋尚存古风,到陆机全用俳偶,齐梁又拘以声律,可谓“有辞无情,义亡体失”[ZW(]
祝尧:《古赋辨体》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ZW)]
,去古益远了。可见,祝尧对作为辞赋的“六朝体”,颇存贬抑。
与文学批评中明确提出“六朝体”相映照,在创作上最早明确标榜“六朝体”的,似乎也在元代。马祖常有《端午效六朝体》诗:“修篁发秀林,新荷迭芳池。采丝撷雾缕,纱縠含风漪。蕤宾应乐律,端阳正岁时。馥馥兰汤浴,滟滟蒲酒持。汉宫斗草戏,楚船张水嬉。江心铸龙镜,好用照湘累。”[ZW(]
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一,元刻本。
[ZW)]
徐仲孺有《咏杨花效六朝体》:“溪居惊物序,轻花夏委绵。零乱朱榴苑,飘飖翠稻田。逐吹近团扇,迎薫缀鸣弦。愁飞灞岸景,恨散章台年。晩姿非早玩,自向幽人妍。”[ZW(]
张豫章:《四朝诗·元诗》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ZW)]
两诗体物精工,风格绮丽,颇饶六朝风致。入明之后,诗学六朝之风益盛,至杨慎奋力鼓吹与积极实践,遂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思潮。胡应麟指出:“杨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绮缛,独缀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ZW(]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47页。
[ZW)]
钱谦益称:“用修乃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派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ZW(]
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一五,毛氏汲古阁本。
[ZW)]
四库馆臣认为,“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ZW(]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升庵集》提要,第1502页。
[ZW)]
。可以看出,学界对杨慎诗学六朝的取径及其影响,认识是比较一致的。杨慎有不少作品,题目中就标明“六朝体”,如《升庵集》卷一九有《出塞》诗,题下自注“地名,六朝体也”,卷二一有《秋夕效六朝体》等;有些作品题中虽未出现“六朝体”字样,但一望而知学六朝,如卷一三有《灵菊篇效陆平原》、卷二○有《赤岸山送别效谢灵运》等。至于题目中未标明所学而实学六朝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在前后七子“诗必盛唐”观念笼罩下的明代文坛,至此另辟蹊径,兴起学习、研究、取法六朝诗之风[ZW(]
明代为何兴起学习六朝之风,本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因与本文论旨无关,兹不赘述。雷磊《杨慎诗学研究》相关章节涉及此问题,可参看。
[ZW)]
。孙《书画跋跋》卷一“朱射陂卷”条:“朱子价,余犹及见之,诗多效六朝体。此卷谓是齐梁乐府语,固是合作。盖见时人学盛唐未似,欲出其上,不得已逃而之六朝。嘉靖中年多有此风。”[ZW(]
孙:《书画跋跋》卷一,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ZW)]
透露了明人学六朝的某种较普遍的心理动因。许多作家,也像杨慎那样,在题目中标明“六朝体”以为鼓吹。如蔡道宪有《舟晩见芙蓉共戏效六朝体》[ZW(]
蔡道宪:《蔡忠烈公遗集》,清道光十六年(1836)邓显鹤刻本。
[ZW)]
,贡修龄有《三妇艳仿六朝体》[ZW(]
贡修龄:《斗酒堂集》卷三,明末刻本。
[ZW)]
,亢思谦有《夏日苑中即事用六朝体》[ZW(]
亢思谦:《慎修堂集》卷一,明万历刻本。
[ZW)]
,沈长卿有《西湖初莲社序戏仿六朝体》[ZW(]
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九,明崇祯刻本。
[ZW)]
,帅机有《十四夜月明夕泛效六朝体一首》、《苦热诗效六朝体》[ZW(]
帅机:《阳秋馆集》卷九,清乾隆四年(1739)修献堂刻本。
[ZW)]
,王世贞有《闺怨(六朝体)》[ZW(]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五三,明万历刻本。
[ZW)]
,谢肇淛有《鹤翎扇效六朝体》[ZW(]
谢肇淛:《小草斋集》卷一五,明万历刻本。
[ZW)]
,俞彦有《陇头》诗,题注曰:“以下十一首古词并亡,今所拟皆六朝体。”[ZW(]
俞彦:《俞少卿集》,明崇祯刻本。
[ZW)]
如此之类甚众,不能一一。入清以后,此风相沿不废,如廖元度有《效六朝体》诗[ZW(]
寥元度:《楚诗纪》卷一二,清乾隆十八年(1753)际恒堂刻本。
[ZW)]
,吴骐有《仿六朝体》[ZW(]
吴骐:《颔集》,清康熙刻本。
[ZW)]
等。又陆以湉《冷庐杂识》载:“《毛西河集》附徐都讲诗,其女弟子徐昭华所作也。初,昭华请业于西河,命题仿六朝体《赋得拈花如自生诗》。”[ZW(]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五,清咸丰六年(1856)刻本。
[ZW)]
竟以六朝体作为弟子入门的考题,可见一时风气。到了清末,乃至形成一个以王闿运为首的、颇有声势的汉魏六朝诗派。以上是诗学六朝。至于文,随着骈散之争的展开和深入以及骈文地位的提高,学六朝之风远比明代更盛。如陈庆镛有《来降燕乃睇赋》,题注“以似曾相识燕归来为韵,学六朝体”,又有《碧桃满树赋》,题注“以碧桃满树红杏在林为韵,学六朝体”[ZW(]
《籀经堂类稿》卷六,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ZW)]
。胡凤丹《题香山黄芑香绍昌茂才秋琴馆诗钞》:“音义注三国,骈俪宗六朝。”自注:“骈文一册,仿六朝体。”[ZW(]
胡凤丹:《退补斋诗文存二编》诗存二编卷十,清光绪七年(1881)退补斋刻本。
[ZW)]
李元度《马章明先生事略》:“孙君承恩,原名曙,字扶桑,文工六朝体,诗学温李。顺治戊戌赐进士第一人,授秘书院修撰,数被顾问。”[ZW(]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八,清同治刻本。
[ZW)]
此类材料,载籍甚夥。清代是六朝之后又一个骈文创作高峰,这与清人推崇、学习六朝体密切相关。
六朝文风,在当时已受到刘勰、钟嵘等批评。尽管如此,入唐之后,依然影响深远,李白、杜甫等一流诗人,无不从六朝文学中汲取养料。然而,在理论批评上,不仅政治家、史学家从政教层面斥责南朝文风为“亡国之音”,南朝作家为“辞赋之罪人”,即使是文学家,如陈子昂、王勃、李白等,为了改革文风,也多否定六朝文学。特别是中唐以后直至宋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和最后胜利,六朝文风更是在观念上被全面否定,即使内心欣赏六朝的人,也很少公开标榜六朝。入元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六朝文风复兴,不仅理论上明确提出、倡导“六朝体”,更在创作上积极实践,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素负恶名的六朝文学,终于得到了较多正面、肯定的评价,甚至具有典范意义。陈祚明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曰六朝之诗自成一体可耳,概以为是卑靡者,未足与于风雅之列。不知时各有体,体各有妙,况六朝介于古近体之间,风格相承,神爽变换,中有至理,不尽心于此,则作律不由古诗而入,自多俚率凡近,乏于温厚之音。故梁陈之诗不可不读。”[ZW(]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九,清刻本。
[ZW)]
认为六朝体是古诗走向唐代近体诗的必经之路,深具卓识。至于六朝骈文,清人更是推崇备至。阮元等以骈文为文之正宗,欲将散体古文逐出文苑,而“骈体文字,以六朝为则,作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ZW(]
孙德谦:《六朝丽指》,王水照《历代文话》第9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24页。
[ZW)]
。这种观点在清代是较有代表性的。总之,“六朝体”的提出与盛行,说明六朝文学的价值,一直到明清时期即封建社会后期,才被充分认识和普遍接受。
由于“六朝”时间跨度较大,“六朝体”所概括的文学历史较长,故其内涵比较复杂,不像“建安体”那样单纯、集中。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所提出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陶体、谢体、徐庾体、选体、宫体、玉台体等,从产生时间看,都在六朝,因此,都可归入“六朝体”。然而,这些诗体之立名,通常只从某一角度着眼,强调某种特定内涵,故只揭示了六朝某一时段、某一作家、某一流派或某一体制、某一风格特征,而不能代表整个六朝文风,如“太康体”指晋武帝太康时期诗风,其特点是“结藻清音,流韵绮靡”;“永明体”指齐武帝永明时期诗风,主要特点是讲究声病。当然,也有一些诗体的内涵互有交集,如齐梁体当涵括永明体,玉台体当涵括宫体等。六朝体可以说是对这些细分的综合,是属概念上的总概念,概括了六朝各个时段、各种文体的共同倾向和时代特征。那么,这种具有共性的时代倾向和特征,到底有哪些表现呢?历来对此多有论述。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大雅久不作》:“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王琦注:“建安,汉末年号。于时曹氏父子及邺中七子作焉,诗体一变,世谓之建安体。自是而后,每降每变,下逮梁、陈、隋氏,靡丽极矣,世总谓之六朝体。”[ZW(]
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页。
[ZW)]
又明陆时雍曰:“《风》《雅》性情,西汉格力,建安材具,六朝华藻,唐人韵调。性情和雅,格力高深,材具敷腴,华藻英韶,韵调响振,此其体以类分,观由品别矣。”[ZW(]
陆时雍:《古诗镜》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ZW)]
清章学诚《文学叙例》:“汉人之淳质,六朝之藻绘,唐人之雅丽,宋人之清疏,体咸备也。”[ZW(]
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
[ZW)]
李调元《冰清玉润集序》:“五字城高,得隋州之俊爽;六朝体丽,有开府之清新。”[ZW(]
李调元:《童山集·文集》卷一九,清乾隆刻本。
[ZW)]
这些评论,虽褒贬有异,但都指出了六朝文学重视文字之华美,藻采之修饰的风气。追求丽藻,是六朝体的基本特征。
六朝体的又一特征,是语言骈偶。清顾景星《答潘江如杂》:“来问杜《岳麓山道林寺》是古是排?按五七言古,句句排仗,六朝体也。”[ZW(]
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四三,清康熙刻本。
[ZW)]
所谓“排仗”,指句式的俳偶、对仗,本也是追求丽藻的结果,只不过其审美旨趣重在语言形式的均衡、对称之美。文用骈偶,本不始于六朝,然至六朝其风日炽,正如刘勰论宋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ZW(]
《文心雕龙注·明诗》,第67页。
[ZW)]
,可见一时习尚所在。其实,刘宋时期并非骈化高峰。王闿运论骈文演化进程曰:“骈俪之文起于东汉,大抵书奏之用,舒缓其词,经传虽有偶对,未有通篇整齐者也。自刘宋以后,日加绵密;齐梁纯为排比,徐庾又加以抑扬,声韵弥谐,意趣愈俗。”[ZW(]
王闿运:《湘绮楼论文》,《国粹学报》总第22期,1906年9月20日。
[ZW)]
所论大致符合史实,然中间忽视了两晋一环。盖陆机、潘岳之文,骈化日深,乃至有通篇俳偶者,标志着骈文体制的初步形成。刘宋以后,不仅诗歌骈化日深,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各体文章,如“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ZW(]
孙德谦:《六朝丽指》,王水照《历代文话》第9册,第8427页。
[ZW)]
,只有少数史著、学术著作和小说还保持着散体面貌。而刘勰《文心雕龙》是全部用骈文写作的文学理论专著,何之元《梁典总论》、傅《明道论》一为历史著作,一为哲学著作,也都用骈体,这在六朝之外的其他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六朝被视为骈文的极盛时期,讲求骈偶是六朝体的显著特征。
六朝体的第三个特征,是追求声律之美。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八《总论》云:“六朝以来,风格相承,研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ZW(]
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页。
[ZW)]
揭示了六朝以来文章雕镂日精、声韵日谐的特征。盖诗文讲求声韵效果,古来有之,只是此前多凭对音声长短、音调高低等的自然感觉,至六朝而追求趋于自觉。刘勰评太康诗“结藻清音,流韵绮靡”即含音韵之美。陆机《文赋》论行文技巧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张少康《文赋集释》引徐复观语:“按此两句就文章的韵律而言”,“由音声之迭代,即由不同声调的更迭使用,使每一声调皆能发挥韵律中的作用,有如五色因相互配合而色泽更宣明以成其锦绣一样。‘迭代’两字,可以说是开始自由觉所提出的声调配合的原则,开尔后四声说的先河”。[ZW(]
张少康:《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引文中“开始自由觉所提出”不成语句,当为“开始自觉提出”之讹。
[ZW)]只是陆机生活的时代,没有发现汉语四声,所以还不能提出声韵调谐的规律。到了南朝,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说,将当时的音韵学成果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中,形成了永明新体诗,一时蔚为风气,“士流景慕,务为精密”[ZW(]
《钟嵘诗品讲疏·序》,第24页。
[ZW)]
,并引导着诗歌的发展潮流。当然,此时的声律说只论四声而不分平仄,八病拘忌太多,实际上难以遵守;注意到诗中奇、偶句之间的“对”而忽视了偶、奇句之间的“粘”,因此,与唐代声律论相比,远未成熟。所以,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说:“六朝体宽无粘,韵得叶用,粘缀但情真意切,得句即佳。”[ZW(]
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ZW)]
尽管如此,六朝体对声律的自觉探索与实践,代表了古典诗歌发展的新方向,其重大意义不可忽视。
六朝体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以上所举丽藻、骈偶、声律三端,只是其荦荦大者,不过已能大致概括出六朝文风的主要特征和时代趋向。这种特征,既有文学发展内部的规律作用,又与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清谈即这种文化环境中的重要一端。